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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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在1946年12月临时中央会议决议中提出，本着民族完全独立、自主和主权的原则，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亲密友谊和密切合作的关系是本国对外政策的基础。
1947年1月政府声明进而提出要依靠同苏联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牢固联盟；根据平等、民族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及互利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平友好关系。
1962年，作为西方施压手段的“匈牙利问题”从联大议程中取消。
1964年西方与匈牙利关系松动，政治、经济、文化交往逐渐增加。
美国、西欧在与苏联保持军事对峙的同时，采用和平渗透办法与苏争夺东欧，尤其在匈实行新经济体制后，西方把匈作为工作重点，增加高级接触，抬高匈国际地位，鼓励匈“这样较小的国家”在欧洲起“重要作用”
，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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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与匈发展经济、贸易关系。而匈出于自身需要，为从西方取得资金和技术，积极同西方发展经济贸易合作。
与此同时，匈苏矛盾逐渐发展。匈牙利事件后，赫鲁晓夫曾给予卡达尔大力支持，卡对赫怀有深厚感情，赫被赶下台时，卡心存芥蒂。在匈打破外交孤立，经济发展、实力增强同时，要求具有独立面貌的愿望日趋浓烈，民族利益被置于越来越重要位置。匈牙利实行新体制，加速与西方发展经济关系受到苏联和某些东欧国家领导人的指责，匈苏矛盾开始公开化。双方矛盾主要表现在经济关系上，尤其是原料、燃料供应和价格问题，以及要求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上。匈虽与苏存在一定矛盾，但并未放弃在政治和外交上与苏政策总体的协调一致。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外交政策上不背离苏所指定的总原则，同时表现出一定独立性。
70年代匈外交政策新指导思想逐渐形成，其最重要任务是，为本国社会主义建设争取有利的外部条件，在全世界为保卫社会进步、民族独立与持久和平而斗争。
具体内容有：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广泛合作；支持发展中国家反对帝国主义、消除殖民主义残余和争取进步的正义斗争；根据和平共处的原则，在完全平等、互不干涉和互利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匈牙利在发展东西方关系中起桥梁作用；推行多边外交和经济外交。1974年欧安会后，匈表示要“毫无保留地贯彻”欧安会文件，积极与西方国家全面发展关系。卡达尔本人连续出访奥地利、意大利、西德等国，西方报刊称卡的访问是“匈同西方关系进入新阶段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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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共运中，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强调尊重平等原则。早在1949年匈党“七大”上，卡达尔提出既不能忽视本国具体情况和民族特点，也不能忽视国际共运经验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
1961年12月，卡达尔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提出，国际共运中各党都是完全自主和平等的，没有上级党和下级党。
1966年12月匈党“九大”决议指出，每一个共产党应该按照本国历史、社会和经济条件制定自己的政策。
1968年2月，卡达尔在布达佩斯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开幕辞中进而提出，国际共运现今没有中心，既不需要有一个也不需要有若干中心；各党都完全独立地进行工作。
1969年6月他在莫斯科会议上又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在今后将会表现出道路和形式上的更大多样性；既要遵循社会主义建设普遍的共同规律，同时又要重视各国的条件、历史和民族的特点。
1974年3月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卡达尔把匈的立场形象地表达为：坚定不移地坚持我们的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象征性地说，坚持红——白——绿旗帜（指匈国旗）
；同时我们也忠于标志国际团结的红旗。
1976年6月他在欧洲共产党会议上说，各国人民有权自主地、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选择其指导思想和它所希望走的道路。
1977年1月他在总结匈牙利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文章中强调，接受经验并不意味着机械地抄袭和损害独立自主。
1976年12月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日夫科夫公开撰文反对欧洲共产主义，称之为新式的反共主义。同月卡达尔访问奥地利时表示不抱有这种看法。在苏批判欧洲共产主义情况下，1977年夏卡达尔访问意大利在谈及欧洲共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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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问题时说，西欧党根据本国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寻找各自的社会解放道路，这不仅是它们的权利，而且是它们的义务。
在外交和国际共运政策上，匈牙利政府和执政党虽没有脱离与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一致立场，但在强调独立自主、维护民族利益和特点方面，表现出一定独立性。这得到西方的青睐和西欧共产党的赞赏，有助于增强其国际发言权和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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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捷克斯洛伐克“三五”计划的失败和诺沃提尼的垮台
第一节 “三五”计划受挫和捷共12大
1960年通过的捷克斯洛伐克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三个五年计划（1961～1964）执行不到两年，暴露出一系列严重问题，原计划显然脱离实际，捷领导被迫宣布停止执行，将五年计划改为年度计划。这在当时东欧国家中是一个相当突出的事件。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经济经比较发达的国家，头两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较好，经济上取得了相当的发展。
1960年，捷钢产量达676万吨，为1948年的24倍，占世界钢产B量的194％；煤产量达8169万吨，为1948年的2倍多，占B世界煤产量的21％；发电量达2444亿千瓦时，为1948年B A的3倍以上，占世界总发电量的104％；人均肉的消耗量由B1948年的289公斤上升到1960年的468公斤。
但是，第三B个五年计划受到严重挫折，不能不发人深思。
该计划1961和1962年执行的情况是，数量、品种和技术指标均未完成。工业生产仅完成计划的993％，农业1962年比1948年下降B68％，仍停在战前水平，农作物仅完成计划的84％，畜牧业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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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计划的93％。生产计划未完成，产品库存积压却增加了39亿克朗。国民生产总值头两年增长不足1％，国民收入呈下降趋势。
1960年，人均国民收入为12，896克朗，1964年下降为12，280克朗。基建战线过长，投资1，600亿克朗，因不少项目未按期投产，使国家损失100多亿克朗。市场供应，特别是食品供应困难，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外汇形势紧张。
群众不满情绪增长。
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特别是工业与农业，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失调更加严重，原材料供应更加紧张。
在此形势下，捷克领导于1962年上半年宣布停止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将五年计划改为年度计划。
据捷统计局公布的材料，1961至1964年期间，工业增长29％（亦说20％）
，农业减产3％，国民收入增长103％（亦说B2％）
，这是捷战后经济增长率最低的4年。有的历史学家称“三五”计划是“经济灾难的计划”。
“三五”计划的失败，在捷国内引起了不同的反应。
1962年12月召开的捷共12大及其前后的几次中央全会认为，“三五”计划之所以受挫，是由于1948年的经济改革措施执行不当，在计划和管理中未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出现了无政府主义和自发倾向，削弱了中央的领导，一些地方只要权力，不要责任，基本建设随意加码，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造成原材料和市场供应紧张，外贸出现困难。这实际上是认为1948年的改革试验是“三五”计划失败的主要原因。捷领导认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未执行与捷签订的经济合同，不按计划向捷供应原材料和食品，是捷经济困难和计划失败的外部原因。
1962年4月诺沃提尼在中央全会上谈及此问题时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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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指出，中国大幅度压缩对捷贸易，减少了原料、食品、棉花、有色金属等重要物资的供应，加剧了捷经济的困难。事实是，中捷贸易在捷外贸中的比重仅占1％左右，起不了多大作用。
中国由于三年困难和经济调整，削减了对捷的贸易，对捷经济不产生重大影响。捷共领导人的讲话，只是为了转移人民的视线，也是出于追随苏联反华的需要。
捷国内不少人则持另一种看法。认为“三五”计划的失败，是捷共领导人不注意本国特点，照抄苏联经济模式，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的结果，也是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结果。这种看法看来比较合乎实际。
还必须指出下列因素：捷经济发展虽已达到相当水平，但它的能源、原材料匮乏，10％的天然气，94％以上的石油，80％以上的铁矿砂均仰仗苏联供应；对农业重视不够；粗放经营的潜力已经挖尽；与西方在科技水平上的差距日益扩大，产品在国际市场缺乏竞争能力；整个经济机制对迅速发展的世界经济和技术缺乏应有的适应和应变能力。以上是捷“三五”
计划失败的重要原因。
此外，由于当时国际形势紧张，捷国防开支增加，还承担了“大家庭”的所谓国际主义的援助任务。这无疑也加重了捷经济的负担。
在1962年12月召开的捷共12大上，由诺沃提尼作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他分析了“三五”计划失败的原因，提出了今后的11项任务，把消除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失调作为头等任务。大会还决定制定1964年至1970年的七年计划，准备使捷经济从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化经营过渡，提出发展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环节，而以重型机械工业作为生产资料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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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农业被提到重要位置上，提出了“到1970年使农业达到工业的水平”的口号①。大会还决定发展消费品生产，注意利用本国资源和原材料，发展科技，加强同经互会成员国、特别是同苏联的合作，实行国际分工。大会提出要大力加强中央的领导，维护党的团结，开展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以及各种敌对思想的斗争，等等。诺沃提尼称，以上各项任务的总的出发点，是为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
，“为今后若干年内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条件”。
②很明显，在赫鲁晓夫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大致同时进入共产主义理论的影响下，捷共领导人仍受到超越阶段的思想束缚。
关于经济管理体制问题，捷共12大针对1948年的改革，特别强调要加强党中央和政府对经济的领导和管理，强调计划的作用。认为中央不仅要决定计划的制定，而且要直接领导计划的执行。在生产、科技、价格、财政等部门，都必须如此。在农业中，也应以国家计划作为管理的主要手段。诺沃提尼强调说：“国家计划就是党的第二纲领”
③。这就是说，国家计划不仅是法律，而且成了党纲。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加强中央机关和政府各个部在执行国家计划方面的职责，在各级管理机构中加强中央的领导和纪律。
捷共12大不再强调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注意价值规律和商品货币关系等经济杠杆了。
这样就否定了1948年的经济改革，使捷经济重新回到
①《诺沃提尼言论集Ⅲ，1962～1964》，捷文版，第20页。
②《诺沃提尼言论集Ⅲ，1962～1964》，捷文版，第14页。
③《诺沃提尼言论集Ⅱ，1948～1962》，捷文版，第6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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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的轨道。
第二节 捷共13大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尝试
1966年4月31日至6月4日，捷共召开了第13次代表大会，肯定了捷共12大提出的国家长期发展目标；同时指出，捷克斯洛伐克尚处于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开始阶段，而这一阶段比预料的要长一些。大会召开前，捷共在党员和群众中就大会的议题开展广泛的讨论。不少人对捷共党内和经济生活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批评，主张从政策和人事上予以解决。
13大在党员和群众讨论的基础上，对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认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制定未从捷现实可能性出发，规定了过高的发展速度，以致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受到破坏，生产和消费关系比例失调，对农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意义认识不足，国民经济发展缺乏必要的后备，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结果导致“三五”
计划的失败和经济发展的停滞。大会决定继续发展生产力，改革经济结构，以促进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会议通过了第四个五年计划（196～1970）的控制指标：国民收入增长24％，工业增长30～32％，农业增长20％，个人消费增长21％；斯洛伐克工业增长超过全国的平均速度，其中化学工业增长86％，机械工业增长64％，消费工业增长30％。
人们认为，同第三个五年计划相比，以上指标比较现实一些。
大会十分注意将捷经济纳入经互会的分工范围，特别强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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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合作，认为这是捷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提高的前提条件。由于诺沃提尼等主要领导人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的错误并未克服，加上国内政治斗争日趋尖锐，13大决议未能进一步具体化，决议精神未得到认真贯彻，在许多方面还从决议的精神后退。
1948年的经济改革虽然被中止，但改革思潮仍在发展。
不少人在探索捷经济的出路，捷共中央有部分人也逐步倾向于进行改革。以著名经济学家希克为代表的一些人率先提出了市场机制的原则，得到了一些领导人的支持。
1963年，成立了以希克为主席的捷全国经济改革委员会，经过比较充分的调查研究，于1964年提出了《关于完善国民经济管理工作的主要方针和党的工作》的文件，于1964年由捷共中央批准公布。
这是一个妥协性的决议。
一方面要求取消强制性指标，逐步实行灵活的竞争价格，并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分散投资决定权，但另一方面又强调计划的主导作用，保留几项指令性指标，实行自由价格的范围也比较小，仅达10％。此外，在外贸、财政和银行工作方面的改革迈步还不大，文件还规定了较长的过渡期。文件公布后，由于种种阻力，改革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这引起许多人的不满。
在改革力量的推动下，捷共中央于1966年4月通过了关于改革的第二个文件，即《关于加速实施新管理体制的原则》。这个文件较多地反映了要求改革的主张。文件明确提出，必须尽快在最大程度上实行自由竞争价格，中央计划的作用是在大的方面对经济进行指导，而且须通过政府政策的间接手段来贯彻实行，不许给企业规定强制性指标，企业必须有真正的自主权，特别是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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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权，企业可直接进入外贸市场。此外，对企业实行统一税率的征税制，以代替现行的差额税制。文件还强调要运用社会主义的商品货币关系。按文件的规定，1967年1月进行批发价格改革后，立即将经济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