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探索心灵奥秘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述评-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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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拉舍夫斯基当时住在彼得堡波克罗夫斯基广场附近一座陈设简陋的小木房里，每逢星期五，他便把一些对近代社会经济问题感兴趣的青年召集到自己家里，就大家所共同关心的社会政治问题进行自由平等的讨论。应当说，这仅仅是一个由一群和平的自由思想者所组织的沙龙，他们没有明确的革命纲领，组织也很散漫，也不与广大群众联系，他们共同信奉的是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以此来抨击现存制度。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星期五聚会上接触到了傅立叶的学说，他发现，对于这样一个社会理想，他与傅立叶竟是那样的不谋而合。

　　傅立叶　（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家。他强调社会要适合人类的需要，主张以“法郎吉”为名的生产者联合会为基础重建社会。这是1825～1850年间产生的几种著名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纲领之一。他把“法郎吉”设想为一种独立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合作团体，认为“法郎吉”在财富的占有与分配方面较之资本主义制度更为合理。他的代表作为《四种运动和人的命运》、《关于家庭农业联合》、《新的工业世界》等。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眼里，傅立叶主义是一种和平的社会改造理论，它“以其完备美好而令人入迷，以其对人类的博爱而令人神往”，而他最忠情于傅立叶主义的，是因为“这种体系中没有憎恨”。

　　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对傅立叶的学说一见如故，与他心底所具有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理想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有一个心爱的主题——黄金时代的思想。这一思想渊源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史诗，认为人类历史上确曾存在过一个淳朴自然、怡然自乐、充满正义与永久和平的时代。那时人类既不知道什么是私有财产和战争，也不知道什么是恶习和犯罪。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黄金时代固然是一个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幻想，“但有些人却为它贡献出了自己全部的生命和力量，先知们曾为它惨遭杀戮，英勇捐躯；如果没有这种幻想，人类就不能生存，甚至也不能够死亡”。在那个时期，他坚信这种“难以量信的幻想”是能够实现的，并准备以自己的语言艺术为之服务。

　　无疑，傅立叶的“没有憎恨”的法郎吉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理想中的充满爱意的黄金时代，有着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因而，对于傅立叶主义，他便有了一种艺术家特有的狂热。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星期五聚会上，人们经常可以听到这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的热情洋溢的演讲，以至人们都认为，他那火辣辣的性格最适于从事宣传鼓动。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仅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诗人而已，他毕竟不是一个革命家。他所感兴趣的只是宣传一种争取自由的思想，广泛传播一种宽宏大量的学说。他的激动乃至狂热并不表明他对采取革命的行动充满着渴望。

　　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他自己也十分钦佩这些新朋友们的才华卓著和知识渊博。他曾试图写一部关于这些人们的长篇小说。

　　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着迷于傅立叶的“法郎吉”并随时准备着在星期五聚会上做慷慨激昂的演讲时，他没有放弃自己更为痴迷的写作。1849年，《祖国纪事》开始刊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部头长篇小说《涅托奇卡·涅兹瓦诺娃》，它的副标题是：一个女人的身世。

　　这部长篇小说共分3个部分。第1部分《童年》带有浓重的浪漫主义情调，描写了一位优秀的音乐家的悲惨遭遇。小提琴家、作曲家和新乐理的创造者叶戈尔·叶菲莫夫被贫困、寄人篱下的生活与屡遭不幸压得透不过气来，他那无比的自豪感和虚荣心更加深了他的沮丧情绪。他的继女涅托奇卡，在充满艺术气氛的环境中渐渐长大成人。她因继父的才华未受到社会的承认而格外崇拜他，同时，她也将父亲不幸的原因强加在生母身上，她甚至巴不得那位同样受苦受难的生身母亲赶快死去。然而父亲并未在母亲死后摆脱不幸，这个不走运的小提琴家最终在妻子的僵尸旁癫狂症发作，一命呜呼了。第2部分《新的生活》描写了孤儿涅托奇卡寄居在一个富裕人家，成为X公爵那个高傲骄矜、爱发号施令的小女儿的女伴。涅托奇卡郁郁寡欢的童年与小郡主无忧无虑的童年形成了鲜明对照。娴静文雅、喜欢遐想的涅托奇卡，恭顺地接受着这位贵族小姐的狂热友情和乖俐性格的不断发作。在第3部分

　　《秘密》中，涅托奇卡的生活际遇是在一个上流社会家庭悲剧的背景下展开的。X公爵前妻的女儿，一个上流社会的妇女，承担了保护捏托奇卡的责任。这位感情细腻、情操高尚并富于同情心的女性，爱上了一个与她不般配的男人，由于受到一些无知之辈的蔑视和她那冷酷无情的丈夫的嫉恨，她郁郁而终。而涅托奇卡却渐成熟起来，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歌唱家，辉煌的成就与荣誉指日可待。

　　这部小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青年时代创作的尾声，现在保留下来的只是一部大部头长篇小说的片断。由于作者被剥夺公权，这部小说只写到一半就猝然中断了。但从保留下来的这一“片断”中仍可看出其艺术构思的博大精深，结构原则的别出心裁，故事情节的曲折紧张和描写技巧的高超惊人。

　　最后的聚会

　　1848年的欧洲大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法国的“二月革命”，使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推翻君主立宪制度的漫长斗争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同时也激起了欧洲大陆顽固的封建统治的恐慌与岌岌可危。此时的俄国还处于沙皇严密统治下的封建农奴制社会，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的斗争尤其激烈。从来以“欧洲宪兵”自居的沙皇在欧洲大地如火如荼的民主革命面前显得一筹莫展，便将他的注意力放在如何镇压俄国国内的民主运动上。

　　还在1848年2月，正是法国二月革命的高潮中，由沙皇直接管辖的“第三厅”就注意到：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家里，每逢星期五便会聚满了高等政治学校的学生、法学院大学生以及其他院校的大学生。沙皇下令对“他们的品行和思想倾向”进行调查。

　　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最著名的一次聚会是在1849年4月27日举行的，这一天成了俄国文学史和社会思想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在这次聚会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读了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那封著名的通信，那封信以其大胆的揭露和强有力的评击使与会者大为震惊。

　　这是一封怎样的信呢？还得从果戈理晚期复杂的精神状态说起。

　　1842年以后，果戈理基本上定居在国外，长期以来，一批斯拉夫派文人包围在他的周围，宗教观点、神秘主义思想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冲击。欧洲社会的动荡，各种思想派别的兴起，使他一时无所适从，加以疾病缠身，生活窘迫，使他产生了许多无法解脱的思想矛盾。他经常阅读各种宗教书籍，身陷其中而不能自拨。1847年初，他出版了《与友人书信选集》，在很大程度上他否定了自己以前的创作，认为《钦差大臣》是“我个人灵魂的历史”，《死魂灵》是“不足月的婴儿”，“这一切都是我个人杜撰的漫画”。他对自己的否定，实际上意味着他对曾经支持鼓舞过他的别林斯基等进步民主主义者的否定，因而引起了革命的敌对阵营的连声喝采，也引起了别林斯基的愤怒。

　　当时，别林斯基正在国外养病，他怀着强烈的愤慨，写长信严厉谴责了果戈理的行为。《给果戈理的一封信》是别林斯基一生革命文学活动的总结，在信中他提出了俄国革命民主派的战斗纲领。别林斯基指出，俄国当前的最迫切的问题是废除农奴制度，推进文明和启蒙，在人民中间唤醒“人类尊严感”；他强调在当时沙皇统治的俄国，“只有文学能表现生命和进步的运动”，作家的神圣职责乃是成为人民自觉和社会进步的喉舌。这封信在当时俄国进步知识界秘密流传甚广，影响深远。列宁称它是“一篇没有经过审查的民主出版界的优秀作品。”

　　很快，这封信手抄搞也传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手里，并在那天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星期五例会上进行了宣读。出席小组会的有二十多人，其中包括沙皇“第三厅”的密探、正在大学读书的意大利人安托涅利。

　　这封信给小组会带来了热烈的气氛，按安托涅利的报告是“所有的人欢呼雀跃，兴高采烈……小组中每个人似乎都显得很激动”。

　　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待这封信的态度是比较复杂的。虽然他已与别林斯基决袭，但在一些观点上他们还尚有一致之处，他是赞同别林斯基的最低纲领的，即：取消农奴制，废除体罚，严格遵守纪律。不过，他也很崇拜果戈理，因此，别林斯基对果戈理提出的那种愤怒的谴责，他也会感到十分伤心，难于接受。他的的确确并不认为俄国官宦阶层都已彻底腐败，相反，他认为那个阶层中也有一些他所喜爱的性情温和、心肠“柔软”的人物。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别林斯基对俄国农民的评论是不能接受的，别林斯基认为他们都是一些“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无神论者。”这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大相径庭。

　　一周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举行了历史上的最后一次聚会。

　　就在当天，沙皇尼古拉一世亲自下发了迷捕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共　34人的命令。

　　深夜，刚刚回家不久的陀思妥耶无斯基被一阵喧闹声惊醒。一名宪兵少较向他宣读了逮捕令，并命令将所有物品贴上封条。

　　翌日，惦思妥耶夫斯基被关进彼得保罗要塞。这是帝俄时代专门监禁革命者的地方。

　　面对死亡

　　要塞的围墙很厚。窗户被涂成乳白色，在惨淡的阳光照射下有如人的白骨。隔窗可以望见棱堡的高墙。玻璃窗脏得令人作呕，但犯人们还是拼命把脸贴在玻璃上，从那里，他们可以看到彼得堡上空一小片灰色的天空，天空中时而会飘过几片残云。

　　囚室里晦暗而潮湿，墙壁上长着一层毛茸茸的青苔。笨重的房门上有一条几乎不易被人发现的细缝。这是监视孔，随时都有看守瞪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向里观望。

　　这就是关押陀妥耶夫斯基的囚室。这是戒备森严的政治犯监狱中最阴森可怕的去处，是专门用以囚禁最重要的国事犯的。许多十二月党人曾在这里受过残酷的折磨。

　　沙俄政府打算利用彼得位舍夫斯基小组的这一案件进行广泛的反革命宣传，因而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审讯机构。他们向陀思妥夫斯基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出了书面供词。在今天看来，这些供词仍以其深刻有力的思想，独立真实的见解，光明磊落的襟怀而令人惊叹。他竭力为朋友们开脱罪责，愿意承担一切后果。在供词中，他不仅公开申明了自己的信念、思想倾向和爱好，而且大胆揭露和控诉侦察人员和法官对他采取的强制手段。他当面指控他们压制思想和言论，说他们常常把一些当代作家推向走投无路的悲惨境地。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惧怕在沙皇的刽子手面前暴露自己作为一位艺术家同沙皇专制制度之间存在的深刻矛盾。他仍在继续相信艺术作品具有巨大威力，继续捍卫自己那热烈的、朝气勃勃的信念。他抗议书报检查机关对他的创作意图所施加的种种压力，公开为自己在俄国文学中开创的悲剧风格而斗争。站在政治监狱严酷拷问者面前的，是一位知道自己注定要失败，但内心仍充满坚不可摧力量的作家。在供词中，他总结了自己3年来所进行的政治探索与美学探索，阐述了时代的思想斗争，还提出了一些重大的文学问题，因而他的狱中供词几乎成了一部出色的回忆录。

　　在狱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本来病弱的躯体受到进一步摧残。他经常失眠、恶梦不断，常常感到体力不支。但是，精神的力量在鼓舞着他，他尽一切可能地阅读文学作品，他相信这些文学作品足以鼓舞起他面对死亡的力量。他被莎士比亚的《奥塞罗》、《麦克白斯》而陶醉，也为夏洛特·勃朗蒂的《简爱》而激动不已。在这期间，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学创作，他“构思了3个中篇小说和两个长篇小说”，并动笔完成了一篇短篇小说《小英雄》。

　　经过长达7个月的审讯，军事法庭结束了对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一案的审理。一个月后，最高法院根据陆军刑法典宣判，将21名被告处以死刑。

　　1849年12月　22日，死刑期来到了。对于北半球的人类而言，这也是黑夜最为漫长的一天。早晨，天还是完全漆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其他20几位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一起，被押上囚车，向谢苗诺夫校场驶去。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就要在几个小时之内结束了，但他还是很冷静，自入狱以来，一直困扰着他的癫痫病一次也没有复发过，他以自己顽强的精神力量战胜了病体的袭扰。囚车驶过谢苗诺夫校场，他从窗缝向外望了望，操场上挤满了看客。

　　他一下车，便看到了那些已有好久不见的朋友们。经过数月孤独的囚禁生活以后，这些虽然行将就土的犯人们相互见到时仍然显得格外高兴和朝气勃勃。他们像亲兄弟一样一边呼喊着，一边热烈地互相拥抱。这种欢乐情绪明显地打破了最高军法惩罚仪式的肃杀气氛。

　　宪兵们将他们分开，使之排成散兵线，并把他们带上一座黑沉沉的断头台。

　　检察长扯着嘶哑的嗓子开始宣布判决书，冷酷无情的判决词在寒风中传遍整个校场。

　　陀思妥耶夫斯基听到了他的名字，此时，他的头脑有点麻木，他突然想起了许许多多的往事，许许多多的亲人。他突然想到，“有多少时光都白白地浪费掉了，有多少时光都在迷惘、谬误、无所事事和浑浑噩噩中虚废了；我太不知道珍惜它们，我做过多少违心的事啊”。想到这时，他对生命涌动起一种最真实的热爱，“生命是大自然的赐予，生活是一种幸福，每分钟都会成为终生的幸福……”。

　　检察长的判词宣布完了。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击鼓声，几个身穿花衬衫和黑色棉绒裤的刽子手走上断头台。一个神甫伸出一个很大的十字架让每个囚犯去吻。

　　当那冰冷的十字架触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脸上时，他像是看到了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瘦骨嶙峋的殉道者。基督精神贯注在他幼年教育的全部过程，并在他成人后光大为充满慈爱与善良的人道主义精神。他热爱基督，并对这个冰冷的十字架充满爱慕。他以为，那是一轮太阳。“……附近有一座教堂，金碧辉煌的教堂圆顶在灿烂的阳光下闪闪发光。他记得，他当时不能离开那些阳光；他似乎觉得，那些阳光是他的一个新天地，再过3分钟他就要和那些阳光融合在一起了。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新天地一无所知或者避开它，都是极其可怕的。但他又说，当时最使他感到难受的还是这样一个不断闪现出来的念头：“要是死不了怎么办？要是生命再回转过来怎么办，——人生是多么漫长啊！”

　　20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痴》中，通过梅什金公爵之口对自己被判死刑时的情景作过这样的回忆。

　　最后，这些“罪犯”们被换上了又宽又大的白色长袍，白色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