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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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农业生产总值将比1961～1964年增加约20％，每年平均增长率为34％。农民的实际收入将增加20％。
B在罗共领导下，五年计划规定的各项指标胜利完成了。
到1970年社会总产值增长了41％。
对整个经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部门如：电力、热力、冶金、化工和机器制造工业，在工业中所占的比重，已从1964年的42％提高到1970年的401％，其产值已超过全国工业产值的一半。五年计划结束B时，电子工业增长了18倍，自动化设备增长了46倍，化B学纤维增长了27倍，塑料和化肥增长了2倍，钢产量达到B了640万吨，人均钢产量达322公斤。这五年间建造了许多新的工业项目，如648匹马力的电力机车、“达契亚”和“阿罗”牌小汽车、电子机算机、程序控制机床、自动化仪表等。
由于国家工业化的实现，使工业成了罗马尼亚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和决定性部门。
到1970年，工业已拥有了整个固定资产的379％，从事工业的人数达到了227万。工业化的结果大B大地改变了罗马尼亚的面貌，罗在不到24年的时间里，从一个工业不发达和农业落后的典型的农国变成了一个具有强大工业和处于全面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主义农业的工业农业国。
“九大”
在罗马尼亚的历史上是一个新的转折。
在这次大会上，提出了更改国名的建议，同年大国民议会通过了新宪法，决定把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改为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同时还决定把党名恢复为罗马尼亚共产党，并通过了新的党章。罗共九届一中全会选举齐奥塞斯库为总书记，并选出了由14名委员和10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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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7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常设主席团，以及由8人组成的中央书记处和9人组成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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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保加利亚为加速经济发展和“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
第一节 提前两年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1948～1962）
1948年保共“七大”通过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要求首先发展机器制造、黑色和有色冶金、化学工业等，进行工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协作。农业方面要求更充分利用土地、机械和其他生产资料，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巩固合作社经济，增加社员收入。鉴于当年国内出现了巨大的劳动热潮和国际国内的有利形势，10月，日夫科夫便在保共中央全会上提出加速发展经济的可能性和提前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号召各级干部深入基层，带领群众，挖掘潜力，加快建设步伐。
1949年1月日夫科夫向全会提出《加速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状况，改组国家和经济领导》的报告提纲，获得通过。全会认为在加速经济发展时必须消除过去在国家和经济领导工作中过分集中的弱点，使地方和劳动人民得以更充分参加国家和经济的管理。不久后，国民议会根据全会决议精神通过了重新划分国家行政和经济区域的决定，把过去的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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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州三级行政管理改为乡、州两级管理，将原有的117个县、13个州改组为30个行政经济州。
这时撤销了工业部等6个中央部，改设若干委员会，负责经济协调工作，将经济领导实权下放到新设立的州里。但是实践证明，在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把集中的部门管理一下子改变成为地区管理，不但助长了分散主义和地方主义的倾向，而且损害了国家的整体规划和领导能力。一两年后，不得不恢复中央部门的管理体制。
这期间，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发展迅速，开始兴建克列米科夫齐冶金联合企业、德夫尼亚化工联合企业等大型项目，机械工业一直保持着发展的首位。在经互会分工下，电子工业也于60年代开始起步。
这些年的工业投资额以每年平均增加292％的速度递增。
1960年底国家的统计数字表明，原定于B1962年达到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主要指标：社会总产值达到100亿列弗，工业产值比1947年增加60％，商品零售额比1947年增加40％，外贸总额比1947年增加44％，均已于1960年底完成或超额完成。只有农业产值落后于原定1962年完成的指标。
1960年的国民收入为1939年的2819％，工B业产值为1939年的12倍，农业产值为1939年的1423％。
B1948年到1960年，国民收入每年平均增长116％，明显高B于前两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平均年增长率（81％）。可见这时B保加利亚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是比较高的。
在这期间，保共中央肯定了农业生产合作社通过联合扩大规模的做法，认为并社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
1949年并社活动达到高潮。到1960年，全国329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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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成为932个规模更大、实力更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每个大社平均占有耕地4266公顷，有社员1700余人。农业社的合并使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都更为集中，对农业生产现代化起了一定推动作用，但是由于社员收入分配中的土地分红比重迅速下降，1949年基本上由社员“自动放弃”
土地分红，实现了农用土地的公有化。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相当一个时期，保共都把这次变革视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完善和进步”
，以为它会为农业生产的集中化和专业化开辟广阔的天地，这就是保加利亚继40年代中期农业合作化之后社会主义农业的“第二次集中”。
在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这三年中，由于农业机械化、水利化、化肥化的发展，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增长较快，小麦、玉米、葡萄等主要农作物的单产量增加了18～34％，增长幅度高于前两个五年计划期间。但是总的说来，保加利亚的农业产值在前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每年平均增长34％，而B同期工业产值每年平均增长164％。
它的农业发展无论与本B国的工业发展还是与中欧西欧一些国家相比，都显得十分落后。
此外，由于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许多大型工业企业落成投产或扩建，工业外延发展的势头迅猛，大批农村人口流向大城市和工业区。
从1946年到1960年，有40余万人从农村迁入城市，约占农村人口的8％。
这种迁移趋势在后来一些年份显得更为严重。
到60年代后期，保城市人口已超过农村人口，并且形成了不利于农业发展的农村人口老龄化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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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第四、五、六个五年计划期间（1961～1974）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1961年春，日夫科夫在全国党政积极分子会议上宣布，第三个五年计划（1948～1962）
已于1960年底提前两年完成。
同时也指出经济建设中普遍存在浪费大、效益低等现象，亟待解决。随后即采取措施遏止工资基金的超额增长，努力将投资集中到重点项目上来，并取得一定成效。
1962年12月召开的保共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第四个五年计划（1961～1964）的指示。它要求在这五年间工业产值增长70％，农业产值增长44％，仍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预计布尔加斯石化联合企业等大型工程将开始投产。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保加利亚1961～1980年发展前景规划规定“在20年内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目标，鲜明反映了当时以苏共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人的盲目冒进思潮。
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表明，这五年的投资额超过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投资总和。这期间国民收入增长了383％，工业产值增长了74％，农业产值增长了171％。重B工业取得了较大发展，农业生产开始了集中化和专业化过程。
国家还采取了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改进贫困地区生产条件等一系列措施。
1966年召开的保共第九次代表大会提出进一步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五个五年计划（196～1970）
，要求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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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完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
，保证经济高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更大提高。
这时提出了使一切经济部门集约化和现代化，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任务。确定这个五年计划仍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工业化为重点，要求提高农业的集约化和效益。预定国民收入增长40％，工业产值增长70％，农业产值增长30％。到1970年，前两项指标均已完成，唯有农业产值只增长了184％。
B1971年保共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纲领和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1971～1974）
的指示，国民议会随即通过了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宪法。第六个五年计划要求加速实现生产的专业化、集中化和经互会成员国经济的一体化。预计国民收入将增加40％，人均实际收入将增加30％。
1974年国民收入实际增长447％。
B从1961年到1974年执行第四、五、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收入每年平均增长774％，工业产值共增长34倍，农B B业产值增长60％，人均消费基金增长14倍。这个时期，国B民经济发展比较平稳，重工业基地陆续建立，农业的现代化有相当进展，同时加强了畜牧业发展，注意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特别是在1970年波兰事件之后，保共中央于1972年制定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20年长远规划并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如鼓励城乡人民利用闲置土地从事副食品生产等，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改善。这期间农民的收入增长超过了职工的收入增长，耐用消费品，如家用电器和汽车等开始进入人民生活。
70年代开始大规模兴建住房。这个时期尽管保加利亚的经济经结构和农业经济中已存在不少隐患，但被普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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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它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这个时期保加利亚的经济发展存在着三个主要问题：（1）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已不能适应经济和科技发展的需要，但未找到新的管理模式。鉴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经验和本国情况，保于1964年首批在40个企业试行以经济核算为中心的国民经济领导新体制。
1966年在试点的基础上减少国家指令性计划指标，全面推行国民经济领导新体制。但因改革措施不配套，收效很差。
1968年保共中央提出全面完善社会管理体制的设想，但对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民主化原则阐述较多，落实的实际措施很少，流于空谈。
在捷克斯洛伐克改革受挫后，保加利亚于1969年着力于改变工农业经济组织形式，旨在实现工农业生产的专业化、集中化。
在工业方面成立了120家经济联合公司，继而合并为60家。
在农业方面成立了集农业生产、加工和科研于一体的农工综合体。
1971年在全国800多个大型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国营农场的基础上成立了170个农工综合体，每个农工综合体平均占地24万公顷，拥有劳动力6400人。
这种变革并未使生产B经营单位摆脱国家行政管理的旧轨道、反而给它们带来冗赘的管理环节和桎梏。
（2）农业所有制向“一大二公”发展，给农业发展埋下严重后患。
1970年4月保共中央全会决定农业继合作化、小社并大社之后进行第三次集中，即在全国普遍建立农工综合体。认为这样做能为将来“把合作社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及使两种所有制融合为统一的全民所有制”创造条件，而且还能为“农业生产全面过渡到工业基础上，以便急速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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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生产率、增产降耗“创造条件。
1974年国家认为时机已成熟，便中止了加入农工综合体的农业合作社的法人资格和经济自主权，实行全综合体的统一核算和统一分配，使农业生产资料进一步“公有化”。
农工综合体的规模一度大到包括几个乡的范围，尽管70年代中期曾将综合体适当划小，使其总数达到300个左右，但始终未再改变这种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农业所有制的超前过渡损害了农业劳动者的利益，打击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为80年代农业的衰退和农村的凋敝埋下祸根。
（3）对经互会的依赖增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和工业外延发展趋势加重。
40年代以后，保加利亚的经济计划和工业部门设置都是在经互会分工的基础上统一安排的，从原材料供应到产品销售都与经互会其他成员国息息相联。
尤其是在60～70年代，随着苏联、民主德国、捷克等帮助兴建的一批大型冶金、化工、机械、电子工厂的落成投产，保对经互会的依赖更加突出。60年代保加利亚工业部门就业人数增长很快，工业部门的人均资金占有率不断上升，而劳动生产率仅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14，效益低下。
70年代工业部门的A劳动生产率虽略有提高，但是无法弥补由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战略和经互会封闭的环境所造成的不符合本国发展条件和传统优势的经济结构不合理和科技落后状况。
第三节 保共党内斗争和日夫科夫领导地位的确立
保共中央在1946年四月全会作出批判契尔文科夫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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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的决定以后，于1947年7月召开全会，又对当时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强科夫和曾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当时任社会福利部长的台尔佩舍夫等人作出组织处理，解除了他们的领导职务或将他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
按照日夫科夫在1983年总结党内斗争时的说法，为了“保持上至司令部下到基层党组织思想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
，采取了一系列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措施。
1961年10月日夫科夫率团参加苏共22大回国后不久，便提出把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进行到底的任务，要求“完全根除对契尔文科夫的个人崇拜的一切残余。”12月保共中央解除他的行政（部长会议副主席）职务。
1962年11月在保共第八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时举行的中央全会上，于哥夫（当时任部长会议主席）和契尔文科夫被指摘为“将部长会议变为第二个领导中心”的罪魁祸首。全会决定将契尔文科夫开除出党，免去于哥夫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将他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还将长期任内务部长后又升任部长会议副主席的仓科夫免职，一起进行批判。
日夫科夫随即出任部长会议主席，集党政最高领导权于一身。
1971年制定新宪法后，日夫科夫当选为新设立的国务委员会主席，不再担任部长会议主席。
但他兼任党政最高领导人的局面一直保持到1989年。难怪60～80年代出版的保共党史都说，保共“八大”（1962年11月）标志着“四月全会路线取得了彻底的不可逆转的胜利”
，而“四月全会路线”就是日夫科夫时期的标志。
在日夫科夫确立领导地位的这个时期，保加利亚的政治斗争持续不息。
1946～1962年设立的集中营，对“思想不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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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或反对本单位本地区领导而未被判刑者进行关押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