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前世今生-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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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三潭印月闻桂花香。”当晚五人在西湖上荡舟看月，到夜深始睡。第二天一早大家就各自散去了。　　　　
　　　　这次出游和朋友们在一起聚会玩乐，显示了徐志摩的交往能力与组织能力，也奠定了徐志摩与胡适情感的基础，在此后的岁月里，徐志摩对胡适是心悦诚服，胡适对徐志摩也是尽力提携。他们两人成了生命之交。　　　　
　　　　10月11日，任叔永夫妇请客，徐志摩、胡适、朱经农、马君武等都来了，汪精卫没来，张君劢突然闯入席间。张君劢看到莎菲（即陈衡哲，任叔永的妻子），就一见钟情，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一会儿与她散步时热忱犹溢，尊为有“内心生活”者，胡适对此不禁狂笑。马君武很是替汪精卫担心，害怕他毁在政治上。　　　　
　　　　中午张东荪借君劢处请客，徐志摩和胡适、翟菊农等都去参加。徐志摩与翟菊农躺卧在草地上朗诵斐德的“诗论”与哈代的诗。　　　　
　　　　饭后徐志摩被胡适拉去沧洲别墅闲谈，看他的《烟霞杂诗》。徐志摩问他是否还有一些藏着不让看的诗。胡适知道徐志摩问的是他与曹佩声偷恋的情诗，便红着脸承认有，但他不敢拿出来。他们接着商量准备停办《努力周报》。恰巧患肺病的瞿秋白来访，他的病已经证实了，但还是旦夕劳作，真可悯。胡适翻了翻郭沫若新近做的小诗，说他的体格词采都有些衰竭，难道“女神”就这样永逝了吗？　　　　
　　　　下午，徐志摩与胡适、朱经农，步行到民厚里121号拜访郭沫若。民厚里是个不起眼的小胡同，三人找了很久才找到。郭沫若来开门的，只见他手里抱着个襁褓儿，赤着脚，一件旧学生服扣子都快掉光了，自在地敞着，显得极为憔悴，然而“广额宽颐，怡和可识。”进门一看，田汉也在，也抱着小孩儿，他站起来就告辞了，徐志摩记得他面部狭长。　　　　
　　　　郭沫若的房子很狭窄，里面堆得乱七八糟的，很满。一堆孩子在这里面叫唤，一会儿这个摔倒了，郭沫若扶起来哄一哄，一会儿，那个又涕泪交流，郭沫若就给他擦一擦。这一堆孩子都不会说华语，他们说日语。厨下可以听到木屐声，大约是他的日本妻子。


第二部分　一个信仰感情的人第17节　西湖游（2）

　　　　大家坐定寒暄后，成仿吾也从楼上下来，由于经历了一场笔墨官司，双方话都不投机。胡适虽然勉强找话题，想打破双方的窘境，但主客之间好像结了一大块冰，时间慢慢过去了，冰块仍然没有消解。郭沫若有时含着笑看着客人，总是让徐志摩觉得怪怪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朱经农居然一句话不说，他确实不知道应该怎么开口。　　　　
　　　　五点半他们告辞出来。回家的路上，胡适对这次不愉快的拜会很惊讶，说他曾经和郁达夫拜会过郭沫若一次，那时，郭沫若家也比较整洁，谈话也比较融洽。徐志摩认为可能因为，“以四手而维持一日刊，一月刊，一季刊，其情况必不甚愉适，且其生计亦不裕，或竟窘，无怪其以狂叛自居。”　　　　
　　　　第二天，郭沫若领了他的大儿子回访徐志摩，这次他们谈得自然多了。郭沫若说他要写信给陈西滢，因为他评《茵梦湖》的事。郭沫若说有人疑心陈西滢就是徐志摩，因为那笔调像极了。　　　　
　　　　徐志摩感到这倒真有趣，难道他们英国留学生的腔调的确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否则何以有许多人把他俩混作一个？　　　　
　　　　郭沫若伤感地说他带着老婆孩子回到祖国，却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穷困潦倒，他准备到四川红十字医院去，他在上海实在呆不下去了。他送了徐志摩一册《卷耳》集，是他对诗经的新译。　　　　
　　　　徐志摩和郭沫若经过促膝长谈，感觉轻松多了。徐志摩有感这次谈话和郭沫若的境遇，就写了《灰色的人生》一诗。　　　　
　　　　写完诗，徐志摩还是激动不已，就跑去和胡适长谈，与胡适谈书谈诗谈友情谈爱谈恋谈人生谈此谈彼。胡适好像转老回童了！直到半夜12点他才从胡适那里出来。回家的路上，又遇上了张君劢、翟菊农，就被他们拉去长谈，快到天亮时，徐志摩才在沙发上躺了一会儿，结果躺得腿疼脖子酸，并且还有蚊子的侵扰。　　　　
　　　　10月14日，郭沫若请徐志摩和胡适等去美丽川吃饭。正好楼石庵从南京来，所以也列席了。他们大醉了一场，胡适说得非常诚恳，郭沫若感动得涕泪交流，搂住胡适的鼻子就是一顿狂吻。最后，大家都飞拳投詈，把美丽川大骂了一顿。双方关系开始松动。　　　　
　　　　第二天，徐志摩又与胡适回请郭沫若和田汉夫妇。他们大谈神话。散席后，徐志摩又与胡适去泰东书局。徐志摩看见一个人，穿着腊黄西服，条子绒线背心，走路迅捷，帽沿下卷，太像捕房的“三等侦探”。胡适给他介绍说是陈独秀。陈独秀坐在徐志摩的对面。徐志摩觉得他鼻梁峻直，棱角分明，就像近代表现派画家笔下的非洲铜雕像。　　　　
　　　　10月20日，徐志摩与胡适、朱经农等同游西湖。　　　　
　　　　朱经农一直说，日子过得太快了，徐志摩却说日子过得太慢，就像看书一样，乏味的一页，可以随便翻过去，但到什么时候才翻到不乏味的一页呢？　　　　
　　　　他们第一天游湖，逛了湖心亭。在湖心亭看晚霞、看湖光是湖上少人注意的一个精品：看初华的芦荻，楼外楼吃蟹。曹女士贪婪地看着柳梢头的月。他们把桌子移到窗口，这才是持螯看月了！夕阳里的湖心亭，妙；月光下的湖心亭，更妙。晚霞里的芦雪是金色；月下的芦雪是银色。　　　　
　　　　三潭印月——徐志摩不爱什么九曲，也不爱什么三潭，他只爱在月光下看雷峰静极了的影子——他见了那个，便不要性命了。　　　　
　　　　阮公墩也是个精品，夏秋间竟是个绿透了的绿洲。晚上雾蔼苍茫里，背后的群山，只剩下了轮廓！它与湖心亭一对乳头形的浓青——墨青，远望去也分不清是高树与低枝，也分不清是榆荫是柳荫，只是两团媚极了的青屿——谁说这上面不是神仙之居？　　　　
　　　　二更时分徐志摩与胡适远眺着静静的湖、堤和印在波光里的堤影，清绝秀绝媚绝，真是理想的绝色美人。他们想拿舟玩月。拿一支轻如秋叶的小舟，悄悄的滑上了夜湖的柔胸；拿一支轻如芦梗的小桨，幽幽的拍着她光润、蜜糯的芳容；挑破她雾縠似的梦壳，扁着身子偷偷的挨进去，分尝她贪饮月光醉了的妙趣！　　　　
　　　　10月20日，徐志摩却为泰戈尔的事缠住了，辜负了月色，辜负了湖光，不曾去拿舟，也不曾去偷尝“西子”的梦情。21日的西湖之游就要一偿夙愿了。　　　　
　　　　“数大”便是美。碧绿的山坡前几千只绵羊，像一片雪绒，是美；闪亮着千万只神眼的繁星，从无极的蓝空中下窥大地，是美；泰山顶上的云海，数万的云峰在宁静的晨光里，是美；绝海万顷的波浪，戴着各式的白帽，在日光里动荡起落，是美；爱尔兰附近的“羽毛岛”上栖息着几千万的飞禽，夕阳西沉时只见一个“羽化”的天空，只是万鸟齐鸣的声音，是美，……数大便是美，数大了，似乎按照一定的自然规律有一种特殊的排列、节奏和式样，激动着人们审美的本能和情绪。　　　　
　　　　所以西湖的芦荻与花坞的竹林，也无非是一种数大的美。但这数大的美，不是智力可以分析的。看芦花与看黄熟的麦田，或从高处看松林的顶颠，性质是相似的；但因白、黄、青等颜色的分别，人们对景而起的情感也就各各不同了。季候当然也是个影响感兴的因素。芦雪尤其代表气运的转变，一年中最显著最动人深感的转变，象征中秋与三秋间万物由荣入谢的微指：所以芦荻是个天生的诗题。　　　　
　　　　在白天的日光中看芦花，不能见芦花的妙趣；它和同丁香以及海棠一样，只在夕阳晚风中或月光下泄漏它灵魂的秘密。1922年11徐志摩在南京看玄武湖的芦荻，那时柳叶已残，芦花亦飞散过半，但紫金山反射的夕照与城头倏起的凉飚，丛苇里惊起了野鸭无数，墨点似的洒满云空，高下的鸣声相和，一湖的飞絮沉醉似的舞着，有种凄凉的情调和缠绵的意境，徐志摩称之为“秋之魂”，无法形容的秋之魂！又一次看芦花是在月夜的大明湖，他写给徽徽的《月照与湖》就是纪念那难得的机会的。　　　　
　　　　所以西溪的芦田并不怎样感动徐志摩的情感。与其白天看西溪的芦花，不如月夜泛舟到湖心亭去看芦花。　　　　
　　　　花坞的竹子，可算一绝，太好了，徐志摩竟想不出适当的文字来赞美；不但竹子，那一带的风色都好，中秋后尤妙，一路的黄柳红枫，真叫人应接不暇！　　　　
　　　　22日是一个纪念日，下午他们三人到壶春楼，在门外路边摆桌子喝酒。胡适对着西山，夕晖留在波面上的余影，一条直长的金链似的，与山后渐次泯灭的琥珀光；朱经农坐在中间，自以为两面都看得到，也许他一面也看不见；徐志摩的座位正对着东方初升在晚霭里渐渐皎洁的明月，银辉渗着的湖面，仿佛听着了爱人的裙裾响动似的，霎时呼吸紧迫，心头狂跳。城南电灯厂的煤烟，那时顺着风向，一直吹到北高峰，在空中仿佛是一条漆黑的巨蟒，荫没了半湖的波光，益发衬托出受月光处的明粹。这时缓缓的从月下过来一条异样的船，大约是砖瓦船，长的，平底的。没有船舱，也没有篷帐，静静的从月光中过来，船头上站着一个不透明的人影，手里拿着一支长竿，左向右向的撑着，在银波上缓缓的过来——一幅精妙的“雪罗蔼”镶嵌在万顷金波里，悄悄的、悄悄的移着：上帝不应受赞美吗？徐志摩疯癫似的醉了，醉了！　　　　
　　　　饭后他们到湖心亭去，横卧在湖边石板上，论世间不平事，徐志摩愤怒极了，呼叫，咒诅，顿足，发泄一通，犹有未尽。后来独自划船，绕湖心亭一周，听桨破小波声，听风动芦叶声，才勉强把无名火压了下去。　　　　
　　　　1923年10月28日，西湖这一段游记完了，朱经农这天一早就走了，胡适也要回上海，徐志摩也要动身了。“沉沉的宇宙，我们的生命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又摸住了我的伤痕。星光呀，仁善些，不要张着这样讥刺的眼，倍增我的难受！”徐志摩于是作《西湖记》。


第二部分　一个信仰感情的人第18节　泰戈尔访华

　　　　1924年，印度大文豪泰戈尔访华期间，作为翻译的徐志摩一直陪伴在他身边，两人结成了忘年交，成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1923年初，泰戈尔的好友和他的英籍助手恩厚之来到北京，对徐志摩和翟菊农说了泰戈尔有来访华的意向，徐志摩高兴地将此事告诉了讲学社。讲学社于是正式邀请泰戈尔来华访问，并委托徐志摩主理各项具体工作。徐志摩由此开始与泰戈尔以及他的英籍助手恩厚之联系。　　　　
　　　　听到泰戈尔来华的消息，各大报纸立即进行炒作，搞得热火朝天。徐志摩也写下了《泰山日出》、《泰戈尔来华》《泰戈尔的确期》等。　　　　
　　　　1923年7月26日，徐志摩在给泰戈尔的信中说，泰戈尔准备10月来华的消息，使他快乐极了。泰戈尔原定8月来华的。这次改期十分合适，因为学校在10月左右都会开课。惟一不妥的是天气。北京的冬天和印度很有差别。他劝泰戈尔来时要准备全副冬装。当然泰戈尔居住的地方会适当地装上暖气。徐志摩已经答应讲学社，在泰戈尔逗留中国期间作他的旅伴和翻译。有人告诉过他，泰戈尔通常在演说前把讲稿拟好。所以徐志摩盼望泰戈尔能把预备向中国听众演说的讲稿寄过来一份，他好把讲词先译成中文，这样他就可以在泰戈尔演讲中做到表达清楚流畅的地步，即使不能传送原文美妙动人的神韵。　　　　
　　　　在《泰戈尔来华》一文中，徐志摩对泰戈尔无比敬仰。他说，泰戈尔在中国，不仅有普遍的知名度，而且受普遍的景仰。东方人能以人格与作为，取得普通的崇拜与荣名者，不出在“国富兵强”的日本，不出在政权独立的中国，而出于亡国民族之印度——这不是应发人猛省的事实吗？　　　　
　　　　泰戈尔一生热奋的生涯所养成的人格，是最不易磨灭的纪念。所以他这次来华，徐志摩个人最大的盼望，不在于推广他诗艺的影响，不在于宣传他的宗教哲学或玄学思想，而在于他可爱的人格给青年一代深刻的启示。他一生所走的路，正是努力于文艺的青年不可避免的方向。他的一生是不断的热烈的努力，开阔他的天赋才智，吸收应有的营养。他的境遇虽然顺利，但物质生活的平易，并不代表他精神生活的不艰险。诗人、艺术家的生活往往集中在外人捉摸不到的内心境界，泰戈尔的伤痕也都在奥密的灵府中。　　　　
　　　　徐志摩说：“我们所以加倍的欢迎泰戈尔来华，因为他那高超和谐的人格，可以给我们不可计量的慰安，可以开发我们原来瘀塞的心灵泉源，可以指示我们努力的方向与标准，可以纠正现代狂放恣纵的反常行为，可以摩挲我们想见古人的忧心，可以消平我们过渡时期张皇的意义，可以使我们扩大同情与爱心，可以引导我们入完全的梦境。”徐志摩认为只要能够体会泰戈尔诗化的人格，领略他充满人格的诗文，就已经够了。　　　　
　　　　12月27日，徐志摩在给泰戈尔的信中说，听到泰戈尔和他的儿子都在夏季得病，因此1923年不能启程的消息时，徐志摩和他的友人不胜悲凄。然而泰戈尔又满怀好意地答应1924年春来华访问，又使徐志摩欢欣感谢。印度对于中国文学界的动态，可能知之不详。徐志摩和大家已经准备好了，只等泰戈尔的到来。中国几乎所有的杂志都登载有关泰戈尔的文章，也有出特刊介绍的。泰戈尔的英文著作已大部分译成中文，有的有多个译本。无论是东方的或西方的作家，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泰戈尔这样在中国人的心中，引起这么广泛真挚的兴趣。也没有几个作家，像泰戈尔这样把生气勃勃和浩瀚无边的鼓舞力量赐给中国人。“我们相信你的出现会给这一个黑暗、怀疑和烦燥动乱的世代带来安慰、冷静和喜乐，也会进一步加强我们对伟大事物和生活的信心与希望。这信心和希望是已经通过你的助力而注入了我们的心怀。”　　　　
　　　　1924年1月22日，徐志摩在给恩厚之的信中说，1923年秋天他和他的朋友们一切都准备妥当又等泰戈尔的到来，可是泰戈尔来信说又要改变行程。那时他们已在城西租了一间有暖气和现代设备的私宅。要是泰戈尔先生不反对，徐志摩说他们还可以用那个地方的。他曾试借用故宫内对着三海的圆城，就是恩厚之参观过的那个地方，里面有那尊驰名远近的玉佛。可是他没有成功，主要是因为政局不稳，一切事情也就难以确定了。如果泰戈尔属意传统中国式的房子，或者庙宇一类的住处，请尽早点通知他。徐志摩刚收到狄更生的消息，狄更生在信中抱怨恩厚之没有去看他。徐志摩还问恩厚之，是否收到他寄过去的小邮包，包内有一个印章和其他东西。　　　　
　　　　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一行乘坐热田丸号轮船来到上海。那天清晨，徐志摩、瞿菊农、张君劢、郑振铎等早早来到汇山码头，恭候泰戈尔的到来。　　　　
　　　　上午11时，热田丸号朝着码头徐徐驶来，近了，更近了。只见年逾花甲的泰戈尔，身穿棕色长袍，头戴红色软帽，银白胡须微微拂动，面带笑容，向欢迎的人群双手合十致意。　　　　
　　　　船近岸了，欢迎者都向船上脱帽致敬，印度人排成一行，齐声唱起欢迎的歌曲。船停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