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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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要实行新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主义民主新模式”
，“把社会管理的民主原则同专门的、科学的管理和决策结合起来”
②。以消除深刻的社会危机的根源。
《行动纲领》提出：一、改革党的领导体制。认为党的领导作用不容怀疑和动摇，但不能由党来垄断一切，当“管家”
，处处发号施令。
党的领导应以民主方式集中人民的意志，科学地反映社会的需要，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各个阶段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并通过党组织和党员来发挥党的领导作用。要彻底改变以党代
①《捷克斯洛伐克关于政治与经济体制的重要文献选编》，中文版，第244页。
②同上，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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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政合一的领导体制和行政命令的领导方法，党政要分开，国家机关、经济组织和群众团体应保持独立性。要发扬党内民主，要加强党内选举产生的机构的作用，保证党员行使民主权利，不要使权力过分集中在某一机构或某一个人手中。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民族阵线的作用，实行分权和监督，防止独断专行。要以民族阵线为基础，实行社会主义的多元化政治体制，民族阵线内各党派和群众组织都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各政党都是伙伴，不分“执政党”和“反对党”
，而是相互协商，联合执政。要让非党人士在政府部门任职。要保障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迁移和出国的自由，取消新闻检查等等。
《行动纲领》强调，在保证全民的共同基本利益的前提下，尊重各阶级、阶层和集团的不同利益、允许他们通过合法途径实现自己的利益。文件还提出对40年代的政治案件进行彻底平反。
二、实行经济改革。
《行动纲领》认为，捷现有经济管理和组织形式业已过时，须作彻底改变，要实现经济民主化，恢复社会主义市场的积极作用。
要使企业有自主权、决策权，企业结构多样化。国家计划主要考虑长远发展战略，确定重大比例关系，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对重要部门规定若干指令性指标，其他一切经济活动都应利用税收、利润、利率、价格等经济手段，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调节。要反对垄断，开展经济竞争，使企业全部生产和经营活动接受市场的检验和监督。
《行动纲领》尖锐批评分配中的平均主义，认为平均主义空前膨胀，保护了落后的制度，成为经济发展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大障碍。
要运用价值法则，使企业收入和经营水平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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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分配要看其劳动效益和贡献。纲领批评过去片面强调重工业，损害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提出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重点是增加工资，调整物价，克服价格比例失调现象。
纲领批评捷经济多年来脱离世界市场的竞争，提出要广泛参与世界市场，使捷国内市场同世界市场相接近，反对外贸垄断，取消外贸补贴，反对指令性的管理方式，克服捷产品缺乏竞争力的状态。在同苏联等经互会国家的经济关系中，要充分体现经济核算和互利的交换原则。要创造条件，使捷克货币成为自由兑换货币。
三、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建立捷克和斯洛伐克两共和国的联邦制。
《行动纲领》批评过去不平等的民族政策，提出根据对等原则解决两民族的问题，最终实行联邦制。应通过宪法性法律，规定把斯洛伐克民族议会建成斯洛伐克的立法机关，由它来管理斯洛伐克人民委员会。要建立斯洛伐克部长会议，作为斯洛伐克的执行机关。全联邦和斯洛伐克之间立法权和执行权的划分应符合1944年通过的科息斯纲领。
在中央机关和外事部门的人事安排上要体现两民族平等的原则。
其他少数民族也应享有平等权利。要加速斯洛伐克地区的经济发展，其速度应高于全国的平均速度。
四、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捷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是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和国际主义团结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根据自己的力量与可能，支持一切反帝反新老殖民主义、巩固主权、独立和发展经济的发展中国家的斗争。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积极执行和平共处政策，执行更积极的欧洲政策，发展同一切国家的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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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保障欧洲大陆的集体安全。这就改变了过去完全依靠苏联的方针。
《行动纲领》公布后，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大多数群众的支持。由于情况复杂，“布拉格之春”持续的时间短暂，纲领只得到部份实现。杜布切克当时做了如下几件事：一、改组党政领导班子。除了撤去诺沃提尼的党政领导职务选举捷军缔造者、长期靠边站的斯沃博达将军为总统外，还改组了捷共中央主席团和政府。亨德里赫（党内第二把手）
、拉什托维奇卡、列纳尔特（兼政府总理）
、西穆涅克、胡迪克等被免去主席团委员职务，选举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比拉克、什巴切克、里戈、克里格尔等为主席团委员。
考茨基、瓦楚利克（兼布拉格市委第一书记）被免去党中央书记职务，齐萨日、姆利纳日、斯拉维克、英德拉等当选为党中央书记。雅克什任捷共中央检查和监察委员会主席。切尔尼克被任命为总理，斯姆尔科夫斯基任议长，克里格尔任民族阵线中央主席。新任命的副总理有：胡萨克、希克（主张改革的经济学家）
、什特劳加尔等。
各州县领导也进行了大规模人事变动。宣传、新闻机构大多数换上了激进人物。
二、给40年代政治案件的受害者彻底平反。
1968年4月捷共中央全会上，组成了结束党的平反工作委员会，同年4月23日，捷议会通过为1948～1946年案件平反的法律。
捷新领导对40年代捷一系列政治案件进行了审查，指出了苏共和捷共领导的严重责任。为斯兰斯基、克利门蒂斯、什维尔莫娃、什林格等彻底平反，恢复他们的党籍。斯沃博达总统将斯兰斯基过去所获的勋章全部归还其家属，追赠被处决的克利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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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斯以“共和国英雄”称号，其他被错误处决者也被追赠勋章。捷领导还为各种所谓阴谋集团案件案平反，其中包括社会民主党人案件。被诺沃提尼投入监狱的前副总理巴拉克获释，为被开除党籍的一些作家恢复名誉。与此同时，捷停止了对政治案件负有重大责任的诺沃提尼、巴契列克、前公安部长、司法部长、总检察长等人的党籍，改组了保安部门，限制了内务和司法部门的权限。
三、实行联邦制。苏军占领捷克之后，杜布切克暂时留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各项改革，已无法开展，但在联邦制问题上，因不触及苏联利益，尚可实现。
1968年10月27日，捷国民议会通过建立联邦制的宪法性法律，1969年1月1日该法律生效。法律规定，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两个平等的兄弟民族，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联邦国家，它是两个民族各拥有自决权的、权利平等的、民族国家的自愿联盟。除了联邦议会和政府，两共和国各设议会和政府，作为两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和最高执行机关，但同时必须执行全国性的宪法。宪法性法律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特别是在尊重斯洛伐克民族利益方面，迈进了一步。
四、大力发扬民主。杜布切克等人改变了捷共的领导作风，注意同群众的联系，听取下面的意见。起草《行动纲领》时，改变过去的作法，先交州委讨论，集中意见，交给中央，再作决定。中央全会和书记处开会讨论情况，公开发表。党不包揽一切，使议会成为真正的决策机构，政府对议会负责，而不是对党负责。
6月26日，议会决定取消新闻检查，实行新闻自由。政府不再干预教会事务，同意梵蒂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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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各教区新主教候选人的提名。允许建立各社会团体。捷共中央决定9月9日召开非常14大，进一步推进和发展民主改革运动。
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捷共中央面临着许多矛盾和困难，这些矛盾和困难最终导致改革的失败。
一、领导集团不团结。
杜布切克虽然改组了领导班子，但这个班子成份复杂，不少人并不支持甚至反对他的改革。如比拉克、英德拉、雅克什等，就站在他的对立面。支持杜布切克的领导人，如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齐萨日等，又认为杜布切克改革不够彻底。因此，杜布切克受到两派人士的掣肘，往往采取折衷立场，难以有较大作为。
在政府里，一方面有切尔尼克、希克等人的支持，但也有像胡萨克、什特劳加尔这样的副总理，后来成为埋葬“布拉格之春”的人物。
在中央委员会里，反对改革的人几乎占30～40％。
二、新闻舆论界不听指挥，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失控现象。
“布拉格之春”
是一场大规模的改革，社会上各种人物纷纷亮相，斗争复杂。
杜布切克等强调要警惕“左”和右的干扰，呼吁新闻界保持冷静，不要有过火言论。但形势发展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社会上出现的某些现象，使比拉克等人深感不安，也给苏联领导人的干涉提供了借口。其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新闻导向失控。报上几乎每天出现耸人听闻的报道和文章，从揭露40年代政治案件的“内幕”到否定捷共的领导，从主张清理秘密警察到主张解散工人纠察队，从揭发苏联“参与杀害”前外长马萨里克到宣扬美军在解放捷克斯洛伐克战斗中的作用。
连捷共中央的报纸《红色权利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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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称，今后要“独立地”为制定党的政策作出贡献。而在这方面的突出事件是6月27日作家瓦楚利克起草的“两千字声明”。
这是一份由若干知识分子提议而写成的告人民书。
声明在承认捷共领导及其《行动纲领》的同时，攻击捷共变成了“权力组织”
，它把“自己的专横说成是工人阶级的意志”。声明号召群众行动起来，以各种斗争形式，甚至拿起武器，要求滥用职权的人下台，支持按人民委托办事的政府。声明针对苏联的压力，提出反对外国干涉。这一声明受到各界不少人士的支持，其中包括若干捷共中央委员和一半以上的县党代表会议。在声明上签名者达数万人。声明发表后，苏联方面迅速作出反应，指出它是“反革命的纲领”
，敦促捷共注意这一危险。
捷共中央主席团两次发表声明，指出《两千字》是“对整个民主化进程的明显威胁”。杜布切克对局势表示严重关注。另一位领导人英德拉则给州党委发电报，要他们制止“反革命煽动”。
捷共主要领导人多次提醒知识分子和新闻界，不要采取“极端行动”和“过火行为”。但实际上难以完全控制。各种言论在报刊上不断出现，剧作家哈韦尔当时以《论反对派》为题，在《文学报》上撰文，鼓吹“要结束一党统治，实行政治多元化”。
三、各种社会组织纷纷成立。
1968年3月31日，成立了所谓“Ｋ—231俱乐部”
，这是由过去被捷当局关押过的政治犯组成的，以反对捷共的政治迫害为宗旨。他们过去是根据编号为231的“保卫共和国”而被监禁的，故以此为名。
“非党人士俱乐部”
，是一批作家、哲学家建立的在政治上与共产党抗衡的组织，其领导人为剧作家哈韦尔。哈韦尔当时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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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独立作家协会。捷共领导下的青年组织濒临瓦解，各色各样的青年组织宣告成立。被停止活动的社会民主党正在恢复活动。教会蠢蠢欲动，上书政府，要求摆脱国家对教会的领导。
四、杜布切克面临的最大危险是来自苏联。
《行动纲领》刚开始实施，就被苏联的坦克碾碎了。
第二节 苏联入侵和改革夭折
苏联领导人密切注视着捷形势的发展。勃列日涅夫从霸权主义的“有限主权论”出发，粗暴干涉捷内政。苏党政军领导人多次访捷，对捷施加压力。
苏联报刊更是连篇累牍，对捷领导进行攻击。苏多次召开苏、波、民德、匈、保五国领导人会议，对捷进行围攻。
3月23至24日，上述4国领导人同捷领导人在德累斯顿会晤，讨论捷局势问题。
4月8日，4国领导人在莫斯科会晤，苏提出要对捷实行经济制裁和军事干涉。
7月初，4国领导人分别致函捷共，对捷国内“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活动感到忧虑”
，提出7月7日在华沙同捷举行6党高级会晤。捷共领导人因无法离开本国，建议分别举行双边会晤。
7月14～14日，4国领导人在捷未参加的情况下，在华沙开会，指责捷共未回击“反革命势力”
，而捷局势已威胁到苏联等国的“共同利益”
，因而“不能置之不理”。
7月29日至8月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全体出席在捷苏边境城镇切尔纳举行的双边会谈，苏方提出，捷应撤销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捷民族阵线中央主席克里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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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和党中央书记齐萨日等人的职务，不允许社会民主党恢复活动，取缔非党人士俱乐部和“Ｋ—231俱乐部”
，恢复新闻检查等。
8月3日，4国领导人同捷领导人会晤于布拉迪斯拉发，声称“保卫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成果，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义务”。在此期间，苏、波、民德、匈、保等国领导人还同捷领导人进行了双边会晤，对捷施加压力。苏联等国的领导人坚持认为捷已出现反革命形势，要求捷领导采取果断措施，撤销《行动纲领》，停止改革，更换领导班子，取缔一些组织，恢复新闻检查，保持原有政治、经济体制，继续忠于苏联，否则，他们就将出面制止捷的反革命，保卫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安全。
苏联等国在对捷施加政治压力的同时，还不断进行军事威胁。
苏国防部长、华约总司令分别访捷，苏联等国军队在捷边境地区和捷领土进行频繁的军事演习，有的苏军在演习后留驻在捷境内，实际上开始了对捷的占领，并为大规模入侵加紧准备。苏联对捷所采取的另一策略是，在捷领导集团中培植亲苏势力，打击杜布切克等改革派，企图在必要时取而代之。捷领导人杜布切克等坚持改革立场，认为捷不存在反革命形势，不存在捷脱离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危险，强调捷要“独立地根据自己的考虑，决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最有效的方法”
，表示“捷将忠实履行华沙条约的义务”
，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互利和国际主义团结的基础上”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①在此期间，罗马尼亚和
①〔美〕塔德。舒尔茨著：《“布拉格之春”前后》，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409～4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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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领导人同捷领导人也进行了会晤，对苏联干涉内政的作法表示异议，希望缓和苏联等4国同捷的紧张关系。
苏联所采取的政治、军事压力，未能使杜布切克等人屈服，于是决定武装入侵。
19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