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秦汉史-第8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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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弘羊②帮助东郭咸阳和孔仅大力推行专营政策。当公元前 115 年,孔仅
被提升为大司农时,桑弘羊接替他的职位,作他的助手。于是桑弘羊提出一
个新的财政政策,实行国家运输制度——均输。虽然这个政策的详情不怎么
清楚,但从《盐铁论》的一段文字和注者的解释可知其大概。
以前中央政府需要的地方货物由商人运送到首都,商人于是有了谋利的
大好机会,货物质量常常低劣,运输制度也很烦杂。于是政府下令,在遥远
地区,货物应以税收所得购买,并在地方新设均输官,负责购买货物并运送
到首都。目的是抑制商人,同时把利润纳入国库。③
当首都官方机构派官员到地方上购买时,新政策在执行中遇
到了某些困难,他们之间展开了竞争,提高物价,甚至引起运输资金的短缺。
公元前 110 年,桑弘羊继孔仅为大司农,他增设地方上的均输官,其意图是
当物价低贱时大量购买,从而提高和稳定了物价。同时在首都设置一个稳定
物价的机构——平准官,其意图是储藏这类地方上的货物,在物价上涨时出
售。除了以低价卖给人民使他们受益外,也直接打击了商人。在公元前 98
年,政府对酿酒卖酒业专营。
所有这些财政政策在增加国家岁入方面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例如史书记
载,一年之内首都和甘泉粮仓充满了谷物,仅首都一地就存贮了 500 万匹绢。
①
公元前 87 年武帝死后,桑弘羊继续执行武帝的经济政策(他已任御史大
夫,主掌朝政),虽然受到来自商人和有商业利益的势族的激烈反对。给桑
弘羊造成的进一步困难则是来自他的朝廷上的对手霍光,因为霍光通过控制
年幼的昭帝而获得大权。霍光在公元前 81 年的盐铁会议上支持儒生,反对桑
① 《盐铁论》卷六(第三六篇),第 252—253 页。
② 关于桑弘羊,见上面 526 页以下;克罗尔:《桑弘羊的经济观点研究》,载《古代中国》,4(1978—1979),
第 11—18 页。
③ 均输制度见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 64—65 页;克罗尔:《桑弘羊》,第 12 页、17 页注
17。主要资料是《汉书》卷二四下,第 1174 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 314 页以下),《盐
铁论》卷一(第一篇),第 4 页(盖尔译:《盐铁论》,第 9 页以下)。
① 关于稳定物价,见《汉书》卷二四下,第 1175 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 316—318 页);
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 65 页。酒的专卖,见《汉书》卷六,第 204 页(德效骞:《汉书译
注》第 2 卷,第 107 页)。
弘羊的政策。
我们现在读的《盐铁论》一书,可能是在盐铁会议后大约 20 年时候编集
的,而且可能带有当时占优势的政治的色彩,它偏袒反对专卖和有关财政政
策的一方面。文字大部分可看作夸张性的,没有办法准确地确定实际生活中
主要反对者的真正贡献。这些学者们激情地主张停止执行专卖政策,责备政
府与民争利,实际上在保护富商势族的利益。他们还肯定地说,人民不得不
买质劣价高的官盐和到很远的地方买不适用的铁器,并在均输、平准制下不
得不纺织丝麻,但对他们产品的价格却不能有效地控制。这些抨击看来是真
实的,但要废止这些新的财政政策,国家失利太大,于是仅废止了很难推行
的酒专卖政策。讽刺意味十足的是,甚至在霍先以谋反罪处死桑弘羊之后,
他继续执行专卖政策;理由很简单,就是政府承受不了废止这些政策后的损
失。
后来,在公元前 57 至前 54 年之间,政府以设立常平仓的方法尽力控制
粮价;常平仓大多数设在边地。这是按照耿寿昌的提议,目的是在粮价贱时
购买,粮价贵时以低价卖出。据说这可以稳定粮价,使民众受惠,当然,政
府也可从中得利。②
公元前 44 年,常平仓和盐铁官都废止了,理由是政府与人民争利;来自
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无疑加速了这个行动。毫不足怪,没有专卖政策所得
的岁入证明是行不通的,于是三年后的公元 41 年这些机构又都恢复了。①
公元 10 年,王莽建立了六埂疲导噬鲜羌绦葱胁⒗┐罅宋涞鄣牟普
政策。六埂茄巍⑻⒕啤⑸皆蟮淖匀徊铮ㄈ缬悖⒉赏椭淖ㄓ
加上控制物价的五均和放款的赊贷。六埂凶詈笠幌钌栉寰伲柙谑锥
长安,以及洛阳、临淄、邯郸、宛、成都等城市,制定谷物、麻、丝的市场
标准价格,并在物价过高时出卖存货,物价过低时收买滞销货,以保持价格
的稳定。此外,政府还对为办理丧葬或庆典的民众给以无息贷款,对以营业
为目的的人给以 10%利息的贷款。这些措施都是为了抑制商人和高利贷者而
保护民众。虽然在设想上是值得称赞的,但在执行时仍有许多尚待改进之处;
民众对这些措施和王莽的其他经济改革的不满,加速了他的垮台。②
依靠势族和富商支持的后汉政府,自然废止了王莽主张的国家统治经济
的政策,前汉时期的国家专营和商业控制或是被废止,或是由中央政府转入
地方当局管理。盐铁专卖政策在章帝(公元 76—88 年)、和帝(公元 89—
105 年)时期恢复了一个短时期,但其规模决不像前汉时的那样大。③可以看
出,武帝时期以来实行的这些财政政策,反映了政府与豪商和制造商之间关
系的变化,以及政府和势族日益加剧的对抗。
开始于汉代的专营经济政策,对后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相当的影响。铁
再也没有成为国家专营。由于铁矿分布广泛而且容易开发冶铸,因而私营冶
① 《汉书》卷九,第 285、291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2 卷,第 314、324 页);《汉书》卷二四上,
第 1142 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 199 页)。
② 《汉书》卷二四下,第 1181 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 342 页以下,德效骞:《汉书译
注》第 3 卷,第 526 页以下)。公元 84—86 年之间,关于政府应否参与谋利的原则的讨论,见《后汉书》
卷四三,第 1460—1461 页。
③ 后汉的专卖历史,见《后汉书》卷四三,第 1460 页;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北京,1957),
第 180 页。
铁发展了冶铁业。另一方面,盐成了后来国家岁入的主要来源。晚唐以来每
一个重要王朝都对盐的征税或垄断生产设立了复杂的制度。因为盐是一种生
活必需品,是可依赖的稳定财源。后来,当茶成为普及饮料的时候,它也常
成为政府的专营目标,如在宋代和明代。即使是极难实行的商业控制,宋代
的王安石也在均输这同一名称之下再度实施。因此后来各王朝政策的这类基
本特点,可以说是汉代财政革新的遗产。
第 11 章 后汉的经济和社会史
社会和经济的历史很少有明显转折点的标志。在汉代四个世纪中,每个
世纪在经济和社会组织上都呈现巨大发展。公元 1 世纪的社会非常近似公元
前 1 世纪的社会,现成模式大都延续下来了,只是为了方便起见,才从两个
时期的角度,而不是分成三个或四个时期来考察汉朝的社会和经济史。由于
前汉和后汉之间许多事物有其连续性,故对于后汉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无须乎
进行全面的描述。饮食、房屋、服装、运输工具、家族组织、村庄和企业这
类事物在汉代只有非常缓慢的变化,常常变化得太慢,以致在保留迄今的各
种史料中看不出变化。此外,农业技术和财政管理的基本特色在前几章已经
叙述过了。这一章将着重于叙述和分析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主要变化,诸如农
业生产的改革、新的地方组织形式的出现和上层阶级成分的继续变化。
经济史
人们在阅读正史时,可能想到前汉和后汉之间在经济发展中出现了巨大
变化。后汉史料不常提到大商人,而常常提到“流浪”农民。但这种迹象并
不能证明经济萧条或商业衰落。《后汉书》和《三国志》中之所以缺少大企
业主传记和论述财政事务的“志”,大概可以归之于史家对于所叙述问题的
选择,也许反映政府在管理经济和在财政问题上进行试验的兴趣减退了。此
外,除了普遍萧条的因素外,农民还被各种经济力量逐出家园。如果把考古
学和文献的证据一起进行考察,便可看出后汉继续表现经济稳定,甚至整个
生产呈现出缓慢发展,直到公元 184 年以后战乱使国家许多地方的生活遭到
严重破坏为止。可是正在这时经济机能组织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引起
了严重社会混乱。①
商业和工业
在后汉时期,商业和工业不像在公元前 1 世纪和王莽统治时期那样受到
政治干扰。②政府对于通货的管理,证明那时候没有任何频繁的倒退现象。公
元 40 年恢复冶铸五铢钱,在流通领域不断补充钱币的供应,直到汉朝几乎崩
溃为止。此外,公元 88 年暂时放弃了政府对盐铁的垄断,部分岁入向私营制
造商征税来弥补。甚至军队用的剑和盾也向私营企业家购买。③
人们感觉到,那时没有遏制商业的情况,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奢侈风气和
普遍地消费奢侈品。虽然有些社会评论家提到了这一论点,但是以王符(约
公元 90—约 165 年)的批评最为有力。他发现京城和其他大城市是主要经营
贸易和商业特别是奢侈品的地方:①
① 关于这个时期最好的综合性经济史著作是李剑农著:《先秦两汉经济史稿》(北京,1957)。最好的英
文著作是许焯云:《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公元前 206 年至 220 年)农业经济的形成》(西雅图和伦敦,
1980)(许的著作出版太晚,以致在撰写这一章时无法加以利用,但是为了方便读者起见,在脚注提供了
关于此书的许多相互参照的内容)。关于汉代经济各个领域的原始资料的有益的汇编是马非白编:《秦汉
经济史资料》,载《食货》,2:8(1935),第 22 至 33 页:2:10(1935),第 7 至 32 页;3:1(1936),
第 9 至 31 页;3:2(1936),第 2 至 25 页;3:3(1936),第 8 至 38 页;3:8(1936),第 37 至 52 页;
3:9(1936),第 9 至 33 页。汉代经济史研究现在还必须利用考古发现;参见本卷导言。一部有价值的、
但今天已过时的关于考古发现对于经济史的意义的研究著作是陈直著。《两汉经济史料论丛》(西安,1958,
1980 年再版)。
② 关于详细研究,见余英时:《贸易和扩张:中夷经济关系结构研究》(伯克利和洛杉矶,1967),第 18
至 21 页;以上第 10 章《城市和商人》。
③ 见《全后汉文》卷四六,第 6 — 7 页,有关的一段文字为崔寔所作,关于崔寔,见 P。埃伯里:《早期中华
帝国的贵族家族:博陵崔氏家族个例》(剑桥,1978),第 36—49 页。
① 《潜夫论》,3(《浮侈》),第 120 页以下;《后汉书》卷四九,第 1633 页以下,引了《潜夫论》另
一版本的文字。关于王符的社会思想,见白乐日:《汉末的政治哲学和社会危机》,载他的《中国文明和
官僚:一个主题思想的变异形式》(纽黑文和伦敦,1964),第 198—205 页。前汉董仲舒(《汉书》卷五
六,第 2520—2521 页)和参加辩论盐铁垄断的学者都提出了类似的批评(《盐铁论》卷六〔29 篇〕,第
201 页以下)。
今察洛阳,浮末者什干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
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本(农业)末(手工业
和商业)何足相供?则民安得不饥寒?……
今民奢衣服,侈饮食,事口舌,而习凋欺,以相诈绐,……或以游敖博弈为事;或丁夫世
不传犁锄。……或作泥车、瓦狗、马骑、倡排,诸戏弄小儿之具以巧诈。……今多(妇女)不
修中馈,休其蚕织,而起学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诬细民,熒惑百姓。……或裁好缯,作为疏
头,令工采画,雇人书祝,虚饰巧言,欲邀多福。或裂拆缯綵,裁广数分,长各五寸,缝绘佩
之。或纺綵丝而縻,断截以绕臂。……此等之俦,既不助长农工女,无有益于世,而坐食嘉谷,
消费白日。……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文饰、庐舍,皆过王制,僭上甚矣。从奴仆
妾,皆服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细致绮縠,冰纨锦绣。犀象珠玉,虎魄瑇瑁,石山隐饰,金银
错镂,麞麂履舄,文组綵緤,骄奢僭主,转相夸诧,箕子所唏,②今在仆妾。富贵嫁娶,车軿各
十,骑奴侍僮,夹毂节引。富者竟欲相过,贫者耻不逮及。是故一飨之所费,破终身之本业。……
[关于殡葬棺材]后世以楸梓槐柏■■,各取方土所出,膠漆所致,钉细要,削除铲靡,不见
际会,其坚足恃,其用足任,如此可矣。其后京师贵戚,必欲江南〔东南〕檽梓豫章梗柟,边
远下土,亦竞相倣傚。夫檽梓豫章,所出殊远,又乃生于深山穷谷,经历山岑,立千步之高,
百丈之谿,倾倚险阻,崎岖不便,求之连日然后见之,伐斫连月然后讫,会众然后能动担,牛
列然后能致水,油溃入海,连淮逆河,行数千里,然后到雒。工匠雕治,积累日月,计一棺之
成,功将千万。夫既其终用,重且万斤,非大众不能举,非大车不能輓。东至乐浪〔在朝鲜〕,
西至敦煌,万里之中,相竞用之。
在这段短论里,王符的目的不是描述经济,而是批评当时的风气。在他
奋笔嘲弄的激情中,他有时可能言过其实,但他关于手工业和商业繁荣情况
的印象实际上不是没有根据的。在整个后汉时期,技术进步不断涌现,包括
造纸过程的完善、风箱和早期瓷器形式的发展。①从考古发掘物来看,像漆器、
青铜器和锦缎这类奢侈品似乎比前汉时期更为普遍(虽然质量不高)。②在王
符强调的殡葬奢侈之风这个问题上,他说得完全正确;整个汉代的倾向是殡
葬一直越来越浪费和奢侈。1953 年在洛阳发掘的 225 座墓葬中非常明显地表
现了这种情况。③甚至把后汉最奢侈的属于特别重要或富裕人物的墓葬除外,
这些看来是普通官吏的墓葬,在规模和结构的复杂性上都在不断扩大。
王符说,从现代朝鲜的乐浪到甘肃敦煌都仿效这些地宫样式,他也没有
夸大其词。这两个地方很好地保存下来的墓葬,提供了在远离京城地方采用
奢侈品随葬(至少是官员和富人)的特别充分的证据。在从长安到敦煌稍微
过半路程上的武威附近,从一处庞大的墓地发掘了 70 余座墓葬。①公元 2 世
纪中叶的第 49 号墓葬有长而狭窄的墓室,估计长 4 米,宽 2 米。其中发现
14 件陶器;各种木器,包括一匹马、一头猪、一头牛、一只鸡、一个鸡笼和
② 箕子是商末纣王的太师,对于纣王的奢侈行为进行苦谏。
① 见范文澜:《中国通史》(北京,1965)第 2 卷,第 211—217 页。关于纸,见潘吉星:《从出土古纸的
模拟实验看汉代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