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秦汉史-第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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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汉朝当局准备将建立地区政府正规机构的直接统治和确认本土统治者的
地位及其权力两者结合在一起。不久以后，越帯そ⒘似鹄矗送饬礁鼋�
小的郡后来并入蜀郡；广汉郡的一部分建成了独立的武都郡。
当汉朝的权威伸向云南时，政府再次将两种管理方式结合起来。除了建
立益州郡（前 １０９ 年）外，滇王的地位和他的名号都得到确认。最幸运的是，
文献记载的史实由一枚皇家印章的发现而得到确证，这枚印章是中国当局及
时刻制的，推测是授予国王的。①在石寨山遗址发现的其他文物包括种类繁多
的物品。其中有饰牌和源自斯基泰或鄂尔多斯样式的武器；具有南方东山文
化崇拜特征的大铜鼓；还有若干正规中国样式的、知名的而且广泛分布在北
方的物品。②后来的记载提到滇时，把它说成是一个具有盐、贵金属和家畜的
特别富裕的地区。③
据报道，前 ８６ 年和前 ８３ 年发生了反对汉朝权威的叛乱。在第一次事变
中据说参加的部落成员多达 ３ 万人；记载告诉我们，前 ８２ 年叛乱结束时，５
万名本地居民被处死或当了俘虏，１０ 万头家畜被中国人拿走。④前 ２８ 年至 ２５
年出现了更多的麻烦，由此而引起的全部问题是，为了保持这些遥远的地区
而耗尽中国的物力，并驱使中国军队进行艰巨的战役是否正确，是不是应该
放弃。结果，汉朝由于被任命为牂柯太守的陈立的强有力的行动而得以重新
在那里行施权力。①在王莽当政时（公元 ９—２３ 年），西南有相当多的骚乱，
有一次战役持续了三年，仅仅由于疾病便遭受了 ７０％的损失。第二次远征也
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就，这一次据说包括 １０ 万人，装备所需在数量上是以前的
两倍。
后汉时期有报告说在南郡和巴郡的土著居民中爆发了骚动和叛乱。牂柯
郡的地方首领们很快便向光武帝提交贡品，显然是从水路把它们送到番禺（广
东）的；桓帝朝（公元 １４６—１６８ 年）采取了有意识的步骤，将各部落融合于
中国的生活方式之中，主要的办法是用中国的礼俗进行教育。②在益州，王莽
统治时期因若干骚动而引人注目，但由于灌溉工程的成果，大片土地可以耕
作。据报道，公元 ４２ 年至 ４５ 年进一步爆发了叛乱，然后是 １７６ 年有叛乱。
在此期间，相当数量的部落在公元 ５１ 年和 ６９ 年投奔中国人，明帝统治时期
（５７—７５ 年）在益州西部建立了有六个属县的永昌郡。③依照协议，居民得
④ 《后汉书》卷八六，第 2845 页。
① 见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北京，1959），第 113 页和图 107 之 3。关于
云南的发现，见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青铜器》（北京，1981）；汪宁生：《云南考古》（昆明，1980）。
② 见埃玛？邦克：《滇文化以及它与东山文化关系的某些特征》，收在《早期中国艺术和它在太平洋海洋
盆地的潜在影响》，埃尔？巴纳德编（台湾， 1974），第 291—328 页；马达兰？冯？杜瓦尔：《滇的青
铜艺术中的装饰观念和风格原则》，同上书，第 329—372 页。
③ 《后汉书》卷八六，第 2846 页。
④ 《汉书》卷七，第 223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2 卷，第 160 页）提供的数字，与《汉书》卷
九五第 3843 页所载有些不同。
① 《汉书》卷九五，第 3845 页。
② 《后汉书》卷八六，第 2840 页以下、第 2845 页。
③ 《后汉书》卷八六，第 2849 页提供了部落成员的准确数字。（）公元 51 年，2770 户，17659 人，（b）
到允许用纺织品和盐来交税；在郡境以外的一些部落则以犀牛、象和宝石作
为他们的贡赋；作为交换他们从汉朝接受封号（９４—１２０ 年）。来自其他地
方的贡品包括地方的乐师和艺人，他们中某些人自称来自东地中海世界。④
公元 １１４ 年，越帯ひ晕鞯牟柯涑稍辈簧儆凇。保叮罚叮玻啊∪讼蚝撼裾僭北�
示归附，但两年以后爆发了反对苛重租税的一次起义，得到永昌、益州和巴
郡的响应。２０ 余县因随之而来的暴力事件遭受损失。它被镇压以后，接着是
一个据说民政管理促进了居民文化水平的时期。①在再远一点的北方，明帝时
期一个有事业心的官员将来自蜀郡疆域之外的多少有点不寻常的贡品献到洛
阳。按照非中国起源的音乐和舞蹈在帝国宫廷表演的传统，他送去若干土著
效忠者所作歌曲的歌词，这些歌词赞扬汉帝国的仁慈的统治和文明。②此后我
们交替地读到叛乱（１０７、１２３、１５６ 和 １５９ 年）或它们被镇压、反对归顺或
呈献稀有珍品（１０８、１６１ 年）的记载。
公元 69 年，51890 户，553711 人。这些数字的清晰性表明，它们得自真实的计算，不可能是一种估计。关
于一户 6 或 10 口的比例，见以上第 3 章《边境和邻邦》。
④ 《后汉书》卷八六，第 2851 页。
① 《后汉书》卷八六，第 2853 页以下。
② 关于中文和另一种语言的歌词，见《后汉书》卷八六，第 2856 页以下。
和东地中海世界的接触
一次据报道在公元 １６６ 年发生的事件有时引起了误解。据《后汉书》说，
③在那一年，大秦王安敦派遣使节从日南以外向汉朝呈献象牙、犀牛角和玳瑁
等礼物，这样便标志着中国与大秦交往的开始。后一个名称可能指地中海地
区的罗马世界的东部；安敦可能与马可？奥勒留？安敦尼皇帝是同一人。《后
汉书》的作者认为应当说明，这个传统的记事可能是错误的，因为在贡品的
清单上缺乏珍品。
该事件决不应该当作东地中海世界一个统治者和一个中国皇帝之间正式
外交关系开始的证据。若干世纪以来旅行家已经由陆道来往于两个世界之
间，关于公元 １６６ 年的报道可能是罗马商人寻求海上通往东方之路的最早的
有记载的事件。紧接着张骞时代之后，中国的使者已被派往西方勘探，他们
报告中的一个结果是，中国人第一次听到了关于安息波斯以及更远的西边的
某些地方的情况。①但到此时为止在罗马世界商人和中国人之间没有直接的接
触被记录下来；据《后汉书》说，这是由于波斯人故意阻挠接触的发生。而
且，据说波斯人阻止甘英前往大秦的旅行，他是于公元 ９７ 年被派前往该处
的。②但不论用何种方式进行贸易，贸易留下了物证，其形式是遗弃在中亚或
者东地中海地区目的地的中国丝绸。此外，有已到达东方的罗马实物，如装
饰物和贵金属的迹象。③
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丝在帝国初期是罗马的一种奢侈的服饰。它常常提
醒人们，为这些进口物的支出对罗马经济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害。④同样有理由
表明，有些汉朝政治家了解输出剩余的丝绸到中国同盟者或远方买主那里的
潜在价值。⑤这些主张的含义已由一个主要根据西方资料进行工作的学者修
正，他根据西方的而不是东方的观点进行探讨。曼弗雷德？拉施克博士认为，
⑥丝绸从中国运送到中亚诸国，是亚细亚诸同盟者的主动行动，而不是出于中
国促进出口贸易的愿望。拥有丝绸是高级地位的一种标志，它使较强大的首
领们有别于较弱小的首领们，并增加了较强大首领们的威望。他提出，丝绸
被带到西方，可能比中国资料所证明的时间要早得多，甚至可能在公元前 ６
世纪便到达了多瑙河河岸。
③ 《后汉书》卷七，第 318 页；《后汉书》卷八八，第 2919—2920 页（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 1 卷，
第 197 页）。关于和罗马世界的接触的全部问题见余英时：《贸易和扩张》，第 153 页以下；何四维：《汉
代丝绸贸易考》，载《戴密微汉学纪念文集》（巴黎， 1974 年），第 2 卷，第 117—136 页。
① 《汉书》卷九六上，第 3890 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 117 页）；《汉书》卷六一，第 2689 页
（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 211 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 41 页以下。
② 《后汉书》卷八八，第 2918 页（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 1 卷，第 196 页）；又见《后汉书》卷八
八，第 2910 页、2920 页。
③ 关于丝绸发现物的梗概，见拉施克：《罗马与东方贸易新探》，第 625，713 页以下，注 219、220。关
于罗马珍寄品的情况，见布尔诺埃：《丝绸之路》，张伯伦英译（伦敦， 1966 年），第 71 页；李约瑟：
《中国科技史》，第 1 卷，第 179 页。
④ 见余英时：《贸易与扩张》，第 159 页；鲁惟一：《香料与丝绸：公元头 7 个世纪世界贸易概观》，《皇
家亚洲学会会刊》，1971。2，第 173 页。
⑤ 关于《盐铁论》中的陈述，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 97 页。
⑥ 拉施克：《罗马与东方贸易新探》。
拉施克还指出，匈奴帝国的力量不应低估。匈奴熟习铁器，这是帕米尔
以西制造的；他们从事一些农业，使用中国工匠，这些人是俘虏来的或是投
奔他们而来的。匈奴得到相当大的力量支持，并有比通常所赞扬的更为强大
的组织，有可能迫使汉初的皇帝依从他们的愿望和要求，缔结一项保全面子
的中国的所谓“和亲”的协定。没有确切的证据足以表明，中国在这一阶段
从输出丝绸中获得财富，而且在中国明显地没有大量发现罗马货币或制成品
的情况。拉施克认为，这不能假定丝绸贸易是由像波斯人这样的中间人控制
的，也没有足够的理由可以相信中国丝绸的进口耗尽了罗马的财富。
第 ７ 章 政府的机构与活动
文官职务
秦汉时期帝国政府推行的制度以责任分工、部分官署的职能重复交叉和
文官的等级结构为特征。帝国希望利用这些手段避免把权力过分集中在任何
特殊人物之手，并吸引相当数量的候选人充实政府机构。①
有几道诏令体现出寻找众多适当人选的需要。从理论上讲，仕途对所有
的人都开放，但事实上对商人和巫师有限制，有时还限定商人入仕所必需的
财产额。另外，作为一种惩罚或作为防止发展政治小集团的手段，有时可以
禁止某些人当官。②长期以来，各王国的居民不得在中央政府任职，以防止他
们利用这个机会在京城开展对朝廷不忠或分裂的活动。
仕途可以使一个人从吏员的卑贱身份变成某官署的高官，从而成为制订
国家政策和作出重大决定的政治家，因此，这同一个人在仕途中可能被要求
贯彻上级的指令，提出政策以供考虑，和充当司法官。官署的正式候选人并
不需掌握专门技能，但是元帝时期（公元前 ４９—前 ３３ 年）有所例外，他要
求候选人精通阴阳祸福的学说；精于数学或善于经营的人青云直上的事例也
不是没有的。①
吸收文职官吏主要是通过地方官员或朝廷高官的推荐。他们被要求物色
有适当的品质、即才德兼备的人；有时他们奉命寻找能批评国事的人。如果
一个官员举送的人证明不是合格的人选，这个官员就会受惩罚。自公元 １０２
年起，建立了分配名额的制度，以确保帝国各地按人口比例定期输送人材。
但当时至少有一位作家（王符，约公元 ９０—１６５ 年）抱怨举荐制事实上更多
地依靠循私而不是功绩。另外，皇帝也会直接召见候补的官员。如果某人在
地方上赢得了声誉，皇帝或高级官员就会命令他亲自到首都，等待任命。有
的时候，高级官员会直接举荐自己的被保护人或子嗣；也有的时候官职还会
成为可以用钱购买的东西。②
① 中央政府的简述，见王毓铨：《西汉中央政府概述》，《哈佛研究杂志》，12（1949），第 134—187 页。
进一步的研究，包括中央、郡及地方的各级管理及其他制度，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剑桥，1980）。
中国人最近的研究有陶希圣和沈巨尘：《秦汉政治制度》（上海，1936；新版，台北，1967）；曾金声：
《中国秦汉政治制度史》（台北，1969）。地方政府，见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第一部分，
《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台北，1961）。
② 对商人的限制，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 132 页。对巫师及其家庭成员的歧视，见《后汉书》
卷八十三，第 2769 页。财产方面的资格，见《汉书》卷五，第 152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巴尔
的摩，1938—1955〕第 1 卷，第 329 页）；曾金声：《中国秦汉政治制度史》，第 291 页。关于禁止某些
人当官的情况，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莱顿， 1955），第 135 页。
① 《汉书》卷九，第 284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2 卷，第 312 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
和货币》（普林斯顿，1950），第 272 页。关于征召军事专门人材，见《汉书》卷十，第 326 页（德效骞：
《〈汉书〉译注》第 2 卷，第 411 页）；《汉书》卷四十五，第 2185—2186 页。
② 见《潜夫论》2（7），第 62 页以下。对征募最方便和集中的论述见于《西汉会要》卷四四、四五和《东
汉会要》卷二六。这几卷有《汉书》、《后汉书》的引文。也可见陶希圣和沈巨尘：《秦汉政治制度》，
第 193 页。曾金生：《中国秦汉政治制度史》，第 289 页。雷夫？德克雷斯皮尼：《后汉帝国官僚机器的
对送到都城的候选人有时要进行考试，这些人被要求回答人们感兴趣的
问题。有的回答可以见于《汉书》。①成帝时期（公元前 ３３—前 ７ 年），候
选人被划分为三个等级并得到相应职位，但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武帝时期
（公元前 １４１—８７ 年）开始建立的太学可能对知识和教育有极大的推动。在
太学里，可以补充一批通晓国家活动或者精于行政先例的人士。从公元前 １２４
年起，学生们就由太学的博士进行教育。最初有几十名学生，但数量增长极
快，到成帝时期据说有三千人。
太学在后汉时期很繁荣，它允许外族（匈奴）与汉人一样入学。太学的
目标是培养官员，它成为助长中国的传统公共生活方式的工具，这方面的内
容包括：尊重历史上的成就；把学术与成功地当官紧密结合起来；宣称帝国
政府依靠儒家的原则而不是申不害和商鞅的主张。②
地方推荐的或经过太学训练的候选人多半留在首都的宫内充当廷臣或侍
从。在这种职位上，他们被承认能够当顾问并参预政府事务，适当时候就能
得到官职。他们的前程由于晋升、调动或降职而大有希望或毁掉：有时他们
会照常规升迁，有时则可以破格。对官员的才能和表现每年度要上报；尽管
这些报告不过是某人具备必要资格的形式上的证明，但是上级官员关于其助
手的报告，再加上其助手当官的资历，是决定此人仕宦生涯的最重要因素。
任命官职的形式多种多样，从临时或共同任职直到正式的任命。在最高一级，
人们在取得长期的任命以前只能得到任期一年的临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