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前世今生-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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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认为徐志摩也参加进来并为陈西滢助威。
周作人于是发表了《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刊登在1月20日的《晨报副刊》上，他表示不敢赞同徐志摩对陈西滢的恭维，还责备徐志摩是非不明。在同一期《晨报副刊》上，徐志摩发表了自己的《再添几句闲话的闲话乘便妄想解围》，对周作人的责难进行了辩解，并想在此次争论中做和事佬。这种天真的和稀泥做法徒劳无功，双方都不买账。况且在这种争论中，徐志摩很难做到对两方都不偏不倚，但他觉得有必要以他那种尴尬的角色调解双方。
于是，徐志摩在1月30日发表了《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声明：“无论如何，我以本刊记者的资格向读者们道歉，为今天登载这长篇累牍多少不免私人间争执性质的一大束通信。”在这天的副刊上，徐志摩用整版的篇幅刊发了一组关于“闲话”的论战文章，其中绝大部分是陈西滢的。
徐志摩说陈西滢是他的朋友，是他最佩服、最敬爱的一个朋友。陈西滢的学问、人格都是无可置疑的。他心眼是有点儿窄，但他也不是好惹的。关于陈西滢在闲话里对时事的批评，徐志摩也是同意陈西滢的时候多，虽然他并没有陈西滢那种说闲话的天才与兴致。至于周氏弟兄，徐志摩说他与他们私人交情很浅。他从来没有见过鲁迅，与周作人相识，但见面的次数并不多。对鲁迅的作品，徐志摩说他读得很少，就只读过《呐喊》集里的三两篇小说和《热风》集里的几页，那是因为最近有人尊他是中国的尼采，徐志摩才去读的。鲁迅平常写的零星的杂感类的文章东西，他即使看也是白看，因为他没有看进去或是没有看懂。周作人的作品他也没有全看，但比看鲁迅的要多。徐志摩也很佩服周作人，尤其是他的博学。他爱小挑剔，徐志摩是知道的，他自己也承认。
犹豫踌躇的结果，徐志摩还是把陈西滢投来的稿件照常刊登出来，并且也负代登的责任。
徐志摩的理由如下。
虽然这场争执表面上看来是看私人性质的，但它所涉及的当事人多是现代的知名人士、舆论界、思想界的领导者，并且这场争执是因为1925年教育界最重要的风潮，它的影响就不仅仅限于社会，而且会牵涉到政治和道德。在双方各执一是的时候，旁边人只觉得迷惑。这事情有根本洗刷一下的必要，如果是非多少还有标准的话。陈西滢一向是处于孤单的位置，他一个人冷清清地说他的闲话。相反，骂陈西滢的却是极不孤单的，骂的笔不止一枝，骂的机关不止一个。这究竟是因为陈西滢确实有冒犯众怒的地方，还是对方仗着人多势众、发表机关很多特地来破灭这闲话所代表的见解。如果前一个假定正确，那陈西滢是活该，否则徐志摩等那些不会混入是非旋涡的人就应该就事论理，来下一个公正的判断。
怨毒是可怕的。私人间的小仇恨往往酿成无法预料的大灾祸。酝酿怨毒是危险的；就像藏着脓疮不开刀，结果更无法开交。在这场争执里，双方都郁积了多少的怨毒是不容讳言的，这不是戏谑，这是纯粹的虐待。这刀之所以应该当众开，是因为更基本的事实：彼此同是在思想界和舆论界有名望、有责任的人，同是在这纷乱的时期肩负着各尽所长清理、改进的责任的人，同是对在迷途中的青年负有指导、警醒的责任的人。是人就有错误，就有过失，在行为举止上或思想意见上。人们受教育为的就是要训练理智来驾驭本性、涵养性情来节制意气。这并不表明人们因此就得贪图和平，处处不露棱角，避免冲突。不，人们在小地方养正是准备在大地方用。一个人如果纯粹为于己无关的动机、为正义、为公道奋斗时，我们就佩服他。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或言论中包含有私己的因素，那时不论他怎样找借口，也是不能容许他。例如这一次争执，双方似乎都尽情发泄了，像徐志摩这样的旁观者就应该来考察一下，究竟这场纠纷的背后有没有关系人道的重大问题，值得有血性的人们奋力拼搏——例如法国的德来福斯的案子，起因虽小，却含义重大——当前的问题是不是同性质的？还是这里面并不包含什么大问题，有的只要两边或一边弄笔头开玩笑过分了的结果。那就好办了，说开了朋友还是朋友，本来不是朋友，也不至于变成仇敌。
为了这几个理由，徐志摩决定登载陈西滢的稿件。在副刊这也算是一个结束，从徐志摩的那篇《“闲话”引出来的闲话》起，经过周作人的《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到陈西滢的总清账为止，以后除了有新发明的见解，徐志摩声明，关于此事辩难性质的来件，副刊不登载。
徐志摩强烈呼吁双方停战，这也只是他的一厢情愿。陈西滢接着在《致徐志摩》的信中更不客气地斥责鲁迅。鲁迅也不依不饶，说自己所遇到的只不过是“几个家丁”的叫骂，刚开始，就关门了，“据说‘不再打这样的笔墨官司了’”。这自然又将陈西滢与徐志摩一块儿骂了。
不爱意气之争的徐志摩对这种事实在不感兴趣了，不过，他仍然执着地扮演和事佬的角色，一再劝解争执的双方。1926年2月3日，徐志摩在副刊上发表《结束闲话，结束闲话！》，呼吁双方停战：“带住！让我们对着混斗的双方猛喝一声。带住！让我们对着我们自己不十分上流的根性猛喝一声。”
徐志摩在私下里也劝说双方不要再战了。1926年1月31日，他在《致周作人》的信中说，关于这场笔战的事情，他与俞平伯、江绍原等人谈过，大家都认为有停息的必要，准备由两面的朋友们出来劝和。过去的只当是过去的，从此大家齐心协力来对付真正的敌人，省得闹这无谓的口舌，叫俗人们笑话。关于闲话之争，徐志摩说自己已是十三分的懊悔，30日那天也不该登载那一大束通信。但如今他非常高兴，因为周作人居然能持温和的态度。至于陈西滢，他这次发泄已算够了。彼此都说过不悦耳的话，就算两开了吧，看在徐志摩他们几个居中调解的朋友的份上，因为他还是深信彼此之间没有结仇的必要。这点极诚恳的意思，千万请周作人容纳，最好在徐志摩动身前再给他一句可以使他放心的话。
只要彼此放开胸膛，什么事都没有了。
徐志摩说他信得过陈西滢和周作人，但他担心鲁迅那里不好处理，希望周作人能从中调解，他说：“只有令兄鲁迅先生脾气不易捉摸，怕不易调和，我们又不易与他接近，听说我与他虽则素昧平生，并且他似乎嘲弄我几回我并不曾还口，但他对我还像是有什么过不去似的，我真不懂，惶惑极了。我极愿意知道开罪所在，要我怎样改过我都可以，此意有机会希为转致。”
鲁迅在看了徐志摩的《结束闲话，结束闲话！》后，在2月7日又发表了《我还不能“带住”》，双方继续论战。
第三部分 开拓文艺的新土第31节 自剖
1926年春，徐志摩接连发表在《自剖》、《再剖》、《求医》等一系列自剖文字，后收入1928年新月书店出版的散文集《自剖》。徐志摩在《自剖》、《再剖》中，大胆地向他人敞开自己的心扉，毫不掩饰自己思想上的苦闷、矛盾、疑惑，层层解剖自己，真实地向他人袒露他内心的一切和那颗理想破灭后挣扎中痛苦的心灵。
徐志摩在《自剖》中说他是个好动的人。每次他身体行动的时候，他的思想也仿佛跟着跳荡。他做的诗，有不少是在行旅期中想起的。他爱动，爱看动的事物，爱活泼的人，爱水，爱空中的飞鸟，爱车窗外掣过的田野山水。星光的闪动，草叶上露珠的颤动，花须在微风中的摇动，雷雨时云空的变动，大海中波涛的汹涌，都是触动他感兴的情景。只要是动，不论是什么性质，就是他的兴趣，他的灵感；是动就会催快他的呼吸，加添他的生命。
但近来他大大的变样了；他的肢体已不如原先的灵活；他的心也感受到了不知年岁还是什么的拘束，动的现象再也不能给他欢喜和启示。先前他看着在阳光中闪烁的金波，就仿佛看见了神仙宫阙，荒诞美丽的幻觉就在他的脑中一闪闪的掠过。现在不同了，阳光是阳光，流波是流波，无论景色怎样灿烂，再也照不化他呆木的心灵。他的思想似岩石上的藤萝，贴着枯干的粗糙的石面，困难的蜿蜒着；颜色是苍黑的，姿态是倔强的。
徐志摩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变化来得这么突兀和深彻。原先他在人前觉得自己是一注流泉，有飞沫和闪光。现在这泉眼，却仿佛叫一块石板不留余隙的给镇住了。他再没有先前那样蓬勃的情趣。每回他想说话时，就觉着那石块的重压，怎么也掀不动、推不开，结果只能自安沉默！他觉得自己沉闷的心里有嘲讽吊唁的谆嘱：“你再不用想什么了，你再没有什么可想的了”；“你再不用开口了，你再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了。”
徐志摩说他的思想或经验并不曾受过什么过分剧烈的刺激。他自己的处境向来顺的，现在更是顺了。那么为什么会有变化？1925年他到欧洲去时，他就像一只初长毛角的野鹿。什么颜色都让他的视觉激动，什么香味都让他的嗅觉兴奋。他在意大利写游记时，情绪活泼，兴趣醇厚，一路来眼见耳听心感的种种，都栩栩如生地聚集在他的笔端。但第二年的如今，他到南方去，一个多月的时间，眼见耳听心感的事物也不少。他未动身前自喜又可以有机会饱餐西湖的风色、邓尉（山）的梅香。有好多朋友也曾希望他在这闲暇的假期中采集一点江南风趣，归来时，至少也该带回一两篇爽口的诗文，给在北京泥土的空气中活命的朋友们一些清醍的消遣。但事实上不但在南方时他白瞪着大眼，看天亮换天昏，又闭上了眼，拼天昏换天亮，一枝秃笔跟着他涉海去，又跟着他涉海回来，正如岩洞里的一根石笋，压根儿就没一点摇动的消息。徐志摩回京后，任凭朋友们怎样催促，自己良心怎样责备，自己的笔尖上还是滴不出一点墨汁来。他也曾勉强想想，勉强想写，但到底还是白费！最可怕的是这心灵骤然的呆顿。
可能是与时局有关系吧。他到北京没几天就碰到了空前的血案。五卅事件发生时他正在意大利山中采茉莉花编花篮儿玩。翡冷翠山中只见明星与流萤的交唤，花香与山色的温存，俗事俗气是吹不到的。直到他到了伦敦，才知道了国内风光的惨淡。等他赶回来时，设想中的激昂，又早变成了明日黄花，看得见的痕迹只有满城黄墙上墨彩斑斓的“泣告”。
这回却不同。徐志摩觉得屠杀不仅是在自己居住的城市里发生，有时竟觉得它是自己灵府里的一个惨象。杀死的不仅是青年们的生命，自己的思想也仿佛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就像国务院前的断脰残肢，再也不能回复生动与连贯。但这深刻的难受是无名的，是不能完全解释的。这次悲惨的事变引起的愤慨与悲切是一件事，但同时有一个残酷的事实，那就是，在这根本起变态作用的社会里，什么怪诞的情形都是可能的。屠杀无辜，还不是年年最平常的现象。自从内战纠结以来，在受战祸的区域内，哪一处村落不曾分到过遭奸污的女性，屠残的骨肉，供牺牲的生命财产？这无非是给冤氛团结的地面上多添一团更集中更鲜艳的怨毒。再说哪一个民族的解放能不浓浓的染着烈士的鲜血？俄国革命的开幕就是冬宫的血景。只要中国人有眼力认定，有胆量实行，他们理想中的革命，这次羔羊的血就不会是白流的。所以徐志摩个人的沉闷绝不完全是这次惨案引起的感情作用。
爱和平是徐志摩的生性。在怨毒、猜忌、残杀的空气中，他的神经总是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压迫。还是在奉直战争的时候，他就觉得过的是一团漆黑的日子。每晚更深时，他独自抱着脑袋伏在书桌上受罪，仿佛整个时代的沉闷盖在他的头顶上。—直到他写下《毒药》那几首咒诅诗后，他心头的紧张才渐渐缓和下去。这次又是同样的情形，他只觉着烦闷，感想来时只是破碎，笔头只是笨滞，身体也不舒服，像是蜡油涂抹住了全身毛窍似的难过。一天过去了又是一天，他却又在重演更深独坐箍紧脑袋的姿势。而那窗外皎洁的月光，分明是在嘲讽他内心的枯窘！
他不能叫时局来替他思想骤然的呆顿负责，他得往自己生活的底里找去。
平常有几种原因可以影响人们的心理。实际生活的牵掣可以劫去心灵所需要的闲暇，形成一种压迫；在某种热烈的想望得不到满足时，又能感觉到精神上的烦闷与焦躁；失望更是内心不平衡的一个大原因；较剧烈的种类可以麻痹灵智，淹没理性。但这些都不是徐志摩的病源。因为他在实际生活里已经得到十分的幸运，因此，在他的潜在意识里不该有什么受压的欲望在作怪。
实际上，另有一种情形可以阻塞或是减少人们心灵的活动。舒服、健康、幸福是人生的目标，因此人们推想痛苦的起点是在望见那些目标而得不到的时候。常有人说“假如我像某人那样生活无忧我一定可以好好的做事，不比现在整天的精神全花在琐碎的烦恼上。”人们又常常设想幸福的境界，他们想“只要有一个意中人在跟前那我一定奋发，什么事做不到？”但事实上，这些不一定是帮助或奖励心灵生活的条件，有时正好相反。人们看不起有钱人、社会上的得意者、肌肉过分发达的运动员，也因为如此。而且年少人幻想中的美满幸福，徐志摩说等到当真有了红袖添香，他们的书也就读不出所以然来了，更不用说在学问上或艺术上更认真的工作。
那么生活的满足是徐志摩自己的病源吗？
徐志摩的一个知心好友对他说，在以前的日子里，正因为他的生活不得平衡，正因为他有欲望不得满足，所以他的压在内里的力比多就形成了一种升华的现象，结果徐志摩就借文学来发泄他生理上的郁结，这情形又容易在意识里形成一种虚幻的希望，因为他的写作得到赞许，他就自以为确有相当的创作天赋以及独立思想的能力。但他只是自怨自艾，实在他并没有什么超人的天赋，他的设想多半是虚荣，他的以前的成绩只是升华的结果。所以现在等得他的生活换了样，感情上有了安顿，他就会发现他向来写作的来源顿呈萎缩甚至枯竭的现象。而他又不愿意承认这种情形的实在，妄想到他的身子以外去找思想枯窘的原因，所以他就感到深刻的烦闷。他只是对他自己生气，不甘心承认他自己的本相。
他的朋友说他对文艺并没有真正的兴趣，对学问并没有真正的热心。他本来也没有什么更高的志愿，除了相当合理的生活，他只配安分做一个平常人，享用命里注定的幸福。在事业界、文艺创作界、学问界，全没有他的位置，他真的没有那能耐。不信他只要自问在他心里有没有那无形的推力，整天整夜的恼着他、逼着他、督着他放开实际生活的全部，到不可琢磨的创作境界里去冒险？最关键是那无形的推力或冲动，没有它人类就没有科学、文学、艺术，没有一切超越功利实用性质的创作。在国外有多少人被这无形的推力驱使着，在实际生活上变成一种离魂病性质的变态动物，不但人间所有的虚荣永远沾不上他们的思想，就连维持生命的睡眠饮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