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秦汉史-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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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于是对已知的所有开化的华夏各地进行道德领导。约从〔公元前〕8 世纪起，他们的实际权力明显地
下降了。
尽管有这些分歧，双方的态度都产生于一个原则，即应把已知的华夏世
界作为一个单位而不是作为若干个国家来治理，因此汉代的行政常常带有明
显的妥协特点。官员们最后能够依靠商鞅或李斯的行政方法，但是如果没有
可以追溯到孔子、孟子和墨翟的人道主义理想的仁慈宽厚，那么这些方法也
证明使人不能忍受。②如果没有法家主张的有效控制措施，那么被描述为儒家
的完全井然有序的等级社会理想就经受不住犯罪、反抗或入侵等无情的现
实。但是在时新派政治家们取得了高度成就之后，力量对比的明显变化在前
汉时期已可觉察出来了。这个变化可以从以下几件事中看出：公元前 ７７ 年起
大赦和赏赐的活动增加了；公元前 ５１ 年给予匈奴诸领袖尊宠的待遇；公元前
４６ 年中国人取消了对海南的管辖；公元前 ４４ 年试图撤消国家的专卖事业；
公元前 ３１ 年采用新的国家崇拜。态度的变化在王莽倡导的和后汉实行的意识
形态中有了结果，东汉的国都牢固地建立在洛阳，而不是长安。
汉帝国的帝国制度和知识结构也由于论战、暴力或叛乱的结果而发展和
变化。汉朝的创业者曾与他们的敌人进行了斗争，后者认为中国的未来是诸
侯国争雄的局面而不是一个一统天下的帝国；在公元前 ２０９ 至前 ２０２ 年刘邦
和项羽之间的战争中，这个问题解决了。创业的工作一旦完成，创业者们就
面临组建一个帝国的问题。他们或是把大片土地委托给他们的支持者并给予
一定的独立性，或是把全部领土、官署和权力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和有效的
控制之下。经过了七年的混乱时期之后，采用后一条路线就有了可能；但是
直到公元前 １５４ 年和前 １２２ 年的叛乱被粉碎后，消灭闹独立性的潜在根源的
过程才基本上得以完成。
其他的变化甚至要经过更长的时期才会有结果。世俗权力受之于天的思
想虽是古已有之，但在全国统一前的动乱世纪中几乎没有人加以利用。在公
元前 １００ 年前的几十年中，有人在支持帝国政府时又发表了这种意见，但是
快到前汉末年，它才得到官方的承认。与此相似的是，一种政体按照生、灭
和再生的五行相生论而变得繁荣的理论至少早在公元前 ３ 世纪就得到了系统
的阐述，但是快到前汉末年它才在官方的基础上作为它的正统的形式提了出
来。
约从公元前 １３５ 年起，培训官员的新的基础被奠定了。在知识背景和世
界观方面培养官员都必须以儒家的经典教义为标准。①公元前 ５１ 年召集的一
次集会，学者们就儒家经籍的选择、它们与国务的关系以及它们的正确的解
释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当时实际采用的措施发生了变化，约在 ５０ 年以
后又随之出现了更为激烈的变化。
态度或政策的变化往往与后妃的命运以及她们家属的运气有关，这可以
在许多重大事件中看出。为了提高自己亲属的利益，吕后（在位期前 １８８—
前 １８０ 年）悍然不顾自己曾对已故的丈夫（高帝，在位期前 ２０６—前 １９５ 年）
和他的支持者们作出的非刘氏血亲不得王天下的承诺。后来，武帝朝（在位
期前 １４１—前 ８７ 年）的卫后家族积极地参与了时新派的扩张主义政策的活
动，霍家的政治家们不失时机地继承了这些政策，这些人也与汉帝是姻亲。
但是在公元前 ９１ 年，这些家族的声望和他们左右政局的地位因与另一家族争
② 关于这些思想家在中国思想发展中的地位，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卜德译（伦敦和普林斯顿， 1952），
第 1 卷；陈荣捷：《中国哲学资料集》（普林斯顿和伦敦，1963），第 3、9、12 章。
① 关于儒家的教义，见本章《行政的任务》及第 14 章《董仲舒的杂糅诸说》。
权的公开冲突而受到了抑制；公元前 ６６ 年霍家的衰败标志着改造派政治家在
倡导他们的政策和挫败他们政敌的行动中取得了成功。到前汉末年，汉朝廷
被外戚的对抗弄得四分五裂，这些对抗必然对王莽（新朝皇帝，在位期公元
９—２３ 年）事业的进程和他的改造派政策的采用起着作用。
鉴于少数政治家、将领和皇帝的宠幸在汉代历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所
以值得单独一提。之所以选择这些人，是因为他们在死后的长时期中仍有影
响，而且这种影响对后世历代王朝仍起着作用；是因为他们的名字常被后世
历史学家提及，作为古人或是好的或是坏的行为的典型。
汉朝最早的丞相萧何（死于前 １９３ 年），因在创建汉朝时做了许多工作
而通常被人称颂；陈平（死于前 １７８ 年）和周勃（公元前 １７８—前 １７７ 年任
丞相）被认为是在吕后非法僭位以后能使刘氏皇室中兴的政治家。贾谊（公
元前 ２０１—前 １６９ 年），他常被人列为儒家，可是仍被视为帝国制度的坚定
的捍卫者，他的观点逐渐被下一代时新派政治家所接受。他通常被人引为一
个生前不得志而郁郁而死和不能担任高官一显身手的贤明官员的典型例子。
有务实精神的晁错在景帝朝（在位期前 １５７—前 １４１ 年）任职，他与贾谊一
样，①就如何巩固中央政府的权力和加强帝国抗击外来威胁的能力提出积极的
建议；由于私人的忌妒和阴谋，他死于刽子手之手（公元前 １５４ 年）。周亚
夫（公元前 １５０—前 １４７ 年任丞相），他作为一名因皇上喜怒无常而受害的
国家忠臣而被人怀念。
在武帝（公元前 １４１—前 ８７ 年）时代，张骞（盛年期约前 １２５ 年）②勘
探了通向中国境外西北和西南的路线，开辟了进一步扩张和移民的道路。在
几个率领帝国军队与匈奴和其他民族交战的最著名的将领中，有的远征胜
利，有的则丢了脸。他们之中有皇帝自己的姻亲，如卫青（死于公元前 １０４
年）和霍去病（死于前公元 １１６ 年），③他们分别是卫后的弟兄和外甥；李广
利，李夫人的弟兄，公元前 ９０ 年向匈奴投降。④其他值得一提的带兵军官包
括：李广，他于公元前 １２９ 年自杀而不愿因战败而受处分；赵破奴，他于公
元前 １０３ 年被敌人所俘；李陵，他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深入中亚取得赫
赫战功以后，于公元前 ９９ 年向匈奴投降。⑤
公孙弘①因出身于卑贱的养猪人而升任国家最高的丞相之职（公元前 １２４
—前 １１８ 年）而被载入史册。同时代的董仲舒（约公元前 １７９—前 １０４ 年）
从未担任高官，但比任何担任显赫公职的人更深远地影响着中国的政治思
想。②他的哲学把帝国统治术与宇宙的整体性联系起来，而且它注定要成为中
华帝国制度中的思想砥柱。在此期间，像霍光（死于公元前 ６８ 年）和桑弘羊
（公元前 ８０ 年被处死）等时新派政治家则掌握了当时的政务活动。霍光与武
帝的卫后是亲戚；桑弘羊则出身于洛阳的商贾之家，在大力使中国经济制度
① 关于贾谊和晁错，见下文。
② 见本章《外交事务和殖民扩张》及第 6 章的《西域》。关于更详细的情况，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
公元前 125 年至公元 23 年的早期阶段》，附鲁惟一之导言（莱顿，1979），第 40 页以下及 207 页以下。
③ 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伦敦，1974），第 51 页以下；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 74
页注 35。
④ 见本章《外交事务和领土扩张》；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 228 页以下。
① 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 20、199、207 页。
② 见本章《外交事务和殖民扩张》，及本卷第 12、13、14 章。
化和正规化的过程中，他是领导这项活动的幕后天才人物。③
在西北，郑吉④是被任命为都护的 １０ 名军官中的第一人，此举是希望协
调中国与横亘于丝绸之路的几个国家的关系；他从公元前 ５９ 至前 ４９ 年担任
此职。在宣帝、元帝和成帝三朝（总的在位期，公元前 ７４—前 ７ 年）脱颖而
出并有意识地摆脱武帝的时新派顾问的政策的改造派政治家，包括魏相（公
元前 ６７—前 ５８ 年为丞相）、萧望之（公元前 ５９—前 ５６ 年任御史大夫）、贡
禹（公元前 ４４ 年任御史大夫）和匡衡（公元前 ３６—前 ３０ 年为丞相）。⑤他
们与刘向⑥是同时代人；刘向（公元前 ７９—前 ８ 年）是皇室成员，他的渊博
的学识给了改造派事业以有力的支持。临近前汉末年，起带头作用的改造派
政治家包括：孔光（公元前 ７—前 ５ 年任丞相），孔子的后裔；师丹（公元
前 ８ 年任大司马），他以主张限田而知名于世；何武（公元前 ８ 年任御史大
夫）。朱博（公元前 ５ 年任丞相）和董贤一度反对这些人，但未见成效，朱
与其说是一个工于心计的政治家，不如说是一员猛将；董贤则是哀帝的宠臣，
于公元前 １ 年自杀。①王莽是他家族中任大司马的第五人（公元前 ８—前 ７
年）；正像在此以前的改造派能得到刘向知识方面的支持那样，王莽也要求
刘向之子刘歆（死于公元 ２３ 年）的帮助。②
③ 见下文；鲁惟一：《危机和冲突》，第 66 页以下、72 页和 115 页以下。
④ 见本书第 6 章；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 47 页以下和第 63 页以下。
⑤ 见鲁惟一：《危机和冲突》，第 131 页以下、147 页以下、158 页以下、179 页以下及 223 页。
⑥ 见鲁惟一：《危机和冲突》，第 240 页以下；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汉代（公元前 202— 公元 220
年）的信仰、神话和理性》（伦敦，1982），第 221 页。
① 见鲁惟一：《危机和冲突》，第 252 以下、267 页以下、274 页以下。
② 见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第 211 页。
王朝的建立（公元前 ２１０—前 １９５ 年）
内战和刘邦的胜利
随着一个多世纪日积月累的成就，中国的统一在公元前 ２２１ 年已经完
成。虽然关于一个统一帝国的思想未必是新的，但它的实践成了背离传统的
新内容，它的成效也有待于证实。帝位的继承不久前刚刚被人操纵过：有迹
象表明，法律和秩序的维护始终未能尽如人意；政府的制度尚未经过长期的
考验以证明它的有效性。统一的过程经过打败了几个有牢固根基的王国才告
完成，而这些国家都有各自的历史和传统。有的国家，象齐国和楚国，曾经
作为有生命力的地区国家而存在；可以猜测得到，尽管全国统一，但在旧王
族的遗老遗少、他们的官员和随从、也许还有他们的臣民中，很可能仍然存
在对旧王室的忠诚和对地区割据的怀旧心理。
不可能确定民众对领袖或野心家的号召作出响应的热烈程度和民众等待
时机以摆脱暴政的迫切程度，也不可能确定民众希望看到恢复帝国前旧秩序
的焦急心情。我们掌握的史料很少透露出当时有头脑的人的反应。姓名载于
史籍的领袖们可以分为两类。有的人出身微贱，往往是担任地方军头目的农
民。他们最早出现的例子是一些被征募为秦帝国服兵役的心怀不满的士兵。
他们被遭受的苦难激怒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随时准备孤注一掷而不愿听凭
秦代法律的摆布；他们出身于一直默默无闻的家庭。另一类领袖包括那些作
为旧王室成员或作为为他们效劳的高级将领而享有突出地位的人。他们已经
习惯于行使权力和激励士兵勇敢地投入战斗；他们比各地乌合之众的领袖们
更善于协同作战；对同伙间的背信弃义，他们也不会感到突然。
秦帝国组成了称之为郡并受中央控制的行政单位，而不对皇帝的亲属进
行分封，这可能是公元前 ２１０ 年的危机中力量虚弱的一个根源。当然，屏弃
分封防止了能向中央权威挑战的强大而独立的地区对手的兴起；但是这种做
法也使地方毫无有效的权力可言。郡和县也没有足够密切的联系以确保部队
有效的动员或部署，或者去行使中央指导的权力。当暴力行动在几个地方同
时爆发时，地方的郡守或县令，甚至中央政府本身都容易受到威胁。有几次，
以杀害地方官员开始的地方性起事证明是难以遏制的。帝国政体已经丧失了
存在于分封制中的这类优点，却没有取得一个充分组织起来的中央集权体制
的力量。
这些年（公元前 ２１０—前 ２０２ 年）的混乱可以分成四个阶段。最初出现
了许多农民起事，随之而来的是群雄并立的局面。然后项羽试图联合这些王
国建成一个近 ２０ 国的联合体；最后是项羽和刘邦争霸，结果刘邦成功地建立
了汉王朝。
从公元前 ２０９ 年阴历七月起，连续爆发了反对秦政府权威的各自为战和
互不联系的起事，在起义中，造反的领袖们取得了某些有限的成就。不久，
几个王国已经建立起来——东面有齐和燕；北面有韩、①魏、赵；南面有楚。
它们宣称是那些已被秦的侵略性统一战争所屈服的各国的合法继承者。在这
些国家中，地处长江下游的楚率先反秦。在战斗和政治角逐中可以看到两个
重要的转折点，它们的发展过程将在下面详予叙述。
① 为了避免和汉（Hn）王朝相混淆，本书用“Hnn”表示韩国。
在公元前 ２０７ 年的战斗中，项羽作为一个成功的战术家为自己树立了名
声，他能在战场上击败秦军，并迫使秦朝带兵的将领投降。①结果，项羽在协
调后来的攻秦之战时能够成为霸主。此外，公元前 ２０８ 年阴历七月李斯之处
死可以视为秦力量消失的标志；因为正是这个李斯，他靠正确的政策主要负
责建立了秦帝国。他被处死的原因是其政敌的敌视，这些人把个人野心置于
国家利益之上，而且他们的生性是又残忍，又多猜忌。②
在内战的最后阶段，项羽可能指挥一支比刘邦军队更为精锐的部队；但
是刘邦享有证明是高出一筹的战略优势，如在西北拥有牢固基础的关中根据
地，③和中国北部的一致的支持。几次战争的进程证明了淮河流域的重要性，
那里大量的谷物充实了著名的荥阳敖仓；这个粮仓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军事
目标。更往北，巨鹿是一个具有同样重要价值的城市，它的失陷严重地削弱
了秦的防务。刘邦和后来的项羽进入关中，预示着内战最后阶段的开始。
陈涉和吴广被称为两个最早对秦帝国的权威进行挑战的人。公元前 ２０９
年阴历七月，④他们带领一支 ９００ 征募人员的队伍，因被大雨所阻，未能如期
报到。对这样的失职行为，不管是什么原因，都要处以死刑；为了避免这种
下场，他们决定公开造反。其他人起而效尤，他们最初采取的行动都是杀死
偏僻的县的秦朝官员，在这些领袖中陈涉表现出的野心最大。他甚至采用了
“张楚”这一夸张的国号。①
然而，陈涉的权威经受不住战斗的严峻考验。他与吴广被为秦效劳的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