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代中期经济史-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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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业，由于肥料费用低于近畿而得到发展，而且当地生产的棉花已可以在
藩内就近纺织而推动了织布业的发展，这样就改变了棉布供应须依赖畿内的
局面。生丝产地随着丝织业的发展而逐渐东移，宽保时 （1741—1747年），
关西的蚕业已为关东所取代，关东上野（今群马）的桐生，由于从西阵（京
都市上京区）引入先进的机织技术而发展为与西阵并驾齐驱的两大丝织业中
心。随着地域经济的变化，各藩开始加强对商品流通的控制，并相继实行专
卖政策。专卖的结果减少了转运中央市场的商品量。19世纪初，幕藩制市场
结构开始走向衰落。
（4）货币、金融和商人资本的兴起
统一货币的工作，在丰臣秀吉时期就已着手进行。当时铸造了大型和小
型金币，以及用银和铜铸造了天正通宝、永禄通宝两种硬币。庆长三年（1598
年）秀吉去世，庆长六年（1601年）德川家康下令改革币制，先后铸造金币
大判 （十两）、小判（一两）、一分金（l/4两），以及银币丁银和豆板银，
同时铸造了银钱庆长通宝和铜钱元和通宝。宽永十三年（1636年）又铸造了
铜钱宽永通宝，宽文十年（1670年）禁止古钱流通。以上货币逐步取代了各
藩的地方货币“灰吹银”（粗制银锭）。到17世纪末，幕府发行的货币成为
全国统一的货币。然而，各藩因财政窘困又开始陆续发行地方纸币藩札。虽
然藩札只能在领内流通，与外界交易时仍需兑换成金银正币，但增强了地方
经济的独立性。从1661年福井藩首先发行起，到18世纪上叶各藩已普遍发
行。
在幕藩制市场条件下，金融业发展很快。德川时代从事金融业的商人称
兑换商，其中著名的有大阪的“十人兑换”。“十人兑换”相当于全体兑换
业的管理者。由于幕府的出纳由其办理，破例允许他们带刀。江户的兑换商
有兑换金银和一般兑换（换钱、换米）之分。兑换金银的，除从事金银买卖、
贷款、汇兑、存款等一般金融业务外，还办理幕府和诸侯的汇兑业务。最大
的金银兑换商是三井。由于当时的兑换商也兼任大名“藏屋敷”的“挂屋”
（负责贷款出纳）等职，随着其财富的增长，社会地位也不断上升。大阪“十
人兑换”中的一人鸿池，同时担任加贺、广岛、尾州、纪州各藩的“挂屋”，
仅从各家领取的禄米总计就有一万石。许多陷于财政困难的大名，还常以将
来运到的米作为抵押，或出让贡米收缴权，从他们那里预借款项。
占商人资本第二位的是大批发商。德川时代，批发商的主要经营方式，
是受货主委托（或从货主那里买进货物），转手把货物倒给经纪人。为了对
营业进行垄断，他们往往成立各种组织，如江户的“十组问屋”，大阪的“二
十四组问屋”，都是有名的批发商垄断集团。往来于江户同京、阪之间的货
物船，也是这些批发商集团经营的。正德年间 （1711—1716），大阪有批发
商5655人，经纪人876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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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其次是一些操纵市场和对外贸易的商人。大阪堂岛的大米市场是以出
售各藩存储的大米为对象而发展起来的。正德时期，有一些商人从事买卖各
诸侯“藏屋敷”发行的米券，后来发展为官方承认的大规模投机交易。堂岛
米价行情的涨落，牵动着诸侯的喜怒哀乐。在对外贸易方面，商人垄断了当
时主要进口货物之一的生丝，以垄断价格转售给各地。此外，对马（今长崎）
的宗氏垄断了同朝鲜的贸易，岛津氏利用琉球同中国进行走私贸易。
随着商业发展而积累起来的商人资本，有的投放到对大名、武士和一般
人的高利贷活动，有的用于土地开垦，有的则投入到家庭手工业或渔业上。
他们控制着日本全国的经济。商人资本的兴起打破了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
同时削弱了强大的幕府政治。
（5）德川时代的锁国政策
德川时代的锁国政策，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涉及的也不只是海外贸易，
它是幕府整个统治时期的一项基本国策，反映了国内社会矛盾的激烈。
还在丰臣秀吉时期，为转移暂时屈服其武力但随时可能叛变的藩侯、大
名的目标，并想从对外贸易中攫取巨额利润以解决财政困难，发动了长达 7
年的侵朝战争。当时，日本同中国、吕宋、台湾的关系，也相当紧张，然而
另一方面，各地大名和京都、大阪的商人出海贸易仍很活跃。文禄初年（1592
年），官方制定了朱印船制度，商人出海必须携带“朱印状”，状内载有航
行目的地与身分等证明，以有别于走私和海盗船。
德川幕府初期，贸易作为财源之一，曾得到政府鼓励，朱印船制度也有
进一步发展。然而与此同时，基督教也在国内兴盛起来。庆长七年（1605年）
全国的教徒，总数已达70余万人。丰臣秀吉时因信徒的活动有乖日本纲常伦
理曾一度驱逐传教士，但因未禁止通商贸易而未能禁绝。德川家康虽贪图商
贸之利，但对包括大名在内的信徒人数激增，也不能不有所警惕。尤其是通
过一次信徒内讧。暴露了在德川家康身边竟有10余名基督徒。于是在庆长十
七年（1612年）对直辖领地下达了幕府最早的禁教令。次年，又将禁令推行
到全国。从此就开始了驱逐教士、捣毁教堂、强制改宗等大规模宗教迫害运
动。
家康之后，幕府进一步加强了这一方针，同时将英、荷两国的贸易活动
限制在平户、长崎两地。英国不久即关闭了在日商馆，停止了对日贸易。但
是西方传教士无视幕府命令，仍继续秘密来日，国内信徒也没有被肃清。因
此，德川家族继任者又加紧了对基督教徒的迫害。宽永十年（1633年），幕
府禁止朱印船以外的船只和朱印船以外的日本人出海；在海外侨居超过5年
的日本人，禁止回国。这是锁国令的开始。宽永十二年（ 1635年），幕府
禁止一切日本船、日本人出海；不准侨居海外的日本人回国，违者处死。同
时，中国驶来的船只也只能到长崎。次年，在长崎港内辟出一个沙洲即所谓
出岛，让葡萄牙商人居住，其子女则一律驱逐出境。
宽永十四年（1637年），日本发生了岛原之乱。基督教大名有马晴信的
旧领地岛原半岛和基督教大名小西行长领地天草岛等地的基督徒，因新领主
大肆镇压而爆发了大规模反宗教迫害起义。次年，起义被镇压后，幕府一方
面疯狂地对信徒处以极刑，一面加强了锁国措施。宽永十六年 （1639年），
下令禁止葡萄牙船来日，将长崎的葡萄牙人全部驱逐出境。次年，幕府烧毁
了企图前来和解的葡萄牙船，斩杀了船员。以后又将荷兰商馆从平户放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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崎，将长崎定为唯一的贸易港。至此，最终完成了锁国。
锁国以后，幕府只在出岛同荷兰、中国进行贸易，其限制也越来越严。
正德五年 （1715年），规定中国来日贸易船只每年限30艘，贸易银额6千
贯；荷兰船每年2艘，贸易银额3千贯。同朝鲜的贸易，由对马的宗氏掌管。
在幕府锁国时期，最初来叩关要求通商的不是西欧国家，却是北方的俄
国。18世纪起，俄国船只就不断地出没于日本北边沿海。明和八年 （1717
年），幕府第一次从荷兰商馆获悉俄国入侵虾夷地 （日本列岛北端，因古代
有虾夷人居住，故名）计划，但始终未予重视。宽政四年 （1792年），俄国
女皇叶卡特林娜二世的使节拉赫曼搭乘军舰，以送回日本漂流民为名，携带
国书和方物，来到虾夷的根宝，要求通商。幕府派人向拉赫曼解释了锁国国
法，退回了国书和方物。此后，幕府派遣了大型调查团去虾夷，一直调查到
国后，择捉等岛，并进一步加强了沿海的国防。
文化元年（1804年），俄国派俄美公司总经理雷扎诺夫作为使节来日本，
到长崎要求开始谈判，幕府则坚持锁国是祖法，不能改易，拒绝通商要求，
将雷扎诺夫遣送回国。文化八年（1811年），幕府在国后岛拘捕了正在测量
千岛列岛的俄军舰长郭洛宁。在监禁26个月之后，将其释放回国。
其次是英国的叩关。文化五年（1808年）英国军舰费顿号，挂起荷兰国
旗，瞒过日本守备兵，驶入长崎港。事后，长崎奉行引咎自杀。
德川幕府的锁国，直到嘉永六年 （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在浦贺登陆，
才被打开了日本封闭二百余年的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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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朝 鲜
（1）朝鲜李朝晚期的土地关系和农业
朝鲜在李朝统治初期（15世纪），仍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阶段。从
15世纪直到17世纪上叶，朝鲜尚无货币。作为实物货币通用的，主要是米
①
和正布 。国家包括田赋在内的各项收入，全部通过贡物制度来实现。在贡物
制度下，代纳人为谋取重利，农民往往要缴纳高出几倍的贡物。1592—1598
年朝鲜卫国战争 （丰臣秀吉侵朝战争）期间，军粮供应成为首要问题，事实
上也不可能征收贡物，因而在忠清道和全罗道改征大米以代替所有贡物。1608
年，政府决定在京畿道试行“大同法”，把以往向宫司为首的中央各司献纳
的常贡（别贡除外）及向地方官厅献纳的需米和其他杂物全部废止，代之以
对土地一律征收大米的制度，所征收的大米称为“大同米”。在京畿道试行
“大同法”之后，大约经过一个世纪，除西北的平安道和咸镜道外，各道都
逐步实行了大同法。
在实行贡物制时代，名义上贡物是任何人都须缴纳的，但豪门势家常得
以免税，全部负担都落到平民身上，同时由于代纳人剥削严重，宫廷和官府
实际收入反而很少。“大同米”只是有土地的人才缴纳，因而对无地或地少
的人应该是有利的。然而，由于依然存在向宫司或中央官厅献纳地方特产的
“进上”和“别贡”，以及还须向地方官厅缴纳如木炭、蜂蜜、鸡、野鸡之
类的物品，佃农身上的负担一点也没有减轻。17世纪中叶以后，由于租税加
重，官僚、土豪土地兼并加剧，以及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和高利贷盛行，造
成了农村的阶级分化。进入 18世纪后，农民能保守父祖之田业而不卖于人
者，10户中只有5户。到19世纪初，农村出现了“农夫无田，皆耕人田”
的现象。农民耕种地主土地，税赋负担占收成的50％。除去种子、假贷、岁
前之粮，所余仅及收获量的15％。
在封建剥削日益加重下，自18世纪以后，农民的流亡逃散和武装起义，
成为李朝晚期的明显特征。1811—1812年的平安道农民起义，大大动摇了封
建统治的基础。平安道农民在起义被镇压前实有户数302844户，男丁664654
名，1814年骤减至192867户，男丁减至402972名。农民颠沛流离，田园荒
芜。1813年的大凶年，京畿、忠清、庆尚、江原四道受赈济灾民达 788746
人，1814年，由于连年凶作，庆尚、全罗、忠清、江原四道受赈济灾民达5384280
人。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消失，和土豪霸占堤堰导致水利灌溉设施的破坏，严
重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尽管如此，在李朝统治时期，朝鲜农民创造了新的栽培方法和引入了不
少新的作物。朝鲜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从15世纪起就有人在南部使用移秧
法，到 17世纪末，移秧法已取代直接播种法而成为全国主要种植方法。到
18世纪后半期，不但移秧法更进一步发展，而且在三南各道创造了双季稻，
这是朝鲜农业发展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成就。其次，朝鲜自古以来以产人参著
称，但随着火田的开发，原先主要的山参产地江界和江原道以及咸镜道的采
地缩小，野参采取量也随之下降。进入17世纪后，朝鲜开始人工栽培人参，
17世纪20年代，开城成为人参的主要产地。开城人参经蒸造成红参后大量
① 朝鲜以升表示棉布密度，密度达到5 升的棉布。35 尺为1 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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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往中国。经济作物烟草，是在1592—1598年间与辣椒、南瓜同时由日本传
入的。17世纪后，朝鲜已广泛种植烟草并输出到中国沈阳等地，成为清朝民
间的消费品。西红柿也是在16世纪末，从中国传入的，朝鲜最初称为南蛮柿，
后以“一年柑”名称广泛种植。18世纪后从对马岛带入甘薯种子，从中国传
入土豆，经过朝鲜农民苦心栽培，成了朝鲜人的主要食物。
（2）商业和对外贸易
在李朝统治初期，由于封建统治者的重本抑末思想，对国内商业活动采
取压制政策。尽管从15世纪起，在全罗道、庆尚道和忠清道已存在许多乡市，
但只是在首都汉城才有以“六矣廛”（享有特权的六种行业座商）为首的大
小常设店铺。到了17世纪，由于废除了几乎将地方各种产物搜刮殆尽的贡物
制度和实行大同法，促进了乡市的发展。到肃宗统治时期（1675—1720年）
终于改变了对商业的压制政策，改为统一征收市场税。乡市通常五日一市，
投入流通的商品基本是农副产品，但也有陶瓷、农具等手工业品。同时在一
些大市场上开始出现经纪人和融通资金的贷款业者。到 18世纪中叶以后，全
国乡市数目达到1000多个。在大邱、清州、公州等地，每年春秋两季还举办
专门买卖药材的“药令市”，其中大邱药令市尤为著称。此时，一些地方都
市也纷纷出现很多常设店铺。著名的商品有六镇的麻布，关西的明紬，两南
的楮纸，海西的棉、铁，内浦的鱼盐等。进入19世纪以后，大米成为更重要
的商品，以汉城为中心的汉江一带，商人兼做米谷贸易和海上运输业，积累
了大量资本。但一般国内商业，商品流通还受到很大限制。汉城的商权仍被
以“六矣廛”为首的特权商人所垄断，他们在封建统治者支持下，可行使禁
止“乱廛”权（禁止别人经营同类商品权）。因此直到19世纪上半期，朝鲜
除寄生性消费都市汉城外，还未出现真正的商业城市。
对外贸易在李朝统治初期统制甚严。16世纪末丰臣秀吉以要求通商为借
口的侵略战争，使李朝统治者更加强了对外族的防范。但从17世纪后，随着
朝日两国恢复通交，重新又开始了对日贸易。李朝与德川幕府间的官方贸易，
主要是派遣信使交换方物，同对马岛领主的贸易则通过“岁遣船”方式进行。
当时日本输朝的商品主要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