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秦汉史-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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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
记载的对比，就可以有把握地再现秦汉都城及其某些建筑物的轮廓。主要在
华东的石质的纪念性祭坛有着丰富的雕刻装饰，它们的主题取自神话、历史
事件和日常生活的情景。在西北，前面提到的文书残简是在汉戍军的废物坑
中发现的。还发现了那些戍军驻守的瞭望塔及诸如大粮仓等其他建筑物的残
址。
虽然还没有精确的和最近发表的报道，但可以估计，至少一万个秦汉时
期的墓址已被认定。这些墓址分布于整个汉帝国，其时间范围超过四个半世
纪。其中有些墓的墓主或墓主们有姓名可查，并见之于史书中。有些墓的时
期多少可以精确地确定；还有几个几乎相当于公墓的墓群。这些墓地涉及整
个社会，从宏伟和令人敬畏的秦始皇（死于公元前 ２１０ 年）陵墓或者汉帝国
诸王和显贵人物的精美的墓冢，直到囚徒的简陋坟墓。虽然有的已被确定为
官员的、甚或是在正史中提到的有名人物的墓冢，但绝大部分属于他们的姓
名和事迹无从查考的大批群众。
在进入墓冢入口的石质通道两侧保留了少数典型实物。更常见的是向地
方官员或有名的地主表示敬意的纪念性石碑。这些石碑上有长篇铭文，它们
详细叙述了所纪念人物的祖先，还有他担任过的官职、他的突出成就以及被
人称颂的美德。对铭文的文体和书法都相当地下功夫，结果由于它们文学和
艺术上的价值而受到藏书家及学者的重视；部分地由于这些专家的兴趣，一
批汉代碑文的拓本和摹写的文字或副本才得以保存下来。这些碑文大部分是
后汉时期的。它们提供的有些材料，如关于家世的详细情况，可以无保留地
接受和补充正史中的内容；但在处理其他材料时，应有保留或持怀疑态度，
因为许多碑文与用这类文字特有的浮夸而华丽的词藻构成的颂词毫无二致。
发现秦汉文物的主要地点是未盗过的那些著名和富有的社会成员的坟
墓。由于早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就已流行关于来世的种种信仰，这些墓冢的
殉葬物品非常丰富。它们包括珍贵的玉器和钢器；铜、漆或陶质器皿；用于
宗教目的的工具和象征性物体；能保证死后过得愉快的护符；或者乐器。越
来越多的文书正被发现，有的写在木简和竹简那种平常的日常使用的文具
上，有的作为贵重的版本写在丝帛上。在这些文书中，有的是为了帮助死者
在来世的生活；有的可能与死者在世时的特定职业有关，而不论他生前是学
者、官员、法律专家或医生。
除了出于其宗教意义而埋葬的罕见和珍贵的物品和品种外，墓内还有大
量日常生活的用品，如灯座、碟盆或武器，如果是妇女的墓，则埋有精美的
梳洗用的漆盒。有的殉葬品较为丰富的墓冢还埋有衣被、食品、饮料，甚至
现钱。但是汉墓的所有殉葬陈设物品中最有特点的也许是取代它们在尘世正
式用途的建筑物或物体的雏型。有的这些雏型提供了在那些年代技术提高了
的农业或其他生产方法的情况的极好证明。这类物品的模型包括车辆及上挽
具的马匹；有船员的船只；泉源、磨石、甚至内有几窝猪或脱粒设备的庭院。
尤其是墓内有曾与死者在今生共同生活的男女们的陶俑或画像；它们被认为
是在墓内从此伴随死者或为死者服务的模拟人物。有些陶俑或壁画上的人物
代表的是死者当官时的同僚；有的是曾是使他赏心悦目的表演者或乐师；有
的则是更低贱的仆人、厨师、车夫或侍女。由于汉代丧葬者谨慎的预防措施
及有利的地形和气候条件，死者的尸体偶尔被保存下来而没有腐烂。
秦汉时期的考古物证分布的时间和空间都很不平均。发现持续不断地增
加，它的规模是如此之大，以致不可能进行全面的发掘。对任何遗址进行着
眼于辨别秦汉时期不同的埋葬层的精确考察的时机尚未来临。同样，对已得
到的文物的鉴定、分析和分类工作必然受到限制。由于要确立思想因地而异
的地方特点或环境，一份按省别的分布图尚待完成。但在制作和确定特定的
典型物体——从墓的结构风格到铁和铜质文物——的图解和年代程序方面，
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①这种综合的推断的准则，可以以必要的保留用来确
定某些缺乏明确的碑文或其他物证形式标记的遗址的年代问题。１９７３ 和 １９７９
年，中国的考古学家通常已在应用碳 １４ 和热致发光法分别对他们的物体进行
检验，其结果日益精确。考古学已以不同的方式被用来纠正或证实秦汉时期
历史的和其他著作的叙述。由于考古学方面的物证与我们关于中国神话和宗
教知识的结合，一种新的精确的测量工具已被引用来探索文化史中某些早期
的部分。②
历史学研究
从很早时期起，历史学家们已对秦汉时期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可以很公
正地说，它一直被视为中国成就的顶峰之一。从历史角度观察秦汉时期中国
的早期的西方作品包括意大利人卫匡国（公元 １６１５—１６６１ 年）的著作，及稍
后的法国人冯秉正、小德金、杜赫德和宋君荣的著作。爱德华？吉本不时地
提到汉代中国，其材料主要取自冯秉正的《通鉴纲目》（公元 １７７７—１７８５
年）的英译《中国通史》。到现在，关于秦汉时期原始材料已有的译文，可
能比中华帝国任何其他相当的时期都要多。①在这方面，应当特别感谢两位学
术上的先驱，法国的沙畹和美国的德效骞，因为他们率先投身于为西方读者
提供《史记》和《汉书》的校勘译本这一令人望而却步的任务。
此外，一批论述秦汉史具体问题的专著已经出版。它们往往翻译正史之
一的有关章节，同时提供一篇把所研究的题目置于上下文总背景中考虑的批
判性导言；其他的专著则对研究的题目进行分析性的探究，在探究时对原始
材料进行意译而不是翻译。这类专著以不同的形式论述了政治、制度发展、
法律理论和实践、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外交关系、思想倾向以及宗教信仰
和仪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物管理局：《满城汉墓发掘报
告》，２ 卷（北京，１９８５）；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广州市博物馆：《广
州汉墓》，２ 卷（北京，１９８１）；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
墓》（北京，１９８１）；郑德坤：《黄河流域的汉墓遗址》，载《香港中文大
学中国研究所学报》，１４（１９８３），第 １４５—２７２ 页。
从汉代本身起，就有对秦、汉帝国作批判性评价的第一批尝试。贾谊写
于公元前 ２００ 至前 １６８ 年期间的探究导致秦灭亡的错误的论文，收于《史记》
和《汉书》之中。司马迁和班固在他们所写的正史的每卷卷末，加进了他们
自己的议论和评价，这为中国以后的历史编纂学树立了一个先例。其他的著
作也收了少数能说明问题的政治理论和对现行制度或政治实践的批评。前汉
的学者荀悦（公元 １４８—２０９ 年）所写并收于他的《汉纪》之中的评价具有特
① 关于得自洛阳附近一个大墓群的全面成果，见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北京，1959）。
① 关于《史记》中已有译文的部分，见蒂莫特斯？波科拉所列之表，载沙畹：《〈史记〉译注》第 6 卷，
第 113 页以后。尚未出版关于《汉书》和《后汉书》译文的目录。
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作者的生活与他所描述的时代非常接近。在写作时既不
受官方历史的约束，也不受制于顺从当朝传统的或赞赏的观点的需要的其他
批判家则有王充（约公元 ２７—１００ 年）和王符（约公元 ９０—１６５ 年）。成于
公元前 ８１ 年以后几十年间的《盐铁论》中逐点进行的讨论，特别有价值。
《史记》和《汉书》编写后不久，它们显然给读者造成了困难，于是便
有学者们写注疏。孟康是最早的注疏家之一，他的《汉书》注是知名于世的。
裴駰（盛年期 ４６５—４７２ 年）为《史记》作的注是留存至今的最早的一种，其
材料以约 ２００ 年前的记载为本。这些注释中许多试图说明文中某个用法异常
或反常的字的读音；考定文中的地名为后来的何地；或者详细阐述某些官员
的职责。主要应当感谢颜师古（公元 ５８１—６４５ 年），他不厌其烦地收集这些
注疏的某些部分，我们才得以保存这些早期的注释。
后世出现了一种倾向，即把汉代追溯为已知最为成功的企图建立和维持
一个帝国的时期。同时，也不乏受当时问题的推动，通过研究过去的经验寻
求指导的持批判态度的作者；他们能对秦汉两朝皇帝和政治家的个性和成就
以及对他们的困难和错误作出事后的认识。这类反应必须从这些批判者生活
的时代和他们为之作出反应的特定情况的角度来评价。因此人们看到，当唐
政府在控制强大而独立的藩镇方面正面临严重的困难时，柳宗元（公元 ７７３
—８１９ 年）讨论“封建”分封的起源和优缺点就不足为奇了。当关于帝国行
政的方法和目标及安排某种程度的经济协作的可能性这类基本问题被提出
时，苏轼（又名苏东坡，公元 １０３７—１１０１ 年）正在撰写论商鞅、贾谊和晁错
的文章。在所有的宋代作者中，也许必须把司马光（公元 １０１９—１０８６ 年）作
为杰出的历史评论家单独提出的是，他的目的是把王朝的兴衰和官员的成败
置于中国的政府和制度发展的大背景中来进行讨论。在试图这样做时，司马
光的写作得力于他能够从中取材的帝国行政的 １０００ 年的经验。此外，他是认
识到几部正史的不同部分不一致这一重要问题的第一位中国学者，并且设法
为这类问题找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①
还必须提到清代学者以他们敏锐的批判意识和他们能够利用的丰富学
识，对秦汉史研究作出了贡献。如果没有 １７、１８ 和 １９ 世纪中国学者开创性
的劳动，近期西方学者把三部正史的若干卷的译文贡献给西方读者的尝试几
乎是不可能的。那些学者孜孜不倦地寻求已长期被忽视的细小的证据，和根
据比较新的研究——如音韵学、金石学和目录学——来解释司马迁和班固的
著作。他们取法于司马光，远比以往更加深入地对这几部历史进行文字校勘，
从而使读者们注意到中国文献中比较不受人注意，但显然是有关的文字段
落。
在决心解决具体事件的日期和它们发生的先后方面，清代学者的工作是
非常有用的。有时他们集中精力研究专门的课题，这可以从研究中亚的西域
及其地形的徐松（公元 １７８１—１８４８ 年）的注释中看出，或从下决心考定原始
材料中提到的地名的全祖望（公元 １７０５—１７５５ 年）的作品中看到。王先谦（公
元 １８４２—１９１８ 年）把大量的清代学术成果集中在他为《汉书》和《后汉书》
作的补注及集解之中，方便了读者。读者同样有理由感谢王先谦。因为他严
谨地校勘了这些正史的不同版本，并且对它们的不同部分提出互相参照的材
① 浦立本：《中国的历史批判：刘知幾和司马光》，载比斯利和浦立本：《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家》（伦
敦， 1961），第 151 页以后。
料，以便对秦汉时期某个人物和专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在更近的时期，人
民共和国的政府保持了主持出版全部正史的现代版本的长期的传统。本卷引
用的参考材料是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５９ 年起出版的标点本。
近年来一批中国历史学家所写的简短的秦汉通史已经问世。这些著作按
照每个作者撰写的目的或意识形态的信仰，反映的观点迥然不同。有的代表
了成熟的学术成果；有的用作学校或大专学院的教科书；有的明显地是出于
宣传的目的。其中包括吕思勉的多少有点保守的著作（它几乎成了一部秦汉
史题材的史料书），和钱穆的有高度创见和批判性的著作。更晚近问世的短
篇的研究作品有诸如张维华对汉武帝的研究（１９５７ 年）和洪世涤论述秦始皇
的小册子（１９７３ 年），后者在中国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时期写成；这类作品
既是历史著作，也是对 ２０ 世纪意识形态斗争的贡献。
近年来日本的秦汉时期的研究也很重要。据说早在公元 ７３５ 年就有一部
《史记》被带往日本。７５７ 年，日皇下令研究《史记》、《汉书》和《后汉
书》；于是三部著作的版本（有的有中文注释）成了公元 ８８９ 至 ８９８ 年藤原
佐世编的最早日本所藏的中文书书目的重要部分。从江户时期（公元 １６００—
１８６７ 年）起，日本学者已对秦汉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可以从藏书家的藏
书和监本的汉代著作的出版中得到证明。《史记》全本最晚出的校勘本之一
是 １９３２ 至 １９３４ 年开始出版的泷川龟太郎的版本。这一精美版本的注释，以
及顾颉刚本（１９３６ 年）和杨树达本（１９３５ 年）的注释，是按照传统的中国体
裁作注的最晚的几种。在更近时期，日本学者的工作已经放弃了这种传统的
模式，而更倾向于对人物或制度作分析研究。这类研究最优秀的作品把现代
西方批判性的学科与传统学术知识的宝库结合了起来。我们还应把编写宝贵
的研究工具书——如《后汉书》的内容丰富的索引，①或林巳奈夫的汉代文物
研究——的功劳归之于日本学者。在几部多卷本的日本中国史中，有图例丰
富的秦汉简史；西嵨定生教授和大庭脩教授对这类从书作出的贡献为这个时
期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流的教科书。①
秦汉两个早期帝国的特有的发展
在公元前 ２２１ 年宣布建立秦帝国至公元 ２２０ 年最后一个汉帝逊位的四个
半世纪中，中国历史几乎在各个方面都经历了进化性的重大变化。在这个时
期的开始，尚不能肯定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会被认为是统治人民的理想的典
范；到了汉末，保存中央集权国家成为每个有野心的政治家的自然的和公认
的目标，受过教育的官员可以指望为它效忠和效劳。帝国最初在现实主义的
原则和试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帝国的都城，不论是咸阳还是长安，都是因
为它在战略上的有利条件而中选；也许在长达一个世纪或更多的时间中，帝
国行政的主要目标与秦代基本相同，即不断地巩固、充实和加强这个国家。
但是自从后汉立国起，迁都洛阳之事意味着发生了一种象征性的变化。这时
帝国政府宣称，它的行政目标是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选择新都是出于意识
形态的而不是实际的考虑。因为长期以来人们早就把洛阳与周王室视为一
① 藤田至善：《后汉书语汇集成》，3 卷（京都，1960—1962）。
① 西嵨定生：《秦汉帝国》，第 2 卷《中国历史》（东京，1974）；大庭脩：《秦汉帝国的威容》，第 2
卷《图说中国历史》（东京，1977 年）。
体；在后汉，周代诸王作为行为的楷模而被人仿效，周制而不是秦制被视为
公正的行政先例而被采用。
大约在后汉开始之前 ５０ 年，帝国的宗教信仰中出现了变化。从那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