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中文版)1-第10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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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人却控制着他们的海峡。当欧洲人在奥斯曼帝国享有治外法权时，他们对土耳其人的宗主权的侵犯从未达到他们在中国各租界、尤其在上海公共租界对中国人的宗主权的侵犯程度，一般说来，欧洲以控制土耳其的相同方式控制了中国，不过这一控制在中国更直接、更广泛。另一方面，中国又不象印度那样被彻底征服和受外国人的直接统治。这一区别的主要原因在于，这时中国无防御能力已变得十分明显，不止一个强国对这个国家感兴趣，因此，没有一个国家拥有英国19世纪早期在印度所享有并利用的那种行动自由权。
19世纪后半叶中国所经受的屈辱和灾难使传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国进行了痛苦的自我反省、重新评价和重新组织。下面我们将沿着这一过程的轨迹，看看中国人是怎样慢慢地、勉强地试图首先在军事领域，其次在经济领域，再次在社会和文化领域，最后在政治领域仿效西方模式的。
二、军事影响
中英鸦片战争期间，有位中国皇帝的亲戚的军事将领想出一个打败西方蛮族的计划。他建议在猴子的背后挂上鞭炮，然后把猴子抛到停泊在岸边的英国军舰的甲板上。这个计划被批准后，19只猴子关在笼子里被带到了中国人的司令部，但却找不到一个敢到英国军舰的射程内去抛猴子的人。
这一事件反映出19世纪中叶中、西方军事技术方面的奇异的差别。中国总督林则徐曾试图禁止鸦片流入国内，并顶住了英国人的第一次强攻，但他也认识到外国军事力量的优势。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同英国军舰抗衡是不可能的，并断定：“船只、大炮和水军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但林则徐决不愿意散布这些观点。“我只请你对此保密”，他这样要求他的朋友，“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他不愿意公开这些观点，说明他担心这会在同僚和上司中引起敌对反应。这种担心决不是没有道理的。统治中国的士大夫除少数人外仍然极其厌恶和藐视西方的一切。虽然失败的打击迫使他们采取某些措施，效仿西方的武器和技术，但在实际中他们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官吏们在机械事务方面的无能已无可救药，纵然他们真诚地想模仿西方——从根本上说，他们并不想模仿西方。因而，在1842年到1858年两次战争之间的十几年中，中国面对欧洲扩张主义的挑战几乎没有做什么。
三、经济影响
在西方列强手下遭到的第二次失败，使中国少数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再次重新考虑他们传统的准则和政策。他们的对策是所谓的“自强”运动。这一词语本身出自儒家经典著作，在19世纪60年代，用来相通过移植西方的机械制造来保护中国文明。在这一点上，中国的领导者这时已准备超越纯军事范畴，广泛地将铁路、轮船航线、机械工厂和应用科学包括在内。用当时一位改革者的话来说，“中国应获得西方在武器和机械方面的优势，但仍保持中国的儒家道德至尊地位。”这一“自治”运动注定要失败，因为它所基于的基本设想是荒谬的。西方化不可能是一个不彻底的过程，要么完全照抄，要么全盘否定。工具方面的西方化必然导致思想和制度上的西方化。因此，西方的科学不可能用来维护儒家文明，相反，必将削弱这一文明。
部分现代化的谬论对中国保守的士大夫来说是明了的，他们因而拒绝全盘西方化。由于他们占中国统治阶级的绝大多数，他们有效地阻止了使中国的经济现代化的企图，正如他们早些时候阻止军事现代化的企图一样。一个由120名穿长袍的学生组成的留学生团的命运可以作为例子说明他们的影响；1872年，中国派这些学生去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的学校学习。为了让中国这些未来的现代化人物准备传统的经典著作的考试——这仍是走上仕途的一个先决条件——这些学生由旧式的中国老师陪伴着。而他们采取的每一项措施都是为了确保同西方的这一前所未有的接触不会玷污这些青年学生的儒家道德。尽管他们采取了周密的预防措施，对从事这一事业的明智与否和必要性还是大为担忧，最后，在学习计划完成之前，保守力量于1881年将整个留学生团召回国。
类似的态度还妨碍了极少数人的工业化的企图。例如，为了建造轮船，将长江三角洲的稻米运往北方首都，1872年成立了轮船招商局。由于船队需要煤，1878年，天津以北的开平矿务局开局。为了运输这些煤炭，1881年，中国第一条永久性铁路开始使用。这几家企业联合在一起，有很好的经济基础，原本很可能兴旺发达。但是，它们的主管人员按照中国的传统方式，用人处事不是为企业考虑，而是从自己家族出发。他们任命贫穷的亲戚和贪婪的亲信担任各种职务，结果，这些企业负债累累，最后为外国人所控制。
中国在振兴经济和改建军队方面的失败，必然导致西方与日俱增的渗透和控制。欧洲列强向北京政府提供了许多贷款，但贷款前它们常常施加压力、以准许债权人控制中国部分经济为贷款条件。欧洲列强在中国各港口获取租界是它们施加经济影响的另一手段。最大的租界是上海“公共租界”，它已发展成一个独立自主的城市国家；在那里，中国的法律不适用，中国的法院和警察设有管辖权。这些租界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经济。中国的经济以往一向是自给自足、以田地为基础，但现在，它愈来愈依赖外国人控制的沿海城市，尤其是上海。西方列强除了控制沿岸港口外，还控制了一些大的内河航道，他们维持着几支炮舰舰队，在从上海到重庆1500哩长的、横穿中国中心的长江中巡逻。实际上，英国海军中有位军官还拥有“长江海军少将”的头衔，这一头衔是颇能说明问题的。
四、社会和文化影响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对西方挑战的反应从军事和经济领域扩大到社会和文化领域。这种扩大反映在中国人选来翻译的西方书籍的类别有了改变。在185O年到1899年这段时期中，中国人所翻译的自然科学、尤其是应用科学方面的著作在数量上超过了社会科学和古典文学方面的著作，比例为四比一；1902年到1904年的两年中，后者却以二比一的比例超过了前者；而在1912年到1940年这一时期中，得到翻译的社会科学和古典文学方面的著作比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方面的著作多两倍。
这一兴趣转变的一个原因是1894…1895年日本打败了中国，使居统治地位的土大夫阶层的傲慢和自满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另一个原因是西方大规模的、似乎不可抗拒的入侵。中日战争以后的几年中，这种入侵在各个领域都达到很大的规模，使中国的生存似乎都受到威胁。结果，愈来愈多的中国领导人被迫得出这样的结论：重大的变革是生存所必不可少的，而且这种变革不能仅限于军事和经济方面。此外，西方在渗透过程中创造了有利于变革的力量和条件。
外国商业扩大到中国内地，促进了中国商人阶级的发展，他们不久就接管了西方商品的销售。早在1869年，英国一位官员说道：“由于在语言上占优势、拥有市场、开支较低，中国人几乎垄断了商业经营。”后来，中国制造商开始建造火柴厂、面粉厂、纱厂和纺丝厂。这些新的经济领导人往往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不喜欢欧洲的统治，因为这种统治授与外国商业竞争者以特权。但他们也不太喜欢北京反动的帝国朝廷，因为它既不有效地抵抗外国人，也不去了解现代经济的性质和需要。因此，这些中国商人认为无需忠于北京的满族政权，就象印度商人早先认为无需忠于德里的莫卧儿政权一样。结果，正是他们提供了促进革命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动力，这一运动在动世纪初发展起来。第一次排外运动由沿海城市发动，推翻满清王朝的1911年革命也爆发在这些城市里，所有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中国的这一危险形势也影响了居统治地位的士大夫，不过他们是被迫倾向于改良而非倾向于革命。他们由于自己的官位和既得利益，只需要“传统范围内的改革。”他们仍然认为，改革中国的儒家文明，就可以满足现代的需要。这种观点的著名代表人物是激进的广东学者康有为（1858…1927年），他以其论著《孔子改制考》而震惊同僚。这部反传统观念的著作将孔子描写成人民权利而不是帝国权力的维护者。康有为的一位弟子在下面这段话中清楚地说明了这一激进观点：
一般说来，当帝国的权力来自一个人时，它便软弱；而当它来自千百万人民时则强大。……如果学者、商人和老百姓都能关心民族的危难，那么，这样的人民将是聪明的，否则是愚昧的。因此，如果我们不依靠人民的权威，就不可能变精神涣散为精诚团结、变无知为智慧。
这种拥护人民权利、提倡人民参政的主张对中国来说是新东西。以柱，西方的民主和民族主义观念在中国显然一向是不存在的。相反，中国强调的是家庭；就更广泛的忠诚而言，它采取“文化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的形式。所谓文化主义，指的是要对本土文化传统有息息相关之感，中国人简单地认为这是对付外国野蛮行为的唯一可取的方法。中国的士大夫统治阶级沉缅于这一传统，其中许多人仍公开宣称，“宁愿看到民族灭亡，也不愿看到其生活方式改变”。但是，与这一传统的文化主义的保守政策相反，维新派领导人这时则肯定西方的革命观念。“什么是民族主义呢？”一位改革者问道。“民族主义就是：在所有地方，同一种族、同一语言、同一信仰、同一习俗的人民互相之间都视为兄弟，并为独立和自治而努力，建立一个为公众谋福利、反对其他种族侵犯的更为完善的政府。……如果我们想在中国提倡民族主义的话，那么，除通过人民的革新以外决无别的办法。”
五、政治影响
1895年中国败给日本人之后，维新派代言人便找到了发言的机会。他们使年轻的光绪皇帝倾听他们的意见；光绪皇帝暂且摆脱了皇太后慈禧的影响。慈禧自1860年以来一直决定着中国的政策，但现在，维新派已将皇帝争取到他们那一边。皇帝对他们的口头和书面奏章印象极深，1898年夏颁发了一系列彻底的改革法令；那段日子称为“百日维新”。这些法令将使中国社会的大多数方面能得到基本的改革。许多闲职将被取消；地方政府将更加集中在北京的领导之下；新学校将传播欧洲的学风西方式的生产方法将受到鼓励，国家将按西方的方式建立一支由应征入伍者组成的军队。
但是，这些措施始终停留在纸上。维新派缺乏经验，他们的法令只得让内心极不赞成的保守官僚去贯彻。维新派确信，不除掉反对派领导人，他们的计划必将失败，因此，他们密谋策划，企图除掉皇太后和她周围的顽固分子。但是，皇太后却先行一步，她在军队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废黜了不幸的皇帝。然后宣布由她自己摄政，废除所有的改革法令，杀害了六位维新派领导人。
“百日维新”的失败使保守派获得了所有的权力。他们积极、热忱地引导社会和政治上对外国人的不满情绪。排外的秘密团体在朝廷保守派和地方统治者的鼓动下，组织了地方民兵以反对外国的侵略。这些团体中最为著名的是义和团，即人们通称的义和拳。义和团因得到官方的默许开始袭击外国人，到1900年时，华北的许多中国基督教徒和外国人被杀。当欧洲海军分遣队开始在天津登陆时，义和团便向所有的外国人宣战，并且包围了北京的外国公使馆。但几个月内，八国联军救出了公使馆人员，帝国朝廷逃离首都。中国再次被迫接受丧权辱国的和约，其条款包括进一步承认商业特许权和赔款33，300万美元。
“百日维新”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清楚地表明，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来使中国现代化是无效的。唯一的办法是从下面进行革命；1911年爆发了这一革命，它最终推翻了满清王朝，以共和政体来取代。
革命派的领导人和思想家是孙中山博士（1866—1925年）。同前著名的维新派领导人相比，孙是一位奇特的人物。他并不是上流社会的文人，事实上，他所受到的西方教育并不少于他所受到的中国教育，因此，他在传统经典著作方面的知识很不牢固。孙中山出身于广东三角洲；这里受外国影响的时间长于中国其他任何地区。他13岁时来到在檀香山的哥哥那里，住了五年，并在一所英国教会寄宿学校念完了中学。然后，他进了香港女王书院，毕业后又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1892年获得医学学位。因此，孙中山受到的是良好的、科学的教育，他完全可以凭着这一点获得财富和地位；但他却同穷人在一起，总是为穷人的福利牵肠挂肚。“我是一个苦力，一个苦力的儿子”，有一次他这样宣称。“我出身贫穷，现在仍是个穷人。我始终同情那些为生计而挣扎的民众。”
孙中山怀着这种感情，不久便离开了自己的职业。1895年中国惨败于日本这一点使他确信，这个国家的政府已腐败透顶，只有革命才能提供救世良方。因此，他开始了一个革命者的生涯，首先去日本，然后去美国，后来又去了伦敦。在伦敦的街上他遭绑架，被送往中国公使馆；在那里关了12天。不过，他与詹姆斯·康德黎取得了联系；后者过去在香港西医书院曾是他的老师，现在住在伦敦中国公使馆附近。康德黎立刻告诉英国当局。使他获释。这无疑是救了孙中山的命，因为中国公使馆官员打算把他偷偷送回中国；而在中国他肯定是要被处决的。
获释后，孙中山前往欧洲大陆，花了几年时间研究社会和政治制度。正是在这个时候，孙中山在思想上明显地成为共和主义者。他过去一直是一位革命者，希望推翻满清王朝。但以往他的富有建设性的建议一向局限在培养有能力的人员和实行技术改进方面。这时他决定，革命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1905年，在东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孙中山组织了同盟会。同盟会的纲领提倡通过“国民”选举，建立共和政府，同时还提倡将土地分给农民。值得注意的是，以前从未有人将土地分配问题作为自强或改革的一个合理的组成部分提出来。原因在于，没有人曾认真地考虑过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方面进行一场根本革命。孙之前，没有人提出过农民大众可以转变成有文化、有财产、政治上积极的公民这样的见解。
孙中山主要得到了海外的中国商人和洗衣工人的支持。在国内，只有少数学生和商人受到他的思想的影响，而广大民众仍无知、冷漠。当1911年革命到来时，它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一些省份的地主绅士和商业界的事；这些地主绅士和商业界人士反对满清政权为将铁路建筑收归国有而作的为时已晚的努力。这些地方领导人煽动罢工和暴乱，他们表面上以国有化将导致外国控制为理由，而实际上是害怕国有化将排除他们获利的可能性。无论如何，革命者利用了这种不满，并在学生和士兵中做了有效的工作。在广东，小规模的革命党人起义虽遭镇压，可是在汉口，1911年10月10日，革命者的一家炸弹制造厂的意外爆炸，导致了附近帝国军队的兵变。尽管缺乏配合，革命运动仍迅速传遍全国。这时在美国的孙中山立刻回国，并于1911年12月30日被临时革命议会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显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