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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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也下不了决心去承担结构改革可能导致的失业等风险，宁可花大量的资金去拯救那些经营不善的企业。
比如1974～1984年对工业的总投资逐年减少，但对经营不善的企业的投资仍逐年增加。在工业内部，对经济效益不高的采矿业的投资10年内增加了一倍，对濒临破产的冶金业的投资只减少了10％。与此同时，对那些对出口有重要意义的机械工业和轻工业部门的投资却减少了34。
1976～1980年间，A采矿、电力和冶金加在一起占工业投资的36％，而这一比例到1984年已占了46％。国家对上述企业的投资已接近国民收入总产值的20％。
80年代以来，政府每年都得拿200亿福林补贴这类亏损企业（约占每年总投资额的13以上）。
其A结果不仅没能取得好效果，反而引起生产停滞。由于放慢增长速度，停建和缓建一批建设项目，致使生产上不去，技术更新换代慢，出口产品缺乏竞争力。由于片面限制进口，使进口物资和某些机械零件经常脱销，造成生产中断。使用国内产品或从社会主义国家进口的产品替代又不能保证质量。
因此，向资本主义国家出口的商品经常被退货或索赔。
卡达尔指导思想上仍留有“一大二公”的传统观念，认为越大越是社会主义，而忽略了社会效益，总认为国有比合作社好，合作社比单干好。匈个体经济1986年与1980年相比虽然翻了一番（由3％增加到6％）
，但全国公有经济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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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收入中仍占94％的比例，引进外资的企业也只有70多个厂家。这种过于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加上重新还原成指令性计划的行政干预，严重影响了生产者的积极性，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1984年4月《关于经济管理体制继续发展问题》的决议并没有认真执行。
在改善企业内部经营条件、加强竞争性、建立市场关系和建立多种所有制结构改革等方面的措施也大都半途而废，收效甚微。
第五节 颓势——无回天之力
危机在1973年出现兆头，经过潜伏期，进入80年代中期开始明朗化。
国民经济“六五”计划（1981～1984）没有按原计划完成。
4年中国民收入累计增加8～9％，工业生产增长102％，B其中主要是在1980～1983年完成（原计划上述两项分别为14～17％和13～16％）。
4年中农业生产增长124％，畜牧业B超计划完成，蔬菜水果歉收。
1984年4月24～28日，社工党召开13大。在党的第一书记卡达尔的报告中对经济局势做了这样的说明：“自7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发展的内外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没有及时地认识到世界经济形势变化的持久性。
在这几年中，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是消除这些变化对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我们保持了生产、投资和生活水平相对比较快的增长速度，在保持企业经营的稳定性方面我们做得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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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分了。几年来，国家支出大大超过收入，最终造成国民经济外部平衡状况恶化，出现了大量外债“。
统计资料表明，1979年40亿美元的外债到了1984年翻了一番，高达100亿美元。
他承认上届党代会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有所下降时说：“到1984年底，实际收入增加6％。遗憾的是，实际工资下降了，退休金、津贴的实际价值也未能全部保持住。因此，我们未能完全实现”12大“确定的保持生活水平的目标。某些社会阶层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有些人的生活水平甚至还下降了。
良知要求我把这一点讲出来。“
“问题来自哪里呢？”
他认为：“首先是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从外涵型发展阶段进入了内涵发展阶段。现在应当有效地经营，为国内消费和国际市场生产高质量的产品。外部经济条件对我们不大有利，这增加了我们完成任务的困难。但我们改变不了这种状况。”
党的“13大”上，匈领导人希望用加强行政手段和加快经济增长速度来达到减少债务，加速技术发展，改造生产结构，降低通货膨胀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的。为此，仍把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指标置于持续增长的方位上，结果适得其反，致使经济进一步恶化，社会的紧张局势加剧了。
“13大”制定的经济政策基本上是错误的，表现在：（1）过高评价前几年取得的成就和后备力量，没有考虑到生产力的落后状况；（2）为达到高指标诱发起借外债的新高潮和耗掉了国内的资金储备；（3）对社工党中央1984年4月决议未认真执行，延误时机，对改正经济上的错误缺少必要的政治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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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力量。
“13大”
后的3年间（1984～198）
，匈经济大滑坡：1984年国民收入比1984年减少14％。1986年国民收入只增长B06％，而国内开支部分则增长32％，其中居民消费增长B27％，比原计划超过两倍左右。财政赤字创历史最高纪录，B达460亿福林，超计划一倍（原计划预算赤字为230亿福林）。
1987年初采取了冻结工资和物价的措施；为增加出口，特别是向自由外汇区的出口，将福林贬值10％，但均未能收到应有的效果。
外贸逆差日益扩大，外贸总额扶摇直上；1984～1986年两年外债增加40亿美元，1986年已是140亿美元，1987年剧增到177亿美元，1988年上半年已突破180亿美元大关。
每个匈牙利人人均外债1800美元，居苏联和东欧国家之首。
1987～1988年每年需用30多亿美元对外债还本付息（其中仅年息要付10亿美元）
，占匈外汇收入的44～40％。
1988年到期的债务和利息达32亿美元，匈只有10亿偿还能力，还有22亿尚无着落，只好靠借新债还旧债，疲于应付。
匈银行行长告急说：在外债问题上，匈已处于危险境地。如果一个国家每年还本付息的钱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24～30％，那么用国际标准来衡量，这个国家已处于危险的状况了。
1986年11月，社工党中央全会侧重研究匈当前的经济形势，但提不出解决的办法，显得束手无策。当时卡达尔指责许多人欺骗了他，特别指责银行行长和主管经济的中央书记对他隐瞒了实际情况。其实，卡达尔并非不清楚，只是不愿承认。他担心触及经济体制的问题会引起社会强烈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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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响。这次中央全会作出的决议空洞无物，且自相矛盾，对于党的行动和团结却起了消极的作用。从中央到地方争论日益激烈，有人提出：造成困难的原因是什么？
应由谁负责？
谁能承担摆脱目前危机的任务？
1987年4月，格罗斯取代拉扎尔担任政府总理。是年4月和7月，社工党中央召开两次中央全会，最后通过了《经济—社会振兴计划》，提出3年内稳定经济。
1987年9月16～19日，国会听取和通过了总理格罗斯关于《经济—社会振兴计划》的报告，其中最大的应急措施是提出征收20～60％的所得税和在东欧各国中首次征收增值税；其次，通过把价格提高24％来促进生产和消费。格罗斯强调要以政治改革来促进经济改革，为此国会通过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决议。
自1988年1月1日起，消费价格一次性提高76％，属B于自由价格范畴的消费品比例已达到80％，人民生活水平继续下降，特别是占总人口14的230万的退休者的生活，几A乎徘徊在最低社会标准下。长期依靠补贴的亏损企业在严格执行《破产法》后不得不倒闭，失业工人已近4万人，他们转向从事极低廉的简单劳动，只能获取原先工资的一半。
匈牙利在这期间既没有对外经济贸易的长远规划和经济改革的战略原则，也没有全面的发展规划，有的只是一些就本身而言是重要的局部措施和不坚决的改革步骤。一些好的决议也未能变成现实。一些该解决问题的措施常常由于党和政府自己抛弃和拖延执行而不能实施。匈改革还有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即总体设想只是建立在商品的自由市场，而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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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劳动和资本的自由市场，也没有注意到国家的机构对经营的影响作用。对改革中出现的矛盾和冲突，领导人不是向市场引导，而是要各部门执行党政机构的指令，特别是加强计划性和强调社会利益。
这样一来，强化了40年代以来业已形成的官僚主义的行政机制，使市场经济的因素和措施同中央的指令并列，企业的独立自主只是形式，造成改革的停滞，乃至瘫痪。
80年代，匈经体改革决策指导思想上有4个问题值得今人探究。
（1）80年代以来匈领导人把经济状况估计得过于乐观，坚持在14～20年的时间内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他们不愿意正视14年来已取得的生活水平不能持续下去这一不可回避的事实。这就使得他们所作出的决策与客观情况不相符合。坚持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加速发展战略方针，坚持1968年改革框框不能突破的思想带有极大的主观盲目性，因此，也就无法协调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最终导致经体改革主体工程的倾塌。
（2）面对世界能源危机和国际市场恶化的环境，匈新经济体制未能做出适时的反应。匈领导层内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一种认为，计划经济本身就可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市场发生不利变化时不受影响，并且认为世界市场变化的影响是短暂的，可以等一等，待情况好转再做决定；另一种认为，世界市场变动的影响将是深远的持续的，在制定经济政策时一定要考虑这种影响，把它计算进去，并及时作出适当反应。他们建议国内价格应与国际价格接轨，适当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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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降低企业收入，使国家有力量避开和防止国际上不利经济因素的影响。这后一种意见当属正确，但却遭到否定。结果是，那几年匈继续大幅度提高工资，增加企业收入，国家补贴不断增加，致使问题越来越严重。卡达尔等领导人在预测国际经济发展趋势时始终存有侥幸等待心理，一直到80年代第二次世界能源危机袭来时才醒悟，但已贻误了时机。
（3）卡达尔致力于建设“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主义”
，这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
他吸取1946年事件的重要教训，在制定经济政策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他的战略思想，集中起来有两条：一是经济发展不能损害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把逐步地、经常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摆到新政策的中心位置，竭尽全力满足居民的消费和保证充足的供应；二是发展工业化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农业，在发展工业的同时，保证农业也能获得迅速的发展。
1964年以农业为先导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是他这一战略思想实践的结果。卡达尔反复指明：“社会主义是为了人而存在的。
我们的目的是使人们生活得更好，更文明，使人们的生活得到改善。“这与当年东欧各国相比较，卡达尔的治国方略明显地高出一筹。在他执政期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通常保持在24～24％和74～76％的水准上。
这是对前领导人拉科西热衷于搞“社会主义原始积累”
，号召老百姓勒紧裤带过紧日子的左倾做法的拨乱反正。无疑，这是历史上的巨大进步。但应如何调整保持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合理比例呢？卡达尔也有过尚属正确的指导原则。他主张既要注意物质刺激，又要反对物质主义。
70年代，他明确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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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过，匈党坚持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应该不断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原则，今后还将这样做。但是“我们必须反复强调，不能信口开河地许愿，以后也不能分配还没有生产出来的国民收入，就是已经创造出来的国民收入也只能分配可以用于消费的那一部分。另一原则是，居民的收入和工资的增长幅度不能大于市场上商品储备所能提供的消费物资的增长幅度。这是多年来行之有效的、为了劳动人民利益而不能改变的原则。”但进入80年代，为防患波兰团结工会对匈的连锁反应，卡达尔违背了自身确定的原则，不惜向西方筹措高息外债以维持当今匈牙利人所称的“虚假繁荣”。
这种饮鸠止渴的短期举措迄今辄为匈牙利人所痛责。
（4）如何看待向西方筹借外债？应根据不同时期作具体分析和实事求是的评估。借外债始自1973年，到1979年达40亿美元，主要用于填补外贸亏损的窟窿，是国民经济正常发展的需要，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到了80年代，外债大大超过国家承受力的极限，耗掉了资金储备，诱发了经济危机，导致经济全面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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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和胡萨克的复旧政策
第一节 杜布切克和“布拉格之春”
亚历山大。杜布切克，1921年11月27日出生于斯洛伐克西部山区一个小村庄，童年生活艰苦。为响应捷共号召，1924年全家移居苏联，支援中亚地区的开发。
1938年捷面临法西斯德国的严重威胁，他一家人返回祖国。
1939年，杜布切克加入地下的斯洛伐克共产党。
1944年，参加了反对德国侵略者的斯洛伐克民族起义并负伤。胜利后，在工厂基层工作。
1949年，调到党的机关，先后担任县委、州委书记等职。
1944年，被派赴苏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
3年后回国，担任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发州委书记，并被选为捷共中央委员。
1960年7月，任捷共中央书记，分管斯洛伐克事务。
1962年11月，任斯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斯共中央书记，12月，被选为捷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
1963年4月，被选为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兼斯共中央第一书记。
1968年1月，在捷共中央全会上当选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在捷克斯洛伐克揭开了“布拉格之春”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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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布切克上台后，在捷开始了改革苏联模式的试验，探索符合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其广度与深度超过当时东欧的所有国家，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
最突出的事件，为世界所瞩目。
杜布切克的中心口号是建设“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
1968年4月捷共中央通过的《行动纲领》集中反映了他的改革主张。
《行动纲领》在肯定捷共领导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同时，着重分析和批判了捷共在决策上照搬苏联模式的种种弊端，揭示了深刻的社会危机，指出高度集中的管理方式、强行推行经济建设的高速度、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对民主和法制的严重破坏，以及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给社会主义带来的巨大危害，称传统的方式已经失效，因此，要“着手建设新的、高度民主的、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那种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
①，“要实行新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主义民主新模式”
，“把社会管理的民主原则同专门的、科学的管理和决策结合起来”
②。以消除深刻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