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前世今生-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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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不住自己的喜悦：“眉，所以你我的好事，到今天才算磨出了头，我好不快活。今天与昨天心绪大大的不同了。我恨不得立刻回京向你求婚，你说多有趣。”“我急想回京，但爸还想留住我，你赶快叫适之来电要我赶他动身前去津见面，那爸许放我早走。”　　　　
　　　　虽然徐申如不想让儿子早早回北京，但忍耐不住相思煎熬的徐志摩还是于1926年4月份抽空回了一趟北京，与陆小曼双双重游北海。　　　　
　　　　但徐志摩不能在北京久留，因为张幼仪随时可能回到上海。终于，1926年的夏天，张幼仪抵达了上海。第二天，她就去拜望徐申如，并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她不反对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事。　　　　
　　　　过了第一关，徐申如还是不肯爽快的答应，7月9日，徐志摩在硖石的西山上与父亲做了一次恳切的交谈，但效果并不怎么理想。在给陆小曼的信中，他提及了自己的不愉快：“眉：我还只是满心的不愉快，身体也不好，没有胃口，人瘦的凶，很多人说不认识了，你说多怪。但这是暂时的，心定了就好，你不必替吾着急。今天说起回北京，我说二十，爸爸说不成，还得到庐山去哪！我真急，不明白他意思究竟是怎么样！”后来，经胡适、刘海粟等人的调解，徐申如最后勉强答应，但他也提出了三大条件：　　　　
　　　　一，结婚费用自理，家庭概不负担；　　　　
　　　　二，婚礼必须由胡适做介绍人，梁启超证婚，否则不予承认；　　　　
　　　　三，结婚后必须南归，安分守已过日子；　　　　
　　　　为了能与陆小曼结婚，徐志摩这三条都答应。　　　　
　　　　既然父亲同意了他们的婚事，但又不放他早回北京，闲在硖石徐志摩马上就开始动手准备他的新房，并把新房取名为“眉轩”。　　　　
　　　　在硖石呆了几周后，徐志摩终于回到了北京。1926年8月14日，徐志摩和陆小曼在北海公园举行订婚仪式。10月3日，徐志摩和陆小曼在北海公园举行婚礼。那一年，徐志摩31岁，陆小曼24岁，胡适是介绍人，梁启超证婚。　　　　
　　　　徐申如并没有到场参加儿子的婚礼。证婚人梁启超对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姻也是极度的不满。梁启超当着众人的面，给了他们一顿严厉的训斥：“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以后务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让他们“勿再做过来人！”事后，梁启超写信与其女令娴，对于他心爱的门徒徐志摩尚系出于怜悯的善意，对于小曼则竟以“祸水”、“妖妇”看待。“我看他（指志摩）找得这样一个人做伴侣，怕他将来痛苦更无限，所以对于那个人（指小曼），当头给了一棒，免得将来把志摩弄死。”又说他爱志摩，怕他将遭灭顶之凶，要拉他一把。任公并说小曼离婚再嫁，为“不道德之极”。　　　　
　　　　结婚第二天，徐志摩和陆小曼就到清华园梁启超的寓所申谢。1926年10月，徐志摩和陆小曼奉徐申如之命回到浙江硖石。


第三部分　开拓文艺的新土第28节　编辑副刊

　　　　新月社的失败，使徐志摩不得不另某途径，1925年9月底，他应陈博生、黄子美之邀，正式担任了《晨报副刊》的编辑工作。这就开始了徐志摩文化活动的一个新时期，也是他一生最辉煌、最意气风发的一个时期。　　　　
　　　　10月1日，徐志摩编辑的《晨报副刊》开始出版，他在首期上发表了《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一文，表明其办刊方针。　　　　
　　　　徐志摩早就想办一份报。早在1923年3月，梁启超就推荐徐志摩去《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当编辑，可惜没有成功。这年冬天，张君劢组织成立了理想会，想办《理想》月刊，邀请徐志摩一起参加，并向他约稿，这一计划后来落空了。1924年，新月社成立后，他又想办《新月》周刊或月刊，又没办成。泰戈尔来华访问时，曾建议徐志摩办一份英文季刊，希望借此建造一条沟通中国与世界的桥梁。徐志摩为此事曾经邀请金岳霖担任杂志的编辑工作，但因为北方战事又起，办刊的事就停了。徐志摩说没有办成的原因不是没有人，不是没有钱，而是他自己的“心不定”。一个朋友叫他云中鹤，又一个朋友笑他“脚跟无线如蓬转”，他自己也老是又“今日不知明日事”的心理。因此这几年，徐志摩觉得自己只是虚度，什么事都没办成，非常惭愧。　　　　
　　　　1924年，徐志摩认识陈博生后，就时常替《晨报》写些杂文。这年，黄子美随便说起要徐志摩去办副刊，徐志摩连听都没有听。在这社会上办报本来就是无奈的事情，一个月来一回还可以支持，一周开一次口已是很勉强的了，每天要说话简直是不可思议——垃圾还可以当肥料用，拿泻药打出来的烂话有什么用处。徐志摩当然不听他的话。3月，徐志摩要去欧洲，一班朋友都不肯放他走，其中最蛮横不讲理的就是陈博生与黄子美。徐志摩着急了只好行贿，说他们如果放他走，他回来时就替他们办副刊。他们就放了他，并且还请他吃饭饯行。徐志摩说其实他自己只是当笑话说，那时赌咒也不信有人能牵住他办报。徐志摩心想到欧洲去孝敬他们几封通信就行了。　　　　
　　　　7月，徐志摩回国后，陈博生与黄子美要他履行前约，比上次更蛮横，真像是讨债。有一天陈博生约了几个朋友谈，有人完全反对徐志摩办副刊，说他不配，像他这类人只配东飘西荡的偶尔挤出几首小诗来给他们解解闷。有人进一步说不仅反对徐志摩办副刊并且认为根本就不用办副刊，早几年也许是一种投机，现在早该取消了。那晚陈通伯也在座，他坐着不出声，听到副刊早就该死的话时，他说他本来也不赞成徐志摩办副刊的，他也是最厌恶副刊的一人；但为要处死这副刊，趁早扑灭这种流行病，他倒是改变了主意，反而赞成徐志摩来办《晨报副刊》；第一步逼死别家的副刊，第二步掐死自己的副刊，从此人类就可以消灭副刊的灾祸了。徐志摩觉得他的话很俏皮，但太恭维他了，好像徐志摩真有能力在掐死自己之前逼死旁人似的！那晚还是没有结果。　　　　
　　　　后来陈博生又拿实际的利害来引诱徐志摩。陈博生说，徐志摩不是成天想办报吗？但假如他另起炉灶，无论理想不理想、新月不新月，第一件事徐志摩就得准备贴钱。反过来说，副刊是现成的，徐志摩来，他们就有薪水给他，可以免得做游民，岂不是一举两得！这利害的确是很分明，徐志摩不能不打算了，但他一想起每天出一刊，就脑袋发胀。他说他愿意帮忙但日刊实在太难，假如《晨报》周刊或是甚至三日刊的话，他总可以商量。这一来徐志摩可被抓住了，陈博生立即说好，那他们就为徐志摩特别想法子，徐志摩就管三天的副刊那总合适了。他们这样的恳切，徐志摩再也不好意思拒绝。　　　　
　　　　过了一天陈博生又来疏通徐志摩说三天其实转不过来，至少得四天。徐志摩说那他只能在字数里做伸缩，他尽力而为也只能每周管三万多字，实在三天匀不过来，那他只能把三天的材料摊成四分，反正数量不代表质量。他们没办法，只能随徐志摩了。这样笑话就变成了实事，徐志摩是没想到的。但同时徐志摩还警告陈博生，说办就办，办法可得完全由他，他爱登什么就登什么，万一将来犯什么忌讳出了乱子累及《晨报》本身的话，只要自以为有交代，他可不能怨自己。　　　　
　　　　在《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中，徐志摩详细交代了自己接办的过程，并向读者表明了自己的公正立场：“但我自问我决不是一个会投机的主笔，迎合群众心理，我是不来的，谀附言论界的权威者我是不来的，取媚社会的愚暗与褊浅我是不来的；我来只认识我自己，只知对我自己负责任，我不愿意说的话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说的，我要说的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能不说：我来就是个全权的记者，……我自己是不免开口，并且恐怕常常要开口，不比先前的副刊主任们来得知趣解事，不到必要的时候是很少开口的。”　　　　
　　　　徐志摩特别介绍了他的朋友里最多才多艺的赵元任。他是从天上的星到人类肠子里微菌、从广东话到四川话、从音乐到玄学、没有一样不精；他是一个真的通人；但他最出名的是他的“幽默”，谁要听赵元任讲演不发笑他一定可以进圣庙吃冷肉去！徐志摩想给他特辟一栏，随他天南地北的乱说，反正他口里没有没趣味的材料。他已经答应投稿；但徐志摩为防他懒，所以第一天就替他特别登广告，先留住他再说，因为“一将难求”。　　　　
　　　　徐志摩雄心勃勃，想在这块园地上大显身手，同时他交游甚广，人缘又好，并且总是热情积极地向文艺界、知识界的著名学者、专家约稿。如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著名的“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赵元任；曾任《政治学报》主笔的张奚若；上海的郭沫若、吴德生、张东荪；武汉的郁达夫、杨振声等，还特请了姚茫父、余越园谈中国美术；刘海粟、钱稻孙、邓以蛰谈西洋艺术；戏剧家余上沅、赵太侔谈戏剧；闻一多谈文学；天文学家翁文灏、化学家任叔永等谈科技；音乐家萧友梅、赵元任谈西洋音乐；考古学家李济之谈中国音乐。至于徐志摩那些日常见面的朋友，如胡适、陈西滢、张歆海、丁西林、陈衡哲、凌淑华、陶孟和、江绍原、沈性仁等更在被邀之列。他还向当时的新进作者如沈从文、焦菊隐、于成泽、钟天心、陈镈、鲍廷蔚等发出了号召。另外还在欧洲的金龙荪、傅孟真、罗志希，徐志摩也盼望他们的文章也能过来。从德国回来的宗白华、快从法国回来的江西谢，徐志摩也要邀请。　　　　
　　　　当时，除郭沫若等个别人后来始终不曾理睬这事、没为副刊写过一个字外，多数人都捧了徐志摩的场，给副刊送来了不少稿子。徐志摩本人也在副刊上发表了大量文字。《晨报副刊》在徐志摩的手中果然面目一新，很有特色。


第三部分　开拓文艺的新土第29节　苏俄问题

　　　　关于苏俄仇友赤白问题的讨论是由徐志摩的朋友张奚若发难的。　　　　
　　　　1925年10月6日，刚上任不到几天的徐志摩就在《晨报》社会栏中发表了陈启修的《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该文针对当时中国知识界的“苏联同样是帝国主义”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不主张将苏联成为帝国主义，不主张把苏联定为敌人，并赞扬苏维埃政权，认为苏联是中国人的朋友。　　　　
　　　　被人成为“大炮”的清华政治系教授张奚若马上写了《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进行反驳。他的文章10月8日发表在《晨报副刊》的头条位置上。他认为，苏俄对中国的态度是：“假共产为名，为自己私利，在我们情形迥不相同的国家，利用判断力薄弱的青年，智识寡浅的学者，和惟个人私利是图的政客，大捣其乱的人们，更是我们的敌人。陈先生说苏联虽不是帝国主义式的敌人，其为害我们中国的地方更甚于帝国主义式的敌人，我们防备他比防备帝国主义式的敌人更应该严密一点。”　　　　
　　　　于是，双方引起了一场政治问题的大争论。　　　　
　　　　一周后，徐志摩在“文艺栏”特设了“关于苏俄仇友问题的讨论”和“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两个专栏，集中发表不同意见的稿件。同时，徐志摩又在“社会栏”中特设了“对俄问题讨论专号”，从而引发了一场热闹的政治大论战。　　　　
　　　　这场争论持续近两个月，《晨报副刊》共发表各类文章近30篇，其中张奚若的文章最多，另外有刘勉己、徐志摩、梁启超、张慰慈等。　　　　
　　　　作为讨论组织者和主持人的徐志摩在10月22日的《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前言》中，他第一要声明的是《晨报副刊》（每周一、三、四、六是徐志摩主编的，此外不关他自己的事）决不是任何党派的宣传机关；《晨报副刊》撰稿选稿是徐志摩个人完全除外的特权与责任。《晨报》主人有一天干涉他的时候，可能就是他辞职的时候，因为他不能忍受不完全的信任。《晨报》本身的主张徐志摩绝对不过问，他也管不着，也不想管。他知道的只是凭他自定的标准与能力编辑这每周四张的副刊。办好是徐志摩的功劳，办坏是徐志摩的罪责，没有第二个人分得着。　　　　
　　　　比如这次在讨论中的中俄问题，徐志摩个人自信是无成见的。徐志摩说自己天天抓紧了拳头问这时代要的只是忠实的思想，不问它是任何的倾向。谁要看懂他上周那篇《从小说讲到大事》，他就认清了徐志摩的评价标准。徐志摩他恨一切私利动机的活动，恨作伪、恨愚暗、恨懦怯、恨下流、恨威吓与诬陷。他爱真理、爱真实、爱勇敢、爱坦白、爱一切忠实的思想。徐志摩曾经登载张奚若反对俄国人帮助中国人进天堂的文章，因为他信得过张奚若的见解至少是独立的，不含别种动机的，忠实的。他也许错误，他也许有他看不到的地方，谁知道；但他的议论至少是对他自己完全忠实的。同时徐志摩也决不拒绝反驳他的文章，只要来者符合他的标准——忠实。有一部分徐志摩不刊出的来稿，是为它本身没有什么新发现，或是写得太不清楚；但他决不以正反定取舍。张奚若最初说《晨报》不应该登载赞成或隐利苏俄的文章，徐志摩不这样想。他心目中的友只是他上面列举的几条“我爱”；他的敌人也就是上面列举的几条“我恨”。这标准似乎很空泛，不着边际，但徐志摩再也想不出更合理的标准。　　　　
　　　　江绍原说徐志摩“尚不失赤子的心”，他觉得是安慰，因为徐志摩信得过他这句话里没有混入“爱伦内”。就凭着这一点“赤子之心”，如果他真的不曾完全失去，徐志摩才敢来与众人相见。　　　　
　　　　徐志摩现在特辟这“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一栏，专为登载关于中俄关系乃至联起的中国将来国运问题，盼望国内有思想的特权与责任的朋友们共同来讨论这件大事。　　　　
　　　　徐志摩在这场讨论中比较注意自己的中立立场，另外，他也表现出明显的排斥苏联的倾向。徐志摩写下《列宁忌日——谈革命》，发表在1926年1月21日的《晨报副刊》上。这篇文章中，徐志摩全面阐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看法，他说：“我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基于个人主义的信仰，他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由于徐志摩的政治倾向，苏俄仇友赤白问题在副刊，就以“反共仇苏”这一意见稍占上风。


第三部分　开拓文艺的新土第30节　闲话之争

　　　　徐志摩主持《晨报副刊》期间的另一场论争是鲁迅、周作人与徐志摩的好友陈西滢的论战。这次论争是留日知识分子与留美知识分子的一场较量，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自由的论争。　　　　
　　　　1925年5月，由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事件，鲁迅兄弟等人与陈西滢展开论战。　　　　
　　　　生性不爱管闲事、不爱与人争执的徐志摩在鲁迅等人与陈西滢的论战中，一直没有说话。　　　　
　　　　徐志摩最先表示关注这件事的是在1926年1月13日，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闲话”引出来的闲话》一文。徐志摩在文中称赞了陈西滢的学问、文章及品格。他是在看了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的关于法郎士的《新闲话》有感而发。正在论战中的鲁迅兄弟看到文章后很恼火，认为徐志摩也参加进来并为陈西滢助威。　　　　
　　　　周作人于是发表了《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刊登在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