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第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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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1946年在匈牙利爆发的是一次人民起义，斯大林主义政权因之而崩溃。当然，在这次人民起义中也存在着反革命倾向。一部分居民具有强烈的反共情绪。反犹太主义思想也有表现。但是，我认为，这次人民起义的基本倾向不是反革命的。其矛头所向并非要将工厂归还给资本家，将土地归还给大地主，而是要争取民主和国家独立。他还透露，虽然尚未公开，但“党的新领导已经决定客观、深入地对1946年事件重新进行历史评价”
，而且这一工作“已经开始进行”。
当时，社工党中央成立了一个有14名专家、学者参加的历史委员会重新甄别评价匈建国以来的历史，拟定一份供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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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召开的党的“14大”讨论通过的文件草案。该委员会由政治局委员、政府国务部长波日高伊总负责，下设的历史小组对纳吉在1946年事件中的活动和作用的评价尚有争议，但已肯定他在1943～1944年的政策是正确的。对1946年事件本身确认为是“人民起义”
，是“一次反对蔑视整个民族的寡头统治的起义”
，认为过去简单地把它定为反革命事件是“站不住脚的”。
1989年1月28日，主持历史委员会工作的波日高伊趁总书记格罗斯出访瑞士之机，未经中央许可，擅自在广播讲话中将上述调查报告内容公诸于众。在这之前的1月26日，马罗山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为了实现人道和促进社会安定，匈政府已批准重新安葬纳吉及同案人。
波日高伊评价1946年事件时只提它是一场“人民起义”
，在党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应。一时间党内外气氛十分紧张。
1989年2月10～11日，社工党中央全会就1946年事件作出决议，会议公报称：中央委员会在讨论中强调，1946年，由于领导在革新方面的无能为力导致了政治性爆炸。爆发了真正的起义，人民起义。在这个起义中，民主社会主义力量起了作用，但企图复辟的力量、社会渣滓和声名狼藉的分子从一开始就鱼目混珠地混杂进来。到10月底，反革命的行动增多了。
应如何理解这次的重新评价？
格罗斯2月28日对南通社记者谈话时说：现在对1946年10月11日事件的评价只是意味着对当时评价中的某些出入作些修正。事实上是对当时只提反革命这种片面性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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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重新评价，肯定了前半期是“人民起义”
，后半期“反革命行动增多”。与过去的结论相比，突出了前半期的革命性质，淡化了后半期的反革命色彩。
还有一点与过去不同，也为人们所忽视的新的提法是：“在这次起义中，民主社会主义力量起了作用”
，在客观上为当时党内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泛滥起到了先导的作用。
随后，匈历史公证委员会正式公布了1946年事件始末的全部材料。这份材料提出，1948年6月审判的纳吉案件是“捏造的政治案件”
，“判决是非法的”。
4月，匈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宣布，经复查，决定撤销1948年6月17日对纳吉及其同案人审判的决定。
1989年4月31日，匈社工党中央就重新安葬纳吉等人一事发表公报指出；“中央委员会认为，1989年6月16日安葬纳吉和他的战友具有历史的象征意义。
纳吉。伊姆雷是1944年以后匈历史上的重要人物。
他的一生同共产主义运动是密不可分的。他是社会主义改革政策的象征。
1946年10月，他再次担任总理。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中，他为拯救国家而斗争。他既要为反对斯大林主义对匈的束缚而斗争，又要为医治民族创伤而斗争。他既要排除外来的干涉，又要同隐藏在人民起义后面的反革命活动作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在党和政府中的同行都没给他以应有的支持。
在这急剧变化的事件中，纳吉。伊姆雷本人也表现不够坚定。
他在判断国际形势和后果方面失误，提出了错误的外交政策。
尽管如此，他的名字仍然同民族的独立，同承认自治及民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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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党制形式的多元化的社会主义道路联系在一起。
1946年11月1～4日，外部条件发生了变化，同时党和政府也分裂了。纳吉。伊姆雷没有作出根据当时内外条件的要求必须作出的妥协，没有进行通过对原有的政治体制部分修改而可以进行的改革。这导致了他个人的悲剧，直至由于政治原因而被不公正地判处死刑。“
1989年6月14日，匈牙利政府就重新安葬纳吉等人发表声明。声明称：“纳吉。伊姆雷是杰出的国家领导人。
他认识到，必须改变同我国的传统格格不入的、没有生命力的政策；必须体现匈牙利民族特点，实现不可磨灭的人的价值。纳吉及其拥护者的思想以及所追求的具有民主、人道和民族特色的目标是现今匈政府政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政府坚决同过去错误的、不止一次是违法的政治决定划清界限，同1946年以来的报复性措施划清界限，决心结束曾带来许多痛苦的时期。
政府号召全国团结起来，集中我们的力量和创造力，建设一个新的、民主的匈牙利。“
重新安葬仪式选在6月16日举行，这天正是纳吉被处决31周年纪念日。
匈通社报导，全国有24万人参加这次吊唁安葬活动。
就在这一天，波日高伊对匈通社记者说：“今天是大家携起手来的日子。
其实质是全国的和解和从6月17日起以新的步伐和动力工作的开端“。
他同西方国家记者谈话时称这次葬礼“是一个重大事件”。他说：“这个国家有可能通过和平途径从独裁的社会主义制度转变为民主社会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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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6月17日的一篇新闻分析说：匈牙利共产党统治者希望群众对被处死的已故总理纳吉的哀悼能把这个国家团结起来，面对捉摸不定的未来，某些激进分子则乞求它能结束共产主义制度本身。奥地利《新闻报》6月26日发表社论说：“从上周末起，共产主义势力范围内的一个时代已宣告结束”
，“这意味着一党统治的完结”。并断言，匈社工党再也“无法阻止现实巨浪的冲击”。
第二节 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
为1946年事件和纳吉平反的决定是同1989年匈牙利政局剧变紧密相连的。
1988年4月社工党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在起草党代会议文件时，总书记卡达尔坚持一党制的原则，同时也作了部分妥协，同意写进政治多元化。会议通过的决议称：“建筑在党的领导作用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多元化是实现和掌握人民政权的条件和手段”
，这句话确切的表述是，应在坚持一党制的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多元化。
1988年底至1989年初，社工党对多元化的立场又演变为“政治体制多元化可在多党制范围内实现”。建立多党制被提上了日程。
1988年11月2日社工党中央全会决议指出：“随着各种社会——政治组织和团体的成立以及利益代表机构活动的加强，党处于一种尚未完全形成的多元的政治关系中。党的中央机构和广大党员对此缺乏足够的准备。党中央领导机构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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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了观望态度，在新的形式下很大一部分党员也感到群龙无首。“决议列举党内种种混乱的思想状况，”有的人在新形势下思想发生了动摇。有的人认为政治多元化中出现的新情况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还有一些人认为已经发生的变化还不够，应当实行不加任何限制的自由。社会上出现了各种政治流派。有的与党的思想接近，有的则与党的思想没有任何联系，还有的是反社会主义的，从资产阶级民主的土壤中滋生出来的。这些都是建立多元化关系的自然产物，但这种情况也要求党对于建立民主政治体制的方向和任务明确自己的立场。“
社工党内最高领导层在政治体制改革和多党制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矛盾日趋尖锐。波日高伊认为，匈牙利以前搞的“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他主张尽快“实行多党制”和“确立三权分立的西欧型议会民主”。格罗斯则认为，在目前条件下“实行多党制会产生分裂工人阶级的影响”
，造成“党派之间的争斗”
，他强调要“在一党制条件下发挥党的领导作用”
，但同时又表示：“从法律上说，我们不能否认匈牙利也可以存在多党制。”
1989年2月11日，社工党中央全会公报正式宣告：“为了广泛发扬民主，并从人民当家作主和法制国家的原则出发，中央委员会决心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它深信，在匈牙利特定的情况下，政治体制多元化可在多党制的范畴内实现。”
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几个迫切问题的立场》中表示：“在宪法的范围内可以存在作为反对派的运动和政党。”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89年3月8日刊登文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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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在匈牙利执政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达成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妥协，从而宣告了东欧政治中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允许反对党的存在标志着共产党意识形态方针的一次引人注目的转变。”
从此之后，社工党领导层内在如何实行多党制及今后匈牙利走什么道路问题上分歧进一步加剧和公开化。
以格罗斯为首的一些领导人认为，实行多党制后，社工党“应继续发挥领导作用”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
；国会选举后要建立以社工党为主体的多党联合政府；多党制应“逐步过渡”
，分阶段实行；强调必须同社会上的敌对势力进行坚决斗争。
但格罗斯又对南通社记者发表谈话说：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党放弃过领导作用，问题在于这个党能不能保住自己的权力。不过，匈牙利党不想继续垄断执政权，而是希望在保持党的统治地位的同时也吸收其他各种力量参政。
以波日高伊为代表的一些人则主张加快向多党制过渡，认为改革要进入一个新阶段，“任务是要改换整个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他接受西方“自由欧洲”电台记者采访时说：“共产主义制度（应该）取消”
，因为“再也不能使之象苏联和东欧所做的那样加以改造”。
他主张建立“一个以欧洲的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思想为基础的新型政党”。
他列举了法国和意大利的社会党和瑞典、西德与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作为这种新型政党的样板。
在新建的反对党政治势力中有对后来匈牙利政局起重大影响的是“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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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论坛”出现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1986年匈作家协会大会。会上部分作家抨击了政府的文化政策。当局后来改组了作协的领导班子。
1987年这部分作家重新聚结。发起这次集会的有作家久尔科和费凯代，此外还有社工党党员比哈里。米哈伊、比罗。佐尔丹、兰提尔。拉斯洛和基拉伊。
佐尔丹，上述四名社工党员是因参与发起洛基泰莱基会议，1988年4月9日被社工党中央开除党籍。
1988年9月，匈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按匈牙利人习惯的说法是开始了“后卡达尔时代”。这时“民主论坛”便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出现，并有大批的人要求加入。
1989年初遂成为匈最大的一支反对派的政治力量。
1989年9月3日，“民主论坛”宣布为独立的社会组织。应当说1987年的洛基泰莱基会议是个重大的转折。
随后国内各种政治上的反对派别应运而生，要求从宪法上限制共产党的权限、建立多党制的呼声越来越大。
匈社会上新建和重新恢复的反对党和政治团体组织一时间发展到30多个，主要有：民主论坛、自由民主者联盟、青年民主者联盟、社会民主党、独立小农党和基督教民主人民党等，社工党和政府都承认它们存在的合法性。上述组织于4月8日成立了名为“反对派圆桌会议”的联合组织，同社工党倡议的官方民族圆桌会议分庭抗礼。
实行政治多元化，催化了社工党内各种流派的衍生，名称繁多的组织林立。自称主张彻底改革的党内激进派力量在1989年4月成立了“改革俱乐部”
，其组织遍布全国，成员主要是知识分子，多达十几万人。改革俱乐部主张“用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彻底更新党”。
这一主张得到党内领导人波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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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内梅特和霍恩等人的积极支持。到了1989年9月，改革俱乐部实际上已成为社工党内部一个强大的反对派，大有左右时局的势头。
在参加10月召开的10大的700名代表中，有440名是改革俱乐部的成员。这时执政党的分裂已成为不可避免了。
6月24日，社工党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党的形势和政治目标的决议》，重申在匈牙利只有建立新的经济和政治模式才能实现社会主义。
决议说：我们的目标是民主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多党制基础上的议会民主，建立在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社工党忠于马克思主义价值，忠于左派的、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我们党正在更新，党将努力成为由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价值形成的新的统一体和为工人和全民族利益服务的力量。
这时期，匈民意研究所民意测验显示，对社工党的支持率约为366％。
B1989年8月19日，社工党中央发表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宣言》（草案）。宣言说：“匈社工党内几十年以来时而公开、时而隐蔽地存在的改革势力崛起，并且开辟了从国家社会主义向民主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道路。我们党的最主要目标和平地、渐进地向民主社会主义过渡。
国家社会主义使匈牙利陷入危机。危机破坏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可以实现所抱的信念。尽快地改换模式，向民主社会主义过渡已经不可避免。要改变模式，就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社会、经济进行彻底的重新评价和改造。党首先同斯大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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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一切变种划清界限。我们的目的是建立一种个人与集体自由发展的公众社会。我们的直接任务是扩大个人的人权、自由权和福利权。我们的中期目标是建立以文化、科技发展和受过培训的劳动力为基础的生产机构。我们的长期纲领是达到发达国家的文明水平。
我们信奉左翼社会党人和人道主义的思想。我们这个正在革新的党希望把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价值观统一起来，以便使我们党成为为全民族利益服务的力量。我们将以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为全民族并同社会一道探索摆脱危机的出路。“
从这个宣言中可以看出，社工党内主张彻底改革的激进派及改革俱乐部的势力把民主社会主义当作摆脱危机的灵丹妙药，致使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在党内占了主导地位。
社工党内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匈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有过几度合作和分裂的历史。在霍尔蒂统治时期，共产党被取缔，长时期内社会民主党的力量要大于共产党。
1948年夏拉科西将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