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秦汉史-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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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超过戴闻达的苏联的研究著作，见Л？Ｃ？别列洛莫夫的《商君书》（１９６８
年）及蒂莫特斯？波科拉对该书的书评（载《通报，５５〔１９６９〕，第 ３２２—
３２４ 页）。上述两部著作应与杨宽更早的研究《商鞅变法》（１９５５）进行比
较；李幼宁编的《商鞅变法和中国的国家控制》（１９７７ 年）中有杨宽著作的
① 关于史料问题的全面探讨，见本书序言和导言。
英译文，并附有长篇介绍。
一般地说，司马迁的校勘水准是相当高的。此外，关于秦的几卷比记述
同时代其他列国的卷更详细，还可能更可靠。这是因为基本上据以写成秦史
几卷的秦的历史记事（现佚失），在前 ２１３ 年秦政府下令明确地免予销毁。
然而这几卷，特别是关于帝国的关键性的卷六包括了一些有倾向性的或者不
大可能有的情节，这些内容很可能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在司马迁死后被匿
名作者窜入《史记》。其中有些情节已见于前面的正文，在下面的附录 ２ 中
将作更详尽的分析。
除了可能的窜改增添的文字外，现代历史学家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史
记》和其他秦代史料的注意面狭窄。它们对政治和军事史特别偏重，但对制
度、社会学和经济方面的发展往往只是一笔带过，这种状况有时导致历史学
家根据过于简单、缺乏连续性和含糊的参考材料作出笼统的全面概括。
幸好考古学现在对历史学家作出了越来越多的帮助。在秦代方面，重要
的研究包括：秦都咸阳一座主要宫殿的发掘（中华人民共和国于 １９７４ 年开
始，到 １９７８ 年仍处于初步阶段）；离秦始皇陵墓 １．５ 公里一个遗址的大批真
人大小的陶俑的发掘。陶复的文章记载了秦皇宫的发掘和复原工作（陶文载
《文物》，１９７６．１１，第 ３１—４１ 页）。关于叙述陶俑的优秀的带图文章，见
马克斯韦尔？赫恩的《秦始皇的兵马俑》，载于方闻编的《伟大的中国青铜
器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展览》（１９８０ 年）。
最重要的是在死于前 ２１７ 年的一个秦代地方官员的墓中发现的、写在一
千多块竹简上的法律和行政文书，竹与木，在发明纸以前是中国的传统书写
材料。这些文书包括的法律几乎可以肯定来自秦的法典；文书比至今存在的
最早的中国法典，即公元 ６５３ 年的唐的法典，要早约九个世纪。《睡虎地秦
墓竹简》中发表了文书的文字和现代汉语的译文。已经出版了两种同名的书，
一种为 １９７７ 年版，另一种为 １９７８ 年版。本章脚注凡提到的都是指更好的 １９７８
年版本。①前面所引的律和其他法律著作都取自这本书所载的文字。但除了所
载的这些文字外，现在还应补充何四维译出的全部文书的极佳的英译文，见
《秦法律残简》（１９８５ 年）。何四维更早的关于这个题目的有价值的论文包
括：《１９７５ 年湖北发现的秦代文献》，载《通报》，６４：４—５（１９７８ 年），
第 １７５—２１７ 页；《秦法律中的衡器和量器》，载迪特尔？艾克米尔、赫伯特？弗
兰格合编：《东亚的国家和法律》（１９８１ 年）；《秦代的法家和法律》，载
Ｗ？Ｌ？伊德马编：《莱顿汉学研究》（１９８１ 年）；进一步的英语研究著作和
译作迄今包括：卜德的《帝国前中国的法医学》，载《美国东方学会会刊》，
１０２∶１（１９８２ 年），第 １—１５ 页；卡特里娜？麦克劳德、罗宾？耶茨合著：
《〈封诊式〉译注》，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４１∶１（１９８１ 年），第 １１１
—１６３ 页。
除了少数例外，以往的中国历史学家一致谴责秦朝，认为它未受教化，
甚至“野蛮”，也谴责它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冷酷无情地使用法家权术。因
此，关于传统的和现代的史学家对秦代态度的一个相当近期的调查只列举了
两个强烈偏袒秦的近代前的学者，一为柳宗元（公元 ７７３—８１９ 年），一为王
夫之（公元 １６１９—１６９２ 年）。见李幼宁编：《秦始皇：历史编纂学的政治》
（１９７５ 年），第 １６—１７ 页。
① 见卜德：《帝国前中国的法医学》，载《美国东方学会会刊》，102（1982 年），第 1 — 2 页。
但是，从 ２０ 世纪第二个十年起现代史学家的意见更加纷纭了，而寻找正
面人物的倾向日益加强。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评法批儒运动的兴起，这种倾
向在 １９７２ 达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在许多说明这种变化的倾向的著作中，最
最具有学术性的是杨宽的《秦始皇》这部比较早期的著作（１９５６ 年），尽管
此书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来解释秦的兴起，他的观点依然部分地是
传统的。作为对比，洪世涤把杨宽的著作加以普及，倒是颇有启发性的，洪
的同名著作首先在 １９７２ 年出版，第一版印数为 １３０ 万册（杨宽的为 ２５０００
册）。
洪世涤的著作，较短，不引经据典，而以远为简单化的方式来处理它的
题目。Ｋ．Ｃ．马博士和张保民（音）博士将此书译成英文，收于李幼宁的《秦
始皇》中；关于杨、洪两人著作的比较，见该书第 ３８ 页以后。又见何四维更
早的精采综述：《中国共产党对中华帝国的起源和基础的论述》，载《中国
季刊》，１９６５ 年 ７—９ 月，第 ７８—１０５ 页。应该补充的是，在毛泽东于 １９７６
去世后，评法批儒运动已经完全停止了。
近代日本学者已经写出了若干种关于秦史具体问题的很重要专著和学术
论文。有几种已被这一章所引用。
在西方的专著中，最早的一部（１９０９ 年）是阿尔贝。奇珀的《秦朝史，
前 ７７７ 至—前 ２０７ 年》。这是大部分根据《史记》的详细译本或意译本，它
逐代逐年地叙述秦的历史，只摆事实，不作评价。严谨的学者不如阅读前面
提到的沙畹的译文《〈史记〉译注》。关于秦帝国及形成帝国前几十年的政
治、文化、和思想等方面的情况，见前引卜德的两部书：《中国的第一个统
一者》和《古代中国的政治家、爱国者及将军》，特别是前一部。苏联学者
Л？Ｃ？别列洛莫夫的《秦帝国——中国的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１９６２ 年）
更着重社会学，篇幅不大，却有促进作用。虽然此书关于象古代中国奴隶制
等论题的观点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不同，但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倾向，
即根据大部分必然是不能肯定的材料作出概括性的结论。（见蒂莫特斯？波
科拉的详尽的评论，载《东方学档案》，３１〔１９６３〕，第 １６５—１７１ 页）。波
科拉博士用捷克文写的《秦始皇帝》（１９６７ 年）是一本通俗的、但有学术价
值的小册子，它兼顾了政治学的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附录 ２：《史记》中的窜改增添部分
《史记》中记载的六、七件事以一种强烈的憎恨情绪描述秦始皇，特别
是在卷六中。前面已经提出（但未予详细论证），它们很可能是窜改的，或
者至少可以作此设想。这些事件和每一件所涉及的模糊不清的原委如下：
秦始皇是私生子的问题
怀疑秦始皇异常出生的记载已在其他著作中有详细的论述（卜德：《古
代中国的政治家》，第 １５—１８ 页），因此，只需要作一概述。第一个理由是
谈到此事的一段文字只是吕不韦传（《史记》卷八五）中几段难以理解的文
字之一，这有力地说明这一卷的很大部分可能已被窜改。第二，《战国策》
关于吕不韦的类似的文字（一七〔秦五〕，第 ２７５ 页以下；克伦普译文，第
１０９，第 １３７—１３９ 页）在许多地方与《史记》不同，完全略去了私生子的传
说。第三，《史记》的私生子之说是以文中的一句话为依据，其奇怪的和含
意不清的措词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它是经过了一个窜改者之手。最后，一个最
重要的理由是，这个传说与在《战国策》（十七〔楚四〕，克伦普译文，第
２２７，第 ２７４—２７７ 页）和《史记》（卷七八，第 ２３９６ 页以下）都有记载的另
一起王室私生子事件非常相似。据这些记载，一个地位与秦国吕不韦十分相
近的有名的楚国政治家向膝下空虚的楚考烈王（前 ２６２—前 ２３８ 年）进献一
怀孕之姬。她后来生下之子被楚王承认为他的合法继承人，终于继位，当然，
继位者实际上是那个政治家之子。不论谁想出关于秦始皇出生的传说，他是
受了与秦始皇同时代的楚人传说的启发，这种说法似乎很有道理。
前 ２１２ 年的坑儒
只要冷静地考察一下这个情节中几件有联系的事，就足以看出此事的几
乎可以确定的杜撰性质：在 ２７０ 座宫中藏美女等等之说；隐蔽而有遮掩的相
连的道路和秦始皇本人秘密的行踪；他从山顶窥视丞相的动向之事；两个术
士“秘密”谈话中对皇帝尖刻责难的逐字的记录（在秦的历史记录中根本不
可能收录）；最后皇帝亲自挑出 ４６０ 人把他们残酷地处死之事。
除了这些不大可能确定的考虑之外，还可补充一个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事
实：当两名术士在谈论皇帝时，其中一人称他为始皇。日本学者栗原朋信在
其《秦汉史研究》（第 １４—２４ 页）中指出，这违反了《史记》卷六和其他论
述秦帝国的几卷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语义学原则，栗原提出，虽然秦始皇在前
２２１ 年采用了始皇帝的称号，但在他有生之年只有他一人使用它。在他统治
期的其余时间里。其他人所作的文告和文献只称他为皇帝，从不称始皇帝或
始皇。这个原则也适用于其继任人二世皇帝。《史记》中只有三段文字违反
这个原则。第一段就是这里提到的；第二段涉及前 ２１１ 年的坠星（其下倒数
第二个条目）；第三段（涉及二世）不那么重要，因此不予讨论。在这三段
文字中，除了这一至关重要的原则，迷雾般的事情的原委也有助于断言它们
不是历史事实。
本章付印前不久，这里阐述的假设得到了乌尔里希？内因格尔的文章《坑
儒：论儒生殉难之说的起源》的支持，此文载沃尔弗勒姆？埃伯哈德、克尔
齐斯罗夫？高利科夫斯基、卡尔－奥尔布雷克？西恰布编的《东亚文明：了解
传统的新尝试》，第 ２ 号：《民族和神话》（慕尼黑，１９８３ 年），第 １２１—
１３６ 页。
前 ２２１ 年水德的采用
这段以阴阳五行学家的思想为依据的情节其历史真实性已经受到栗原朋
信的《秦汉史研究》（第 ４５—９１ 页）和镰田重雄的《秦汉政治制度的研究》
（第 ４２—９３ 页）的怀疑。以下是他们提出的许多论点中的几个：在前 ２２１
年以后，《史记》再也没有提到秦与水有联系之事，直到前 １６６ 年，五行和
王朝的继承的问题才又引起了汉朝廷热烈的争论；从前 ２２１ 年直到秦末，文
中的黄河一律被简称为河，从未称作德水；秦时使用六（此数与水互有关系）
及其倍数（前 ２２１ 年把帝国分成 ３６ 郡，同年迁 １２ 万户豪门至咸阳周围，秦
始皇押韵的碑文的诗体以 １２ 字为节，等等），在秦帝国的前后也有类似的情
况。因此，秦帝国与水并无特殊的联系。（例如，在前 ２２１ 年据说秦始皇颁
布六尺为一步之前，每步已经是六尺。）最后一个最说明问题的论点是，前
面注 ９０ 所指的那段引文末尾两句编者的批评（“刚毅戾深，事皆取决于法。
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是将这段文字加进《史记》之中的真
正理由，而在司马迁写《史记》的主要史料秦的编年史中，这类批评是决不
容许存在的。
这些论点是吸引人的，但它们也面临一大困难：秦始皇在前 ２２１ 年采用
水德之事，不但在《史记》卷六第 ２３７ 页进行过详细叙述，而且以不同形式，
又在其他三卷中出现过（《史记》卷十五，第 ７５７ 页；卷二六，第 １２５９ 页；
卷二八，第 １３６６ 页［沙畹译注，第 ３ 卷，第 ３２８ 页和 ４３０ 页］）。把这些有关
的段落加进正文之中，并且要巧妙地做到在这些段落之间和在其前后几卷文
字中不留下露马脚的漏洞，这得有一个特别机敏和熟悉整个《史记》的窜改
者。因此，这里讨论的论题不能得到有说服力的证实，而只能仍是一个有吸
引力的可能的假设。①
前 ２１５ 年呈献的预言文字
根据以下几个考虑，上呈秦始皇的写有“亡秦者胡也”这句不可思议的
文句的情节的历史真实性是可疑的：预言的应验性；这种可怕的预言竟能真
正地献给象秦始皇那样的意志坚强的专制君主的荒谬性；卢生献文的奇怪的
方式（显然是在东部海滨进献，但在《史记》中，只写在皇帝自海滨返京之
后，而不是更自然地写在他仍留在沿海的上下文中）。
前 ２１１ 年的坠星
除了这段情节本身的荒谬性以外，从所谓刻在坠星上的文字——“始皇
帝死而地分”——的措词，就可以证明此事不符合历史事实。这是《史记》
中违反秦始皇生前只有他本人使用而其他人写的文告和著作从未使用始皇帝
① 关于选择五行之一的政治意义和对王朝的重要性，见鲁惟一：《水、土、火》。
之称号这一原则的第二段文字。另一件使坑儒成为问题的重要的反证，见上
面讨论的第二件事。
前 ２１９ 年惩罚山神之事
关于这个事件的虚构性的具体证据虽然还难以确立，但其主要情节，即
秦始皇命 ３０００ 囚犯将山上林木砍伐一空并把山涂以红色，不但在历史上似乎
不可能发生，而且这个行动尤其难以用人力来完成。
附录 ３：《史记》及其他史料的统计数字
历史记载的统计数字的可靠性问题是人们在所有历史著作中常常碰到的
问题，本章所用的《史记》材料和其他的史料上的这种问题肯定不会很少。
在前面的叙述中，数字可靠性的问题约出现了七次，但在本附录进行更详细
的讨论前，只能简略地间接提到。除了下面七件事外，还有一个数字模糊不
清的事例。本附录没有列出这个事例，因为在注 ３２ 已经提出这很可能是文字
错误所造成，已没有内容可以补充。
周末的人口数字
除了据认为是前 ３２３ 年的一段话并记于《战国策》（八［齐七］，第 ３３７
页；克伦普译文，第 １２６，第 １５７ 页）的材料以外，实际上缺乏城市或地区
的数字。这段话提到华东齐国首都临淄有人口七万户，按一般的算法，这意
味着足足超过了 ３５ 万人。如与现代学者①认为公元 １ 世纪东汉的首都洛阳有
人口约 ５０ 万人的估计相比，这么高的数字是根本不可能的；洛阳当时是全帝
国的、而不是一个诸侯国的首都。《战国策》的陈述对历史研究来说非常模
糊，这可以从谈话人继续描述临淄街头拥挤情景的比喻中得到证明。他说行
人之多，可以“挥汗成雨”。①
公元前 ３ 世纪军队的规模
《史记》报道的军队的巨大规模引起了可信性的严重问题。例如，该书
声称秦在前 ２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