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之新中华帝国-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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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籍介绍：
　　　　　　　　盐贩——盐枭——海匪——叛军——诸侯——帝王
　　　　帆板——渔船——战船——战舰——水师——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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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相关　明清时期的山东盐业生产状况
　　　　黑龙小说网　更新时间：2009…7…31　11：49：06　本章字数：12501

　　　　　　　　一、明代的山东盐业
　　　　　　　　明代，制盐行业由户部掌管。当时，全国共设有两淮、两浙、长芦、山东、福建、河东六个都转运盐使司，盐使司下设有分司，分司下设若干盐场。山东盐业的生产与管理也按照这个结构运行。《明史》卷八十《食货志四》记载：“山东所辖分司二，曰胶莱，曰滨乐；批验所一，曰泺口；盐场十九，各盐课司一。”山东各盐场在官方督导下从事盐业生产，产量基本保持稳定。《明太祖实录》卷四十七洪武二年十一月己丑条记载：“设山东都转运盐使司，岁办大引盐一十四万二千五引有奇。”这是指明初山东的盐产情况。当时每引合400斤。进入弘治时期，改行小引，每引合200斤，但总产量未变。万历时期，据《山东盐法志》卷末《附编》记载，山东盐场引盐数额仍然保持在十五万左右，与明初相差不多。
　　　　　　　　明朝政府在山东海盐产地设有19个盐场，维持着元代盐场建置的基本格局。这19个盐场是：信阳、涛雒、石河、行村、登宁、西由、海沧、王家岗、官台、固堤、高家港、新镇、宁海、丰国、永阜、利国、丰民、富国、永利。
　　　　　　　　在山东各盐场中，从事盐业生产的劳动力比较充足，形成了引人注目的产业群体。《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一八八卷引明人章潢《图书编》就说：“登莱濒海多盐徒”。盐民灶户主要聚集在各个盐场周围。顾炎武《肇域志·山东五》诸城条记载：“信阳镇依山负海，设有巡检司、盐课司。灶户多居之，煮盐捕鱼为生。”在明初时，山东沿海地区已拥有较多的灶丁数额。《明太祖实录》卷一三o洪武十三年四月庚辰条曾记载：“山东都转运盐使司奏：所辖一十九场，灶夫二万三千二百六十四丁。”众多劳动力的参与，使得山东沿海各盐场均保持着有效的生产能力。
　　　　　　　　制盐业在当时的山东沿海地区属于支柱产业，尤其在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滨州河海区域，盐业更是其重要的经济收入。隆庆年间曾任利津知县的贾光大有诗描述：“古城谁筑在荒陬，遗址犹存动客愁。草色连天迷望眼，潮头喷雪簸渔舟。乍经茅屋人民少，惯见沙洲狐兔游。空有盐花堆似玉，年年辛苦几时休。”①与贾光大同时期的兵备副使甄敬也写诗说：“村市依流曲复斜，上墙茅屋带烟霞。潮声夜动千门雪，盐蕊晴开万顷花。斥地经春无草木，商船入夏足鱼虾。观风暂驻皇华节，泛海难从博望槎。”②从这些诗咏中可以看到，滨海盐场在当地的经济环境与人文环境中都占有最醒目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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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光绪九年《利津文征》卷四，贾光大《均田至官灶城有感》。
　　　　　　　　②光绪九年《利津文征》卷四，甄敬《公署即雨拟泛海未遂》。
　　　　　　　　明朝前期，沿海制盐业全部由官方一手经营。灶户按丁计课，必须完成国家规定的产额，
　　　　　　　　官方则给予工本米钞，完成盐课后的余盐也要交给国家，不能私自支配。灶户一入灶籍，不得解脱，官方于此控制相当严格。最初，官方对灶户比较优待。《明史》卷八十《食货志四》记载：“明初仍宋、元旧制，所以优恤灶户者甚厚，给草场以供樵采，堪耕者许开垦，仍免其杂役，又给工本米，引一石。”但随着盐业经济的发展，官方控制过死、灶户作业不自由的盐业体制弊端就充分显示出来，时而食盐积压，时而无盐可收。于是官方逐渐减少了实物盐的征收量，采用盐课折色或折银的办法来向灶户收取盐课。据《明会典》卷三十二《户部一九·盐法一》记载，宣德五年（1430年）朝廷题准对“山东信阳等场盐课，每二大引折阔白棉布一匹”，这在全国各大盐场中首开盐课折色之例；正统年间，盐课折色又扩大到官台等盐场；弘治年间，朝廷开始对涛雒、富国、高家港三盐场的盐课改折银两，“每一大引，折征银一钱五分”；正德三年（1508年），折银范围又扩大到西由、信阳、登宁、行村、海沧、固堤、官台等八场。以银两代替实物盐的征课形式弱化了官方对制盐业的控制力度，增大了灶户对盐产品的支配权力，松动了食盐交易的禁锢枷锁，这就为以后民营制盐业的兴起提供了机会。
　　　　　　　　虽然盐课折银的征收手段活跃了沿海地区的商品经济，在某种意义上说有利于制盐业的发展，但是在商业贸易并不发达的山东沿海地区，这种折银的形式有时也会难为盐产品卖不出去的灶户。雍正《山东通志》卷三十五之十二《艺文》所载明人甘一骥《盐河议》曾指出：“成化以后，海沧等……十一场灶丁改征折银，每引七分五厘，共征六千余两。舍其所产，征其所乏，而灶丁渐累渐逃，愈逃愈累，无复更生之望。”
　　　　　　　　有明一代，由于灶户负担过重，逃亡现象便时有发生，这种现象在正统年间尤为严重。如《明英宗实录》卷一o二正统八年三月乙丑条记载：“户部奏：山东石河场盐课司逃亡灶户三百八十三户，遗下盐拆布一千三百二匹有余。高家港场盐课司逃亡灶户三百七十九户，遗下盐课三千五十六引有余。其见在灶户岁有课额，又当有司杂差，又令代纲逃户布课，比又蝗涝，人实不堪”。同书卷一o六正统八年七月乙亥条记载：“山东永利场盐课司奏：灶户因蝗旱灾伤，赋役烦重，挈家逃移”。又卷一三o正统十年七月己酉条记载，因灶户逃移，盐课积欠，朝廷不得不“免山东富国等场盐课司逃亡灶户盐五万二千二百六引”。灶户逃亡与盐课摊派，给盐业生产带来负面影响，因而明中叶以后，官方拿出了一些改革方案，或改额盐为折银，或余盐开禁，或优商贩运，或给灶户增加私有财产，其基本意图都是为了保持盐业生产的稳定。
　　　　　　　　明朝嘉靖以后，山东沿海私自制盐及贩盐者增多，形成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据明人黄祯记述：“东方之患，盐人盗水，矿人盗山”，“盐之于人，譬水火也。官盐之法，害于私贩，民嗛其情，是故贩者假水火以剽窃，人所谓潢池之盗也。”当时，私自制盐及贩盐者来自四面八方，“或曰，盐徒者，东西南北人也，其散若飚，其合若乌，劻劻勷勷，出没无常，不为之所”①，他们与官府周旋，自取盐利，活跃在海滨地带。这些制盐及贩盐者游离于官营体制之外，给民营盐业的发展造成了有利氛围。
　　　　　　　　明代盐法实行开中政策，“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②。但山东沿海交通
　　　　　　　　不便，商销者少，食盐积压现象严重，《明孝宗实录》卷一五六弘治十二年十一月甲申条曾记载：“山东运司盐课存积岁久，走卤消折，而涛雒等三场盐皆苦黑，商人不愿中纳。”为了解决食盐运输问题，有关方面一再考虑水运途径。明朝初年，凡是通向盐场的河道都得到开发利用。甘一骥《盐河议》记述：“国初，山东盐河有东、北二大支。其北一支属泺口、蒲台二批验所。为大清河，泺口上流自东平坎河口、东阿、平阴、长清、齐河而东入泺口，下流经齐东、蒲台、滨州、沾化、利津人海，以通宁海、永阜、丰国、永利、利国、富民、丰民、王家冈等场，运盐出入八场，过蒲台、泺口二关而达运河。”又“其东一支属乐安批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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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光绪十二年《日照县志》卷十《艺文》，黄祯《巨峰寨记》。
　　　　　　　　②《明史》卷八十《食货志四》，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
　　　　　　　　为小清河”。又“登莱等府，寿光、日照等县，各有支河人海，此盐河南一支属乐安批验所而通海沧、高家港十一场之盐利者也。”①河道的开发利用，的确方便了盐产品的外运。然而由于自然原因，成化以后，山东东部的河流大部分干涸，水运被迫停止，食盐运输受到阻碍。甘一骥又说：“成化以后，海沧等十一场支河干涸，商旅不行，……乐安批验所裁革，而盐河南一支故道遂日就湮没，无复可寻矣。……顾十一场水利湮废，灶盐不售，所谓呴湿濡沫，乌在其能苏也。”当时，“灶河仅存者北一支大清河耳”，但也只是下流通航，上流湮塞。甘一骥又记述说：“大清河下流，齐东县间有浅处，尚无湮塞，蒲台而下，通行滨州、利津、沾化入海。大清河上流自坎河口筑，而盐舟不达于运河，至于山车三十里上船，而商人始告病矣。”为了保证运道畅通，朝廷决定疏通大清河，“以通宁海等八盐场之利”②，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有明一代，大清河始终是滨海地区盐产品外运的一条重要通道，基本保持着畅行趋势。
　　　　　　　　明代山东盐业开发的一个突出标志是制盐技术的不断革新。几千年来历经煮盐、煎盐方式的传承与改进，沿海灶民一直在努力加大海盐生产的开发力度，提高制盐的技术含量。到明朝时，“淋卤”的工艺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进。汪场�玉《古今鹾略》卷一《山东盐志》记载了当时的淋卤程序和注意事项：“诘旦，仍出坑灰摊晒亭场中，至申，俟盐花浸入灰内，仍实灰于坑以取卤。……至于积灰，则又以年久为良，卤水清润，出盐尤多。然久旱则潮气下降，上燥而盐不生花，久雨则客水浸溢，亭场沾湿，晒灰反致销蚀，故以灰取卤，必雨暘时，若而后盐始丰。”其还记载了当时惯用的试卤方法：“其试卤必以石莲投之卤中，沉而下者为淡卤，浮而横侧者为半淡卤，煎之费菹薪。必浮而主于卤面者乃舀入盘煎之，顷刻而就。”看来，制卤是煎盐的前期步骤，其工序十分重要。
　　　　　　　　煎盐生产，劳动强度较大，旧时灶户为此颇费功力。《古今鹾略》所引《山东盐志》说：“煎盐之法，率以天时为本，而成之以人力。每岁春夏间，天气晴明，取地卤注盘中煎之。盘四角槽为一，织苇拦盘上，周涂以蜃泥，自子至亥
　　　　　　　　谓之一伏。火凡六干，烧盐六盘，盘百斤。”按煎盐之法使用时间最长，晒盐法普及之后，还有很多盐场保留着传统的煎盐工艺，尤其是那些离海滩较远或地形不宜开滩晒盐的地方，继续采用煎盐法。如日照信阳盐场，直到民国初年，仍有人使用盐锅煎卤，年产量还达5000余担。
　　　　　　　　滩晒之法始于明代中叶，据说是福建人传授的技术。汪场�玉《古今鹾略》卷一《山东盐志》这样记载：“海丰等场产盐，出白海水滩晒而成。被处有大口河一道，其源出于海，分为五派，列于海丰、深州海盈二场之间，河身通东南而远去。先年有福建一人来传此水可以晒盐。今灶户高浮等于河边挑修一池，隔为大中小三段，次第浇水于段内晒之，浃辰则水干，盐结如冰。”章潢《图书编》卷九十一《长芦煎盐源委》也记载说：福建人在海丰场教“灶户高浮等”晒盐，一户试晒成功后，又有“五十六家见此法比刮土淋煎简便，各于沿河一带择方便滩地，亦挑修为池，照前晒盐，有占三五亩者或十余亩者，多至数十亩者，共占官地一十二顷八十亩。或一亩作一池，或三四亩作一池，共主滩池四百二十处。所晒盐斤，或上纳丁盐入官，或卖于商人添包。虽人力造作之工，实天地自然之利，但遇阴雨，其盐不结。”晒盐较煎盐而言，生产工序简化，成本降低，产量大又省工时，经济价值十分明显，故而此法逐渐从海丰场传向山东沿海各个盐场，但直到清朝时，晒盐工艺才在山东盐产区内占有绝对优势。所以《古今鹾略》卷一《山东盐志》载：“海壖之场多晒盐，而场去斥卤远者多火盐。”按火盐，指用煎法获取海盐。
　　　　　　　　滩晒亦有多种制卤方式。在莱州、昌邑一带，或掘井晒盐，或纳潮晒盐，二者取卤方式不同，但晒盐工艺无异。盐区海潮濒繁涨落，滞留海水，蒸发浓缩，渗入地下，日久，卤水储量增大，盐民则在近海滩地掘井取卤，甚为便利。纳潮制卤则须整地开沟，引纳潮水，卤水饱和后方能灌池结晶。山东盐民根据不同的滩地条件而采用不同的手段制卤晒盐，显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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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雍正《山东通志》卷三十五之十二《艺文》，甘一骥《盐河议》。
　　　　　　　　自己的聪明才智。《古今鹾略》卷一《山东盐志》记载了当时的滩晒制卤工艺：“若夫晒盐之法，其取卤则又有灰淋、土淋之殊。土淋之法，以畚锸起碱�｛潮滩土晒干，寔土池中，注水取卤。如灰淋法，每灶各砌砖石为大晒池，旭日晴霁，挽坑井所积卤水，渗入池中曝之，自辰逮申，不烦铛鬻之力，即可扫盐以输官。”
　　　　　　　　山东有识之士，经常围绕着盐业生产、运销和官方政策而展开议论，指陈时弊者有之，献计献策者亦有之，各方高见伴随着盐滩灶火而流行于世。如明朝李开先就说：“山采海煎，雪凝玉屑，民之大命系之，军之命脉赖之。”“盐虽户曹之一事，而实户曹之重事也。括其大纲，为十有二：时开中以清本源，禁私贩以通官盐，便协支以宽法令，公权衡以杜奸欺，宽法纲以救商命，禁奸贪以杜侥幸，革夹带以正国体，比事例以补商本，通官盐以销引目，疏壅滞以便商情，兴废绝以清宿弊，比事例以苏商困。”他还特别强调：“盐法有一言可以蔽之者，宽商而已。……商犹农业，不夺农利，可使田也，不夺商利，可使盐也。夺其农利，彼不利我田，我田其自治耶？夺其商利，彼不利我盐，我盐其自食耶？是故利农者自利也，利商者亦自利也。在边陈陈相因，在部源源而来，国之利莫大焉。”①李开先的看法是改善流通领域，以商促销，加大盐利的周转。清人赵继范却有不同的见解，他说：“计之人生，谷为要，次水火，又次盐”，绝不能“右商而仇民”，让商利过大而盐民之利太少，挫伤盐民生产的积极性②。大家站在不同的角度上各抒己见，但目的都是为了山东盐业的发展。
　　　　　　　　文人墨客则从另一角度来审视盐业生产，他们往往通过盐滩灶火而倾泻才思，或对取之不尽的海盐资源百般感叹，或为辛苦劳作的盐民讴歌呼喊。明人王悦在《威海赋》就描述说：“盐之所产，于海之洼，潮波既退，男女如麻。区分畦列，刮土爬沙，漉水煎卤，烓灶参差。凝霜叠雪，积屯盈家，饮食贸易，资用无涯。”③诗家歌咏者更是意有所指，如明人李舜臣曾用“千村夜暖人皆足，万灶春回室已盈。好在三千勤管烓，莫随徐福海中行”④的诗歌来描绘渤海南岸盐区的勃勃生机；赵执信则以“去海三十里，北望空冥冥。斥田秋草白，古灶盐烟青”⑤的词句来形容胶州盐滩的开发景象；朱长春更以“溺溺秋沙水，溶溶海灶盐。鲑蔬经雨苦，稼穑带霜厌”⑥来表述河海区域的盐灶风貌。细读这些文学作品，我们仍然可以发现那些已经消失了的古老的盐业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