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秦汉史-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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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未列入《史记新证》、《汉书新证》等书；刘文典的著作，引有《庄
子补正》，但未列入《淮南鸿烈集解》；刘汝霖的《汉晋学术编年》，也没
有列入。总的说，材料方面所引较多，论著则较少。如我在书评中说过的，
这种现象表明，中外学术界成果的彼此交流还有必要进一步加强。
本卷原文是三年前出版的，其中有的章节的属稿还要早得多，因此有一
些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书中未能征引。大家知道，近年秦汉简帛的发现和
整理有突出的成果，其间大量的佚书对当时学术思想的研究更有巨大影响。
还有几项最新发现，如江陵张家山汉简中的《汉律》，极关重要，目前尚待
公布。相信本卷的编者在有机会修订再版时，会将这些材料吸收进去，使全
卷内涵更趋丰富。
《剑桥中国秦汉史》这样的大型专门著作，翻译是很不容易的。几位译
者多是我的老友，他们富于学识和经验，竟能在很短的期间完成这一译作，
将之绍介于国内学术界。我们读者应向他们表示感谢。
李学勤
１９８９ 年 １０ 月
剑桥中国秦汉史
第 １ 章 秦国和秦帝国
长期以来，秦作为一个小国或诸侯国而存在，然后又作为一个大的王朝
和帝国存在了很短一段时期。它作为一个国家的起源，在传统上可追溯到公
元前 ８９７ 年，①但须过 ５００ 年，约在公元前 ４ 世纪中叶，它才开始朝一统天下
的方向发展。对比之下，秦王朝和帝国只维持了 １５ 年，然后在产生随之而来
的汉王朝（公元前 ２０６—公元 ２２０ 年）的内战中于公元前 ２０６ 年灭亡。可是
这些年的政治和文化变化是如此重要，以致这些变化赋予这个时代的重要性
与它的短暂性完全不相称。
标志着从诸侯国向帝国过渡的公元前 ２２１ 年，因而是本世纪发生革命性
变化前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年份。说明帝国的威名甚至远扬于中华世界
以外的例子是，秦（Ｃｈ＇ｉｎ）这一名称很可能是英语“中国”（Ｃｈｉｎａ）及各
种非汉语中其他同源名称的原型。例如，“Ｔｈｉｎａｉ”和“Ｓｉｎａｉ”就作为这个
国家的名称出现在公元 １、２ 世纪的希腊和罗马著作中。但是，中国人由于秦
帝国统治的暴政，对它始终非常憎恨，因而反而很少用这个名称来指代自己；
他们在过去和现在都用“中国”这一常见的名称来称呼自己。②
在这一章的附录 １ 中，本书将批判性地列举主要的史料和近代研究著
作。在这里只提一下：最重要的单项史料是司马迁的不朽的《史记》，此书
包括从远古传说时代至公元前 １００ 年前后的全部中国历史。它的卷五和卷六
两卷提供了秦国和秦帝国自始至终的大事编年史，是本章叙事的基本史料，
除非另有注明。此外《史记》包括的本纪、书和列传的其他各卷对秦来说也
同样重要。沙畹的《〈史记〉译注》把《史记》的许多（但不是全部）部分
译成了法文。①
附录 １ 还涉及《史记》及其他文献材料在研究秦史方面的局限性，同时
还提到考古学对研究古代中国的学者的日益增加的重要性。附录列举的几个
考古发现中占突出地位的是 １９７５ 年从一个墓葬中发掘出来的一批秦代的法
律文书。这些文书将经常被提到。
① 这个年代是传统的，因为对公元前 841 年以前的事件中国编年史众说纷纭。例如，周代的建立传统上定
为公元前 1122 年，但实际时间可能约晚一个世纪。
② 1655 年，耶稣会士卫匡国首先在《中国新地舆图》（序言第 2 页）中提出“中国”（Chin）一词的渊源
是“秦”（Ch＇ina）。从此这个题目已被多次讨论过；其中以劳费尔和伯希和二人的成果最大。前者著有
《中国其名》，载《通报》，13（1912），第 719—726 页；后者著有《“中国”名称渊源考》，载《通报》，
13（1912），第 727—742 页，及《再论“中国”之名称》，载《通报》，14（1913），第第 427—428 页。
长期以来，在提到“中国（China）之地”是丝织品故乡时出现了一个严重困难，此名见于著名的政治理论
专著《考提利耶政事论》第 2 册。如果象某些学者断言的那样，此书写于公元前 300 年前后，这样当然比
秦统一全国早得多。但是，近来通过对此文本采用了电脑技术鉴定，已有可能相当有把握地证明，第 2 册
当属于撰写时间不会在公元 150 年前很久的一类作品。这样，把秦与中国等同起来的巨大障碍就不存在了。
见托马斯？特劳特曼：《考提利耶和政事论：其作者及文字演变的统计调查》（莱顿，1971），第 174—
184 页，特别是第 177 页。
① 沙畹：《〈史记〉译注》第 1 — 5 卷（巴黎 1895—1905；1969 年再版）；第 6 卷（巴黎，1969）。
政治和社会背景
作为对公元前 ２２１ 年前秦史的任何有意义的考察的一个开端，我们必须
从广义上对周代（传统时期为公元前 １１２２—前 ２５６ 年）出现的政治和社会形
势进行了解。在那个时代最后两三个世纪动摇着中华世界的许多形形色色的
变化尤为重要。
当周王室推翻商朝时（可能约在公元前 １０２５ 年，而不是传统的公元前
１１２２ 年），新统治者将征服的土地分封给王室成员或其紧密盟友、原商朝统
治者的后裔，以及一些获准保持原来土地的地方豪强。这样，中华世界就被
分成大批政治实体；据认为，在周代的分期春秋时期（公元前 ７２２—前 ４８１
年）已有约 １７０ 个政治实体。当然，其中绝大部分是非常小的，它们在内部
分成采邑，又被分给每个统治家族的亲戚或官员。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战争
连绵不断，许多诸侯国被消灭，或者其面积大为缩小，所以当周代的下一个
分期战国（公元前 ４０３—前 ２２１ 年）来临时，只剩下了七个大国。①七国中包
括远处华夏大家庭极西端的秦，但不包括周王室本身。当公元前 ７７０ 年一次
夷狄的进攻迫使周王室放弃今西安（在陕西）附近的西都，而在今洛阳（河
南）附近的第二个，也就是东部的都城重立王室（其疆域及重要性均远不如
前）时，它已经丧失了一度行使的大部分政治权力。
不论是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或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对封建主义
（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ｍ）一词的正确使用感到困扰。非马克思主义者曾经争辩，封建主
义是否为说明周代社会政治形势特点的适当名词；如果是，它适用于将近八
个世纪的整个时期，还是只适用于其中的某个时期。笔者认为，与欧洲封建
主义的相似点几乎完全足以说明把这个字眼用于周代开始的四个或五个世纪
是有道理的。但是，在此以后，它必须在更严格的意义上只用来描述大诸侯
国中不同程度地持续存在的封建状况的残余。这些诸侯国到了战国初期已经
变成了完全独立的国家。
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分期是一个大问题。从奴隶制向封建主义（马克
思主义意义上的）过渡是理所当然的，唯一的问题是什么时候过渡。对这个
问题，答案不那么一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经过了以前的摇摆不定后，总
的说来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似乎一致认为，过渡是发生在周代最后的两个半世
纪，或者刚刚在此以前。但随着 １９７６ 年毛泽东的去世，又出现了谨慎地重新
对分期问题感兴趣的迹象，这说明有可能再对这个题目展开学术争论。同时，
苏联的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依然准备不足，当他们投入这项工作时，倾向
于把过渡期定在比中国学者所定晚得多的时期——也许晚至公元 ３ 世纪（汉
帝国的灭亡时）。①
① 为了便于提及周代后期的几个世纪，对时间有不同的划分法，但有时并无历史意义。这样，公元前 721
至前 481 年被描述为“春秋”时期，因为编年史《春秋》正好叙述这段时期。同样，战国之称来源于《战
国策》，此书的范围并没有精确标明的时期。公元前 403 至前 221 年的分期正好结束于公元前 221 年第一
个统一的帝国形成之时，选用公元前 403 年为这一分期的开始而不用其他各种可能的年份，是因为这样便
于明显地突出那一年发生的晋国分成韩、魏、赵这一有高度重要意义的大事（关于韩国，见注 37）。
① 关于毛泽东去世前中国人的观点，见郭沫若：《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载《红旗》，1972。7，第 56—62
页（又载《考古》，1972。5，第 2 — 7 页）。英译《中国历史的分期》见《中国的历史研究》，6：4（1973），
第 3—15 页。在此文中，郭沫若认为奴隶制向封建主义的过渡大致与春秋向战国时期的过渡一致。但后来，
在这一方面，重要的是纵观一下周代最后两个或三个世纪的概貌，下面
提出的九个分类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部分重叠的，不一定按其重要程度顺序
提出。②
技术变化
当前考古学界认为，中国开始使用铁的时间不会晚于公元前 ７ 世纪，或
者甚至不会晚于公元前 ６ 世纪。在文献记载中，最早的材料见之于《左传》，
①此书记载公元前 ５１３ 年晋国铸刑法于一套铁鼎之上。从战国时代的墓葬中发
掘出来的兵器、农具和器皿都是铁制的，许多学者认为这几个世纪农业产量
已经增加，正在发展的冶铁技术很可能是一个因素。其他的因素大概是，日
益扩大地采用了灌溉和排水的技术和肥料，特别是耕种大片新的土地。
可是，不应把这些及其他的技术改进的效果估计过高。在整个战国时期，
铁相对地说依然是很少的，当时的铁常常是铸铁，而不是锻造的，因此比较
软而脆。许多工具继续用青铜、石块、木料或贝壳制成。此外，改进的农业
技术的某些重要方面特别难以估量和确定其时间。因此，关于畜拉犁在何时
开始取代远为原始但显然长期沿用的锄耕的问题，引起了很大的论战。根据
极为不足的证据，中国的学者各自把拖拉犁的开始使用定在公元前 ４００ 年，
直到此前的一个或两个世纪，甚至定在周代以前。文献中最早的明确的材料，
其时间只能定在汉代（约公元前 ９０ 年或 ８５ 年）——不过这个材料表明有一
段相当长的较早的发展时期。②
人口的变化
农业的改进很可能伴随着人口的增长，尽管同时战争加剧了。在战国时
期，城市似乎大为增加，而且规模扩大，设计也复杂了。几个迹象之一，如
考古发掘所显示的，是它们的几段城墙相当长。但是这里所提到的证据又是
分散的，远不能提供具体人口的近似数字。一个例外是，有一文献材料假定，
齐国国都的人口为 ３５ 万，此数是浮夸的，不能认真考虑，尽管有的学者已经
利用了这个材料。（附录 ３ 将讨论这个数字及其他有问题的统计数。）
军事变化
他——或者至少在他指导下写作的学者——变得更加明确了：他或他们写道，中国的奴隶制时代结束于公
元前 476 年。见郭沫若编：《中国史稿》（北京：1976），第 1 册第 399 页。关于苏联的观点，见吉尔伯
特？罗兹曼：《苏联对中国社会史的再解释》，载《亚洲研究杂志》， 34：1（1974），第 64 页；又见 E。
斯图尔特？柯尔比：《俄国的中国研究：苏联中国学的进展和问题》（伦敦，1975），第 60—65 页。
② 这些变化和类似的变化，在许绰云的《变迁中的古代中国：公元前 722— 前 222 年社会变动的分析》（斯
坦福，1965）中有详尽得多的论述，但排列略有不同。
① 关于这一文献，见范德伦：《古代中国的编年史和史学思想的发展》，载比斯利、浦立本合编：《中国
和日本的历史学家》（伦敦，1961），第 26—27 页。关于中国的冶炼术，见杨宽：《中国古代冶炼技术的
发明和发展》（上海，1956）；李约瑟：《中国钢铁技术的发展》（伦敦，1958）。
② 关于拖拉犁，见卜德：《古代中国的节日》（普林斯顿，1975），第 230—231 页。关于春秋和战国时期
的技术进步和农业发展，见本书第 10 章。
战国时期的史料给人的最突出的印象是，战争日益加剧。所以许绰云编
写的统计材料乍一看显得令人吃惊：根据这项材料，公元前 ７２２—前 ４６４ 年
的 ２５９ 年中，只有 ３８ 年没有战争，而在公元前 ４６３ 至前 ２２２ 年的 ２４２ 年中，
没有战争的年份不少于 ８９ 年。①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主观的印象比用统计学
来衡量更有意义，因为后一种方法掩盖了一个事实，即春秋时期与战国时期
相比，战争虽然更加频繁，同时有更多的国家卷入，但规模要小得多，时间
较短，也不那么激烈。
春秋时期的战事是由驾战车的贵族所支配，他们根据骑兵的规则交战，
对他们来说，威信和“面子”更重于实际所得。战国时期的战事由职业的将
领所支配，他们为雇佣他们的任何国家拼死作战，争夺领土和资源。战车的
作用（在不规则的地形中战车总是难以驾驶的）大为降低，而群体步兵的作
用则相应地提高了。在公元前 ４ 世纪末，中国人（特别是公元前 ３０７ 年的赵
国）从亚洲腹地骑马的游牧民族那里学会了作为步兵的一个重要补充手段的
骑射术。很可能约在同一时期，中国人发明了弩，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
中，它一直是一种主要的兵器。军事技术的其他进展包括与攻防有城墙的城
池有关的那些战术改进。
从计量的方面说，出现了关于战国时期后期军队规模报道的可信性的问
题。所产生的一个类似的问题与大战的伤亡数有关。在附录 ３ 中，对这两个
问题都要作更详细的讨论。
政治变化
在周朝创立时由周王室分封领地的贵族成了世袭的统治家族的创始人，
它们随着时间的消逝，日益脱离了周统治者的羁绊。特别在公元前 ７７０ 年周
被迫从西往东迁移后，它的统治者们终于被它以前的属国所漠视，甚至实际
上被遗忘了。因此，公元前 ２５６ 年秦最后灭周已不再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在
那个时候以前，原来受周朝领导的诸侯国早已发展成为不同程度地具有共同
语言和文化的独立国家了，但它们之间互设军事和关卡的壁垒，随时准备搞
纵横捭阖，时而进行战争，时而议和。
同时，在各个国家内部，有几国政权日益集中，损害了臣属于它们的世
袭的土地拥有者和官员的利益。其主要方法是把国土组合成名为郡、县的新
行政单位。这类单位通常由该国中央政府任命和支付俸禄的郡守和县令分别
管理，郡守和县令对中央政府负责；他们的职位一般也不是世袭的。开始时
这个制度可能是为管理新殖民的或从别国新夺取的土地而设置。但是逐渐
地，它可能终于用于国内封地拥有者的土地，他们的权力和财富因而受到了
限制。
县是这两种单位中较早的一种，它最早出现于公元前 ６８８ 年的秦国。但
是有理由对这个时间提出疑问和认为这种行政实体实际上可能发端于南方的
楚国，在那里县肯定在公元前 ５９８ 年被提到，可以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