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9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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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必须再一次提请读者注意，为了在有限的篇幅中比较好地讨论这些问题，我们不得不从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的角度来展开讨论。然而，我们从我们所确定的一般认识过程中得出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结论却认为，把中央政府所承担的许多这样的职能转交给地方性政府去承担是很值得的。的确，我们还必须强调指出，我们应当把最高权力机构的任务严格限定在一个从本质上说极为有限的领域：向所有的个人、组织和政府分支机构实施法律并维续秩序，而把实施所有肯定性服务的责任都交给较小的政府机构去承担。只要那些地方当局在向其居民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必须根据它们不能改变的法律彼此竞争，那么政府所承担的大多数服务性职能就不仅有可能得到更为有效的践履，而且也极可能得到更为有效的控制。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为了使中央政府能够担当起抵御外敌的任务，人们一直都在努力使它变得强大有力；这无疑是必要的，但也是颇为不幸的，因为正是这种必要性酿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其间，制定一般性规则的任务与提供特定服务的任务都落入了同一个机构之手，而且还致使这两项任务之间的界限变得越发模糊不清了。
第三卷 自由社会的政治秩序
纯粹的市场经济假定：第一，作为实施强力和强制的社会机构，政府的目的乃在于维续市场制度的运行；第二，政府不得妨碍市场发挥正常作用；第三，政府还必须保护市场制度以使它免遭其他人的侵犯。①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①LudwigvonMises，HumanActon：ATreatiseonEconomics（YaleUniversity1949）；p。239。
①大约在10年以前；本章就已大致写成；而且其中的一部分内容也已发表；后来；我又以本章的内容在Chicago和Kiel作了公开演讲（题目是“DerWettbewerbalsEntdeckungsverfahren”载于KielerVorträ；ge；No。56；（Kiel；1969）；而最近又以英文收入了拙著NewStudiesinPhilosophy；Politics；EconomicsandtheHistoryofIdeas（LondonandChicago；1977）。在本书中；我对这份原稿基本上未做改动；因为它在本书中已占据了过长的篇幅；因此；试图对这个论题的新近研究成果作任何的探讨；在这里都是不合适的。然而；无论如何；我还是要在这里提及某些论著；因为它们实际上扩展了我在本章中所阐发一些观点。这些著作至少包括：MurrayRothbart；PowerandMarket（MenloPark；1970）；JohnS。MacGee；InDefenceofIndustrialConcentration（NewYork；1971）。D。T。Armentano；TheMythofAntitrust（NewRochelle；N。Y。；1972）；特别是IsraelKirzner；petitionandEntrepreneurship（Chicago；1973）。以及ErichHoppmann的文章：MissbrauchderMissbrauchaufsicht；MitteilungenderListGesellschaftMay1976。和收于H。Gutzler与J。H。Kaiser编辑的WettbewerbimWandel（Baden…Baden；1976）。
在某些条件下，竞争能够为不同商品的生产和各种服务的提供实现一种资源配置，而这种配置又能够使某些特定产品组合的产出达到一个“全智全能者”所能实现的产出数量——当然，这种所谓的“全智全能者”，不仅要知道实际上只有所有的人加在一起方可能知道的所有事实，而且还要能够以一种最为有效的方式运用这种知识。竞争性市场过程（petitivemarketprocess）得以产生这些结果的上述特殊事例，着实令一些经济理论家如痴如醉、极感满意，以至于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中竟倾向于把它夸张成一种典型的范例来对待。结果，人们在主张竞争时往往会采取这样一种论辩，即竞争之所以可欲，似乎就是因为竞争始终能够达致上述特殊事例中的那些结果；甚或只有当竞争事实上达到了诸如此类的结果的时候，竞争似乎才是可欲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只要人们把主张和赞同市场的论辩建立在“完全”或“完善”竞争（“perfect”petition）这种特例的基础之上，那么由此出发，他们很快就会认识到：第一，上述那种“完全”或“完善”的竞争只是在极少数情势中方能趋近的一种例外情形；因此第二，如果主张并赞同竞争的论辩以竞争在那些特殊条件下所达致的那些结果为基础，那么这种论辩作为一项一般性原则也就很难站得住脚了。据此我们可以说，为竞争所应当达致的结果确立一种完全不切实际的、过高的标准，常常会使人们错误地低估竞争实际取得的成就。
这种完全竞争的模式实是以假设某些事实的存在为基础的，然而就这些假设的事实而言，在现实生活中一般会发生下述三种情况：一是除了在为数极少的几个经济生活部门中以外，这些事实实际上并不存在；二是在许多经济部门中，我们甚至没有力量造就这些事实；三是即使我们有时候能够造就这些事实，那也是极不可欲的。这种完全竞争模式所依据的乃是这样一个关键性假设，即任何一种与其他商品有着明显区别的服务性商品，都能够同时由一大批生产者以同样的成本向大多数消费者供应，因此其间的任何一个生产者都不能随心所欲地确定该种商品的价格，因为如果有人试图以高于其边际成本的价格出售该商品，那么他的这种做法只会对那些售价比他低的人有利。在这种理想型的个案（idealcase）中，对于每个竞争者来说，价格都是给定的，因此每个竞争者都会在自身利益的驱使下把自己的产量一直增加到边际成本与价格相等的程度；正是这样一种理想型的状况，渐渐被人们视作是一种模式，而且还被当做一种标准，用以判断竞争在现实世界中所达致的成就。
如果我们能够实现这样一种理想型的状况，那么把每种商品的产量都扩大到价格与边际成本相等的地步，就肯定是极为可欲的，因为只要价格与边际成本还不相等，那么进一步增加该商品的产量就意味着为此所需要的生产要素用于该商品的生产要比用于它处更富成效。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我们不得不通过竞争的过程去发现不同的人各有何种需求以及能够做些什么事情的情形中，我们也能够实现上述那种理想型的状态；此外，这也决不意味着，与我们用任何其他为我们所知道的方法（如政府指导或计划的方法）所能够实现的那种状况相比较，“不完全”竞争（“imperfect”petition）所达致的结果就会差得多。
显见不争的是，所谓每一种与其他商品或服务极为不同的商品或服务都应当有一大批生产者同时予以供应的情形，或者自始至终都应当有一大批生产者有能力以同样的成本生产任何特定商品的情形，既是不可欲的、也是不可能的。就一般情形而言，任何时候都会存在一种最佳的生产单位规模，而大于或小于这一规模的生产都会引起成本的上涨；此外，任何时候都会存在技艺、位置、传统等方面的特殊优势，而只有一部分企业而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拥有这种优势。一如我们所知，现实中常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即少数企业甚或只有一家企业能够适当地供应某种特定的商品，亦即它们正好能够以抵偿成本的价格出售该商品，但是其成本却可能低于任何其他企业的生产成本。在这种情形下，少数企业（或一家企业）就没有必要把它们产品的价格降至边际成本的水平，或者说，它们没有必要把它们产品的产量调整到只能按照正好抵偿其边际成本的价格出售它们的水平。这些企业在利益的驱使下始终只会把它们的价格降到足以使其他新的生产者不敢涉入此一市场的水平。在这个范围内，这些企业（或这家企业）的确可以像垄断者或寡头垄断者那样自由地行事，而且还可以自由地把它们的价格（或所生产的商品数量）确定在一种能够使它们获得最大利润的水平上；当然，这些企业也会受到限制，而它们所受的惟一限制便是这样一种因素，即它们必须把价格降到足以使其他企业不敢涉入其间的水平。
在所有上述的情形中，一个全智全能的独裁者确实能够通过要求相关企业把产量扩大到价格能够抵偿边际成本的水平的方式来改进可利用资源的用途。如果我们用某些理论家所习惯使用的这个标准来衡量，那么我们可以说，当下世界中的绝大多数市场经济无疑都是极不完善的。然而我们必须指出，对于所有的实际问题来讲，这项标准乃是完全不涉的或完全不适用的，因为它所依凭的基础乃是与一种状态的比较，但是与之比较的却不是我们能够通过某种已知方法予以实现的某种其他状态，而是一种只有当我们无法改变的某些事实变成另外一种样子而不是它们实际所示的那种样子的时候我们方能达致的状态。由于某些经济学家的分析是从他们知道所有决定市场秩序的事实这样一个虚构的设定出发的，所以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地会把那种假想中的由一个全智全能的独裁者所做的安排当成是我们衡量竞争之实际成就的标准加以使用。但是，这种做法却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项能够用以判断实际政策所取得的成就的有效标准。显而易见，这种有效标准所判断的决不应当是人们趋近一种无法实现的结果的程度如何，而应当是一项特定政策的成果与其他可资运用的做法的成果相比较是多还是少。这里的真正问题在于：我们究竟能够把现有的效益水平提高多少，而决不是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趋近那种只有当某些无法改变的事实发生变化的时候才会是可欲的那种理想型状况。
换言之，判断竞争之成就的那种标准，决不是某个对所有事实都无所不知的人作出的那些安排，而必须是那种惟有竞争才能确保的可能性状况，即那些因竞争而能够比他们在其他条件下生产出更多的为其他人所需要的产品的人有可能做出的不尽相同的事情。
第三卷 自由社会的政治秩序
一般来讲，不论是在经济领域以外，还是在经济领域内部，只要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谁会做得最好，那么竞争便是我们所能运用的一种极为切合实际的过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考场上或运动会上，还是在市场上，竞争所能够告知我们的只是谁在特定场合做得最好，而未必能够告知我们每个人的表现以及每个人所具有的真实水平——尽管竞争也为人们取得优异成就提供了一种最为有效的激励因素。竞争为人们所提供的乃是这样一种激励，即它会促使人们做得比次优者更好，但是，如果次优者落后太多，那么较优者在能够自由决定投入多少努力的方面便会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只有当次优者对较优者紧追不舍而较优者本人又不知道自己的优势究竟有多大的时候，较优者才会觉得有必要竭尽全力。再者，也只有当人们要在能力之间持续不断地比出高低而且每个人都想尽其所能争得好名次的时候，每个人才会始终小心翼翼、左顾右盼次优者是否赶上来了。
因此我们可以说，竞争就像科学实验一样，首先是一种发现过程（adiscoveryprocedure）。有一种假设认为，有待发现的事实就是已知的事实；而任何以这个假设作为基础的理论，都不可能适当地判定竞争的意义。①实际上，应予考虑的已知的或“给定的”事实，乃是无限的，因而也是人们不可能预先加以确定的。我们所能期望确保的只是一种在总体上有可能促成这样一种局面的过程，其间，我们能够考虑到的潜在有助益的客观事实，要远远多于我们在采用为我们所知道的任何其他做法的时候所能考虑到的客观事实。基于这种情势，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认为，一些论者以某个人知道所有相关事实这个假设为基础而对竞争之结果所做的一切判定，对于人们如何选择一项可欲的政策来说实是毫不相干的，也是毫无助益的。这里的真正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帮助人们最充分地运用分散在无数人之中而又在整体上不为任何个人所能掌握的知识、技艺和获得知识的机会。我们必须把竞争视作是人们可以在其间获取知识和交流知识的一种过程，因为我们知道，一上来就从任何个人都能够获得所有这种知识的角度来认识竞争，乃是毫无实际意义可言的。此外，根据竞争“应当”实现的成果的前见来判断竞争实际取得的具体结果，就像用科学实验的结果是否与人们于此前对此结果的预期相一致的标准来判定这些实验成果一样，也是毫无意义的。就像我们只能用科学实验的条件来判定其结果的价值一样，我们也只能根据竞争赖以开展的条件而不是它应当取得的结果来判定竞争的结果所具有的价值。因此，我们必须指出，竞争与任何其他种类的实验一样，都不可能实现任何可测结果的最大化。在有利的条件下，与任何其他已知做法相比较，竞争也只能是使更多的技艺和知识得到运用而已。尽管每一次成功地使用知识和技艺都可以被视作是一项增益，从而双方自愿进行的每一次新的交易行为也都可以被视作是一件可取之事，但是，我们却永远说不清楚，人们所能取得的净利之总量究竟增加了多少。我们毋须弄清楚竞争究竟产生了多少可测的或增加的净利，但是我们却必须把那些一般性条件所产生的结果视作是可能的最优者接受下来，因为那些一般性条件极可能使我们发现最多的机会。
①LeopoldvonWiese是少数几位洞见到这个问题的社会学家中的一位。参见他就这个问题所做的演讲：“DieKonkurrenz；vorwiegendinsoziologisch…systematischerBetrachtung”；Verhandlungendes6。DeutschenSoziologentages，1929。
一个人在竞争的压力下会如何行事？而在竞争这种条件下他又会遇到什么样的特定情势？这样一些问题显然不是他本人事先所能知道的，当然，其他人也就更不可能知道了。因此，要求他按照竞争“仿佛”存在的那样采取行动或者要求他按照比实际竞争更完全的竞争那般采取行动，都是毫无意义的。一如我们所见，人们之所以在这个领域中犯错误，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所接受的那个以一种虚构假设为基础的观念，即个人的“成本曲线”乃是一种能够经由调查而得到确认的客观给定的事实，而不是某种只有根据他本人的知识和判断才能够确定的东西——实际上，一个人在高度竞争的市场上行事时所依凭的那种知识，与他是惟一的生产者或是极少数生产者之一时所依凭的那种知识，乃是截然不同的。
尽管解释竞争的结果是经济理论（或Catallactics）的主要目的之一，但是我们在上文所讨论的那些事实却大大限制了经济理论能够就竞争之特定结果所做预测的程度——这里的“竞争”，乃是指我们从实际角度出发关注的那种情势中的竞争。我们可以明确地指出，竞争之所以有价值，完全是因为它是一种发现的过程，而如果我们能够预测或预见到它的结果，那么我们也就不会再需要这种竞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