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秦汉史-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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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书写的新工具和新材料的采用，及随着政府公务日益繁重而对文献的迅
速增长的需要。
从技术上讲，秦的改革显然不仅涉及单纯地简化几个字的问题，而且还
涉及改变其他字的基本结构和废除另一批字的问题。总的说来，由单纯象形
部分（即简单的象形字）组成的字似乎以最小的变化传至后世；由多笔划组
成的字显然更可能大有改变，甚至被完全不同的多笔划组成的字代替。这种
激烈变化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原来在字中用于表音的字形部分，到了秦代
已不能充分体现当时语言中发生的语音变化。此外，多达 ２５％的先秦的字出
于种种原因（诸如这时的地名或人名、过时的器皿名称等等）而被秦的改革
者完全废除，在后世绝迹了。①
这项秦代的改革，是汉代逐步发展的进一步简化字体的必不可少的基
础，结果是楷体字从此一直成为通用文字，直到近几十年才让位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现在使用的“简体字”。如果没有秦的改革，可以想象，几种地区性
① 杨宽在《秦始皇》（上海，1956）第 176 页中指出，这肯定不是说不加区别地破坏一切堤坝，这样将会
造成水灾，而只是破坏在沿岸建立的防御屏障（还可以补充，或者破坏那些阻碍在河上自由进行交易的设
施）。
① 关于这些技术细节，见诺埃尔？巴纳德：《在控制情况下发掘出来的考古文献中反映的秦“文字改革”
的性质》，载戴维？罗伊和钱存训合编：《古代中国：早期文明研究》，第 181—213 页。承蒙巴纳德博士
在这篇精辟的论文发表前让我拜读，本文作者深表感谢。
的不同文字可能会长期存在下去。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不能设想中国的政治
统一能够长期维持。在造成政治统一和文化统一的一切文化力量中，文字的
一致性（与方言的多样性正好形成对比）几乎肯定是最有影响的因素。
法律与经济措施
公元前 ２２１ 年，其主要特征可能是始于商鞅的秦法典在全帝国的统一实
施。在前面引用这个法典的大致摘要时，我指出大部分论述的内容是行政事
务而不是刑事。但是，按照传统的说法，据说商鞅之法体现了两个主要原则：
（１）对坏事实行连坐，特别在亲属中和在商鞅给百姓划分成五户和十户的单
位中；（２）严刑峻法，严得足以使人民不敢去做坏事。这些原则被《汉书？刑
法志》中的言论所证实。②“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夷三族，即父
母、兄弟、妻和子女，但此词意义有点含糊）之诛，增加肉刑、大辟，有凿
颠、抽肋、镬烹之刑。”
“凿颠”和“抽肋”的所指不能肯定，因为在历史史料和出土的法律材
料中，都没有见到实际事例，虽然“抽肋”指的是另一种肉刑（见前《胜利
的原因》一节中的《行政因素》）。在各种大辟（死刑）中，最普通的是斩
首（或者曝尸，或者不曝尸于众）。对少数极严重的滔天罪行实施的刑罚除
了镬烹外，还包括诸如腰斩、车裂、凌迟处死（五刑）。应该强调的是，这
些骇人听闻的刑罚决不是秦独有的。例如，车裂于公元前 ６９４ 年在东面的齐
国就有记载，在公元前 ４ 世纪前后，齐国还有镬烹的记载。甚至在汉代，在
公元前 １６７ 年正式取消致残的刑罚后，镬烹和腰斩之刑仍象实行阉割以赎死
罪那样继续偶尔实行。
人们对帝国时期发展经济的措施所知甚少。秦始皇和李斯两人口头上都
支持重农抑商的法家政策。但是除了出土的法律材料中的暗示外，史料很少
提供具体的例子。据未见于《史记》本文、而见于公元 ４ 或 ５ 世纪一个注释
者的一句暧昧不明的话：公元前 ２１６ 年，“使黔首自实田也”，这就是说百
姓为了纳税，应该向当局报告其土地的价值。这句话如果准确，并且解释无
误，意味着到这个时候，土地私有制在全帝国已成为既成的事实。①
在帝国时期，史籍几次报道了大批移民开发新边区之事，这些活动被解
释为政府注意扩大农业资源的迹象。但是，由于移民与军事有关系，这里将
与征讨和殖民联系起来进行讨论。公元前 ２１４ 年的一个事件似乎可以认为是
故意抑商的一个例子，据记载，商人是被政府放逐去参加征服和占领中国遥
远的南方的几类人之
《史记》卷六中缺乏经济材料的情况常常促使历史学家在其他方面寻求
零星的材料；例如，在汉代政治家和学者的言论中去寻找。但是，由于这些
人常常具有明显的反秦偏见，所以使用这些材料时应该特别慎重。①
② 何四维在其《汉代法律残简》（莱顿，1955）第 332 页中有稍有修改的译文。
① 见徐广在《史记》卷六第 251 页上的注。“自实”之意本身虽不明确，但与自汉至宋的许多时期所记载
的叙述类似的估计或自估的相似的用语相比，就可以理解了。见平中苓次：《中国古代的田制和税法》，
第 42—62 页。
① 公元前约 100 年汉儒董仲舒的言论是典型的，他十分武断地声称，“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
（《汉书》卷二四上，第 1137 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 182 页〕），“田租口赋，二十
其他标准化措施
前面已经指出商鞅对计量的精确性有兴趣，也指出了类似的兴趣在出土
的法律材料中已得到证实。所以，与法律和文字一起，公元前 ２２１ 年秦在全
帝国实行衡器和量器的标准化是不足为奇的。前面已经提请注意的残存的
升，表明它们与商鞅时代的衡量器皿大小一样或实际上相同。除了这个升的
一面原来的铭文记有商鞅的名字和相当于公元前 ３４４ 年的日期外，它的底部
还加刻了其日期为公元前 ２２１ 年的铭文，并阐明了秦始皇使量器标准化的政
策。这只是已经发现的分布范围在广的秦帝国的几件量器和衡器之一——至
少有一件远在今东北的吉林省，在秦代，那里很可能位于帝国的政治版图之
外。
另一项是金属货币的标准化。这项改革并非始于商鞅，因为据《史记》
记载，在公元前 ３３６ 年，即商鞅死后两年，秦才开始流通金属货币。在这时
和更早以前，大小、形状和面值不同的钱币已在不同国家流通，其中有刀币、
镈币和蚁鼻钱。秦本身新发行的通货有中有方孔的常见的圆币，这种形式在
今后的两千年一直是中国钱币的标准形式。《汉书？食货志》详细地叙述了
秦的改革：②“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
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臧，不为币。”
最后，应该提出一个颇具现代色彩的改革。这就是公元前 ２２１ 年制定的
车辆的标准轨距，这样车辆的轮子无疑就可以适合全国道路的车辙。在中国
西北的大片土地上，纵横穿越的道路深受厚层松软黄土侵蚀之害，对任何熟
悉这种情况的人来说，这项改革的意义是一清二楚的。有人计算，战车车轮
的轨距从商代起，逐渐从现代的 ７．０７ 英尺变窄到战国时期的 ５．４１ 英尺或以
下，最后窄到西汉时期的 ４．９２ 英尺（从发掘的同时代的国都长安的正城门遗
址可以看出）。最后的数字接近于用于现代铁路的轨距 ４．７１ 英尺。（在古代
的西方，车的轨距一般地说有更加狭窄的倾向。例如，对罗马时代不列颠的
有些道路上车辙的测量表明，轨距在 ４．５０ 至 ４．８３ 英尺之间。）①
道路、城墙和宫殿②
在帝国以前的中国，由农民履行的徭役在传统上已经是营造城墙、道路、
河渠、宫殿和其他公共工程的主要手段；同时，农民还有服兵役的义务。随
着秦的统一天下，以远为巨大的规模组织这类劳役就有了可能。此外，为了
劳动和军事目的，还广泛地使用犯人和其他受歧视的集团以补农民劳役的不
足。这一切导致了下面将要讨论的巨大建筑、军事征讨和移民。
从公元前 ２２０ 年开始，建造了以咸阳为中心呈一巨大弧形向北面、东北、
东面和东南辐射的一批称为驰道的帝国公路；少数几条主要道路远及偏远的
倍于古”。
② 《汉书》卷二四下，第 1152 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 228—229 页，译文有改动）。
① 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 4 卷，第 3 部分，第 5 — 6 页注 d。
② 这一节广泛地利用了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第 4 卷第 3 部分第 1—16 页和第 47—55 页中关于道路和长
城的材料。
西边，因为咸阳在帝国西部边缘附近。根据一份后世的材料，这些公路之宽
合 ５０ 步，路两旁植树的间隔为 ３０ 尺。前一个数字相当于近 ７０ 米，显然太宽，
可能是文字有误。（这个问题将言附录 ３ 中进一步讨论。）
从公元前 ２１２ 年起，帝国最重要的将军蒙恬奉命建造名为直道的一条南
北向的主要大路。它起于咸阳之北不远的秦皇夏宫云阳，朝北进入鄂尔多斯
沙漠，然后跨越黄河的北部大弯道，最后止于九原（现今内蒙古境内包头之
西约 １００ 英里的五原），总长约 ８００ 公里（约 ５００ 英里或 １８００ 秦里）。秦始
皇在公元前 ２１０ 年死时直道尚未完成。残址至今犹存，许多地方与大致沿同
一路线的一条现代道路平行。在其地形多山的南部，旧路一般只有约 ５ 米宽，
但在北部平坦的草原上，有的地方宽达 ２４ 米。①
一个必定是非常粗略的估计得出秦帝国公路的总长度约为 ６８００ 公里
（４２５０ 英里）。据吉本的估计，约公元 １５０ 年，从苏格兰的安东尼努斯城墙
至罗马，再至耶路撒冷的罗马道路系统的总长度为 ３７４０ 英里（５９８４ 公里），
两者可以互相对照。在汉代，随着帝国的扩张，秦的道路系统大为扩大，但
从公元 ３ 世纪起，中国与罗马一样，道路也损坏了。在中国，除去政治因素，
这部分地可能是由于水路交通有了巨大发展，特别在华中更是如此。
当然，远为突出的是筑造长城。象直道那样，这也是蒙恬的成就。从公
元前 ２２１ 年起，在长达十多年的期间，他号召 ３０ 万人，不但征讨北方的戎翟，
而且建造长城和直道。②考虑到长城的宏伟，《史记》的记载（在蒙恬传中）
却是极为漫不经心和简略的：①“［蒙恬］……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
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黄］河，据阳山，逶蛇而北。”
在其他早期的史料中缺乏蒙恬筑城的任何详细记载，这使人们不能确定
长城是否事实上真象文中断言的不间断地延伸万余里（近 ４１００ 公里或 ２６００
英里）。但还有两个进一步的考虑值得一提，一个考虑是今天存在的长城（其
几个主段，而不是它的几个弯段），据估计总长度为 ３４４０ 公里，或 ２１５０ 英
里。这当然大大少于文中所称的蒙恬筑城的长度。第二个考虑是《史记》的
这段叙述中关键的字是“万”。这个字有时在《史记》的其他地方及其他早
期文字中也碰到过，从这些文字的上下文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此字的使用是
比喻性的，而不是表示字面的意义。在这类段落中，“万”似乎不再指确切
的数字。相反，它应被理解为一个象征性的数字，用来表示一个很大的、但
不确定的数字或数量。这种用法的例子将在附录 ３ 中讨论。我们认为，除了
这些例子，还应加上《史记》的这段文字中出现的“万”字的例子。
由此得出的最后结论——虽然远不是定论，但似乎是很可信的——是，
蒙恬筑的城很可能短于《史记》中的“万余里”之所指。另外，我们认为，
在缺乏充分材料的情况下，妄加猜测是不明智的。也许有朝一日考古学会解
① 关于附有很不清楚的图片的此路的报道，见史念海：《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载《文物》，1975。10，
第 44—45 页。
② 蒙恬传记载于《史记》卷八八，卜德的《古代中国的政治家、爱国者及将军》第 53—67 页有译文及讨论。
在《史记》卷六中，长城只在前 213 年被提到一次（第 253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 2 卷，第 169
页＇），但不说也能明白，修筑长城需要的时间必定长得多。
① 《史记》卷八八，第 2565 页（卜德：《古代中国的政治家、爱国者及将军》，第 54 页）。临洮即今甘
肃省的岷县，在西安之西约 300 英里，辽东在今东北南部沿海，在朝鲜之西不远。阳山在今内蒙古包头之
北。
决这个难题。
但是，不管长城究竟有多长，似乎可以确定地说，建造这样一种连绵延
伸的防御工事，其后勤供应一定远远大于建造一座金字塔、堤坝或其他固定
的纪念性建筑物的后勤供应。因为随着城的延伸，筑城活动的中心经常变化，
供应线也变得更长。此外，城墙不象正在修建的道路，它本身是很不完善的
运输材料的手段。就长城而言，由于它越过的漫长的山脉和半沙漠地带，以
及这些地区稀少的人口和冬季的酷寒气候，条件就变得特别困难。对蒙恬能
够使之在现场进行真正建设的每一个人来说，需要几十人建造工地上的通道
和运送物资供应。死亡的人数也必定是非常巨大。尽管完全缺乏统计数字，
并姑且承认大部分城墙用夯实的土建成（这意味着大部分建筑材料就地取
得），但以上所述似乎是很合理的假设。对这个工程和其他同时进行的工程
来说，蒙恬的 ３０ 万人，不象以前所见到的那些数字那样，决不是夸夸其谈。
如地图二所示，秦的城墙向北延伸的距离，远远超过现存的城墙，后者
主要可追溯到明代，其中很多用石建成。如果一个多世纪以前几个国家在北
部所建的原来的城墙没有经过一定程度的加固，蒙恬不可能在 １０ 年内建成。
大致由西往东列举，原来的城墙包括约公元前 ３００ 年建造的秦城墙，前 ３５３
年的魏城墙，约前 ３００ 年的赵城墙，最后是约前 ２９０ 年的伸向东北辽河下游
的燕城墙。魏、齐、楚也在不同时期在其他方向修建城墙以保护自己。似乎
可以肯定，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中，中国人比任何其他民族表现出更浓厚的筑
垒自固的心理。长城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把定居务农的中国人与塞外游牧的
夷翟隔开的预期目的，这一直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
最后，还要叙述关于营造宫殿之事。在公元前 ２２１ 年，据说 １２ 万户豪强
被迁往咸阳，还据说在渭水北岸秦都上下游的许多英里的距离内，建造了细
致地仿照他们原来住所的建筑物。
因为不满意于咸阳的祖先的宫殿，秦始皇在公元前 ２１２ 年开始在渭水南
岸上林苑内营建新的宫殿。由于离对岸的咸阳不远，它取了阿房宫（附近的
宫）这一流传甚广的名称。鉴于这个宫殿不可能具有所说的巨大规模（约
７５６００ 平方米），读者可再一次去参考附录 ３。
另一个下面还会谈到的工程是秦始皇的陵墓。早在公元前 ２４６ 年就计划
建造，但它最早被提到是公元前 ２１２ 年正在营造的情况。建造陵墓和宫殿共
同使用的劳动力据说达 ７０ 万人，此数为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