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秦汉史-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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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附有这个史料西方译文的参考材料。此外，脚注引了所讨论题目的主要的
辅助研究著作。脚注还请读者参看本卷其他章节的与所讨论的问题有关的部
分。
在引用主要史料时，编者们按照以下的指导原则处理。虽然他们没有为
所提到的每个事实或每个事件引证出处，但他们力图对重要事态发展不厌其
烦地提供这种材料，以使读者了解正史中对某个事件的叙述。
对前汉的第一个世纪，两部正史经常包括完全一样或几乎一样的文字。
虽然没有处处都提供《史记》和《汉书》的出处，但书中提供足够的讯息使
读者能去参考两部正史中的每一种。如果某一卷已经出有译文，编者们举出
译文所用的史料来源（例如，参考材料一般提《汉书》卷二四和斯旺的译文，
而不引《史记》卷三十）。此外，有时优先用《汉书》是出于两个原因。首
先，《汉书》中卷的安排和结尾有时比《史记》中相应的卷更加完整和明确
（例如，《汉书》的卷六一和卷九六比《史记》的卷一二三用起来更顺手一
些。）其次，由于《史记》的记述结束于公元前 １００ 年以后不久，集中使用
《汉书》似乎是可取的，因为一个贯穿于整个前汉的题目就可以根据同一种
史料进行研究（如《汉书》卷十三至十九的世系表）。
上面所指的正史是近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本。虽然编者们意识到
常常可以优先使用注释更加丰富的版本（因为它们可以提供更多的材料），
但他们相信，读者们参考这些标点本更为有用，因为它们对那些希望由此进
一步参考象泷川龟太郎或王先谦等人的校勘本的人来说比较容易。《后汉书》
的卷数为标点本和王先谦的《后汉书集解》的卷数。《续汉志》的卷数另注
以“志”的字样，以示区别。
除了秦汉史某些方面的专著外，还有大量论述秦汉史各个方面的学术论
文。由于试图列出所有这些著作的全面的书目过分麻烦，本卷参考书目所列
的著作和论文仅限于各该章脚注中所引的图书和论文。
鸣谢
我们编者乐于借此机会向本书的几位作者表示感谢，因为他们进行了亲
密和严谨的合作并耐心地等待他们劳动的最后成果。编者们特别要感谢他们
的批判性的评论和意见。编者们还要感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毓铨教授的
善意帮助，他仔细地阅读了本卷的前半部草稿，并提出了许多已经在文中采
纳的改进意见。编者们还希望对下列几位助手表示最热诚的谢意。如果没有
他们的帮助，本书就不会完成：史蒂夫？琼斯编制了译名对照索引；基思？黑
兹尔顿和斯科特？皮尔斯进行了最后的编辑和为印刷进行电脑排版。
编者们还要感谢全国人文科学基金、百事可乐基金会和小罗伯特？博林
先生等方面的慷慨——他（它）们的研究捐款和赠送，再加上普林斯顿大学
慷慨的支持，使本卷的出版成为可能。编者们还要感谢乔治？艾伦和昂温出
版社，因为它允许引用鲁惟一的《中国人的生死观》中的内容（第 ６４—６５、
４４—４７、 ８６ 和 １５０ 等页）。
崔瑞德
鲁惟一
总编辑序
当十多年前开始计划编写《剑桥中国史》时，本来当然打算从中国历史
的最早时期写起。但是，在我们着手写这部丛书的几年时期中，我们不论对
中国史前史的知识，或是对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大部分时期的知识，都因大
量的考古发现而发生了变化；这些发现始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而自 ７０ 年代以
来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势头。这一大批新材料一再改变了我们对早期史的看
法，而且至今还没有对这些新的证据和传统的文字记载作出任何普遍公认的
综合。尽管屡次作出努力，试图计划并写出能够总结我们的早期中国知识现
状的一卷或几卷著作，但事实证明现在尚不能做到这一点。很可能还需要 １０
年工夫，才能对所有的新发现进行可能有一定持久价值的综合。因此，出于
无奈，我们在编写《剑桥中国史》时就从秦汉这两个最早的帝国政体的建立
开始。我们知道，这样就要对前此一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前期在另外的时间
另作论述。我们同样知道，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事件和发展为我们即将阐述
的中国社会及其思想和制度奠定了基础。秦汉两朝的各种制度、文学和艺术、
社会形态及其思想和信仰都牢牢地扎根于过去，如果没有这段更早历史方面
的某些知识，就无法了解它们。随着现代世界的各个方面变得越来越息息相
关，历史地了解它变得比以往更加必要，而历史学家的任务也变得比以往更
加复杂。即使在史料增多和知识更加充实时，实际和理论仍是互相影响的。
单单概括所已经知道的内容就已成了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何况知识的
实际基础对历史思考来说是越来越必不可少的。
在英语世界中，剑桥历史丛书自本世纪起已为多卷本的历史著作树立了
样板，即各章均由专家在每卷编者的主持下写成。由阿克顿爵士规划的《剑
桥近代史》共 １６ 卷，于 １９０２ 至 １９１２ 年期间问世。以后又陆续出版了《剑桥
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以及关于印度、波兰和
英帝国的剑桥史。原来的《近代史》已被 １２ 卷的《新编剑桥近代史》代替，
而《剑桥欧洲经济史》的编写也正接近尾声。近期在编写中的其他剑桥历史
丛书包括伊斯兰教史、阿拉伯文学史、伊朗史、犹太教史、非洲史、日本史
和拉丁美洲史。
就中国史而言，西方的历史学家面临着一个特殊问题。中国的文明史比
任何单个西方国家的文明史更为广泛和复杂，只是比整个欧洲文明史涉及的
范围稍小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浩如烟海，详尽而广泛，中国历史方面的学
术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高度发展和成熟的。但直到最近几十年为止，西方的
中国研究虽然有欧洲中国学家进行了重要的开创性劳动，但其进展几乎没有
超过翻译少数古代史籍和主要的王朝及其制度史史纲的程度。
近来，西方学者已经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中国和日本的具有悠久传统的历
史学术成果，这就大大地增进了我们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认识，以及
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批判性的了解。此外，这一代西方的中国史学者在继续
依靠欧洲、日本和中国正在迅速发展的中国学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
利用近代西方历史学术的新观点、新技术以及社会科学近期的发展成果。而
在对许多旧观念提出疑问的情况下，近期的历史事件又使新问题突出出来。
在这些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关于中国研究的革命性变革的势头正在不断
加强。
当 １９６６ 年开始编写《剑桥中国史》时，目的就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
一部有内容的基础性的中国史著作：即按当时的知识状况写一部 ６ 卷本的著
作。从那时起，新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新方法的应用和学术向新领域的扩
大，已经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史的研究。这发展反映在：《剑桥中国史》现在
已经计划出 １５ 卷，但仍将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学和工艺学
的许多方面的内容，以及地方史的全部宝贵材料。
近几十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了解所取得的惊人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
进行这一巨大而复杂的课题的西方历史学家所作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
他们本国的人民需要对中国有一个更广更深的了解。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世
界，不仅它有此权利和必要，而且它是引人入胜的一门学科。
费正清
崔瑞德
《剑桥中国秦汉史》序
这部《剑桥中国秦汉史》，原为费正清、崔瑞德共任全书主编的《剑桥
中国史》的第 １ 卷，于 １９８６ 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剑桥中国史》不是
按卷次先后印行的，在这卷之前，第 １０、１１ 和 ３ 卷业已先后问世，并且已经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翻译出来，以《剑桥中国晚清史》、《剑
桥中国隋唐史》为题出版了。现在历史所的朋友们又译成《剑桥中国秦汉史》，
要我在书端写几句话，我既感欣幸，又颇为惶恐。我在秦汉史方面学力有限，
本没有着笔的资格，但承鲁惟一先生盛意，在本卷出书后即行寄赠，得以成
为国内最早读者之一。细绎全卷，曾将一些感想写作书评，发表在《史学情
报》上，其中即呼吁赶快把这卷书翻译出来。现在经过历史所各位努力，这
个愿望实现了，写一篇小序确实是我的义务。
《剑桥中国史》规模宏大，集中了西方研究中国史的许多学者的力量，
本卷也不例外。全卷 １６ 章，原文多达 ９８１ 页，分别执笔的学者大都对章节论
述的范围有长期深入的研究。例如第 １ 章《秦国和秦帝国》的作者美国宾夕
法尼亚大学退休教授卜德，３０ 年代即已出版《中国的第一个统一者》一书；
第 ３ 章《王莽，汉之中兴，后汉》的作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毕汉斯，著
有《汉朝的中兴》；第 ６ 章《汉朝的对外关系》的作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
授余英时，著有《汉代的贸易和扩张》；第 ９ 章《秦汉法律》的作者荷兰莱
顿大学退休教授何四维，著有《秦法律残简》、《汉法律残简》；第 ７ 章《政
府的结构与活动》、第 １２ 章《宗教和知识文化的背景》等的作者英国剑桥大
学东方学院鲁惟一博士，著有《汉代的行政记录》、《通往仙境之路》等书，
诸如此类，不遑枚举。还有的学者，如法国法兰西学院的戴密微、日本东京
大学退休教授西嵨定生等，更是大家所熟悉的。因此，本卷的作者阵容在西
方学术界可称极一时之选，这部书也可谓西方研究中国秦汉史的结晶。
西方对秦汉史的研究有相当长的历史。本卷《导论》对此有概括叙述，
一直上溯到明清之际来华的传教士卫匡国的著作。中国的二十四史始于《史
记》、《汉书》，读史者也总是从前四史入手，所以一接触中国史就是秦汉，
同时秦汉在整个中国史上又有其特殊的重要位置。西方学者研究秦汉史的较
多，成绩也较丰硕。看本卷所附参考文献目录，便可得到相当的印象。这部
《剑桥中国秦汉史》，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加以综合和提高的。不很熟悉西
方研究情况的读者，通过本卷不难知其涯略。卷中引用日本学者的论著也很
多，足供读者参取。
这部书有几个特点，想在这里介绍一下。
首先是秦汉史列为《剑桥中国史》的第 １ 卷，这一点恐怕是国内读者不
易理解，而且是会有较大意见的。《剑桥中国史》的总主编序对此曾有说明，
他们提到，在筹划编著这部巨著的时候，本想从中国史的开端写起，可是我
国的考古发现日新月异，７０ 年代以来更有进一步扩大的倾向，把中国史前史
以至公元前第一千纪的历史面貌几乎彻底改变了，而现在还没有能把崭新的
考古材料与传统的文献记载融会贯通而成公认的成果，因而全书只好从有大
量可靠文献依据的秦汉开始。这种看法，和晚清以来疑古思潮的见解是有实
质差别的。
《剑桥中国秦汉史》广泛引用了文献材料，而且很注意文献的辨伪和考
订，这是不少西方中国学家一贯坚持的作风。大家可以看到，本卷各章中的
引文，大多注意了使用经过整理校订的版本，包括中国、日本以及西方学者
的各种注释。卷中图表也尽量做到有足够的文献依据。这是作者很重视文献
的一种表现。
这样说，并不意味本卷的写作不重视运用考古材料。相反的，本卷不少
作者都征引了中国考古学的重要成果。例如都城的发掘和一批大墓的发现，
在书中好几个章节得到介绍引用。尤其是有关经济史和社会生活史的部分，
涉及考古材料的地方更多。由于本卷作者有几位是秦汉简牍帛书研究的专
家，他们写作的章节引用这方面材料，取得很好的效果。比如论法律时，征
引云梦睡虎地秦简；论屯戍时，征引敦煌、居延等地汉简，使这些专门的研
究汇合到历史的论述中去。中国的学者研究秦汉史，也是这样做的，但当前
还有人在谈考古对历史研究的贡献时，总是过多地强调先秦，对秦汉考古重
视不够，应该说这是不很公平的。
秦汉时期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外国学者有不少成果。本卷在这方面的叙
述能对这些成果作出概括，并有新的见解。虽然限于篇幅，不能详细展开，
但简明扼要，适合一般读者的要求。
卷中从第 １２ 到第 １６ 章，都是论述思想文化史的。在篇幅上占了全卷的
三分之一。就这五章的内容而言，哲学、宗教以及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等，
都涉及到了。各章是从不同的角度叙述的，所以有的思想家兼见于几章，例
如董仲舒。所论的人物有的前人罕加探讨，例如班彪。思想文化史在全卷里
有这样大的比重，反映了西方学术界强调思想文化研究的特色，与我国通行
的几部通史很不相同。这里要指出，戴密微的遗作，本卷第 １６ 章《汉代至隋
代之间的哲学与宗教》，加上伦敦大学巴雷特所增补的《跋》，原文长达 ７０
页，简直可作专著来读。其中关于民间道教、佛教的传入和佛、道二教关系
等，有不少值得注意的论述。
《剑桥中国秦汉史》的观点，在许多方面与国内学术界的看法不同，这
是必然的。需要说的是，本卷虽有《导论》讨论了一些具有理论性或方法性
的问题，但各章节由于执笔者各异，不能有彼此呼应的一贯理论。即使同属
论思想文化史的五章，论点也多少有不一之处。这是按本书这种方式组织写
作的学术著作常见的现象。不过，这种现象的结果却能使我们看到各位作者
研究的个性，吟味其独到之处，未始没有它的优点。
这部书还有其不足之处。例如卷中插有若干图表，可是没有一张插图。
当然这是《剑桥中国史》全书的体例，即以文字来表现。但是秦汉时期的考
古发现太丰富了，有不少可直接与文献相印证。如果书中能适当配备一些插
图，会有左图右史之效。从历史学与考古学的结合来说，这不止是一个书籍
的形式问题。
《史记》、《汉书》，一为通史，一为断代，然而都是纵横兼顾，叙事
与分析并重。相对来说，国内近作的一些史书每每分析部分较多，而叙述事
实原委不足。《剑桥中国秦汉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样。特别是除了思想
史的部分以外，对人物的描写所用笔墨不多，很少对一个人物作多方面生动
的叙述。在这里，看来我们都应该从古代的纪传体史籍吸取教益。
本卷编者曾经提到，由于条件不很成熟，未能多吸收文学艺术史和科技
史的研究成果。但书中有些章节还是包含了这两个学科的内容，不过这毕竟
是一个缺憾。
在中国读者看来，有一些颇有影响的中国学者的著作未能列入参考文献
目录，未免可惜。例如陈直有好多种秦汉史研究专著，其特色是以考古文物
材料与文献相印证，颇多胜义，参考文献目录仅引有《两汉经济史料论丛》
一种，未列入《史记新证》、《汉书新证》等书；刘文典的著作，引有《庄
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