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秦汉史-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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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本书为《剑桥中国史》第 １ 卷的中译本。《剑桥中国史》以秦汉时代为
第 １ 卷，是由于秦汉以前时代近年出土文物多，有些资料还未得到利用，成
书条件还不够成熟。本书征引文献广泛，并重视文献的辨伪和考订工作。有
关思想文化史的内容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左右，对佛教的传入、民间宗教、
佛道二教的关系等方面论述更详。本书充分利用了中国、日本和西方学者的
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外秦汉史研究的成果和水平。
导言
本卷论述的是分别称之为秦、前汉、新和后汉诸王朝的最早几个统一的
中华帝国。（西汉和东汉之称有时代替了前汉和后汉。）两个重大事件的明
显的日期标志着这段时期的起讫：公元前 ２２１ 年秦帝国的建立和公元 ２２０ 年
最后一个汉帝的逊位。但是这两个年份不应视作本卷所论述的时期的严格界
线。公元前 ２２１ 年的几件大事是前几个世纪事态发展的最后结果，所以本书
第 １ 章必然要向读者交代战国时期的事件、人物和事态发展。与此相似的是，
虽然汉献帝的逊位可以视为汉朝的正式结束，但帝国瓦解过程的出现早已在
这个日期之前；甚至可以认为，公元 １８４ 年黄巾叛乱的爆发实际上标志着汉
帝权威的结束。在考虑毫无权力的皇帝仍坐着汉朝皇位的这几十年的政治发
展时，就必须进一步看到随之而来的时期，那时汉帝国最后崩溃，它的领土
被同时存在的魏、蜀、吴三国所瓜分。
与此相似的是，在考虑思想史时，把本卷绝对限定在秦汉两朝的时期内
是既不实际、也不可取的。必须交代在秦国时期发展起来的哲学前提条件，
如果没有它们，帝国就不可能建立。已故的戴密微教授多年前所写的一章（那
是在原来以不同的方针规划的一卷中的论文）把关于佛、道两教哲学和宗教
的论述一直延续到隋朝（建于公元 ５８１ 年）。这一章是作为一个整体撰写的；
本来可以把它分成两部分，按时间顺序，分别载于本卷和第 ２ 卷，但我们宁
愿保存原来的形式，因为它讨论的主题最好是一气呵成地去读完它。
只要对现存的秦汉史史料进行考察，就立刻可以看出预计的叙事范围是
根本不完整的，涉及许多重要主题和问题的证明材料在所讨论的四个多世纪
中分布得并不均衡。因此，我们掌握的有关前汉经济发展的材料多于后汉的
材料，而阐述公元 １、２ 世纪大家族成长和社会结构变化的材料，则比以前时
期的材料又显得更加清楚。辨认前汉时期政治变化的类型可能比辨认后汉时
期的类型更加清楚；在后妃及其家族对行政的影响方面，已知后汉的材料多
于前汉，而对关键的政治人物的影响，我们对前汉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又
比对后汉看得更加清晰。在思想史方面，我们掌握公元前 ２００ 年至前 １００ 年
的情况，远不如后三个世纪的情况。
在长达约 ２０００ 年的时期中，中国的学者、历史学家和官员一直在研究秦
汉帝国，这两个王朝又是属于首先吸引研究中华帝国过去的日本和西方学者
注意力的朝代。根据近年来批判性的学术研究，本卷的目的是要提供原始史
料中所有资料的概要。但是迄今进行的研究对秦汉史各个方面的注意有点不
平均。例如，对前汉时期的研究多于后汉时期。仍有若干重要的题目不可能
有把握地写成。例如，本卷没有试图分析气候变化及其明确的长期后果。类
似的情况是，尽管对中国科学技术的研究近期有明显的进展，试图对秦汉时
期的这类发展作出概括说明看来仍为时尚早。总结这个时期文学成就的时机
也还不成熟。
文字史料及它们的问题
本卷的几位撰稿人讨论了他们所依据的史料的价值和缺陷，并且说明了
某些材料的重要意义和问题。关于对中国历史编纂学及其偏见的总的评价，
关于对秦汉史研究现有史料的探讨，请读者参阅一批现存的著作。①总的说，
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学家必然几乎只能依靠中国正史特有形式的史料，只有
在特殊情况下才可能求助于其他的文字材料，以确定这些正史的编纂者所依
赖的文献，检验它们的叙事是否准确，考查它们的可靠性的问题，或者权衡
它们的意见和判断。
然而，我们所说的三部正史——《史记》和前、后《汉书》——的篇幅
和性质可能稍许减轻这些困难。这三部著作都不是出之于一个作者或编纂者
之手；不同部分的卷是为了不同的目的而起草的；这些著作的不同部分之间
的内在的一致性在估计它们的准确性或正确性时能有相当大的价值。因此，
批判性地处理材料要求持谨慎的态度。
三部著作的叙事范围决不是一致的。《史记》意在写成一部直至作者时
代以前的人文通史，因此在进行论述秦汉两朝之前涉及了帝国以前许多世纪
的内容；它不包括西汉的全部记载，叙事至公元前 １００ 年以后不久。这三部
正史都没有把新莽王朝当作一段应该同样享受一个虽然短命、却被视为合法
的王朝尊重的完整时期。《后汉书》中还没有相当于其他两部正史记述西汉
世系表部分的那几卷。
必须记住，三部正史的不同的作者根据略为不同的观点撰写，而且离所
描述的事件的时间也长短不一。《史记》的创始人司马谈（死于公元前 １１０
年）以偏爱某种形式的道家思想而著称，但其子司马迁（约公元前 １４５—约
前 ８６ 年）却没有这种偏爱；后者负责了这部著作的大部分，最后在受政治耻
辱的情况下结束了他的一生。《史记》现存的卷中有几卷经过他人的增补，
为的是弥补很早就已知道的一些缺陷。《汉书》由班彪（公元 ３—５４ 年）开
始撰写，他的关于君权形式的论文是政治思想史的基本文献。这部著作主要
由他的儿子班固（公元 ３２—９２ 年）完成，然后由班同之妹班昭（公元 ４８—
１１６？年）撰稿作了一些补充。《汉书》还收了诸如马续（盛年期约公元 １４１
年）关于天象的文章和刘歆（死于公元 ２３ 年）的一篇在秘府收集的书目的节
略。
按照通常的说法，人们一直认为《汉书》的编纂者在撰写前汉开始的 １００
年的几卷时广泛地取材于《史记》；但是也有人争辩说，两部著作的有些部
分却存在相反的写作过程——《史记》中有些早已佚失的卷已被现有的文本
所补充，这些文本是根据《汉书》的相应部分编成的。①最后，现存的《后汉
书》实际上是一部合成的作品，它的本纪和列传由范晔（公元 ３９８—４４６ 年）
① 例如，沙畹：《〈史记〉译注》（巴黎，1895—1905）第 1 卷，第 7—61 页；南希？李？斯旺：《班昭：
公元 1 世纪中国杰出的女学者》（纽约和伦敦，1932）；查尔斯？加德纳：《中国的传统历史学》（坎布
里奇，1938）；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 1 卷（《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26〔1954〕，第 9—81 页）；
伯顿？沃森：《中国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纽约，1958）；何四维：《关于汉代历史学的几点意见》，
载比斯利和浦立本合编：《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家》（伦敦，1961），第 31—43 页；雷夫？德？克雷斯皮
尼：《三国志》（堪培拉，1970）；唐纳德？莱斯利、科林？麦克勒斯、王赓武：《中国史〈史料论文集〉》
（堪培拉，1973）；陈启云：《荀悦（公元 148—209 年）：中世纪早期的一个儒家的一生和反省》（剑桥，
1975），第 84—126 页。
① 见何四维：《〈史记〉卷一二三〈大宛传〉的可靠性问题》，载《通报》，61：1 — 3（1975），第 83—147
页；伊夫？埃尔武厄（吴德明）：《〈史记〉和〈汉书〉的相对价值》，载《戴密微先生汉学文集》（巴
黎，1974），第 55—76 页。
根据更早期的材料写成，而其中的志则是司马彪（公元 ２４０—３０６ 年）在此之
前一个多世纪写出。
在这三部正史中，《史记》和《汉书》对中国的历史写作具有更大的影
响，这不但是因为它们为以后的历史树立了结构形式，而且也由于它们的优
美的文笔，因为它们作为鲜明有力的文章的样板，一直被人们所钦佩和模仿。
在这两部著作中，《汉书》的作者喜爱古文学，有时还使用一些古词。在论
述同一题目的相应的卷中，《史记》的文字与《汉书》的文字往往相同，只
是偶尔有一些语言上的微妙差异；在出现差异的地方，《史记》反映的是当
时使用的语言，而不是一心去模仿陈旧的文风。两部著作都包括一些生动的、
甚至是戏剧性的段落：如项羽的最后一战和死亡及李陵英勇地深入中亚的记
载，或者爱冒险的旅行家通过兴都库什山的描述。两部历史还收了一些来自
官方或皇帝决定的枯燥的声明或严肃的公告，以及国家文献的提要。
在西方人眼中，这些正史都缺乏因果的意识。此外，它们一般缺乏某些
类别的报道，例如，皇帝、诸王和显贵人物等家族的家谱中所收的妇女的参
考材料就没有男人们那样完整。象所有的正史那样，它们对京师政治事务的
报道占绝对大的比重，而对于地方性事件的叙述则比较少。
计量的材料只是偶尔散见于各处。因此，只存在公元 ２ 年和 １４０ 年两次
年度人口登记的统计数字；公元 ２ 年的一次所收的是从帝国 １５７７ 个县中选出
１０ 个县的数字；选择它们大概是因为它们的面积非常大；关于其他县和其他
时期的材料，我们有时得到的可能是一种浮夸的报道。精确的数字——例如
人口登计数、可耕地面积数或秘府藏书的卷数——可能是根据实际算出的，
因此除去文字错误的因素外，它们可能要比例如交战军队规模的约数更为精
确。
现在可以举出一个特定的例子，从中看出正史的一个特有的缺点是缺乏
外部材料的制约。这就是对外关系方面的论述，在这些著作中，这方面的材
料是用中国人的观点写成的，并且被中国官员的态度、偏见和记录所歪曲。
当时与帝国官员打交道的民族没有留下它们能够自己叙述这些关系以及谈论
对其中国邻邦的看法的任何文字记录。
在某种程度上，《史记》、《汉书》和《后汉书》的历史记录可以被当
时或稍后的其他文学作品所修正或补充。不象历史陈述那样有具体意图的哲
学著作往往能使人洞察当时中国施政者的动机，而对伦理价值的讨论很快会
变成适合于一个皇帝或官员的指导思想。写成了一批著作，用以详尽阐述当
时的或理想的制度。有的后来被收在典籍中，并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有的出
于备受尊敬的学者如蔡邕（公元 １３３—１９２ 年）或应劭（约死于公元 ２０４ 年）
之手，现在令人遗憾地只存有残卷。少数专门为批评时政或生活方式的完整
的专著或论文（如前汉的《盐铁论》和后汉王符的《潜夫论》）具有巨大的
价值；它们可以用来纠正或支持这些正史中的某些比较概括的叙述，或者有
些夸大其词的描述。最后，有的汉代诗人以丰富的比喻暗示了朝廷的理想或
期望，并且热情而详细地描述了两都的壮观景色；另一些诗人则尖锐地提醒
我们注意黎民百姓在他们的政府手中所受的苦难。
直到近期，秦、汉两朝的独立档案材料几乎完全限于在西北防线文武官
署所拟定的文书的残件。这些木、竹残简最早在 １９００ 至 １９１５ 年斯坦因到中
亚探险旅行期间在敦煌附近的遗址被发现。在 １９２７ 至 １９３４ 年斯文赫定进行
的中国瑞典联合考察期间，更大量的约在公元前 １００ 年至公元 １００ 年期间的
残简在居延附近的遗址被发现。①自 １９７２ 年以来，这些残简又被可能证明是
更有价值的材料所补充，因为这些材料包括了又是在居延遗址发现的一批完
整的文卷。
除了这些来自汉帝国边缘地区的残缺或完整的文书外，约自 １９６０ 年以来
大量材料已在中国中部的某些考古遗址发现。这些文书包括簿册或法律条
文。它们可能涉及在其他地方未予阐述的官方活动和公共生活；它们可能来
自较低级的政府机构，其决定还没有重要得需要收入正史之中。在这类新发
现的材料中，有的是属于专业性的，它们所表达的意义早就被人遗忘，尚待
作出完整的解释。
全部的这些文书尚未见出版。由于分布的时间和地点不均匀，而且它们
的发现全靠考古学家的机遇，这些文书作为确定帝国政府法令实际贯彻程度
（特别在下级政府）的一种手段，具有巨大的价值。此外，这些档案材料的
发现也许可以用来证实过去历史学家的正式记载或者一部公认的历史文书的
精确性，就象在墓葬中发现的文学作品的版本可以惊人地证实我们公认的版
本的可靠性和检验其精确性一样。
考古物证
至少从 １１ 世纪起，秦汉时期的文物已引起了中国的文物工作者和收藏家
的强烈兴趣。在较近的时期，西方的沙畹和伯希和等学者及斯坦因等考察家
已经注意到这个时期的文物和纪念物。在 ２０ 世纪前半叶，日本和美国的收藏
家和学者同样开始对这些事情表现出兴趣，在最早叙述历史物证的著作中，
有的是由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先驱如美国的劳费尔等人写的。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
代，少数在中国工作的中国及欧美考古学家倾向于把力量集中在史前的遗
址、最近被确定为商代的遗址、或者装饰富丽的周代坟墓。但是，在满洲和
朝鲜的日本考古学家，或者象在勘探中亚期间的中国－瑞典考察队中的专家，
同时也对少数汉代遗址进行了非常重要的工作。在这个阶段出版了一批重要
的专著。①
在使考古工作实际上停顿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之而来的内战的破坏之
后，当人民共和国政府执政时，中国的考古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相当大一
批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已经逐步地受到训练，许多在建设过程中发现的遗址已
经按部就班地被研究和记录。这些调查的结果已定期地在专业刊物上和专著
中发表。虽然这些刊物在文化革命的几年（１９６６—１９７２ 年）中中断，但有些
考古工作在这动乱的几年中仍得以完成，其成果到后来也被发表。后来考古
刊物的数量增多，它们的质量也不断提高。由于培训的日积月累的结果，中
国现在拥有大批专业考古工作者，但是不断出土的文物的规模是如此之大，
现在只能完成一部分必须做的工作。
除了在秦汉墓葬中发现的占绝大部分的物证外，还发现了城墙和宫殿的
遗迹，偶尔还发现一个象铸铁作坊的工业遗址。对这类遗址的考察和与文字
① 关于这些文书的文字，见沙畹：《斯坦因在东突厥斯坦发现的中国文书》（牛津，1913）；马伯乐：《斯
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发现的中国文书》（伦敦，1953）；劳塚：《居延汉简考释》（台北，1960）；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北京，1980）；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剑桥，
1967）。
记载的对比，就可以有把握地再现秦汉都城及其某些建筑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