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代中期经济史-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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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
⑧ 《兴国县志》卷三七，《请革墟长详文》。
① 清梁迁楠： 《粤海关志》卷二五，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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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款事故而被废除，业务归外洋行兼管。广州的外洋行，俗称“十三行”，
商人资本雄厚，乾隆年间组成公行，成为洋行商人的行会。
雍乾时期的外贸商品结构，输入品主要是来自东南亚各国的大米，其次
是来自西方国家的一些奢侈品，如自鸣钟、玻璃镜，以及由日本、东南亚贩
运的香料、海参、鱼翅等特产。输出品主要是生丝、丝织品、陶瓷、茶叶以
及铁锅等生活用品。其中茶叶的输出量增长最快，乾隆五年（1740年）向英
国出口茶叶1。4万余担，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后，每年平均出口4—5
②
万担，占英国东印度公司自华出口货值的80—90％以上。随着商品输出的
增长，乾隆时期的关税收入也有很大增长。乾隆十五年至二十五年的十年间
③
为4755312两；乾隆四十五年至五十五年的十年间为9271536两 。
雍乾时期 （1723—1795），清政府的对外贸易，始终保持出超的有利地
位。这时期，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中国则仍处于前工场手工业阶段（至少工场手工业尚未成为主要生产形态）。
这种出超地位，不管在什么样情况下，也是难以长期保持的。
③嘉道时期商业的衰落和鸦片贸易。雍乾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促成商
人资本的膨胀。一部分商人由包买活动发展为兼营手工业工场生产。在这方
面，除传统的纺织业外，也见诸于新兴的烟、茶行业，如山东济宁，“其出
产以烟叶为大宗，业此者六家，每年买卖至白金二百万两，其工人四千余名”
①。然而，大多数商人，仍抱着传统“重本”思想，即所谓“本可以兼末，事
末不可废本”，把大量资本积累用来购买土地，从事封建剥削，变为商人地
主。同时，封建捐纳制度也吸收了相当一部分商业利润，如在福建永定，“乾
隆四十年以后生齿日繁，产烟亦渐多……永（定）之财，多积于贸易，捐监
②
贡及职衔者人以千数” 。商业资本的封建性还表现在高利贷活动，乾隆时，
③ ④
北京城内外就有当铺六七百座 。乾嘉以后，单山西一省就有当铺4695家 。
尽管清代律例规定，钱债“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即月利率不超过3
⑤
％，但嘉道时，“称货者，其息恒一岁而子如其母”。商人资本的畸形发展，
加重了封建剥削，最终也阻碍了商品经济的成长。
嘉道时期，农村的贫困化和手工业生产的萎缩，也直接影响着流通领域，
市场普遍不景气。而鸦片贸易的扩大，和随之白银大量外流，对商业更是雪
上加霜。
在雍乾时期，清政府在对外贸易上曾长期保持出超。乾隆中期，广州一
地流入的白银，估计平均每年在百万至四百万之间。尽管当时已有从印度走
私进入广州的鸦片，但数量不大。至嘉道时，由于吏治日益腐败，加之鸦片
毒瘾之难于戒绝，使英国商人得以勾结国内奸商，贿通朝廷命官，使鸦片源
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当时地方官僚几乎无人不抽鸦片，昂贵的消费进一步加
深了官场的腐化。嘉庆五年（1800年），英国商人由印度运至中国的鸦片已
② 严中平：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
③ 《奥海关志》卷二四。
① 包世臣： 《安吴四种》，《中衢一勺附录三》。
② 《永安县志》卷一六，《风俗》。
③ 清王先谦： 《东华续录》乾隆卷二○。
④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
⑤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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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4570箱（每箱100斤或120斤）。道光十年（1830年），即激增至19956
箱。到道光十九年（1839年），竟达到40200箱之巨。总计鸦片战争（1840
①
年）前十几年间，进入中国的鸦片共有213899箱，价值1。88亿元 。
鸦片大量输入导致白银大量外流，嘉庆后期，外流白银，“每年约计，
②
竟至百数十万之多” 。到道光十七年（1837年），“广东海口每岁出银至
三千余万，福建、浙江、江苏各海口出银不下千万，天津海口出银亦二千万”
③。事实证明，鸦片作为堕落者无可替代的商品，正在驱逐其他商品的消费。
④
嘉庆二十五年 （1820年），仅苏州一地，估计“吃鸦片者不少十数万人”。
道光时，吸食鸦片已不限于官府缙绅、纨袴子弟，而普及到“工商优隶，以
⑤
及妇女僧尼道士” 。当时，苏州、汉口等城市，“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
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
⑥
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 。嘉道时商市之疲软，自在情理之中。
④清代闭关政策的失败。闭关自守是明清两代封建统治者对外关系的指
导思想，其所以采取这样的政策，是基于内部的政治需要。采取这样政策的
可能性，则是中国地大物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可以无求于外国。至于统
治阶级需要的奢侈品，更有“万国来宾，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奇不
①
有” 。然而，到18世纪末，这样的闭关政策已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地理大
发现后，西欧各国相继推行重商主义政策，进行殖民掠夺，并把对外贸易看
作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但是在中国，郑和下西洋被视为一项敝政，以
致成化时 （1465—1488），兵部尚书刘大夏销毁了郑和下西洋的档案，且不
再建造宝船。中国封建统治者历来“重本抑末”，以自然经济为最高理想，
把对外贸易看作是一种“恩赐”。朱棣就说过：“商税者，国家抑逐末之民，
②
岂可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所
以，郑和下西洋，到处去撒“赏赐”，从经济上自然是敝政。
三个世纪后，清代统治者在看待对外贸易上，仍死死抱着恩赐观点，“天
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丝
③
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英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恤”。然而，蒙昧主义
终究抵档不住大炮的轰击。1757年，英国殖民势力在印度得逞后，便大举向
东扩展。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政府订立《防夷五事》，企图遏止外
国势力的侵入。这些防范措施，包括禁止外国商人在粤过冬，禁止中国商人
向外商借款或受雇于外商，等等。防范不可谓不严，但由于清廷内部的腐败，
这些禁令如同一张废纸。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东印度公司独占鸦片专
卖权后，由印度进入中国的鸦片逐年增加。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英国占
领槟榔屿后，广州东印度公司就在当地政府的眼皮下大肆招诱华工去槟榔屿
① 马士：《中华帝国关系史》卷一。
② 《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卷四。
③ 《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一册。
④ 包世臣： 《安吴四种》卷二七。
⑤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黄爵滋奏。
⑥ 《林文忠公政书·湖文奏稿》卷五。
① 乾隆致英皇乔治三世诏书。
② 《明史》卷八一，食货五，市舶。
③ 《熙朝纪政》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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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垦。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国借乾隆八十寿庆之机，派遣六百余人
的庞大使节团来京，要求清政府准许英国在北京派驻官员和设立商馆，要求
开放宁波、天津、舟山等通商口岸，准许英国商人在舟山附近岛屿居留和在
广州建英商住宅区，以及准与英国教士传教自由等。当然，清政府拒绝了这
些要求。
进入19世纪，英国舰船开始在沿海进行武装挑衅。嘉庆五年（1806年），
英船“天祐号”驶入黄埔，肆意残杀黄埔居民。嘉庆十二年（1807年），英
船“海王号’冰手在广州打死打伤广州居民数人。但鸦片贩子的贿赂，已“使
①
中国南方各省的官僚完全腐化”。军官吃空缺，不理操练，临阵雇人充当，
广东营伍，士兵吸鸦片也屡见不鲜。官场腐败，武备废弛，清廷的虚弱已彻
底暴露在殖民主义者面前。闭关自守政策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也就成为历史。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0 年版，第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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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本
（1）日本的土地制度
①德川时代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日本从应仁之乱（1467—1477年）到永
禄十一年（1568年）织田信长征服京都为止，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兵
燹和动乱。丰臣秀吉继承织田信长的遗业，完成了全国统一大业。丰臣秀吉
死后，德川家康于庆长八年 （1603年）就任征夷大将军，在江户 （今东京）
设立幕府，并开创了长达 265年（1603—1867年）的德川幕府统治时代。德
川幕府初期的三代将军，实行武力统治和专权政治，奠定了牢固的封建体制。
这种封建体制以幕府为中央统治机构，以臣服于幕府的各藩为统治基础，故
亦称幕藩制。
德川时代，日本人口大致稳定在2600万上下。全国农业耕种面积16世
纪末为150万町步（亦称町，1町步合0。99公顷），18世纪上叶增加到290
万町步。全部土地为封建领主所占有。德川时代的封建领地分为四种：幕府
领地、大名领地、天皇公卿领地和寺院神社领地。德川家族既是全国最高统
治者，又是最大的领主，幕府拥有的直辖领地约占全国耕地的26％。幕府统
辖全国约270个藩，各藩直接统治者称大名，大名共占有全国耕地的70％。
天皇及其臣属（公卿）在幕府体制下处于无权地位，不参预政治，但握有大
量土地。寺院神社作为封建统治的辅助工具，也占有不少土地。将军和大名
豢养有大批武士，称为家臣。武士没有领地，靠领取俸禄为生，但享有免税
和任意屠杀人民等特权。封建土地占有制和在此基础上的将军——大名——
武士封建统治结构，使日本经济长期停滞在自然经济的封建落后状态。
德川时代的封建领主都不建立庄园经济，而是将土地零碎地交给小农耕
种。占人口 80％的农民成为领主领地的世袭租佃者。当时每户平均耕种约2
町步的份地。日本的租赋称“年贡米”，即以丈量后的土地面积及土地肥瘠
为基准，以实物米计算的一种租赋形式。比如，17世纪末，农民的水田租是
四公六民，上等田每段（1/10町）确定的标准收获量为稻谷三石（l石合公
制1。804石），折合米 （糙米）1石5斗，按四公六民计算，需交租赋40％
即6斗。其余的60％即9斗，留充农民的生活费用及再生产成本。此外，相
辅而行的“毛见法”（检查每年实际收成情况）和“定免法”（根据几年中
平均租赋率而定的租赋额），是确定当年租赋额的一个依据。
农民除缴纳租赋外，还须承担种种附加税和为领主服杂役。税法在幕府
领地和各大名领地多少都有些不同。以幕府领地为例，除租赋外，尚有附加
税、杂税和赋役三种。附加税包括口米（供幕府地方机构的开销）、欠米（弥
补年贡米运送过程的损耗）、添加米 （补升量的不足）等，如果把这些都计
算在内，租率就要高得多。杂税是对山野河海的使用所课的税，如割草、砍
柴、捕鱼、狩猎、制盐等。赋役包括各种工事所摊的夫役等。
在三代将军统治时期（1603—1650年），对农民制定了严厉苛刻的政策。
除永远禁止百姓买卖田地外，为防止农民纳税能力低减，幕府于宽永二十年
（1643年）几次下令，对农民生活加以严厉限制。根据《庆安御触书》（1649
年）记载，政府对一年的农民活动作了种种规定，并要求农民刻苦节俭，如
多吃杂粮，不许随便吃米；不许买油、买茶和饮酒、饮茶；不许种植和消费
烟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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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幕府从第四代到第七代将军的65年时间 （1651—1716年），是幕
府的所谓“礼教文化政治时代”，它标志着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级的勃起。
随着过去的地域经济发展为国民经济以及贡米的商品化，农村的自然经济受
到商品经济冲击。从18世纪初，第八代将军享保时期起，封建社会开始动摇，
农民的两极分化与日俱增。享保以后，租赋从四公六民提高为五公五民，农
民租赋负担极重。而且随着幕府财政困难的加剧，征收方法也十分残酷。享
保十七年 （1732年），农村发生大饥馑，大名领地的饥民人数达到197万，
幕府领地有67万。土地虽不属农民所有，但贫困农民为生活，还是把世袭份
地抵押、典当给商人和富裕农民。商人和富农靠贩卖农村生活和生产必需品
和放高利贷，积累起大量财富，在土地兼并中成了农村新兴地主阶级。地主
将土地出租给农民，将收入的一部分作为贡米。上缴给土地的名义所有者封
建领主。因此，农民的租赋被提高到占收成的60％，或甚至达到80％。享保
时起，农民反抗领主横征暴敛的起义，矛头往往指向地主及与之相勾结的村
吏。
②检地和农业。检地 （丈量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