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隆内幕-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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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氏兄弟具有极为敏感的商业头脑，而且能从国家政策的变化中迅速“嗅”出商机。德隆的宣传资料说，德隆整合传统产业的战略理念，是1995年唐万新出国考察后的产物。其实由政府主导的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已经大张旗鼓地向前推进了，相比之下，德隆的反应更加迅捷而已。
1996年，国家提出鼓励企业间的专业化协作，通过联合、合并和兼并扩大经营规模。当年10月，德隆入主屯河股份；1997年，有关部门在总结组建试点企业集团经验的基础上，扩大试点范围，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特大型企业集团。德隆分别于当年6月、11月入主沈阳合金和湘火炬。虽然不能机械地把德隆所做的每一件事与国家政策来意义对应分析，但大体可以看出一个具体企业和国家客观政策的同步性特征。
德隆真正地成为“德隆”，可谓时势使然。
在产业政策的推动下，1994年18个优化资本结构城市试点正式启动，共兼并企业129家，1995年兼并企业数为209家，增幅65％；1996年作为国有企业改革力度较大的一年，试点城市增加到58个，兼并了1192个企业，比1995年增长了470％。1997年仅沪深两市700多家上市公司中，企业重组活动达200多起，到了1998年上市公司共发生企业重组657起，涉及金额339亿元人民币，被称为“资产重组年”。
其实，我国企业的并购活动，自德隆创业开始就出现了。从1984年到1987年一般被认为是国内并购活动的第一阶段，时间与美国第四次并购浪潮重叠。1984年7月，保定纺织机械厂和保定市锅炉厂以承担被兼并企业全部债权债务的方式，分别兼并了保定市针织器材厂和保定市风机厂，开创了我国国有企业兼并的先河。同年9月，保定市钢窗厂又以出资110万元的形式，购买了保定市煤灰砖厂的产权，这是我国集体企业兼并国有企业的最早记录。以上被称作“保定模式”；同年12月，武汉市牛奶公司出资12万元，购买了汉口体育餐馆的产权，又被称为“武汉模式”。
这一阶段的并购有两个特点：一、企业的自发性和政府干预并存。政府的出发点是拯救亏损企业。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要求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进一步扩大了企业的自主经营权。这也使得一些优势企业萌发兼并机制。当时的理论界，把“武汉模式”归纳为企业自发性的并购，即双方自愿达成协议，报主管部门批准；把“保定模式”归结为政府自上而下的干预，牵线搭桥，促进兼并。第二个特点是，这个阶段的并购只有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参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受体制限制，没有涉足并购。
到了1987年，中共中央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小型国有企业产权可以有偿转让给集体和个人。1989年2月，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财政部和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联合颁布《关于企业兼并的暂行办法》。这是我国第一部有关企业兼并的行政法规，对企业兼并活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仅1989年这一年，共有2315家企业兼并了2559家企业。这一阶段，企业兼并的目标由单纯的拯救亏损企业，向自觉优化经济结构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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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潮国内产业结构调整（2）
李德林
连载：德隆内幕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作者：李德林
但是到了1989年下半年，由于宏观经济紧缩，企业资金短缺，企业并购势头减缓。随着治理整顿，亏损企业数量增加，产业、产品结构调整压力加大，为此，政府再次加大了企业并购中的行政干预作用，出现了“拉郎配”的现象。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产权改革成为企业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兼并无论从规模上还是形式上都有了新的突破。1993年，
上海、武汉、成都等16个城市有2000多家企业被兼并和出售。由于股票市场的建立（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建立，1991年7月深圳证券交易所建立——编者注），企业并购形式开始多元化，如上市公司并购、外商并购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跨国并购。
1993年9月，“宝延事件”拉开了我国上市公司并购的序幕。深圳宝安集团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通过购买股票方式，收购了上海延中实业公司16。8％的流通股票。之后又陆续发生了深圳万科集团试图控股上海申华公司、深圳天极公司试图控股上海“小飞乐”公司。一汽集团巨资收购沈阳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等事件。
同一年，首钢收购了美国加州钢厂、秘鲁铁矿等海外企业，华北制药股份公司收购了德国纽勃兰登堡一个年产500吨的青霉素厂。海外“借壳上市”收购活动更加频繁。1993年底，共有青岛啤酒、上海石化、广州造船、北人机械、马鞍山钢铁、昆明机床等6家企业在香港发行H股，筹集资金84。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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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之困
李德林
连载：德隆内幕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作者：李德林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德隆所处的现实环境，是由三股力量汇合而成的并购市场。其中，由国家直接主导的国有企业之间、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之间的并购优势明显，利用行政力量可以直接把良性资产进行合并，增强竞争力，而且可以顺利实现跨国并购。外资的进入是全球第五次并购浪潮向发展中国家蔓延的必然趋势。跨国公司巨大的资金、丰富的经验和全球性战略眼光，足以化解它在体制方面遭遇到的障碍。民营企业是三种力量中最为弱小的一股。
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并购，除了体制障碍之外，还有一项更为要命的缺陷：资金。民营企业在资金方面有天然缺陷。首先是创业资金匮乏
贵州神奇张芝庭几十块钱起家；刘永好兄弟以1000元起家；万向集团的鲁冠球3000元起家；巨人集团史玉柱400元起家；东方集团张宏伟700元起家；横店集团徐文荣2000元起家；太太药业朱保国5000元起家；传化集团徐传化2000元起家；茂祥集团7000元起家；沈阳飞龙姜伟2万元起家；深圳华为的任正非2万元起家；四通集团2万元起家；创维集团黄宏生5万元起家；正泰集团5万元起家。而像联想这样1984年就拥有20万元开办费的“国有民营”企业，在当时的民营企业当中，完全称得上“大款”。
在1986年起家的德隆，手中也只有400元人民币。
创业资金和生存环境对民营企业的资本积累速度形成了制约。请看1994年至2001年间民营企业年销售收入情况。
时间（年） 企业数（万户） 年销售收入（万元） 平均收入（万元/户）
1994 43。2 7585000 17。6
1997 96。1 30967000 32。2
1998 120。1 53237000 44。3
1999 150。9 71494000 47。4
2000 176。2 98841000 56。1
2001 202。9 114842000 56。6
（资料来源：《中国私营经济年鉴》）
德隆在1996年之前，一共获得过“三桶金”。
1986年靠400元钱创办“朋友公司”，频繁往来于乌鲁木齐与广州之间，把从新疆客户手上收来的胶卷拿到广东冲印成照片。后来买了台旧机器，由于“朋友”的产品比人家便宜了一半，抓住了整个市场，1年赚了100万元。这是德隆的“第一桶金”。
1992年8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8。10”风波期间，带领5000新疆老乡南下抢购新股认购抽签表，牟得暴利。是为“第二桶金”。
最后一桶金是1994年在北京开办JJ迪厅。该项目赢利丰厚，后来成为德隆的财务型公司，对德隆的发展有持续贡献。
1995年，经过10年的创业，德隆已经有了几个亿的资产。但相对于德隆1996年开始的高速、庞大的并购计划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
新疆德隆国际实业总公司分别于1996年10月、1997年6月、1997年11月入主新疆屯河、沈阳合金、湘火炬之后，2亿元资本金已所剩无几。以3。11元/股受让沈阳合金1500万法人股，出资4665万元；以2。8元/股受让湘火炬2500万法人股，出资7000万元；从新疆昌吉州屯河建材工贸总公司、新疆八一钢铁总厂受让的屯河股份共计713万股，每股价格不详，但是根据屯河股份一级半市场（民间买卖还没有在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或股权证，及上市公司尚未上市交易的内部职工股，叫做一级半市场——编者注）的1：1。3的溢价出售价格看，受让价格应该不会低于2元/股。再加上德隆控股屯河集团51％股份所需花费，以达到控制新疆屯河40％的目的，以及1996年2月参股新疆金融租赁出资的700万元，新疆德隆基本上已无自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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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栖”的历史决定战略的两翼
李德林
连载：德隆内幕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作者：李德林
德隆能够形成强大的融资能力，与它早期的发展历史有直接关系。
1991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了30多只股票，至8月10日，上证指数跌下1000点大关。11月17日，沪市创出393点新低。只5个月，沪指跌去千点，让股民凉透了心。而深圳证券交易所在1991年股市低迷期间，由深圳市政府通过新股认购抽签方式发行股票11只，市场上涨活跃，普遍获利。时至1992年下半年，深圳又传来发售新股的消息。
在上海玩了一次财富“蹦极”的淘金者们为了翻盘，浩浩荡荡、多达百万人的炒股大军南下深圳。
这时，新疆德隆刚刚组建不久，看到追逐金钱的人流如此蔚为壮观，创业者们再也坐不住了。唐氏兄弟真是大手笔，花钱请了5000人，说是到深圳去玩一圈。到了那里才知道是排队领取新股认购抽签表，这些人一排就是3天，每天领取劳务费。
1992年8月9日—11日，深圳以发售认股抽签表的方式发行5亿元新股。从8日起，有超过100万的当地及全国各地的准股民在全市302个发售网点前排起长龙，准备购买百元一张的抽签表。
在9日早晨开始发售时，尚能维持一定的秩序，但抽签表很快发售一空，加之组织工作的缺陷和发售人员存在舞弊行为，数十万排队群众未能买到抽签表，导致群情激愤，遂在次日出现游行及打、砸、抢、烧现象。
到8月10日傍晚，数千名没有买到抽签表的股民在市内深南中路游行，打出反腐败和要求公正的标语，并形成对市政府和人民银行围攻的局面。入夜，少数人使用暴力，武警部队紧急出动干预。深圳市政府及有关方面决定，第二天增发50万张新股认购抽签表兑换券，基本满足了需要。8月11日，有关方面又加发了50万张认购抽签表，风波才渐渐平息下来。这就是中国证券史上著名的“8？10”风波。
德隆购买的大批认购抽签表，很快就变成了大把的钞票。唐万新的第一句感慨就是：“中国人第一次真正拥有的个人财富。” 唐万里也从不掩饰这段历史，觉得是人生战绩辉煌的起点。
从资本市场获取过暴利的人，都会留下难以泯灭的记忆。人的投机心理一旦被诱发出来，就好比猛虎出笼，再难关闭。它还会造成更加深刻的影响，无形中颠覆掉一个人的基本价值观。一个人钱来得容易，就会排斥从艰苦的劳动中挣钱，一个企业钱来得容易，同样会厌恶实业较为漫长的投资回报期。这种厌恶心理会引诱他把资金更多地用于投机，相应地，对实业的投入自然减少。结果是，实业的回报更加渺茫，反过来再催化投机心理，形成恶性循环。
唐氏兄弟也不例外。在搞房地产公司、农牧业公司、娱乐业的同时，还“转战”于一级市场、一级半市场。一直到1996年10月，国家监管机构决定整治机构大户时方才收手。到了1995年，新疆德隆成立的时候，德隆已经成了股市上有名的大户。但是在新疆的实业界，德隆还算不上“人物”。“当时我们申请加入工商联，那时候新疆的工商联会员几十个，我们连个会董（会员董事——编者注）都当不上，每次开会的时候只有坐在边上，好好地听别人讲。” 唐万里回忆道。
这种“两栖”企业，在民营经济历史上并不多见。它的特点是脚踩实业和金融，互相呼应，互为羽翼。
1997年5月德隆召开了“达园会议”。这次会议被德隆人称作“十年历程中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德隆确立了由“项目投资”转为“行业投资”的投资理念——用现在比较时髦的话说，就是由“投机”转向“投资”。
其实，历史的规律是，今日的“果”必由过去的“因”转化而来。因1997年德隆制定的战略，并不是割断了与以前历史的联系，而恰恰是“两栖”状态的自然延续。
不是吗？入主新疆屯河、沈阳合金、湘火炬之后，德隆的身影依然穿梭于实业与金融之间，只不过“事业”大了，人更多了，更加忙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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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大路线”VS“唐四路线”
李德林
连载：德隆内幕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作者：李德林
对民营企业来说，改革开放是一个不断出现新市场的过程，企业只要能够领先一步发现市场，抓住机会，通常会取得较快速度的发展。但是当新进入者不断增加，竞争激烈化，企业扩张的速度和效益的增长就会减缓。这时候，置身其中的人，一面承受着竞争压力，一面又会受到新的市场机会的诱惑。这种情况下，一种人会选择留下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在竞争中获取竞争力；另一种人会转而寻找新的市场机会。当然，在企业的具体决策过程中，不同的情况会有不同的因素起着关键的作用，不过仅就企业个人性格而言，也常常会对决
策发生重要的影响。
根据与唐万新有过长时间密切接触的人的描述，在四兄弟中性格最为突出，重情义，喜决断，多少还有些傲气和自负。据透露，德隆的扩张性，鱼唐万新的性格特征不无关系。尽管大哥唐万里的沉稳对德隆的对外扩张力量有所牵制，但是由于唐万里直到1995年才辞去教师职务，全身心地投入德隆，所以，对企业性格的形成，倒是唐万新起的作用更大一些。
德隆帝国的神经枢纽，是37个自然人股东。37个人中，又以唐氏四兄弟为核心。四兄弟中的“主心骨”是老大唐万里和老四唐万新。
唐万里和唐万新的思维方式实际上代表着德隆的战略两翼。
在德隆国际，唐万里主管实业，唐万新主抓金融和人事。
德隆国际的法人代表、董事长由唐万里担任，他更多的时间是在北京德隆董事局，负责协调与政府的关系。首席执行官由唐万新担任。
唐万里负责新疆德隆并持有8％股份。但其余92％股权由德隆国际持有。德隆国际的第一大股东则为唐万新，占总注册资本的13。6％，唐万里为并列第二大股东之一，占６．７％。
无论从职位还是股权的角度看，握有德隆实际控制权的是唐万新而非唐万里。不过由于长兄的家庭地位，性格上的沉稳，政治上的成熟，唐万里在德隆有着不可？？的影响力。“唐四”的控制力和“唐大”的影响力并不总能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