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神仙排行榜 作者:黄晓峰-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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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是各个国家的国宝级学者，而且专业方向就是宗教学，可堂堂春秋大国的太史，竟然还要向子产求教，我们不能不对后者的渊博刮目相看。
（二）最早对鬼作出比较精确的定义
子产在郑国执政的时候，有位被冤杀的贵族，名叫伯有，整天在郑国显灵、闹事，搞得郑国人心惶惶。后来还是子产出马，安抚了伯有。子产还因此对当时的鬼魂观念进行了总结、归纳。他认为，人死了要变成鬼，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只有非正常死亡的鬼才会作祟。子产的论述有不少创见：
（1）他最早用精气说来证明人死化为鬼的过程，同时还指出了人成为神的可能。当时人们对于人、鬼、神之间可以相互转化是确信的，子产的解释把它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
（2）子产通过强调伯有的家世来证明他能够为鬼，标志着将社会属性引入到鬼魂观念之中，即把鬼的技能指数与其生前的社会地位密切地联系起来。这种认识主要以社会地位来判断鬼的能力大小，道德评价的意味并不明显。
（3）“鬼有所归，乃不为厉”，意思是说，只要给鬼安排好食宿，吃得好，住得好，它就不会出来骚扰人类。
后世的鬼神信仰，基本遵循了子产提出的这几条原则。
（三）对祭祀原则的重大突破
就在安抚伯有的同一年，呆头呆脑的晋平公又病了，把群山大川都祭遍了也没用，只好再请教子产。子产说：
“祭祀禹的老爸鲧了吗？”
大家听命，忙不迭地去办，平公果然日渐好转，于是赐给子产两只饭锅（鼎）。
《礼记·祭法》说“夏后氏帝黄帝而郊鲧”，可见祭祀鲧是夏朝独资经营的。当时祭祀的原则是“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就是说不是自己的祖宗是不能随便祭拜的。按理，除了周天子，只有夏朝的后裔杞国才能祭祀鲧。子产本着祭祀“以人为本”的方针，从实用功利的角度出发，让与鲧毫无血缘关系的晋国也去祭鲧，对前辈的祭祀原则作出大胆的突破，既有利于民族的融合和团结，也收到很好的工作效果。
（四）祭祀活动中的权变精神
子产对祭祀的实践和原理都很熟悉，但他不是简单地赞同或反对祭祀，而是从实际出发，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角度出发，合理地运用祭祀活动。
公元前526年，郑国遭遇旱灾，子产命令屠击、祝款、竖三位大夫到桑山去祭祀求雨。这三位官僚都是废物，把桑山的树木全部砍光来求雨，结果自然是没成功。子产把三位大夫臭骂一顿：“祭祀山神，是要保护树木，尤其是求雨，更要防止水土流失，你们几个混帐，连祭祀的基本原则都不懂，全部撤职查办。”
两年后的五月，郑国发生火灾。喜欢卖弄巫术的裨灶说：“不听我的话，将来还要发生火灾。”
原来，在一年前，裨灶就向子产请求配备玉制的祭祀设备，由自己主持祭祀，以避免火灾，结果子产没理会他。现在火灾来了，裨灶觉得自己的预言应验了，骨头顿时轻了几两，又向子产提出要求，这回因为遭过灾，国人对他的支持率暴涨了若干个百分点，但子产还是不理会。有人觉得子产是舍不得那些宝贝。子产说：
“裨灶这种人，无非是喜欢预言，说得多了，当然偶尔也会准个一两次。他懂什么天道！”
最终果然没再次发生火灾。过了两个月后，子产根据原则，祭祀社神、四方神，以求消灾。可见，子产并不是反对祭祀，他只是依照一定的原则安排祭祀活动，从不为了收买民心而随便搞一些面子工程。
（五）团结广大神学工作者，掀起全国“比学赶超”的祭祀热潮
子产开口闭口骂裨灶，骂归骂，还是拿他当心腹使唤。在火灾发生的九年前，裨灶已经在子产身边出谋划策了，而且其间还有几次说得子产频频点头。如果子产不是如此热衷宗教活动，哪有裨灶的饭吃？在子产的带动下，一大批政府官员对宗教活动非常熟悉。发生大火那年，在子产的周密部署下，各级官员团结一心，努力奋斗，勤勤恳恳，整理祭坛，祭祀水神、火神；迁移大龟、宗庙神主，将损失降低到了最小的程度。《左传》的作者曾高度评价子产的这次救灾行动，并且感慨地说：
“陈不救火，许不吊灾，君子是以知陈、许之先亡也。”
就是说在灾害发生时，政府的行为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好坏。
由于子产对祭祀原则的灵活使用，国民也深受感召，多次在发生异常情况时向子产请愿，要求举行祭祀活动。有一年，郑国发大水，有龙在城门外的湖里争斗，国人请求子产举行禳灾祈福的祭祀，子产说：
“有这个必要吗？我们人类打仗的时候，龙也不关心；现在龙自己打架，你们操什么闲心？况且龙本来就居住在水里，你们怎么能赶得走它们呢？我们对龙没什么要求，龙对我们也没什么要求。”
最终也没什么事儿发生。
虽然子产没有创立成熟的宗教，也没有留下什么鸿篇巨著，但他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对宗教学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在整个先秦时期是无人可比的。说他是先秦最伟大的宗教学家，一点也不过分。
比起商朝和西周时期来，春秋社会的宗教观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出现了对天命的怀疑和批判。但是这种进步是渐进的，而不是飞跃的。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社会思潮的演变，呈现出的应该是绵延的流动性。简单地将思潮的变化依附于政治制度的刚性变化，这是极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如果看不到子产主持的大量宗教活动，就因为他说了句“天道远，人道迩”，于是把他定性为、而且仅仅定性为反迷信的斗士，未免有点草率了吧。
◎ 关公争夺战
香港电影《古惑仔》中，山鸡和神父有一段关于上帝的对话，很是有趣。
山鸡准备去砍人，正好和神父同乘一部电梯，神父见他手提大砍刀，自然是劝他弃恶从善，改宗基督教。山鸡眼睛一翻：
“你老大是谁？”
神父毫不示弱：
“我老大是耶稣。”
山鸡当然没听说过。正在此时，电梯突然坏了，一片漆黑，神父说：
“只要向耶稣祈祷，就会没事的。”
果然，很快电梯就恢复正常。山鸡佩服无比，临出电梯前，对神父说：
“改天请你老大喝茶。”
这大概就是香港电影的一个特点：一向喜欢消解神圣的东西。
这一点，倒和中国古代传统中对神圣的消解有几分相似。民间谚语说：
“宁拆十座庙，不破一门婚。”
庙者，神圣、神秘也；拆者，消解也。面对“婚姻”这种实际利益时，“庙”之类的神圣物是没有价值的。
在谈论古代中国宗教与王朝的关系时，很多人都喜欢用“政教合一”来形容。这是很成问题的说法，除非这里的“教”指的不是“宗教”而是“教化”。中国古代的宗教，无论是本土的道教，还是外来的佛教，从来就没有取得与皇权平起平坐的地位。
对于当时的道教和佛教来说，要想在世俗世界取得一点地位，除了跟皇帝搞好关系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尽量拉拢一些大家尊敬或喜爱的人物来作“形象代言人”。关羽就是影响最大的的一个。
三国及其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关羽并不像《三国演义》里说的那样风光。在他死后，群众自发地搞了点小规模的纪念活动，但是始终没有形成气候。关羽的家乡解州和遇难的荆州造了几座庙，香火规模并不怎么盛，偶有灵验而已。
从宋朝开始，关羽逐渐被重视。最早是宋真宗下令装修解州的关圣庙。既然有圣旨，做大臣的又何必给国家省钱，自然是往宽里花。随后，宋哲宗给玉泉祠题了块“显烈王”的匾，这就已经封王了。喜欢画点花花草草的宋徽宗又封他“义勇武安王”。元朝灭宋后，继续给关羽封王，还专门派人去祭拜。到元文宗至顺年间，随着关羽的威望越来越高，简单潦草的祭拜已经不能反映民意了，于是不仅给爵位、封号，还有一系列的职务，合在一起是这样称呼的：齐天护国大将军、检校尚书、守管淮南节度使、兼山东河北四门关招讨史、兼提调诸宫庙神煞天分地处检校官、中书门下平章政事、开府仪同三司、驾前都统军、无宁侯、壮穆义勇武安英济王、护国崇宁真君（共计九九八十一字）。
到了明朝，随着畅销小说《三国演义》的出现，关羽已经不再属于人世，简单地说，人间的官已经不够用了，再加封，皇帝就只好让位给关羽了。解决的办法自然是有的，明朝时再封他为“大帝”，全称叫做“协天大帝、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这在神界都属于高层领导了。人间的皇帝可以替玉皇大帝分封神界的职务，也不怕玉皇大帝翻脸，可见世俗的权力有多大。
皇上这么表姿态，下面还不会揣摩圣意吗？
道教自不必说，它原本就最擅长扩招神仙，有关羽这样的好素材，当然是充分利用，绝不放过。于是道士们一再上表，要求给关羽加官进爵，然后从出生到死后显灵，对关羽进行全方位的包装，比如说他是雷首山的老龙化身，在北宋时受张天师举荐，把黄帝曾经杀过的蚩尤又杀了一遍（谁让蚩尤死后还要兴风作浪），于是奉他为护法。
佛教当然也不甘落后，很快就给了个“护法伽蓝”之职。授职的来龙去脉也有个故事，说是唐朝的高僧神秀（就是那位抢袈裟没抢过禅宗六祖惠能的）到荆州玉泉山建寺庙，拆了当地建的关公祠，关公不答应，显了灵，出来交涉，神秀就让他做了佛教的护法伽蓝。这个故事对关公的态度并不怎么恭敬，因为在佛教中，护法的神很多，如四大天王、韦驮等，伽蓝比他们地位还低，只相当于土地爷一级，显然太低了点。因此后来有很多人愤愤不平：
“关公是何等人物，自孔孟之后，能扶持名教、纲常的，关公排名天下第三。哪朝皇帝不是恭恭敬敬，加封做帝王。你们佛门弟子倒好，让做帝王的到庙里站岗放哨，这还有天理吗？建议以后庙里的规矩都要改：关公的塑像在门口的，移到大殿里；在边上的，移到中间；站着的，全部改坐像。”
有官府、道教、佛教的大力弘扬，关羽的地位还能低得了？
民间本来就热衷造庙，搞个人崇拜，有关帝这样吃得开的神仙罩着，那还不快马加鞭，大干快上？所以，整个明清时期，关帝庙铺天盖地，根据一份乾隆时期的地图，单在北京就有116座关帝庙，加上郊区要超过200座，占整个北京寺庙总数的十分之一。全国的数字，可想而知。
各地大兴土木造关帝庙，而且个个都吹嘘自己造的关帝庙灵验无比。但是问题也出来了，哪有这么多的关羽来管平头百姓的些须小事？
有一回，一个秀才扶箕请仙，请来了关帝。秀才请教了一段关于《春秋》的问题（《春秋》问题不去孔庙请教孔子，却来问关羽，可见这个秀才的混蛋），关帝很快回答了他。秀才回家越想越觉得不对，关王爷何等尊贵，怎么我一请就到，莫不是有人假冒。不行，我要写状子到天帝那里去告状，好好查查这些假冒伪劣的家伙。正写着呢，有位小鬼现身讨饶：
“大哥，您先别告，我就是假冒关帝的。因为魂魄流落到关帝庙，每天打扫打扫房间，天帝看我可怜，让我代替关帝，吃点供品什么的。关帝只有一个，各地关帝庙里的神仙，都是就近取材，选些品德好、文理通顺的鬼作替身。普通人是请不到关帝的，只有皇帝亲自祭祀，关帝才会下来寒暄一番。”
天上的关帝在人间有无数替身，借用佛教哲学的说法，这叫“月映万川”。
关帝庙有好吃的，有好喝的，又不用担什么大的责任，是个不错的位置。既然是肥差，难免有鬼来抢，就算是天帝也不能保证所有的替身都是德高望重的。所以假冒关帝的鬼，位置有时也不稳。比如在江苏宿迁，有一回某个村子唱戏还关帝愿，一个过路的鬼去看戏，发现该村假冒关帝的鬼比自己还无赖，不由得勃然大怒：“关帝爷何等威武，岂是你这种小马仔假扮得了的。”与他狠斗一场，把他赶走，自己作了“关帝”。
关羽身后之所以备极荣宠，主要是因为他的身上具有很多可以开发的伦理资源。做皇帝的，希望百姓都做顺民，像关羽一样对自己忠心耿耿；做百姓的，希望朋友之间都要讲义气，像关羽一样忠于兄弟之情。在不断开发的过程中，历史和小说中关羽的骄傲、刚愎自用等缺点被过滤掉，剩下的是一个忠心耿耿、公正无私的单面神。
作为神仙的关羽，所具备的伦理资源并不是本来就有的，而是在流传过程中由社会各阶层共同努力，一点点添加进去并无限放大的。
对于造神工作，人们遵循这样一个原则：有条件要造，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造。
◎ 民间信仰中的第二十二条军规
曾经见到一本名为《巫术的兴衰》的书，是介绍英国中世纪的大众宗教信仰的。一读之下，不由得要从鼻子里哼一声：“你们英国佬的巫术，简直是失败，不，是失败中的失败。”
在基督徒眼里，一切巫术都是向魔鬼的投降，是对主耶稣的大不敬。英国的巫师，不管是施行黑巫术还是白巫术，只要被基督教徒发现，一律要受审定罪，什么刑法都用过。根据英国历史学家的统计，从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欧洲共进行了11万次驱巫审判，在其中47％的案例中，巫师或巫婆被施以绞刑或火刑，大约有6万人成为驱巫审判的牺牲者。真遭罪啊！哪像中国古代的巫师们，虽然不是那么堂堂正正，光明正大，但是只要不害人，没有人会找他们的麻烦。
巫术为什么能在在古代中国不受迫害并且愉快地生长呢？
《聊斋志异》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位姓吴的县令到浙江去做官，当地最崇拜城隍老爷，每当城隍他老人家生日，民间都要集资搞联欢会，彩旗招展，敲锣打鼓，热闹非凡。虽然花费不少，可为了保一方平安，年年都不敢懈怠。县令是个不大信神的，初到当地，听说此等陋习严重损害当地经济发展，勃然大怒，冲进城隍庙，把城隍大骂一顿，把神像拖下来鞭打二十，下令禁绝祭拜城隍。从此大家也就绝了这个念头。后来县令在任上去世，大家感激县令的恩德，就给他修了座庙，也叫城隍庙，两家城隍庙竞争上岗。老百姓说，还是县令那座庙灵光，香火远超以前的城隍庙。
这个故事的前半段是个不信鬼神、反对迷信的故事，在史书中也经常可以看到类似的情节；不过后半段却让人有点尴尬：县令反城隍反到自己也做了城隍。信仰习俗强大到可以吞噬一切异己力量的地步。
产生这种信仰与经济没有什么关系，虽然吴县令责备城隍搜刮民脂民膏，可基本上是老百姓自己愿意凑份子，就算祭两个城隍他们也不在乎！
伦理道德也不是原因，人们似乎更尊重传统。吴县令生前之所以能禁止祭祀城隍，主要是他敢把城隍拖下来痛扁，狠狠地打击了城隍的气焰；西门豹也是把巫婆扔到河里才搞掂河神的！老百姓很实在，谁牛就服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