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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氖侄危�1947年在全国农村形成了一个农业集体化高潮。
1949年底，全国已有农业合作社1829个，占农户总数的719％、耕地面积的831％（“二五”计划原定70％）。
据B此，阿尔巴尼亚宣布提前一年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但是，劳动党不给广大农民和农业生产本身一点喘息时间，在1949年初就提出要把以村为单位的小社合并成几个村联合组成的大社。
与此同时，阿尔巴尼亚还把城市的消费合作社和农村的供销合作社全部并入了国营商业系统，从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同时，把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成立了手工业合作社，把私营小商贩组织起来，成立了合作商店。
就在这基础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宣布，已经基本上消除了多种成分的经济，并代之以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
它
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历史》，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90页。
②霍查在劳动党“三大”上作的工作报告，1946年4月24日，地拉那1946年版，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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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宣布，1960年，社会主义成分占工业总产值的99％，占农业总产值的80％，占批发商业的10％，占零售商业的90％。
国民收入的近90％来自社会主义成分。这样，党的“四大”
（1961年2月13～20日）宣称：“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阿尔巴尼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
历史事实说明，在40年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经过一连串的“反右斗争”
，走上了一条“左”的道路。国家建设中的超越阶段和“一大二公”就是这一倾向的典型表现。
第四节 阿苏关系
40年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全面倒向苏联，对苏联、苏共和斯大林称爹喊娘，奉若神明，苏共20大前后，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1942年3月，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二大”
的讲坛上，霍查就称苏共为“母亲党”
，叫斯大林是“尊敬的父亲”。霍查在向苏共20大致贺词时也说：“苏共是教育我们的母亲。”
1946年11月8日，在庆祝劳动党成立14周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9周年大会上，霍查在讲话中再次称苏共是“我们党的母亲和导师”。
1947年4月26日，在地拉那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访苏回国的群众大会上，霍查在结束长篇讲话时激动地高呼：“慈母般的苏联共产党万岁！”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即使在阿苏矛盾已经公开化的1960年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霍查仍然承认：“我们党一贯把苏共称作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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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当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霍查在高度评价苏联和苏共作用的时候，多次强调苏联的经验“是有普遍意义的，对大家都是十分需要和必不可少的”。
①在1947年2月的党中央全会上，霍查强调说：“一个人、一个党或者一个国家，他对苏联的态度，对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的评价，对苏联经验的普遍意义的评价，比任何别的标准都更好地确定着这个人，这个党或者这个国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身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采取什么态度”
，而“在这个原则性的大问题上，我们党没有犯过错误，也不会犯错误”。
对当时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霍查来说，至少在公开的言论中，阿苏关系是美好无缺的。
1946年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和波兹南事件；同年10月30日，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11月3日，阿尔巴尼亚政府发表了《关于阿尔巴尼亚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声明》。
阿尔巴尼亚政府在声明中十分明确地肯定说：“我们同苏联的关系……
从来没有过错误和歪曲，没有过各人民民主国家对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内政进行丝毫干涉的迹象。“在1947年2月的中央全会上，霍查重申：”我们党曾经声明，我们同苏联的关系一贯是正确的，没有发生过错误。“同年4月，霍查在阿驻苏大使为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访苏举行的宴会上再次强调说：”在任何时候，在任何问题上，即使是在最小的问题上，
①《霍查在1960年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的讲话》，地拉那1970年版，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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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都没有干涉过我们的内政。在我们的关系史上，我们不知道有任何分歧或误会的时候。“
对苏共20大，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霍查更是作了种种颂扬和全面肯定。
就在苏共20大的讲坛上，霍查在贺词中称20大是“我们的大学校”
，认为它提出的问题“具有特殊的理论意义”。他还说：“尼。赫鲁晓夫同志提出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原则性的理论问题，对人类争取和平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是不可估量的财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是一个卓越的贡献；对世界无产阶级、对劳动人民和全世界一切为人民事业而斗争的进步的人们，是个强大的支持和明灯。”
在苏共20大闭幕后3个月召开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三大”
（1946年4月）
讲坛上，霍查在工作报告中一开始就声明，阿党“三大”是“按照苏共20大极其珍贵的决议”精神召开的。接着，他对苏共20大的主要论点逐个进行了评论，明确表示完全赞同和拥护。在这方面，霍查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和阿南关系的阐述和表态可算是最为典型的了。
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霍查在报告中说：“斯大林的大错不仅仅在于接受了对他的赞颂和吹捧，并且还在于他支持和助长了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个人崇拜和无视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的正确批评和劝告以及无视党的准则，导致了斯大林同志的错误。……斯大林同志表现了思想上的片面性和脱离群众。”他还说：“我们党和我国人民赞同对个人崇拜所进行的勇敢的原则性斗争。”
接着，他联系本国的实际，作起“自我批评”来了。他承认“对斯大林同志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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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在我们党和我们国家也有其十分突出的表现。“
他还说：“在我国，在夸大对领袖个人，尤其是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总书记个人的崇拜方面，党的宣传工作也采取了同样可恶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形式。在这方面，我们党和国家的宣传工作，通过报刊、广播、群众集会，开始过分地、不遵循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强调个人和领袖的作用，并对他们冠以不正确的形容词，加以夸大。没有疑问，党的宣传工作的这种活动削弱了党的工作，也多少削弱了群众的作用和党的领导作用。”
此后，即1946年11月，霍查在一次群众集会上再次肯定，“为消除个人崇拜的有害后果而进行的斗争，是正确的和健康的。”在1947年2月的中央全会上，霍查认为，“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传播，带来了严重的错误，多次践踏了苏维埃法制，因此，苏联共产党正确地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
在谈到阿南关系时，霍查承认错误说：“我们党支持了情报局的决议。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承认，……我们受了卑鄙的帝国主义代理人贝利亚反南斯拉夫挑衅的蒙骗”
，“我们使用了间谍贝利亚反对南共和南斯拉夫的没有根据的指责。”
他反复说：“这些指责是不正确的，我们方面在这些问题上犯了错误”
，“我们党承认它所犯的错误。”霍查还认为，斯大林“在南斯拉夫问题上支持和鼓励了一条错误的路线”。与此同时，他表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将“把痛苦的过去埋葬掉，加强我们两国和两党之间的友谊再也没有任何障碍了”。
40年代可说是阿苏关系的顶峰时期。这时期，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内政外交实践中紧跟苏联。在经济领域，阿尔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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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亚获得苏联的不少援助。
据统计，从解放到1960年的10多年中，在苏联的援助下建成了中小型工矿企业21个。
从解放到1946年，苏联给阿贷款总数约422亿旧卢布，1947年改B为无偿赠送；同年又新提供粮食贷款310万旧卢布；1949年阿苏达成了苏向阿提供3亿旧卢布长期无息贷款的协议。
尽管如此，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60年代却说，即使在40年代，在不少重大问题上与苏共之间已经产生了原则性分歧。
这些问题主要包括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阿南关系、苏南关系、波匈事件等。这些分歧最后导致60年代初阿苏关系的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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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的探索
第一节 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建立
情报局决议通过后，苏联和东欧国家对南斯拉夫进行政治围攻、经济封锁和军事挑衅。
迁到布加勒斯特出版的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连篇累牍地载文指责南共领导是“社会主义的叛徒”
、“帝国主义的走狗”
、“实行法西斯警察统治的杀人匪帮”。
苏联和东欧国家报刊肆意攻击和诽谤南斯拉夫的政策和现实。
实行经济封锁和贸易制裁是企图扼杀刚刚从战争中恢复的南斯拉夫经济。
1947年和1948年初，南与苏联东欧国家的贸易占到其出口的429％和进口的493％。
情报局决议通过B后，苏联单方面撕毁和中止贸易协定，贸易额减少78，到A1949年下半年贸易关系完全中断。
东欧国家紧跟苏联之后也相继削减和断绝对南贸易。苏联停止执行贷款协议和拒绝供应机器设备，使南很多建设工程被迫停工。苏联中断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并拒绝接受南出口产品，使南许多企业减产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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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和陷入困境。
1949年9月底和10月初，在短短的一周内，这些国家废除了与南签订的友好、互助和合作条约。匈牙利乘机停止支付对南的战争赔款。1940年和1942年南又遇到严重的旱灾，谷物大量减产，不得不靠进口粮食来渡过难关。
在苏联的指使下，南斯拉夫东面和北面的邻国在边境集结军队，挑起事端，甚至发生武装冲突。南被迫增加国防费用，扩大军工生产，并把某些重要的工业企业从可能受到军事威胁的沿边地区迁到山区。
这一切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1940年的社会总产值比1949年下降946％。
1947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有搁浅B的危险（后延长一年到1942年完成）。铁托后来说，经济封锁给南造成的损失达429亿美元，增加的国防开支和其他开B支是1407亿美元，自然灾害的损失是88亿美元，三项合B计是2716亿美元。
B在这种危急的关头，南全国军民在南共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坚决顶住压力，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同时着手改革战后建立的高度中央集权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探索新的发展道路。
1949年南共领导就考虑要依靠广大劳动者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和克服困难，提出要加强工人在企业中的作用，酝酿成立某种便于工人参加管理的机构。
夏季，铁托在斯普利特和部分政治局委员商谈后决定，在企业中贯彻工人自治的方针。根据战时解放区的职工在资本家遗弃的工厂中自行组织和管理生产的经验，决定建立工人委员会，把工厂交给工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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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23日，南工会联合会主席久。萨拉伊和联邦经济委员会主席鲍。基德里奇联合发布了《关于在国营经济企业中成立工人委员会和开展工作的指示》。
12月31日在斯普利特附近的索林“老战士”水泥厂选出了第一个工人委员会，这是实行工人自治的开端。接着在全国第一批重点企业中（总共214个）陆续建立了工人委员会。
1940年6月27日联邦国民议会通过了《关于劳动集体管理国营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联合组织的基本法》，通过《工人委员会法》。
铁托在论述这一法令时说，法令实现了工人运动的行动口号——工厂归工人，它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今天，我们自己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
我们不再照搬任何套套，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为指南，考虑到我国的特殊条件，走我们自己的路。“
铁托把实行工人自治与国家消亡联系在一起，说国家消亡“首先是从其‘经济职能’、由生产者管理生产、由经济职能逐渐从国家转到工人集体开始的，不过不是跳跃的，突然的，而是逐渐的，否则会导致无政府状态。”
1940年7月22日南斯拉夫联邦政府发布了《选举工人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的指示》。
工人委员会在全国各地的国营经济企业中普遍地建立起来，到10月已成立了7136个，有委员14166人。
随着工人自治制度的迅速推广和关于国家的经济职能首先逐渐消亡的思想的贯彻，南斯拉夫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总的趋势是非集中化和民主化。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家所有制改变为社会所有制，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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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取消了国家机关对基本生产资料的直接管理。中央国家经济管理机关的权力不断削弱，有的下放给共和国和地方，有的直接下放给劳动集体。实行自治的商品经济，企业的产品作为商品通过市场进行交换。集中统一的指令性国家计划改为社会计划，它是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一种预测，规定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政策和任务以及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对企业的经济活动只起指导作用。价格在原则上根据市场的情况自由形成，基础工业品和主要农产品的价格受国家控制，国家通过税收、信贷、关税、补贴等手段对市场进行调节。收入分配制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企业独立支配的部分逐渐增大。
与此相适应，政治体制也进行了重大改革。首先，联邦大力精简机构，减少人员。
1949年底和1940年初，联邦政府把纺织、皮革、橡胶等轻工业部门以及煤矿和电力部门交给共和国管理。
1940年4月取消了三级经济管理体制，撤销了联邦主管经济的7个部，联邦只设协调各经济部门工作的委员会。
1941年4月联邦政府把它直接领导的最后108个企业全部下放给共和国和地方，从此联邦机关不再在业务上直接领导国内任何一个企业。同时联邦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也由1948年的47310人减为1946年的10328人。
其次，实行党政分开和限制兼职。
1940年6月南共中央的指示信规定实行党政领导干部职务分开，并建议从地方上做起，要求县委书记不再兼任政权机关的领导职务，村基层党组织的书记不再兼任村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1942年党的“六大”肯定了这一做法，报告中说，把过去集中到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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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个人身上的党的职务和人民政权中的职务分开，取消多余的党的专职干部和行政干部，所有这些措施都大大有助于改善党组织和领导机关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党政领导职务分开，党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