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秦汉史-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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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在公元 ２、３ 世纪这个过程一直在继续进行。
这种讨论不应认为要断言汉朝政府完全成功地将中国的贡纳制度强加于
非中国人身上。这只是表明，汉代中国人有一种中国的世界秩序的清晰观念，
这种观念是建立在内外之别基础上的；他们作出了认真的努力，将它强加在
邻近的非中国人身上。必须强调指出，在实践中，汉代贡纳制度在对外关系
领域中从来没有达到象它在内部同样稳定的程度。这种制度的平衡取决于许
多因素，诸如大多在中国控制之外的各色各样外国政权的兴起和冷落。因此，
在维持一种理想的世界秩序方面汉朝的成就充其量也是有限的。然而，如果
脱离汉代对中国的世界秩序的观念去看问题，那末，汉代中国的外交关系显
然将是难以讲通的。从一开始这种观念便是外交关系的一个不可分开的特
征。
② 《汉书》卷八，第 241 页；《汉书》卷九九下，第 4136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3 卷，第 343
页）。
① 《后汉书》卷十五，第 581 页；《后汉书》卷十九，第 717 页；《后汉书》卷二四，第 855 页；关于“葆”
字及其涵义，见杨联陞：《中国历史上的人质》，收在他的《中国制度史研究》（坎布里奇，麻省，1961），
第 43—57 页；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剑桥，1967）第 2 卷，第 202 页。
匈奴
汉代政治家在他们的外交政策形成过程中面对的第一个强敌，是北方草
原帝国匈奴。①那个时代的大部分岁月中匈奴问题是汉代中国世界秩序的中心
问题，因此，我们从考察东亚两个最强大民族之间关系的变化入手，是唯一
合理的办法。
冒顿和他的联合体
公元前 ２０９ 年，即汉朝建立的前三年，一个新兴的匈奴草原帝国由名叫
冒顿的新单于②建立起来，他是在杀死自己的父亲以后取得统治权力的。冒顿
是一个杰出的有能力而且有活力的领袖，在短短数年之内，他不但成功地在
各个匈奴部落之间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而且几乎向所有方面扩展他的帝
国。向东，冒顿击溃了生活在东部蒙古和西部满洲的强大的东胡。自从冒顿
取得政权以后，这些集团曾对匈奴施加强大的压力。向西，他发动了一场针
对居住在甘肃走廊的月氏人的成功的战役，月氏人是匈奴的世仇，冒顿曾由
他的父亲送到他们那里充当人质。向北，他征服了一些游牧民族，包括南西
伯利亚的丁零在内。向南，由于中国在河套地区防御体系的衰落，他收复了
那个地区的全部土地——这是秦朝大将蒙恬过去从匈奴手中夺去的。①
在这些广大的新领土之中，冒顿在龙城建造了匈奴每年集会的场所，它
位于和硕柴达木（现代外蒙古）的附近。龙城等于是匈奴联合体的首都，所
有重要的宗教和政府事务都在那里集中处理。每年秋天，匈奴在龙城附近举
行大会，统计人口以及牲畜的数目。②
也是在冒顿领导之下，一种更加成熟的政治组织形式开始在匈奴联合体
中脱颖而出。这是左右二元体制，左在右先。《史记》说：“置左右贤王、
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③匈奴的
左右支系是在地域基础上划分的，左方管理帝国的东部，右方则管理西部。
匈奴的最高统治者单于直接统治中部领土。这样，当汉高帝转而面对匈奴的
① 匈奴与匈人（Huns）不能等同，见拉施克：《罗马与东方贸易新探》，载《罗马帝国的兴衰，反映罗马
历史与文化的新研究》，特姆波里尼和哈斯合编（柏林和纽约，1978），第 2 部，第 612、697 页注 101。
关于匈奴生活方式的资料，见斯？伊？鲁登科：《匈奴的文化和诺颜乌拉的墓穴》，波伦姆斯德译（波恩，
1969）。
② 单于是匈奴语言中统治者称号的汉译。由于我们无法重建匈奴语的任何有价值部分，而且匈奴的称号和
名字只能通过中国著作来了解，因此，我使用中文的译名。这样，王的名字（如日逐王），甚至这个民族
的名称匈奴，都是汉语。后者实际上是强烈的污蔑之词，汉语的意义是“凶恶的奴隶”。在这个时代和以
后时代我们遇到的其他非汉人民族的名称通常也是汉人用汉语表达的称呼，如乌桓、鲜卑等。
① 关于蒙恬，见前面第 1 章《道路、城墙和宫殿》。
② 《史记》卷一一○，第 2892 页（沃森：《英译〈史记〉》第 2 卷，第 164 页）；《汉书》卷九四上，第
3752 页。《汉书》卷九四上和所提到的其他几卷的段落的译文，见德格罗特：《亚洲史中的中国文书》第
1 卷《公元前的匈奴》，第 2 卷《公元前中国的西域》。但是，由于这部著作很罕见，本卷的脚注没有它
的参考材料。
③ 《史记》卷一一○，第 2890 页（沃森：《英译〈史记〉》第 2 卷，第 163 页；《汉书》卷九四上，第
3751 页。
威胁时，冒顿不但基本完成了他的新草原联合体的领土扩张，而且已经巩固
了他对所有匈奴部落以及被征服民族的个人统治。因此，在公元前 ２００ 年，
为了和他的中国对手在战场上进行一次历史性的遭遇战，他作好了充分的准
备。④
讲到汉高帝，他已完成了内部的统一，现在决定将匈奴赶出中国之外，
并且建立汉朝对北部边界的控制。应该指出，匈奴对汉帝国的威胁是双重的：
他们经常侵入中国边境，并且在边境地区的中国人中间，特别是对那些强有
力的地方领袖，散布不和的政治影响。这种政治威胁在叛变问题上表现得最
为清楚。在汉朝初期，投向匈奴的中国变节者包括刘信（韩王）、卢绾（燕
王）、陈豨（代郡太守）等重要人物。同样值得着重指出的是，汉朝边境将
领中有些人以前是商人，因此很可能仍维持着在王朝建立以前便已开始的和
匈奴的贸易关系。他们对汉朝的忠诚决不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时期中国的亡
命者中间流行着一句话：“不北走胡则南走越耳！”此语表明，即使普通百
姓与汉朝之间，一种政治上的认同仍需要发展。
在这种考虑的推动下，高帝抓住韩王向匈奴投降的机会，在前 ２００ 年冬
天发动了一场针对匈奴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高帝亲自率领一支三十余万人的
军队追逐匈奴远至平城（在现代的山西大同附近），反而落入了冒顿设置的
埋伏。在汉朝的步兵能与皇帝会合以前，冒顿带着他的 ４０ 万精骑突然转过来
包围汉军营地，切断了皇帝队伍的供应和增援。高帝落入进退两难的圈套达
七天之久，差一点被俘。①
婚姻协议制度
平城之战在称为“和亲”的王朝婚姻制度的成型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直到武帝（前 １４１—前 ８７ 年）统治之初，和亲为汉与匈奴之间的关系树立了
样板。平城之战失败后，高帝终于认识到用军事方式来解决匈奴问题非他的
力量所能及。因此，他决定采纳一位名叫刘敬的宫廷官员提出的实现某种程
度和解的建议。在前 １９８ 年，皇帝派遣刘敬前去和冒顿议和，最后双方达成
了协议。①
第一起和亲协定包括以下四项条款：首先，一位汉朝公主将与单于结婚；
其次，汉朝将一年数次向匈奴送“礼物”，包括丝绸、酒、稻米和其他食物，
每一种都有固定的数量；第三，汉与匈奴将成为“兄弟之国”，地位平等；
第四，双方都不在以长城为界的边境以外采取冒险的行动。②协定在前 １９８
年冬天正式生效，当时刘敬护送一位年青女子——身份可疑的公主——嫁给
匈奴的领袖。
在这里应对协定条款的应用方式作一些评述。首先，如同名称表明的那
样，由刘敬完成的汉与匈奴之间关系的结构的主要特征是两个帝国统治家族
① 《汉书》卷一下，第 63 页及以下（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1 卷，第 115 页）；《汉书》卷九四上，
第 3753 页；《史记》卷九三（沃森：《英译〈史记〉》第 2 卷，第 165 页）。关于某些汉朝将军是商人的
断言，见《汉书》卷一下，第 69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1 卷，第 127 页）。
① 刘敬原名娄敬，见《史记》卷九九，第 2719 页以下（沃森：《英译〈史记〉》第 1 卷，第 289 页）；《汉
书》卷四三，第 2122 页以下。
② 关于长城的讨论见第 1 章《道路、城墙和宫殿》及《前 221 年 12 万户向咸阳的迁移》。
在婚姻方面的联盟。好象有一种默契，任何一方在新的统治者登基之时，一
位汉朝公主便要送往匈奴，大概是作为联盟继续的保证。于是，在惠帝继位
以后不久，第二位汉朝公主于前 １９２ 年送去嫁给冒顿，文帝和景帝都送公主
嫁给单于。③
其次，汉朝给匈奴的“礼物”的份量在每一次协定中加以确定。事实上
协定的每次修订几乎必定会导致汉朝方面“礼物”的增加。据说文帝每年增
给匈奴黄金千两，武帝为了重申双方联盟，也送给匈奴大量的礼物。从前 １９２
年至前 １３５ 年，协议修订不下于九次。我们能够有确切把握断言，汉朝为每
一次新协定付出了更高的代价。但是汉代中国与匈奴之间的边界问题从来没
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前 １６２ 年，文帝引用高帝的一份诏书，大意是说，长城
以北受单于之命，而长城以内则为汉朝皇帝所有。然而，没有迹象说明冒顿
曾经表示愿意尊重中国的要求。①
匈奴帝国在冒顿有力的领导下继续扩展。和领土扩张的同时，他对汉朝
宫廷的态度越来越傲慢，他对中国货物的欲望总是难以满足。前 １９２ 年，冒
顿甚至要求与吕后结婚。他的信中写道：②
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
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娱。愿以所有，易其所无。
吕后愤怒，要向冒顿发起进攻。当有人提醒她平城的灾难时，她便使自
己平静下来，并命令宫廷大臣用她的名义写了一封回信。回信中说：
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弊邑无罪，
宜在见赦。
很清楚，吕后实际上是在祈求单于不要侵略中国。
冒顿死于前 １７４ 年。在死前不久，他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征服。他不但
把月氏人完全赶出甘肃走廊，而且在伸入中亚的西域地区确立了自己的地
位。冒顿从实力地位出发，转而与中国重新谈判协定。他给文帝写了一封威
胁性的信，称呼自己为“天所立匈奴大单于”。在汉朝朝廷中就和战问题又
进行了一次激烈的辩论。在仔细地权衡了双方的力量以后，文帝决定接受冒
顿的条件。①
冒顿是幸运的，他有一个强有力的继承者，即他的儿子稽粥，在中国历
史记载中以老上单于而为人所知（公元前 １７４—前 １６０ 年在位）。老上继续
执行他父亲的扩张政策。在西方，他继续压迫当时已重新定居于伊犂河谷的
月氏人。在东方，他甚至深入地侵扰汉的领土。有一次他的侦察骑兵深入到
汉朝首都长安的近郊。老上还成功地在和亲协定中引进了新的内容，即增加
了有关边境贸易的条款。
如果我们信任贾谊的奏疏的话，那末，尽管汉与匈奴之间私人贸易沿着
③ 《汉书》卷二十，第 89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1 卷，第 181 页）；《汉书》卷五，第 144 页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1 卷，第 315 页）；《汉书》卷九四上，第 3759 页。
① 《史记》卷一一○，第 2902 页（沃森：《英译〈史记〉》第 1 卷，第 173 页）；《汉书》卷九四上，第
3762 页。关于和亲协定，见手塚隆义：《汉初与匈奴和亲条约有关的二三问题》，《史渊》，12∶2（1938），
第 11—14 页。余英时：《汉代的贸易和扩张》，第 9 页以下。
② 《汉书》卷 94 上，第 3754 页以下。
① 《史记》卷一一○，第 2896 页以下（沃森：《英译〈史记〉》第 2 卷，第 167 页以下）；《汉书》卷九
四上，第 3756 页。
边境已经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在进行，但直到文帝统治时期才出现了大规模的
由政府主办的市场制度。确切地说，这是和他的理论相一致的，即认为匈奴
可以用汉代中国占优势的物质文化加以控制。与此同时，警告匈奴不要落入
圈套的也不乏其人。②而且，班固所说“逮至文帝，与通关市”，可以支持这
件奏疏所说的可靠性。③很清楚，边境市场制度是匈奴强加于汉朝的。由贾谊
的卒年前 １６９ 年可以判断，建立官方边境贸易的协议必然是在文帝与老上之
间达成的。如同贾谊奏疏清楚表明的那样，边境贸易满足普通匈奴人的需要，
他们大概从大量给予单于和其他匈奴贵族的皇帝礼物中是得不到多少好处
的。
当匈奴从婚姻协定的条款中得益很多的时候，对于汉代中国来说，除了
单于方面并不可靠的不侵略诺言之外，实际上并不能证明为此付出高昂费用
是合理的。中国方面的记载表明，差不多在双方关系由两个皇室之间的异族
通婚结合在一起的早期，单于就不认真履行和平协议。前 １６６ 年，老上单于
亲自率领 １４ 万名骑兵侵入安定（现代甘肃），深入到雍，后来那里成为汉朝
皇帝的避暑地。前 １５８ 年，他的继承人军臣（公元前 １６０—前 １２６ 年在位）
派遣 ３ 万骑兵袭击上郡（现代内蒙古和山西北部），另一支 ３ 万名骑兵袭击
云中（也在内蒙古）。①
和匈奴之间的战争
因此，在中国人看来，由刘敬完成的关系模式是昂贵而且无效的。如同
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文帝时期这种关系得到最充分的发展；但是也正是
文帝最急于废除它，而放弃这种制度要承担与匈奴进行战争的危险。在他统
治的中期，皇帝为一场可能的武装对抗作了每一种准备。他和帝国的卫军一
起，穿上军装，在上林苑骑马射击，研究军事技艺。②由于他是一个谨慎和俭
朴的人，他的帝国又勉强地才从内部骚乱中恢复过来，所以他避免对北方游
牧民族采取攻势。中国为了摆脱和亲制度的束缚还必须等待。前 １３４ 年，当
武帝在位时，时机来到了，这时的帝国在政治上、军事上和财政上均已巩固，
更重要的是在朝廷中有一个强有力的、有雄心的和大胆的集团充当领导。
前 １３５ 年，匈奴要求重订协定。此事在一次朝廷会议上提出讨论时，象
往常一样，多数意见是倾向于和平的。因此武帝答应了匈奴的要求。但是皇
帝的决定显而易见是非常勉强的，一年以后（前 １３４ 年），他便推翻了这个
决定，接纳了一位边境商人提出的在马邑城（属雁门郡，现代属山西）设伏
② 《新书》（《四部备要》本）卷四，第五叶。警告匈奴的是一个名叫中行说的中国逃亡者，见《史记》
卷一一○，第 2899 页（余英时：《贸易和扩张》，第 37 页；沃森；《英译〈史记〉》第 2 卷，第 170 页）。
③ 《史记》卷一一○，第 2899 页（沃森：《英译〈史记〉》第 2 卷，第 170 页）；《汉书》卷九四下，第
3841 页。贾谊关于“五饵”以及匈奴的尚武品质将因此遭受削弱的建议，见《汉书》卷四八，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