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秦汉史-第8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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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铸造铁钱。①天下重新统一后不久，秩序恢复，后汉政府于公元 ４０ 年决定
再度使用前汉时期的 ５ 铢钱。首先提出这个建议的是光武帝的一个将军马
援，但因大臣们的反对而被拖延。对铸币的社会效果显然仍存在着不安和感
到无把握。但马援的建议被证明是对的，于是继续铸造五铢钱直到后汉末。
这次铸钱完全由大司农掌握，而不是由经管皇室财政的机构负责。汉代常提
到黄金，但除去王莽之外从来没有用它作过通行的货币。可是常用它作计值
① 汉代铸钱的数额，见《汉书》卷二四下，第 1177 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 324 页）。
唐代铸钱事，见《通典》卷九，第 53 页下；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2 版（剑桥，1970），第 78
页。宋代铸钱事，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1958），第 300 页。
② 王莽的币制改革，见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3 卷，第 482 页以下、506 页以下。
③ “布”从文字上讲是“布钱”，但实际上是指一种铲形的钱（也称布），秦以前中国的一些地方曾使用过
这种钱。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王毓铨：《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北京，1957）。
① 见《后汉书》卷十三，第 537 页。
的单位。黄金的基本单位是一斤（１６ 两或 ３８４ 铢，２４５ 克），价值铜钱一万。
常用这些单位来计算珍贵的财产；例如前汉时期的富裕之家据说是有 １０ 斤金
或 １０ 万钱。虽然黄金被作为礼物由皇帝赐给他的宠臣和大臣，但它是被用作
宝物和保值的手段，而不是用于经济交易。②后汉以银代替黄金进行高价的交
易，而且政府似乎铸造了标准银锭。
汉代的物价常用货币来表现，因此为了征税，货币是土地、房屋、车马
等的价值。这样，就存在一个价格结构以决定各种不同货物的相对价值。这
可从《史记？货殖列传》所举出的一系列货物清楚地看出，它表明为了取得
一定的利益所必须卖出的每一种货物的数量。①进一步说明相对价值的材料，
可以在多半为征税而制定的一些财产估值的断简残篇中看到。②
价格结构不仅因时因地而不同，而且依据战争和丰歉引起的供需的波动
而变化。特别是日常的必需品，如粮食。在秦亡以后的动乱时期，一石（２０
公升）粮食的价格高达 １００ 万钱，而在文帝（公元前 １８０—前 １５７ 年）的和
平时期则低到 １０ 钱左右，在宣帝（公元前 ７４—前 ４９ 年）的丰收时期低到五
钱。紧接的元帝时期（公元前 ４９—前 ３３ 年）发生了灾荒，粮价又上升到 ５００
钱。在中央和外地的各郡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价，一个奴隶的价格在 １．２
万钱和 ２ 万钱之间，这取决于年龄、性别、技术熟练程度等的不同，但在哀
帝时期（公元前 ７—前 １ 年），限制土地和奴隶数量的法令颁布后，奴隶的
价格暴跌。因此很难指明汉代货物的正常价格。但从上面提到的《史记》所
举一系列货物看来，可以推测出前汉初期的 １ 石粮食的平均价格是 １２０ 钱左
右。前汉后半期看来是接近 １００ 钱，而且在后汉初年还保持着同样的价格。③
② 关于黄金有一系列的复杂问题，如资源的供应，分布范围和地中海世界可能的影响等。见塔恩：《大夏
和印度的希腊人》，2 版（剑桥，1951），第 104 页以下；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3 卷，第 510 页以下；
何四维：《中国在中亚》（莱顿，1979），第 134 页注 333、第 218 页注 814；拉施克：《罗马与东方贸易
的新探》。第 624—625、725 页（注 305）。
① 《史记》卷一二九，第 3274 页；《汉书》卷九一，第 3687 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
434 页以下）。
② 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 1 卷，第 71—72 页。
③ 佐藤武敏：《前汉的谷价》，载《人文研究》，18：3（1967），第 22—38 页；布目潮沨：《半钱半谷
论》，载《立命馆文学》，148（1967），第 633—653 页。
财政管理
政府和皇室的财政
如果不涉及国家权威的种种作用，就不可能叙述汉代的社会和经济发
展，因为它通过实施各种各样的财政政策对农业、商业和制造业施加了巨大
的影响。虽然根据君权至上的集权专制主义，所有的岁入在理论上都应属于
皇帝个人，但事实上汉代在财政管理上有一个严格的区分，形成政府的或公
有的财政和皇帝宫廷私有的财政两个范畴。前汉时期，这两个财政系统分别
由两个具有独立的收入和支出的部门掌管，这就是大司农和少府。①
政府财政的主管机关是大司农。②它的岁入主要来源是向人民征收的各种
赋税，公元前 １１９ 年之后，加上盐铁专卖和均输、平准所得的利润。武帝时
期还有来自国有土地和卖爵的收入。它的主要支出是首都官员的俸禄、公共
工程（如建造陵墓、治水和灌溉工程）和军事费用（供应军需、大规模远征
的消耗、给军队的奖赏）。除去这些主要项目之外，也提供国家节日和礼仪
的花费。
少府收入的头一个来源是对有市籍商人的课税和对自然界（山、林、河、
海、湖泽）的各种产物的税收（所有的自然资源都被认为是属于皇帝的）。
这实际上意味着对鱼类、木材和广大的国家公园所有产物的课税。一个例外
是，当时专卖盐铁这两个最有利的自然产物的收入归属于大司农。这是武帝
大力增进国家财政所作的一个特殊姿态的结果。在开始专卖以前，盐铁的税
收一定归于少府。这个财源的损失，在几年后的公元前 １１３ 年，因少府的一
个新的协作机构水衡都尉专管铸钱（如上面所述）而得到了弥补。
少府收入的另一个来源是口赋，即对所有 ３ 至 １４ 岁（后改为 ７ 至 １４ 岁）
的儿童的人头税。起初是 ２０ 钱；后改为 ２３ 钱，其中 ２０ 钱归少府，３ 钱供军
费。至于这笔钱为什么不归大司农，其理由不得而知。口赋在皇帝宫廷的岁
入中是一个很大的项目，这从下面的估计可以得知。
公元 ２ 年全国的人口统计是 ５９５９４９７８ 人，假定 １／５ 的人口是 ７ 至 １４ 岁
的儿童，每人交纳口赋 ２０ 钱，那么总额就是 ３．８ 亿钱。①少府还有归它分管
的国有土地的收入。确切的数字虽不得知，但从以下的事实可推出其大略，
武帝时期河东郡新灌溉的 ５０００ 顷（５７０００ 英亩）土地，预计岁收可超过 ４０００
万公升谷物作为国家收入，这些土地归少府掌管。虽然水利设计从来没有完
全实现，但岁入一定相当可观。②
此外，诸侯王每年奉献的黄金——酎金——也都归少府。奉献者要在阴
历八月举行的节日把黄金献上，在此期间，又用八月酿造的酒供奉皇帝的宗
庙。名义上用来资助祭祀的黄金数量的征收，是按照王侯的封地人口的比例，
① 对这两个机构职权界限的全面研究，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 1 卷，第 35—156 页。
② 这个官职起初沿用秦制称治粟内史，公元前 143 年改称大农令，公元前 104 年又改称大司农。
① 这个计算是根据《汉书》卷二八下，第 1640 页所载的登记人口数字。如根据全国每个行政单位的人口计
算，则总数为 57671400 人。见毕汉斯：《公元 2 至 742 年时期的中国人口统计》，第 158 页。此外，还应
考虑从武帝时期到公元 2 年之间的人口的增长；据一位学者的估计是每年 1％（见许焯云：《汉代农业》，
第 15 页以下）。如果这个估计可接受的话，那就意味着武帝时期的登记的人口数字约 300 万。
② 《汉书》卷二九，第 1680 页。
计每 １０００ 人四两（６０ 克），另外还要检验黄金的成色。如果不够标准，奉
献者就要失去他们的全部或部分封地。武帝统治时的公元前 １１２ 年，有 １０６
个诸侯因酎金的成色低劣被夺爵而沦为平民。我们仅能对在这些情况下奉献
的黄金作一个近似的估价。按照公元 ２ 年的人口调查，诸王封地的人口总数
超过 ６３８ 万，这一年他们必须交纳 ３８０ 公斤黄金，大约相当于 １６００ 万钱。再
把诸侯的奉献包括在内，其总额一定大得多。③
虽然少府的岁入很大，但它的支出也是巨大的，它担负朝廷的全部花销。
其中包括食物、衣服、家具、器皿、医药、乐舞伎和后宫（少府对每一个后
宫都有专门机构负责）的费用，还不算近侍们的生活费用和其他奢侈品。像
衣服、器皿、车辆等的绝大部分是由少府所属的国家机构制造。其花费之大
是惊人的，以至当国家紧迫的时候一些公忠体国的大臣屡次要求削减花费，
元帝时期（公元前 ４９—前 ３３ 年）的贡禹就是如此。
少府还要支付皇帝对诸侯王、高官、幸臣、功臣等的定期和特殊的赏赐。
这些赏赐或是黄金，或是铜钱，或是二者都有，一次赏赐常是黄金百斤（２５
公斤）和铜钱百万。例如宣帝（公元前 ７４—前 ４９ 年）初期，霍光受到 １．７
万户的封地、７０００ 斤黄金（１０５０ 公斤）、６０００ 万钱、３００００ 匹绢、１７４ 名奴
隶、２０００ 匹马和一所住宅的巨大赏赐。①不仅如此，在国家紧迫时候，少府
有时还要资助大司农。在这些之外，还要支付它自己机构的铸币、薪俸、办
公等费用，以及拥有大量奴隶的水衡都尉的费用（据贡禹说，官奴隶的总数
超过 １０ 万，每年消耗五至六亿钱）。②
从以上所说可以清楚地看出，汉帝国的财政规模是庞大的，据桓谭（公
元前 ４３—公元 ２８ 年）的《新论》说，前汉政府每年取自人民的税收是 ４０ 多
亿钱，一半用于官员的俸禄，另一半储备起来以应急需。少府的岁入总数是
１３ 亿钱。③《汉书》记载元帝时期（公元前 ４９—前 ３３ 年）的财政储备如下：
大司农经管 ４０ 亿，水衡都尉经管 ２５ 亿，少府经管 １８ 亿。④所有这些巨大的
数字都必须由政府有关部门详细记帐。
构成岁入和支出的项目包括谷物、丝麻、黄金和最重要的常用来表示总
价值的钱。虽然这一时期官吏的俸禄一般是以谷物为单位来计算，但以钱交
纳的税占全部税收的很大比例，于是在政府财政部门的操持下每年有几十亿
货币流通。因而纳税者必须卖掉他们的产品去换取铜钱，这就给商人提供了
牟利的大好机会。
可能是这样：在秦代，平民向少府缴税时，宫廷所占用的比例大于政府
所占用的，但在整个前汉时代，政府的财政逐渐而稳步地扩大，终于和宫廷
财政的比例相当。后汉初期，光武帝（公元 ２５—５７ 年在位）进行了大的改革，
把少府的全部岁入转给大司农掌管；公元 ４０ 年以后，水衡都尉的官署被撤
销，铸钱也成了大司农的特权。少府这时变成了只是办理宫廷杂务的一个行
政机构，并且日益为宦官所把持。除去盐铁的机构这个小的例外（这时归郡
③ 关于这件事，见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2 卷，第 126 页以下和上面第 2 章《侯与爵》。
① 《汉书》卷六八，第 2947 页。
② 《汉书》卷七二，第 3076 页（韦慕庭：《西汉奴隶制》，第 174 页以下、397 页以下）。
③ 桓谭著作的残篇现保存于《太平御览》，见蒂莫特思？波科拉：《和桓谭的其他作品》（安阿伯，
1975），第 49 页和 59 页注 21。原文的 83 亿被认为是 13 亿之误，这里采用这个校正数。
④ 见《汉书》卷八六，第 3494 页。
县主管），大司农这时成了当时唯一的国家中央财政机构。
后汉时期，货币仍继续在经济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据《后汉书》所开
列的公元 ５０ 年的官吏俸禄，他们所收的一半是货币一半是谷物。①但是，货
币经济开始逐渐衰微。虽然纳税大部分还是付货币，但国家所得的硬通货（铜
钱）却越来越少，这是由于纳税的农民在减少，越来越多的小农处于地方上
有权势的地主的控制之下。最后，为了尽力弥补这个损失，在桓帝（公元 １４６
—１６８ 年）和灵帝（公元 １６８—１８９ 年）时期，政府对所有的土地每亩（０．０４６
公顷，０．１１３ 英亩）加征 １０ 个钱，并卖官鬻爵。灵帝把用这种方法得来的钱
存贮在西园的所谓“万金堂”；这种行为完全不顾这样的事实：独立的宫廷
财政已成为一个长久的过去事情，不能以专制君主的独断行动来恢复。
税制
汉代的税一般说来有两种，即租和赋，两者的区别开始于春秋时期。租
原是人民献给统治者的贡品，作为在他的宗祠进行礼仪和节日活动的礼物。
它也叫作税，意思是人民把他们生产品的一部分分给统治者。赋起初是一种
服兵役的义务，后来变成交纳某些物品。因而习惯地把租用作皇帝个人和朝
廷的费用，而赋用作军事费用，这就是为什么汉代把很多交纳少府的税叫作
租，而把交纳大司农的税常叫作赋的原因。但是，汉代的土地税（即由租）
形成国家岁入的一部分，而对未成年人的人头税（即口赋）归于少府；旧的
区分已不再严格保持。
然而，的确还有一些租形成朝廷岁入的一部分。这就是对登记商人的租
（市租）和对出海捕鱼收益的租（海租），这些都是取之于自然物产和工商
业的利润。赋包括对成年人的人头税（算赋）、算赋中的财产税（算訾）和
本来是代替劳役的更赋。除去口赋之外，这些赋形成国家岁入的一部分。另
外，还有劳役和兵役。可以把这些税分为所得税（如田租和商业税）、人头
税（算赋、口赋、更赋和劳役）和财产税（如算訾等，这些将在下面讨论）。
上面已经谈到汉行政的目的是通过征税和劳役来控制个体农民（而不是控制
家庭单位）。可以从普遍实行各种人头税和劳役的措施中非常清楚地看出这
个目的。为此而制作户的簿册，簿册的根据是每年进行人口调查，把一个县
的每一个居民都要列入。汉代的这些人口调查，相对地说被认为比后代的准
确，因为后代的人口调查充满了遗漏和其他错误。①
表 １５ 公元 ２—１４６ 年的登记的人口
① 《后汉书？志》卷二八，第 3632—3633 页，关于这点是有争议的，宇都宫清吉。《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
第 203 页以下、209 页以下，认为官俸实际上是 70％货币和 30％谷物。他的论点受到杨联陞的反驳，见《中
国经济史中的数字和单位》，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2（1949），第 216—225 页；也受到布目潮沨的
反驳，见《半钱半谷论》。又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 125 页以下。
时期
前汉
后汉
年
２
５７
７５
８８
１０５
１２５
１３６ — １４１
１４０
１４４
１４５
１４６
户
１２３６６４７０
４２７９６３４
５８６０５７３
７４５６７８４
９２３７１１２
９６４７８３８
１０７８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