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代中期经济史-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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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给铜价“实属不敷”工本。在湖南,弓家岭等处铜矿,“先抽二八沙税,
炼出铜铅,照例二八抽收,所有余铜,每百斤给银十二两收买供铸”,商人
①
无利可图,以致弃置而报荒 。生产规模的萎缩,导致铜产量急剧下降。乾隆
三十一年(1766年)铜产量14674481斤,到嘉庆十五年(1810年)降到了
②
10574916斤,减少近30%。此外,如在川陕湖三省边区,许多由厚资商人
出本,颇具规模的炼铁厂、造纸厂和木材加工工场,经过白莲教起义之后,
由于清政府的严厉镇压和破坏,至道光初,在卢坤作调查时,山内手工业已
③
远非昔比 。
这一时期,封建地主阶级为维护自然经济,也对工业横加摧残。如安徽
黟县禁止开煤烧灰,“境内田少山多,贫民惟借樵采,每日负薪易米,以资
④
口食。若烧石灰,尽用煤石,则卖柴者少,贫民生计更绌”。福建沙县禁止
⑤
水碓用于工业生产,是因为水碓“斩断平流,大伤县脉”。道光时,闽阳崇、
瓯宁禁开茶厂,理由是,“田不加辟,而岁多万数千人耗食,米价安得不贵”
① 钱士锜: 《吴门补乘续编》卷一。
② 甘熙: 《白下琐言》卷八。
③ 光绪《嘉定县志》卷二九。
④ 清师范: 《滇系》卷八,蔡毓荣筹滇第四疏《理财议》。
① 同治《桂阳直隶州志》卷二○。
②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辑。
③ 卢坤:《秦疆治略》。
④ 《黟县志》卷一一,《附嘉庆十年知县苏禁水口烧煤示》。
⑤ 《沙县志》卷九,《除船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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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江西新城(今黎川)嘉庆十年 (1805年)《大荒公禁栽烟约》中,“雇
工种稻轻其值,种烟重其值,于是佣工者竞趋烟地,而弃禾田。……农家妇
①
女,饁饷而外,纺织为本。今皆唯烟是务,妇不知织,布从何出”。嘉道时
期,各种因素的虬洁,使手工业生产发生了倒退,而随着鸦片战争后外国资
本的侵入,中国手工业越来越走下坡路。
(3)商业和对外贸易
①康熙时期的商业政策和外贸体制的建立。康熙初期,百废待兴,商业
的恢复,是政府工作重要的一环。满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虽说“重农”,
但对商业不歧视。还在康熙亲政前,清政府即开始整顿流通领域秩序。康熙
四年(1665年),清政府规定各钞关抽分一律照定额征收,并革除了“溢额”
②
与“加级”挂钩的敝政,宣布“溢额者加级纪录之例,永行停止”。第二年,
在命令直隶各省设立税所的同时,要求将税则刻木立榜,“照示商民,照额
③
征收”;“如有不肖官吏于定额之外,私行滥收者”,“依律治罪”。在全
国统一后,清政府对币制和度量衡制进行了改革和统一。康熙二十四年(1685
④
年)又规定光禄寺置办各色物品,一律照市价给值,以免铺户亏损 。用康熙
的话说,“商民为四民之一”,“彼家赀皆从贸易积聚,并非为官贪婪所致,
⑤
何必刻剥之”。由于清初政治清明和政府为正常商业活动提供了一个制度环
境,国内商业很快得到了恢复。
康熙二十二年 (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解除了“迁海”令。次年,
开放海禁,允许商民出海贸易。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于广州、漳州、宁波
和云台山四处设置海关,作为外国商人来华通商口岸。这四处历史上基本都
有贡舶贸易传统。自建海关后,海关权力扩大。海关直属户部,不受地方行
政管辖。海关监督直接向皇帝和户部负责,不受督抚节制,并有独立制订关
税则例权。
关于当时的关税制度,以粤海关为例,订有正税和杂税两大项。正税又
分货税和船钞两项。其中货税,指进口货物的从量税,如“天鹅绒每匹税四
①
两”;船钞指商船额税,按船舶面积大小和国籍区别征收。如来自东南诸国
的“东洋船”,一等船(18平方丈)征税1400两,二等(15。4平方丈)征
税1100两,三等船(12平方丈)征税600两,四等船(8平方丈)征税400
②
两 ;来自欧美诸国的“西洋船”,一等船征税3500两,二等船征税3000
两,三等船征税2500两。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后,改为“西洋船”照
“东洋船”例征收。杂税主要有分头、担头、规礼、耗羡等名目。分头是除
③
货物从量之外加征的货物从价税,如“按货本一两征收银四分九厘”。担头,
⑥ 蒋蘅:《云寥山人文钞》卷二,《禁开茶山议》。
① 同治《新城县志》卷一。
② 《清圣祖实录》卷一四。
③ 《清圣祖实录》卷一八。
④ 《清圣祖实录》一二○。
⑤ 《清圣祖仁皇帝圣训》卷四六。
① 《嘉庆户部则例》卷八七。
② 《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四七。
③ 《清朝文献通考》卷二七,征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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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附加的从量税,按担征银一至四分。规礼,是海关官吏例行陋规,无
常数。耗羡指“火耗”,加二征收(雍正以后,改为减半征收)。
随着海关制度的建立,在旧有的封建牙行制基础上就相应地分离出一种
专门经营对外贸易的洋行。和牙行一样,洋行商人须领行贴,具有官商身份。
康熙二十五年 (1686年),商税制度规定:凡“来广东本地兴贩,一切落地
货物,分为住税,报单皆投金丝行,赴税课司纳税,其外洋贩来货物,及出
海贸易货物,分为行税,报单皆投洋货行,候出海时,洋 (行)商(人)自
①
赴关部(粤海关)纳税”。这样,洋行就成为清代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洋
行商人就是中国历史上“买办”的前身。康熙时期海关制度的创建,在中国
近代外贸管理体制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对于国内商人出海贸易,当时政府对船只规范和申报手续都有严格规
定。例如出海贸易的商船,载重量限于500石以下,横梁不得超过一丈八尺,
船身前后须刻有“商”字样,两旁刻省州县几号货船,并须由地方官印烙。
海商须预先取具连环保结,才能向州县申领执照。
自开海贸易后,清代初期的对外贸易有一定的发展,但总的来说,数额
不大。外国商人主要来自同中国有传统贸易关系的地区和国家。西方诸国除
原有的澳门葡萄牙商人外,只有英国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于广州正式
设立商馆。康熙五十五年,又因吕宋等地经常容留汉人,禁止了南洋贸易。
反之,由于开放了海禁,自康熙二十四年后,仅关东豆、麦,每年由北洋航
线运抵上海的数量即达千余万石,大大便利了国内的商品流通。
②雍乾时期商业的繁荣和对外贸易的发展。雍乾时期,随着农业生产率
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工业原料生产与粮食生产地域分工逐渐明显。较
具典型的是,由于江浙蚕桑区所需粮食,很大一部分取给于湖广地区,以致
过去所谓的“江浙熟,天下足”谚语,演变为“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
雍正四年《硃批谕旨》也是这种变换的佐证:“天下米粮,出产于东南各省
居多,平日借客商贩易流通”,“如福建之米取给于台湾、浙江;广东之米
②
取给于广西、江西、湖广;而江浙之米,皆取给于江西、湖广” 。这是东南
各省情况。北方也有相似例子,如“临清为四方辐辏之区,地产麦谷,不敷
用,犹取资于商贩。从上河泛舟东下者,豫省为多。秫梁则自天津溯流而至。
①
其有从汶河来者,济宁一带之粮米也” 。据估计,雍正十二年(1734年),
②
单是从湖广运往江浙的食米,年达1000万石左右 。这样,就构成了雍乾时
期以粮食为主的长途贩运的繁盛景象。也正是粮食产量的增长及其流通范围
的扩大,推动了农工业进一步分工,为商业的繁盛创造了物质条件。
雍乾时期,尤其是乾隆时期,商业活动达到封建社会晚期的鼎盛期。一
些大中城市,在恢复旧有的基础上又不断形成新的商业区。乾隆年间,北京
③
前门一带,游人之多和交易之兴隆,几至“对面交言听不真”。苏州阊门外
南濠,明时还是个店铺稀少,货物寥寥的郊区,乾隆末已发展为“地值寸金”、
① 清李士桢: 《抚粤政略》卷六,《分别住行货税》。
② 《雍正硃批谕旨》,何天培奏折。
① 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二。
② 金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二册。
③ 李华:《明清以来工商会馆碑刻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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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商贾辐辏”的商业区。同时,一些在前明时已具基础的市镇,雍乾时更发
展为工商业中心。如在华南,素以冶铸、陶瓷著名的佛山镇,乾隆年间,共
⑤
有大小街巷622条,人口数十万人,且人口构成多半为工商业者 。在华中,
汉口镇,以地处九省通衢,明中叶后商业逐渐发达,乾隆年间,户口发展到
20余万,盐、米、花布行户数千家,据估计,每年商品总贸易额约达一亿两
⑥
。
雍乾时期,一些或基于专业,或因原料产地,或作为货物集散地而存在
的次级市镇,经济活动也开始超出地区性限制。吴江盛泽镇,明嘉靖时,有
“居民百家”,“以绫绸为业”,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发展到“居民万
①
有余家”,乾隆年间,随着商人资本的发展,“四方大贾辇金至者无虚日”。
太仓鹤王市为著名棉花产地,每年秋收时,“市廛阗溢,远商挟重资,自杨
②
林塘经过而市之沃饶甲于境内” 。即使在边陲地区,如宁古塔,乾隆年间,
③
这样地处一隅的土产市场,也发展为“江南各省之人亦万里而来”的小都会 。
然而,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雍乾时期的商业在不同的地区,在城市
与农村之间往往形成强烈的反差。如当时的化州,“城市聚货寥寥,贸易无
④
他奇,不过鱼米盐畜布麻诸物” 。又如林县,“林俗淳朴,市无奇赢,抱布
⑤
握粟,交易而退” 。而在繁华的商业城市,如苏州,“洋货、皮货、绸缎、
⑥
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 。另方
面,大城市的商人,已开始运用工商会馆这样的组织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如
雍乾年间,北京共有工商会馆、公所50所。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北 京
⑦
靛行会馆商人曾为“外牙索诈滋扰”,而团结起来,与牙行斗争。而在一些
落后地区,普通商民仍不得不忍受封建势力的压迫,如江西有所谓“墟长”
者,“凡遇货物到墟,刻意勒索,或一两抽至三四分、五六分不等,名为牙
⑧
用,实同讹诈” 。
雍乾时期的对外贸易,与康熙时期相比,贸易额和关税收入均有增长。
在经营管理体制上,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为防范西方商人(也
是为防范国内汉人)的不法活动,关闭了其他海关和港口,只保留粤海关。
从此,对外贸易只限于广州一港口。由于业务量的集中,广州的商行随之被
划分为三大行业:外洋行,即洋货行,“专办外洋各国夷人载货来粤发卖输
课诸务”;本港行,“专管暹罗贡使及夷客贸易纳饷之事”;福潮行,“极
①
输本省潮州及福建民人往来买卖诸税”。乾隆末,本港行因有拖欠暹罗商人
④ 清顾公■: 《消夏闲记摘钞》卷中。
⑤ 道光 《佛山忠义乡志》卷一。
⑥ 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 年第一期。
① 乾隆《吴江县志》卷四,市镇。
② 乾隆《镇洋县志》卷二,市镇。
③ 冯一鹏:《塞外杂识》。
④ 光绪《化州志》卷二,风俗。
⑤ 乾隆《林县志》卷五,《风土·集场记》。
⑥ 顾公■: 《消夏闲记摘钞》卷上。
⑦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
⑧ 《兴国县志》卷三七,《请革墟长详文》。
① 清梁迁楠: 《粤海关志》卷二五,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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