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胡之西晋灭亡-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今天甚至连完全与朝代无关的电影、电视都尽量往清朝靠，好像那就是我们向往已久的盛世，沾上一点边愣是就能火起来一样。
　　康熙王朝，雍正王朝，那一部部电视剧好像真成了我们的历史。
　　可笑的是，今天我们热情歌颂的康乾盛世不过是自我感觉良好而已。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说道。
　　〃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
　　〃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
　　其时1748年，乾隆十三年。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提到。
　　〃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
　　〃在今日中国的情况下，他们除了模仿他们的邻国日本以外，却几乎没有机会模仿其他外国的先例，来改良自己。〃
　　其时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
　　然而那时候的中国人哪里能听得进去这些。
　　纵然是今天的中国人不也是还在做康乾盛世的美梦吗？中国人现在不是最爱听〃这个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类话吗？
　　十九世纪后期，明明是敌不过洋人的坚船利炮，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清朝的官方文件中却还写着：〃大清国大皇帝恩准该夷。。。。。。〃
　　真是好厚的脸皮。
　　〃大清国〃，〃大皇帝〃，〃恩准〃，〃夷〃。
　　那可真是，〃中国人，就是这样自信〃啊。
　　可惜中国没有对日本也演一出〃征服者被征服〃的好戏！
　　中国人不是从来最听不得〃东亚病夫〃的评价吗？
　　是的，我们不是东亚病夫，我们也不承认中国人是东亚病夫。
　　但是，我们是不是〃东亚病夫〃，难道取决于外国的评价吗？外国人说我们是东亚病夫，难道我们就是，外国人说我们不是东亚病夫，我们就不是？
　　一个人有没有得病，难道是是医生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
　　难道清朝末年那个时候中国没有病吗？
　　难道那些为吸一口鸦片卖儿卖女的人没有得病？
　　难道那些用秋瑾的血沾着馒头以为能治病的人没有得病？
　　难道那些扬起脖子大声说〃吓，杀头，好看〃的阿Q们没有得病？
　　中国的病根，是在愚昧，是在麻木，是在自以为是。
　　我们说，我们不是〃东亚病夫〃，那我们就站起来。然而我们好不容易站起来后，却不肯承认曾经得过病。
　　却嚷嚷着，〃其实我一直就没病〃。
　　我想，不敢正视自己的过去，不敢面对曾经的错误，也许就是另外一种病的开始。
　　过去的伤疤都没有勇气揭的人，怎么敢于直视自己的今天的伤疤，更不要说还能做出壮士断腕的豪举。
　　国家进步就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国人若是不能奋进，必然将被淘汰，那些不思进取的人最好的选择就是做阿Q。
　　也许，一个国家是否病了，看看这个国家里的阿Q数量的多少，就可以了然于心了。
　　又听说日本的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想必中国又是表示强烈抗议罢。
　　靖国神社内供奉着大约明治维新以来246万个亡灵，其中1000多个灵位是二战中的甲级、乙级和丙级战犯，其中包括战后被处以死刑的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
　　我们需要注意，被认定了战犯的是1000多名，而靖国神社供奉的是246万。我们指责〃靖国神社已逐渐变成军国主义〃，也就是说把那246万都当成支持军国主义的人，这是有意还是无意呢？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这246万个都是有名有姓的，每年日本历届政府的许多官员都以不同身份参拜过靖国神社，他们认为〃战犯被处死以后，就已经成为佛〃，参拜靖国神社，是〃代表国民的感情〃，〃是天经地义的事〃。真诚地追悼〃所有为国捐躯者〃。
　　相比之下，我们记得几个那些为中国捐躯烈士们的姓名？我们是否想过需要一一考证他们的姓名？
　　我们的〃靖国神社〃在哪里？
　　我们的政府官员为谁祈祷过？
　　我们的国民感情到哪里去了？
　　我们又什么时候看得起过中国历史的〃失败者〃？
　　我们又什么时候还记得〃真诚地追悼我们的为国捐躯者〃？
　　中国的不被侵略、不受欺凌，只能是取决于中国的自强，而不是别国的善意。希望中国强大、为中国强大而努力的，只有中国人，不会有日本人、美国人。
　　这一点日本人就认识得很清楚。
　　而中国，敢说我们比日本强吗？


6。4。纵论社会
　
　　五胡时期西晋的基本制度是〃九品中正制〃，其时最突出的社会风气是〃清谈〃。后者的产生与前者是有密切联系的。
　　在我们现在看来，九品中正制的社会制度和清谈的社会风气是不正常的，但是在当时，还是相对进步的制度和风气，只是在后来不可避免的变态了。
　　在曹魏时候，总结分析东汉帝国崩溃的原因，认为主要问题是在于〃兼并〃。土地集中，地方官就无法统辖境内的行政，并且由于地方的争执，影响到朝政。这样之事能够发生，则是〃选举制〃之不良，以致汉末所推荐的孝廉都是豪门子弟。
　　所谓〃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正是对东汉人才任用现实的真实写照。
　　曹魏想改革这种毛病，就实行〃九品中正〃之制，也就是说，直接由中央政府派考察官到地方上去品评人物，以此作为吏部任命人才的任命机制。
　　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曹魏建立后由吏部尚书陈群提出。
　　它的主要内容是，在各州郡选择〃贤有识见〃的官员任〃中正〃，查访评定州郡人士，将他们分成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作为吏部授官的依据，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以此制选官。
　　但是结果我们很清楚，这种制度导致的结果最后又像《晋书》刘毅传里所说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完全有悖了创立的本意。
　　曹丕为代汉作准备而推行的九品中正制，逐渐成为世家官僚垄断选举的工具。
　　为了取得世家官僚的支持，司马氏对他们采取笼络和放纵的政策。司马炎建国后，继续实行这一政策。因而出现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局面，这就是典型的门阀政治。
　　门阀士族拥有特权并与庶族保持着严格界限。
　　政治上，他们累世做职闲望重的高官；经济上，按官品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人口，并且不向国家纳租服役；社会地位高人一等，不与无特权的庶族（又称寒门）联婚和同乘共坐。
　　为了保护自己的特权，他们特别注意门第。他们垄断政治，排斥庶族寒门。庶族即使做官以后，依然受到士族的歧视。他们几乎完全操纵〃九品中正〃的选官制度。
　　为什么曹魏制定的〃九品中正制〃到了晋朝，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
　　主要是由于中正官职多为世族门阀出身的官僚所把持，这一制度变成为他们培植门阀私家势力的重要工具。
　　《晋书．段灼传》中，段灼曾对晋武帝说：〃今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则荜门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陆沉者哉！〃
　　这样，九品中正制已不再是真正选拔人才的途径，这一情况的出现，加速了士族制度的形成，也是西晋政治迅速走向黑暗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知道，唐朝之后推行的是〃科举制〃。这种改革的选举制度比起〃九品中正制〃已经算是很大的进步，但是始终没有做到本质上的突破，最后科举制也沦落成为写八股文比赛，而不是真正的选拨人才。
　　就这样，历史往往陷入了一个怪圈，始终无法解决人才选拔制度，看来还需要在文化和思想上有所突破才行。
　　晋朝另外一个突出的社会风气是〃清谈〃，我们都知道〃清谈亡国〃的说法，但是事实上的〃清谈〃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这得从东汉党锢之祸说起。
　　汉代那个时候并不叫〃清谈〃，而叫〃清议〃。
　　东汉末年，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一部分官僚和知识分子对时政提出议论和尖锐的批评，贬抑篡权窃国的外戚宦官，褒扬不畏权势忧国忧民的清官廉吏，逐渐形成了所谓的〃清议〃。
　　《后汉书．党锢列传》称桓帝、灵帝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敷公卿，裁量执政，鲠直之风，于斯行矣。〃
　　一方面是有气节的士大夫〃处士横议〃，另一方面是太学生的慷慨抗愤。
　　桓帝时期，朱穆任冀州（今河北中南部）刺吏，惩除贪官污吏和权贵。他以宦官赵忠葬父僭越规制为由，挖坟剖棺查实并逮捕其家属治罪。桓帝反将朱穆判作苦役。
　　因此，引发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请愿运动。
　　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上书请愿。他们指责〃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颠倒是非，滥用职权。朱穆忠心忧国，是难得的贤臣。于是桓帝赦免朱穆。
　　桓帝延熹五年（162年），皇甫规平羌有功，因宦官徐璜，左悺向其敲榨货赂不遂，诬陷其侵没军饷，判其服刑苦役。
　　太学生张凤等300余人又发起第二次请愿运动，诣宫廷上书为皇甫规鸣冤，皇甫规又因而得以赦免。
　　宦官们自然不会示弱，他们利用张成事件发动第一次党锢事件。
　　史载河内豪强张成善观天文星相，占卜吉凶。他算准近期将要大赦，竟然指使儿子杀人。李膺收捕其子欲治极刑，却正逢大赦当免。李膺愈怀愤疾，竟不顾大赦令而案杀之。
　　于是张成的弟子上书，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庭，疑乱风俗〃。桓帝闻听即下诏逮捕党人。
　　其时为延熹九年（166年）。李膺、范游等200多人被捕，〃有逃遁不获者，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桓帝死后，灵帝立，宦官的权势更大。
　　建宁二年，宦官侯览指使人诬告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结党，图危社稷。于是出现了第二次的党锢之祸。
　　宦官首先将第一次党锢之祸的领袖上百人全部逮捕并杀死。又将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皆指为党人，〃其死、徙、废、禁者，又六、七百人〃。
　　事情还没有就此结束，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讼冤，认为〃党人者，或耆拥渊德，或衣冠英贤，皆宜股肱王室。今乃被禁锢，辱在涂泥，所以灾异屡见，水旱并至。应该解除禁锢，以慰天命〃。
　　结果引发皇帝的勃然大怒，〃将曹鸾拘死于狱。又下诏州郡，更考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全部免官禁锢，波及五属。〃
　　这次事件打击面更宽，惩治也更残酷。自此以后，士人忌口，万马齐喑，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几无遗类，社会陷入一片黑暗和混乱之中。
　　当时的〃清议〃影响很大，史载〃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
　　《后汉书》评价〃清议〃说，〃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
　　〃清议〃之风维持了二十多年，读书人前赴后继。这些知识分子发动了数次规模宏大的抗议，他们的品格也受到当时人们的敬仰。
　　这段历史时期的读书人反映出来坚持理念的气节令人敬佩。
　　譬如李固、杜乔死后，朝廷明令不许收尸，有人便携带了斧头等自杀工具，冒着杀生之祸前去替腐尸驱赶苍蝇，哭嚎流连。
　　鲁迅先生说的：〃敢于抚尸痛哭叛逆的吊客，敢于为民请命，是民族的脊梁〃，大概就是指的这几个人。
　　《后汉书》又评价说，〃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篲先驱，卒有阬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
　　开明、进步的知识分子惨遭迫害的悲剧，总是在中国历史的大舞台上不断地重演。
　　如晚明的东林党人，如晚清的〃公车上书〃，如〃五四运动〃，这些的确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觉醒，但是也像〃清议〃变成〃清谈〃一样，在高压政策的打压下，正气凛然的清议成了误国误民的清谈。
　　等到司马氏夺权的时候，知识分子更是选择了完全脱离现实的言论来避祸。曹魏尚存的品评朝政、臧否人物完全变成了不务实而自我标榜的风流自赏。
　　最后终于沦落为极尽享乐的今朝有酒今朝醉。士族阶级们变得一味风流自赏。
　　西晋时期赫赫有名的〃竹林七贤〃，像嵇康这类愤激的人被斩弃于市；而二阮、刘伶终酒佯狂以避世；只有山涛、王戎去当晋朝的大官了。
　　这一些狂士不敢对权势直接表示不满，但他们敢对支持权势的〃礼教〃、〃名教〃之类表示不满。当然，更多的知识分子已经完全放弃自己的原则，不问良心的投靠统治者，享受着奢靡的生活。
　　《世说新语》汰侈篇记石崇和王恺斗富的情形，一个〃以台备澳釜〃，一个〃用蜡烛作炊〃；一个〃作紫丝布步障碧绫里四十里〃，一个〃作锦步障五十里〃。
　　这种毫无意义的大肆挥霍简直无法想象。
　　然而，这就是晋朝制度和社会风气的现实。
　　知识分子的逃避现实的空谈，高官们利用垄断特权过着极尽奢华的生活，最终导致五胡乱华这将近三百年的最惨痛历史。
　　失去了正直品行、沦落了的知识分子群体是可悲的，那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悲哀，那更是一个国家的悲哀。
　　或许，我们没有资格指责那些逃避现实的知识分子。
　　他们只不过拥有智慧和见解，他们没有强权和力量抗争暴力，他们的软弱和屈服是正常人的本能，我们凭什么能够要求他们要前赴后继付出生命来争取所有人的权利？
　　在他们遭遇残酷压迫和打击的时候，身为普通民众一员的我们，又做出过什么努力？
　　没有得到民众支持的任何〃清议〃都只会在高压政策下变成〃清谈〃。
　　我们还很不屑地说，那是他们不善于发动群众。
　　要真正发动群众，也许只有最残酷的统治者能做到这一点。把刀架到脖子上，割得流血，割得肉痛，群众就会被发动起来了。
　　没有土壤，最坚强的种子也没办法生根、发芽。
　　可以说，一个国家到了没有任何人敢于提出反对意见，到了统治阶层无所顾忌的残忍和奢侈的时候，这个国家只会走向大崩溃。
　　没什么好说的，末日根本就是自己的选择。


6。5。纵论改革
　
　　胡适说过，〃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设一个民族的国家。因为最后一步是艰难的，所以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最容易先走上前面的两步。〃
　　我们现在不追求〃努力建设一个民族的国家〃，〃排外〃也早已忘却，坚持了几百年的〃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好像都快要忘记了。
　　过去，不管是辽、金，还是清，他们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汉语为官方语言。然而到了今天，中国人居然不再乐于用中文交流了。
　　看看春节联欢晚会上，那些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的中国人多么开心的讲着欧洲的语言，那样的疯狂，那样的痴迷。
　　今天我们的教育里，英语的地位已经远远超过了语文，前不久还有人提倡小学就开始双语教学，更有人提出全民学英文的号召。
　　难道这不该引起忧虑吗？
　　语言是一个民族的象征，汉语更是中国文化的灵魂。
　　当我们不以自己的语言为荣，放弃自己的语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