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前世今生-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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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说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在困难重重的情形下，竟能安然正式开幕，不能不说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公开展览美术作品在中国国内是到近年才时行的事情，此次美展的性质与规模更是前所未有的。不仅书画、雕刻建筑以及工艺美术都有，不仅本国美术家，侨民中的美术家也一律出品；不仅当代美术，古代的以及国外的作品也一并陈列以供参考：所以在规模方面是创举。
就性质说，此次美展是由教育部主办的，这是政府提倡美术初次正式的表示。在历史上宋朝曾有过极堂皇的画院，前清乾隆时代也算有一页馥郁的艺术史；但在以前美术是君王乃至达官贵人们独占的欣赏，对一般民众来说，什么梁待诏李龙眠等大名只是海上仙山一流飘渺的风闻，怎么也瞻仰不到的。就到现在除了在北京有个故宫博物馆及三殿（那也难得开放）给民众一个开眼的机会以外，在别的地方哪看得到什么有价值的美术，少数收藏家的大门不是用铁铸就有武装的印度人看着，除了少数有钱有势的或是洋人外谁能看得着？如果美术的成绩是一个民族最可自傲的一分家当，如果艺术是使生活发生意义与趣味的一个重要条件，如果接近伟大艺术是启发性灵、最直接最有力量的一种教育，那么政府和民众如何协力合作来产生种种艺术公开的机会？
关于这一点现代各国都在尽力向前推进。欧洲几个文化的先进国不必说，就是机械主义与物质主义最发达的美国，甚至实行或试行共产主义的苏俄，对于艺术民众化的事业与努力也是惊人的。在纽约一个城市里每月内美术的展览至少是在五十次以上；在莫斯科一个城市里公开的博物馆与美术院就有到一百个以上。那是何等气象？不论经济制度是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不论政治制度是共和或独裁，不论时代在革命中或和平时，人生不能没有意义与趣味。所以艺术乃至艺术教育应该得到积极的提倡与奖励，只有白痴或名利薰心的可怜虫才否认艺术对于人生的重要。
这次美展，事实上由于意料中与意料外的种种困难，当然是不能尽如人意。这是徐志摩代表筹备处希冀社会人士特别原谅的，但就他们所做到的成绩来说，当着许多的困难，他们自己觉得已是很不容易的了。除了极少数名画家为了别种缘由或他们征集的诚意未孚不肯迁就出品以及交通过于不便的内地来不及参加以外，他们说当代国内著名的与未出名的作家都有代表作品在会上展览（抱歉的是因为地位的关系不能不限定各家出品的数量）。由此参观的人可以得到关于时代的艺术努力的全部的一个相当准确的（至少可供评判的）的印象。
近几十年来是中华民族进展史上一个极重要的环节。在这时期内，人生种种的活动都受到由内与由外的变化。因此，从这次美展中可以看出时代在美术中反映或表现的意趣；从参考品评古代美术中，推悟到这时代的创作力的大小与强弱；从国外美术，尤其是日本的，体会到东方美术家采用西欧方法的智慧；从工艺美术，想象到时代实际生活的趣味。这些都是有心人应该留意到的问题。
创作是不容勉强的，在一般情况下，它往往与民族的精力成正比。欧洲从中世纪黑暗时期转入近代光明时期经过了一个伟大的精神的革命，它的最大的成功是一个美丽的新生命的诞生。革命是精力的解放，生命的力量充实到不可制止时自然迸裂成创造的奇葩。
第三部分 开拓文艺的新土第38节 绿色的梦：农村建设工作
1928年夏，为生活所困的徐志摩再次迈出国门，开始了他的第三次去国漫游。11月上旬回到上海。在欧洲期间，拜访过恩厚之，并共同商议农村建设工作。
1929年1月7日，徐志摩在致恩厚之的信中，告诉他自己已经收到他从多乐芙汇来的200英镑，并谈了自己的农村建设工作进展情况。
徐志摩说他在北京和天津见到了张彭春和瞿世英，并且和他们详谈过了。张彭春对他们在达廷顿商讨的农村建设工作极表赞成。他也愿意尽其所能来玉成徐志摩和恩厚之的计划；事实上这一切对他并不陌生。他自己多年来已经考虑过不少这方面的问题了，但目前他没有空儿，因为他当南开大学校长的哥哥在外国旅行，而他要负责全盘校务，但他催促徐志摩马上进行农村建设工作的计划。至于瞿世英，他在平民教育协会做事。这个机构所从事的是中国一件严肃的开创性工作。在那里，饱学之士为平民服务，也与群众一道做事。这是值得注意的，对徐志摩来说也特别具有启发意义。那个机构的工作人员，在中国北方对农村教育以及农村改进工作，在进行着十分有价值的实验。这并非意味着可以期望出现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正当徐志摩他们在努力探索把国家带上轨道的时候，这项工作标志出一个新方向。
徐志摩说他到江苏和浙江跑过了，已决定选择后者。理由之一就是浙江省的人较为淳厚，他们多少仍然保留着一点人性的美丽，这是因为常与大自然接触，也是因为与文明污染少有关系之故。不过徐志摩还要作进一步的研究，才能定出实际的计划。他有几个专长农科并懂得乡村情况的朋友，他们是他旅行考察的助手。徐志摩唯一的希望是恩厚之夫妇能够在最近抽出时间来中国走一趟，帮助他决策一切。至于徐志摩盼望要做的事，他会随时写信报道。
3月5日，徐志摩在致恩厚之的信中，告知建设中国农村基地之事无法实现，因为治安没有保障，绑票、抢劫蔓延全国。
徐志摩时常在等候达廷顿的消息，因为恩厚之的那个地方在他的心中是一圈灿烂异常的光明，是至美的化身，而这光与美，在今天的中国已备受摧残。他常常忆念有鲑鱼出没的达河，那里有的是赏心悦目的柔雅风情，而德温晨曦的光艳，在恩厚之花园古堡历史悠久的垒垒磐石上处处漫染，倍觉明丽生辉。此外，在恩厚之那里生活的人群，他们真挚和乐之情，在各人脸上互相辉映，这种比朝阳更伟大的光华，就证明了生气勃勃的理想超然卓立这个事实。这一切在回忆中引起无限的诗思情意，并且沁透徐志摩的心魂。而在这里，当徐志摩无法避免去接触每天临到身上的现实环境时，他就更加感到怀念之情的苦痛。这里所见的不是高贵而是卑鄙，不是友谊合作而是敌意和相咬相吞，不是朝气勃勃的原则而是僵化害人的教条；这一切都像行尸走肉，到处为患，要把整个国家带进更大的灾难，也把人的灵魂中的创造活泉闭塞。现在有些省份已经沦为民生极度凋敝的人间地狱。徐志摩就亲眼看过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北方，每一念及那边的情形，他的血液会骤然变冷。那些饿到不成人形的孩子为地藓青苔而打斗，只要他们瘦骨嶙峋的双手能在石缝中挖到一点点，就立刻往口里送。
从上述的事实可见，天平的一头是那些毫无心肝的统治者，另一头是那些默然受苦的民众。这种情形一定会导致即将来临的滔天灾难。即使那些知识阶级的人士（他们是一班毫无能力的人）也似乎疲塌到一个恹恹无神的地步；他们没有勇气去承担任何责任，只是默然地希祈人性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一个活在中国的人抵御悲观和战胜沮丧是很不容易的。他没有办法抓到一样可以持守的东西，也没有办法找到同气相投的朋友，去为人生中较崇高，但在目前较少实效的事业一起努力奋斗。所以活在中国算不得活在世界，因为好像泰戈老在《飞鸟集》中说过，只有在爱这世界的时候才是活在这世界。徐志摩真希望有一个中国人能爱他在今天所见的中国，但事实上却不可能。
环境的黑暗是无可讳言的。人在这种景况下，精神上没有办法不受影响；就是由于这个缘故，恩厚之信上所流露的厚意和期望一入徐志摩的眼帘，就使他深感痛苦。他有幸在达廷顿以及山迪尼基顿从恩厚之和泰戈尔身上把灵感和鼓舞带回中国，这些都是伟大的事物，但可惜都在毫无希望的时日和人事推移中渐渐黯然无光了。徐志摩痴心的梦想还是没有什么实现的机会。治安一事，即使在江、浙两省，甚至是南京城附近，也是没有保障的。绑票已几乎蔓延全国，抢劫更不用说了，法律形同虚设。上海生活味同嚼蜡，有时更是可恨可厌，但要拂袖他往，却是难于登天。原因很简单：现在根本无路可逃，所以大伙儿都在这里搁了浅，实在有身不由己之感。
6月29日，徐志摩在致恩厚之的信中，谈到了泰戈尔的近况。
这段日子徐志摩因老戈爹重临上海这个预料不到的喜讯而欢欣鼓舞。老戈爹和他的一行人是3月19到的。他跟禅达在徐志摩家里住了两天，然后继续赴日本和美国。在归程时，他们又在徐志摩家逗留两天，6月13日回印度。美国之行对老戈爹的健康十分不利，他比以前更感到疲弱。除了旅途劳顿之外，这次外出对于他并不是事事如意的，他有些生美国人的气，同时因为缺少恩厚之在身心两方面给他的照顾，所以倍觉凄寂。徐志摩和泰戈尔谈了许多关于恩厚之的话，听到诗人无限温情的言语，使徐志摩不胜感动。在他说话时，徐志摩见到他眼中蕴着泪水。徐志摩认为没有一个人比恩厚之更了解、更爱护和更会照顾泰戈尔，即使他的同胞也不及恩厚之。徐志摩说，要是恩厚之亲耳听到泰戈尔提及他的话，他会感到喜悦的。泰戈尔说：“厚之是个伟人，他有个伟大的心。我对他怀有最大的爱念和敬意。说起来不免惭愧，但事实上他的深思和我自己同胞的浮浅，相去真不可以道里计。他对事情的体会十分精到。世上真正懂得我心思意旨的人，他可能是仅有的一个。他在达廷顿做得有声有色。他是一个很不寻常的理想主义者；他把理想和他的荦荦大才结合起来。在他身上我寄以极大的希望和信心。由于不能在旅途上从加拿大转往英国，我感到很失望，因为我切盼和他见面，享受重聚之乐。你一定要写信把我亲切的思念传递给他。”
徐志摩告诉恩厚之，泰戈尔会再见他的，大概在冬天。虽然他身体衰老，但还是努力不懈地写他的讲稿，盼望准时完成，赶上冬天牛津大学的基尔福学术演讲会。他对徐志摩叹道，“我要努力工作，我在世日子不多了。我一定要赶快完成我的工作，我发觉自己还有要讲的话，这是值得高兴的；不过，讲话也是一个负担。我必须在未死之先亲身作这次演讲。我的讲题是‘神圣的人格’。你会看见我演讲的内容在灵感和智慧两方面都不会是空洞贫乏的。”由此可知泰戈尔对这个任务是心情舒畅的。徐志摩真盼望他一回到印度就恢复健康，这样他以后就可以启程赴英了。
泰戈尔在上海见到一些老朋友，胡适和蒋百里都在内。泰戈尔因梁启超的早逝无限伤怀，也因张君劢就在诗人旅沪时不幸被人绑架而深感难过。徐志摩认为恩厚之会很难相信这些事情竟会一一发生的，但却居然发生了。那个两袖清风、几乎是一贫如洗的学者，去年还要出卖他的书籍，就是他仅有的财产，才能维持家计，而他却的的确确遭遇这场历时足足三周的无妄之灾。在这段日子中，他所忍受的一切比一般囚犯所过的生活更坏上数倍。所以，若问中国现况如何，这是多余的问题了，因为连干绑票这一行的人，也这样史无前例地不把“盗亦有道”作为一种行规遵守，那还有什么话说呢！在许多事情上，中国的情况还比不上印度。理想都死了；也是非死不可的。
徐志摩说，这半年来他差不多是完全疲塌不振了。说差不多，是因为他虽然没有什么天赋之才，却也帮忙筹备了第一次的全国美术展览。这也是他在个人事务外所作的唯一的一件事。徐志摩从达廷顿和山迪尼基顿带回中国的远景和朝气，如今已日渐销毁，凄然无助。一切所有，都似乎在一个机能失调的社会被邪恶的势力掳掠殆尽。整个中国没有一处治安是有保障的。自从张君劢遇掳这件可怕消息传出来后，徐志摩的父亲惊惧万分，正在认真考虑举家迁离上海，前往像青岛这一类比较安全的地方。但难道这是应付人生的办法吗？所以，徐志摩说，恩厚之不能怪住在中国的人天天不做别的而只会喊苦。另一方面，他也会明白为什么这里的人一下子就对事情存着拉倒的态度，只是时刻渴望寻找机会一走了之。
第三部分 开拓文艺的新土第39节 创办《诗刊》
1931年1月20日，《诗刊》由新月书店正式发行。在创刊号上，刊登了主编徐志摩的《诗刊·序语》。
徐志摩在《新月》月刊的预告中曾经提到载在北京《晨报副镌》上的《诗刊》。那刊物就是现在这份的前身。在那时候也不知哪来的一阵风忽然吹旺了少数朋友研求诗艺的热，虽则为时也不过三两个月，但那一点子精神，真而纯粹，实在而不浮夸，是值得纪念的。现在他们这少数朋友，隔了这五六年，重复感到“以诗会友”的兴趣，想再来一次集合的研求。因为他们有共同的信念。
第一，他们共同相信新诗是有前途的，同时这前途不是容易与平坦的，需要很多人共力去开拓。其次，他们共同相信诗是一个时代最不可错过的声音，由此可以听出民族精神的充实抑空虚，华贵抑卑琐，旺盛抑消沉。一个少年人偶尔的抒情的颤动或许影响到人类的终古的情绪；一支不经意的歌曲，或许可以开成千百万人热情的鲜花，绽出瑰丽的英雄的果实。再次，他们共同相信诗是一种艺术。艺术精进的秘密当然是每一个天才独自的致力，各自弄出光荣的创例，但有时集合的纯理的探讨与更高的技术的寻求，乃至根据于私交的风尚的兴起，往往可以发生一种殊特的动力，使这一种或那一种艺术更意识的安上坚强的基筑，这类情形在文艺史上可以见到很多。
因此徐志摩他们这少数人的天生爱好，与希望认识诗的朋友，想斗胆在功利气息最浓重的地处与时日，结起一个小小的诗坛，谦卑的邀请国内的志同者的参加，希冀早晚可以放露一点小小的光。小，但一直的向上；小，但不是狂暴的风所能吹熄。记得古希腊的阿伽门农战胜的消息传来时，帕南苏斯群山的山顶共同点起燎天的烽火，照出群岛间的雄涛在莽苍的欢舞。对着渺茫的未来，岂不也应有同样光明的指望？
徐志摩说，欣幸的是他们五年前的旧侣，重又聚首；更欣幸的是他们又多了新来的伙伴，他们的英爽的朝气给徐志摩不少的鼓舞。
徐志摩声明，《诗刊》创刊号上的稿件的征集是陈梦家、邵洵美、徐志摩的力量居多；编选是孙大雨、邵洵美、徐志摩负责的；封面图案与大体设计是要感谢张光宇、张振宇与邵洵美。
关于稿件，徐志摩说“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闻一多的《奇迹》真是个奇迹。
第三部分 开拓文艺的新土第40节 天教歌唱
1931年8月，徐志摩的《猛虎集》由新月书店出版，徐志摩自己写了《〈猛虎集〉序》。
在诗集前面说话不是一件容易讨好的事。说得近于夸张了自己面上说不过去，过分谦恭又似乎对不起读者。最干脆的办法是什么话也不提，让诗篇它们自身去承当。但书店不肯同意；他们说如果作者不来几句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