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秦汉史-第8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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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形状不像后来唐代的城市那么齐整，仅东面是直的，那时城市规划的思
想还不普及，对形状不整齐的解释是，事实上是先筑的宫殿和街道，后筑周
围的城墙。②城内的准确户数不得而知，但据估计，至少有 ８ 万户，最多达
① 有一些人口数字是根据户数计算出来的，《汉书》中没有。见宇都宫清吉：《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
第 112 页以下。
② 毕汉斯：《东汉的洛阳城》，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48（1976），第 19—20 页。
③ 见上面第 3 章《京都》。
① 见《汉书》卷一下，第 64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1 卷，第 118 页）；《汉书》卷二，第 88—90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1 卷，第 179—183 页）。
② 这些数字和论断，大部分来自王仲殊在 1957—1958 年的研究。对长安城规划的最近研究，见古贺登：《汉
代长安城的建设计划：以与阡陌、县乡制度的关系为中心》，载《东洋史研究》，31：2（1972），第 28—60
页，《汉长安城和阡陌、县乡、亨里制度》（东京，1980）；斯蒂芬？霍塔林：《汉长安的城墙》，载《通
报》，64：1 — 3（1978），第 1—46 页。后者是对王仲殊的论断的批评和改正，说明那时世界上最大的有
１６ 万户。
长安城内分为 １６０ 个居民区——里，每个里有它自己的墙和门。每个里
由一个低级官吏——里正管理，社会秩序可能是由里内一批有影响的人物—
—父老来维持。除了各个独立的皇宫和行政区，还有一个由政府管理的市场
区，即所谓九市。九市之中最重要的是东市和西市，以前认为这两个市场在
长安城内，而其他七个在城外，但近来的研究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这两个
主要市场包括了其他七个市场。③这种城市内的一切贸易都在官方指定的市场
内进行的制度，一直延续到唐末。
典型的市场是一块方形地，每一边大约 ３６７ 米，分成若干条长巷，商店
沿巷林立。商人被组织在同一个地点进行同一种货物的交易；到唐代为止，
这种情况形成了商业的联合体——行，但不清楚汉代的市场是否如此。每个
市场有一个两层楼的建筑，顶上设有一旗一鼓，这是管理市场的官方机构。
前汉时期长安市场的监督制度我们知道得很少，只知道官员包括一名市长和
一名副手；但后汉时期管理洛阳市场①的市长的工作人员由 ３６ 名不同名称的
官员组成，他们的职务是维持秩序和征收商业税。他们还根据每月的物价调
查制定每种货物的标准价格和批准买卖双方的契约。
政府生产的多余货物如昆明池的鱼，也由这些官员出售，并且必须在武
帝的平准制度下出售，②因此引起与民争利的责难。这些官员的最重要职责是
征收商业税，税收进入少府而不入国库，用于朝廷的支出。长安征收的商业
税总额不得而知，但前汉时期临淄的商业税年达黄金千斤或铜钱百万。③
汉代的所有市场只能在政府的控制下营业，这种控制大大缩小了城市的
经济作用。政府的控制也延伸到商人身上，这一时期的商人可分为两大类型，
一是在城市市场商店里的坐贾，一是流动于城市之间和到外国的行商。前者
只拥有少量的资本，而且必须向官方登记和交纳商业税；后者一般更富有，
不一定都登记为商人。这些大规模的经营者靠投机和囤积发了大财，并常与
势族和官员合作。《史记》和《汉书》的《货殖传》中的大多数人物就属于
这一类型。④
那些登记作商人的，他们的社会地位很低，并经常受到各种处罚。例如，
在公元前 ９７ 年武帝时期，在征集从军远征的所谓“七科谪”的人时，最后四
类人是：登记的商人、过去曾登记为商人的人、父母曾登记为商人的人和祖
父母曾登记为商人的人。①这种对商人地位的限制自战国时代以来就存在，其
理由已如上述。在汉初的高祖时期（公元前 ２０６—前 １９５ 年），发布过一道
禁止商人穿丝绸衣服和骑马的法令；他们必须交纳重税，他们的子孙不许作
墙城市长安，是按方格的体系布局的，每一格 500 步（690 米）。城区估计为 33。5 平方公里（8200 英亩），
长安是由 160 个里和 4 个大小不同的宫殿禁区组成的。见上面第 2 章，地图 4。
③ 见王仲殊：《中国古代都城制概况》，收于西嵨定生编：《奈良、平安的都城和长安》（东京，1983）。
① 关于洛阳的城市，见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 58—59 页。
② 详见下文。
③ 见《汉书》卷三八，第 2000 页。这些可疑的完整数字是用以作为专门抗辩的一部分，所以只能看作是一
种浮夸的说明，而不表示精确的价值。应该记住的是，对关于临淄居民有 10 万户之说（《史记》卷六十，
第 2115 页）也应持保留态度。
④ 见《史记》卷一二九；《汉书》卷九一。英译文见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 405—464 页。
① 见张晏（公元 3 或 4 世纪）注，《汉书》卷六，第 205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2 卷，第 108 页）。
官。虽然这个特别的法令后来似乎有所修改，其严厉程度有所缓和，但对商
人阶级的压迫仍继续进行。武帝时期（公元前 １４１—前 ８７ 年），对所有的商
人，不论是否登记，一律课以重税。此外，不许登记的商人和他们的家属占
有土地，如果违犯了这个规定，就给以没收土地和奴隶的惩罚。上面已说过
的哀帝时期（公元前 ７—１ 年）颁布的限制土地占有的法令中，这些禁止商人
作官的规定又被重复提到。
自相矛盾的是，商人的势力越来越大，即使他们一如既往受到越来越大
的压迫。如晁错向文帝（公元前 １８０—前 １５７ 年在位）提出：“今法律贱商
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②这清楚地表明，政府的反商
政策没有收到效果，实际上反而使本来打算防止的局势更加恶化。这可以从
晁错报告中的其它段落非常明显地看出：③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共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
秋获冬藏，代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
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
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价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
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
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千百之得。因
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
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这个控诉，揭露了前汉初期农民生活和商人生活之间的显著差别，并说
明沉重的赋税只能使农民穷而商人富。以这种方式利用政府剥削农民的商
人，常常把他们经商所得的利益投于土地而成为大地主。这就是司马迁所指
出的“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情况，①于是很多有势力的大地主家庭也同时
经商。
以压榨被重税所困的农民而获得财富这只是积累财产的头一步，一旦有
了基本的资金，就用多种手段来成倍地增值。在《史记？货殖传》里，司马
迁对在一代人的时间中能富比王侯的人的存在感到惊异，并在一定程度上对
他们致富的方法表示钦佩。这些行业常是采铁、贩奴、投机、欺诈或高利贷
等，但司马迁还举出一大批各种各样的货物，一个人经营这些货物，每年可
获利 ２０ 万钱，相当于一个千户侯的岁入。
这些货物包括：酒、腌菜和酱、皮革、羊和猪、谷物、船材、竹竿、轻
便的两轮车、沉重的牛车、漆器、青铜器皿、木铁容器、染料、马牛羊猪、
奴隶、腱和角、朱砂、丝织品、粗细布匹、生漆、麴糵、豆制品、干鱼、鲍
鱼、枣、栗、貉和狐皮衣服、毡、蓆、果、菜等。②以下货物来自全中国各地：
竹、木、谷物、宝石来自山西（崤山之西）；鱼、盐、漆、丝来自山东（崤
② 《汉书》卷二四上，第 1133 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 166 页）。
③ 《汉书》卷二四上，第 1132 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 162 页以下）。关于这一段文学
的校勘，见加藤繁：《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译注》（东京，1942），第 143 页。
① 《史记》卷一二九，第 3281 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 462 页）。
② 《史记》卷一二九，第 3274 页；《汉书》卷九一，第 3686 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
431 页以下）。这一段文字说明每一种货物达到 20 万钱标准收入所需的交易或生产数量。
山之东）；樟脑、梓、姜、桂皮、黄金、锡、铅、朱砂、犀角、龟壳、珍珠、
象牙、皮革来自江南（长江以南）；马牛羊、毛毯、皮毛来自北方。铜铁来
自全国各地的矿山。
这些商人的贸易活动，超过了汉帝国的国境，武帝时（约公元前 １３０ 年）
张骞出使西方月氏，贸易活动更受到很大的推动。张骞的出使开辟了通往中
亚的新途径。黄金和丝织品为主要商品从中国输出，而酒、香料、马、羊毛
织品从西方各国输入。沿着中亚的贸易路线引进的新的植物包括葡萄、石榴、
芝麻、蚕豆、苜蓿等。虽然这条新路在两汉交替之际暂时中断，但后汉时在
公元 ９４ 年后因班超将军再度在中亚建立中国的形象而复通。公元 ９７ 年，班
超的下属甘英受命出使大秦（罗马，更具体地说，是东罗马），但并没有越
过安息（波斯），他被可能充当丝织品贸易中间商的波斯商人留住。那时，
罗马非常需要丝织品，据说，其价值确实重如黄金；因而罗马人称中国人为
赛里斯（Ｓｅｒｅｓ，造丝的人），通往中国的路称为丝路。①
公元前 １１１ 年，武帝征服南粤以后，南海的贸易逐渐扩展到东南亚诸国
和印度洋，这些国家以珠、玉、天青石、玻璃等物换取中国的黄金和丝织品。
一件佚事说明了沿着南海路线的商业发展，那就是公元 １６６ 年一个有为的商
人到达中国海岸，声称是大秦皇帝安敦（即马库斯？奥里流斯？安敦尼努斯）
的使者，他献给桓帝象牙、犀角、龟壳等物。
当丝绸出口贸易还在汉政府的主管之下时，中国内部的商业活动继续受
到政府的某种程度的压制，典型的事例就是实施武帝的平准制度。这基本上
是限制商人的活动并把他们的利润输归国库的企图，但只取得部分的成功，
并引起了更多的反对，情况见于《盐铁论》。①反对商人的一些政策，继续被
王莽执行；但不仅无效，反而证明是招致他灭亡的原因之一。后汉时由于货
币流通的减少，商人似乎变得相对地失势。但仲长统（约公元 １８０—２２０ 年）
在他的《昌言》里明确指出，商人依然顽强地在全国各地追求利润，而势族
也照旧以高利贷和其它手段压榨已经穷困的农民。②
制造业
如上所述，春秋时期某些制造业如制造奢侈品或武器，已不再是某些氏
族的特权，而逐渐在各个国家直接主持下进行制造。一般的形式是，工匠在
一个师傅的指导下制造为诸侯和贵族使用的物品，工匠的衣食所需由他们供
给。工匠的职业是世袭的，社会地位低于农民，而农民则不能加入这个行业。
在战国时期，这个制度又被改组，使手工业的师傅隶属于中央或地方的
政府机构；世传的手工业工匠则由奴隶、罪犯和服劳役的一般平民补充。像
这种非商业性的生产，带有限制农业和手工业之间任何分工发展的倾向，特
① 关于丝绸贸易的实际意义，有一系列的看法。见余英时：《汉代的贸易和扩张：中夷经济关系结构研究》
（伯克利，1967）；鲁惟一：《香料和丝绸：公元头 7 个世纪的世界贸易概观》，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
1971。2，第 166—179 页；何四维：《汉代丝绸贸易考》，收于《戴密微纪念文集》（巴黎，1974）第 2 卷，
第 117—136 页；曼弗雷德？拉斯克：《罗马与东方贸易的新研究》，收于《罗马帝国的兴衰，罗马历史与
文化之镜的新研究》Ⅱ， 9（柏林、纽约， 1978），第 2 部分，第 604—1361 页；上面第 6 章。
① 见《盐铁论》卷一（第一篇），第 4 页；盖尔：《盐铁论》（1931），第 9—11 页。
② 见《后汉书》卷四九，第 1646 页以下。
别是专业手工工匠，被认为社会地位低下；农民则被鼓励生产自用的物品而
不去购买它们。虽然如此，在整个春秋战国时代，开始出现了完全脱离农业
的专业制造业者，而且随着商业活动的增加而人数越来越多。据一个农户家
庭的收支账（魏国李悝的估计）说，一年用于衣服的费用需 １５００ 钱，这表明
衣服可能是买的而不是家里做的。①值得提醒人们的是，早期的墨家门徒就是
一批工匠。②
战国时代，最重要的制造业是盐铁，盐是日常必需品，其生产地很有限，
需要有大的企业进行生产，和进行有成效的分配。由于农业工具有广大的市
场，使冶铁业也得到了扩展的条件。
汉代的制造业和前代一样，也分为国家控制和私营两个范畴。前者在首
都和地方进行。在首都，它们大部分由负责皇室财政的少府控制。它的不同
部门分工制造不同的器物。如众所周知的尚方（艺术和工艺部门）即制造武
器、青铜器皿、镜子等，现在还有这些遗物。在诸侯王国也设有与尚方性质
相同的工场。另一个部门是考工室，制造和尚方制造的器物相似的食器、兵
器和甲胄等。但没有尚方制造的讲究。东园匠制造皇帝陵墓用的葬具，织室
制造宫廷用的丝织品和衣服。原来有东西两个织室，公元前 ２８ 年废了东织
室，因此剩下的一个就简称为织室。
其他与制造业有关的中央机构中包括大司农，它在实行代田法时期负责
制造农具。它有一个分支机构，负责实行武帝的均输制、平准法和染色工艺。
将作大匠负责修建宫殿和皇帝陵墓事务，设于公元前 １１５ 年的水衡都尉，管
理有名的上林苑。两年后，国家禁止地方上铸钱，铸钱就完全由所谓上林三
官执行；这表明，在前汉时期，水衡都尉所属的一些机构执行国家的铸币工
作。③
郡县设有多种的官办制造业机构。在 １０ 个郡县里设有称之为工官的工
场。这些工官一般地为地方的武库制造兵器，但在广汉郡和成都则不然，而
是制造金、银、漆器。有些漆器现在还存在，上面刻有产地地名。在山东的
临淄和陈留郡的襄邑两地，设有为宫廷制造华丽的丝织品和锦缎的官署——
服官。临淄的三服官，每个拥有几千名工人。桂阳郡的“金官”铸造黄金，
丹阳郡的铜官负责开矿和铸铜（除去铸钱之外）。铜官数量相对地少，这表
明那时铁器的使用增多，而对铜器的需要日少。庐江郡（安徽）有一个船厂
——楼船官建造战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