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荒诞的理性-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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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吉诃德》的人物描写与风景描写，也表现了作者娴熟的现实主义技巧。作者善于采用素描的手法，往往廖廖几笔，就勾勒出一个鲜明生动的形象来。我们熟悉的堂·吉诃德肖像是：身体细长、面孔瘦削、满面愁容、骑着那匹骨瘦如柴的“驽骍难得”。而桑丘的肖像则是“大肚子，矮个子，两条小腿却很长”，坐在他那又矮又小的“灰点儿”毛驴上。只要一闭上眼，主仆两人的形象就鲜明凸现在我们眼前，即使是对次要人物的描写也是惟妙惟肖的。如客店女佣玛丽托内斯的肖像是“阔脸、扁头、狮子鼻，一只眼睛是猫眼，另一只也好不了多少。不过靠着她体部的运动，倒能把许多遗憾弥补过来。她从腿到头不足七柞高；她肩膀上载肉太重了一点，使她不由自主地老看着地。”
在环境描写方面，《堂吉诃德》也摒弃了旧骑士小说那种装饰性的描绘，它的背景是规模宏大的十六、七世纪西班牙的社会现实生活。具体的风景描写都是具有实感的，有时甚至故意写得平淡无奇、朴实无华，而这一切描写都与表现人物思想和刻划人物性格密切关联。
《堂吉诃德》的语言也有其鲜明独特的风格。它生动而富有表现力，有时庄重，有时诙谐，有时含蓄，有时明快。它一扫骑士小说里惯用的华而不实的绮丽的文风，采用了西班牙人民的口语形式。塞万提斯长斯生活在西班牙社会底层，十分熟悉民间语言。他在《堂吉诃德》中对西班牙的民间口语做了大量的加工提炼，使得这部小说语言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与它所要表现的内容和谐一体。小说中各种人物的语言都有其独特的表达方式。堂·吉诃德学识广博，喜欢思考，爱发议论，谈吐比较斯文，语言规范，用词比较准确；桑丘是个普通农民，语言朴素自然，喜欢用一连串的民谚表达自己的看法，但有时候用得并不恰当，用词也不准确。此外，公爵夫妇的语言礼貌得体，女佣的语言粗浅罗嗦，都与其身份相吻合。 《堂吉诃德》中还大量使用了民谚和俗语，全书使用的谚语至少有二百五十条，其中绝大部分集中在桑丘身上。他一张口就是成套谚语，就是他老婆和女儿也是谚语不离口，无怪乎神父说“潘沙这一家人都是肚子装着一大桶俗语来投生的。”除了民间谚语之外，作家还善于把“人人都传诵，满街儿童都会唱”的歌谣编进书中，这不仅使小说增添了诗的气氛，而且使小说通俗易懂，更容易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塞万提斯对民间语言的加工和提炼，不仅使这部小说充满了机智和幽默，感情自然，文笔生动流畅，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而且更重要的是为纯洁和发展西班牙语言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马克思和恩格斯都高度评价过
《堂吉诃德》语言的典范作用。恩格斯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曾说，他就是从塞万提斯的作品开始学习西班牙语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3页）。李卜克内西在其《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一书中说，由于他不懂西班牙语，有一次马克思曾经拿出《堂吉诃德》作为课本给他讲授西班牙语。
《堂吉诃德》还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特别是对比手法的使用，在塑造人物形象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堂·吉诃德和桑丘主仆二人的形象，自始至终相互衬托，相互补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吉诃德是个理想主义者，而桑丘则讲求实际；吉诃德的语言是当时西班牙官方社会的工整语式，而桑丘的语言则是朴素的、大众的劳动人民语言；在肖像与性格特征上，他们二人一瘦一胖，一高一矮，一疯一傻，一智一愚，都造成强烈对比，甚至连吉诃德的瘦马和桑丘的灰驴也表现出主仆之间鲜明的阶层对比。海涅在 《论吉诃德先生》一文中说，“吉诃德先生说话时，似乎总是骑在他那高高的马上；而桑丘仿佛一直是坐在他那谦卑的驴子上。”
此外，《堂吉诃德》还有许多可谓“先驱”式的艺术手法，并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它的“书中书”的结构方式，被称作“皮兰德娄式”。皮兰德娄（1867—1936）是意大利现代戏剧家，他曾写过《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描写自称是某个剧本中的六个人物，被作者抛弃，跑进一个排演场，要求导演排他们的戏，于是剧中出现了戏中戏。哈利·列文评价到：“塞万提斯是一位在过去的时代使用皮兰德娄式的手法的大师，这种手法可以被称作书中书。对于一个不成熟的或自命不凡的作家，这是一种危险的手法，因为它可以导致暴露他内在的文学素质。然而，塞万提斯对自己使用这种手法是如此有把握，以至于他可以在小说的第二部中让参孙·加尔拉斯果学士对是否真会有第二部表示怀疑。”由于小说第一部问世到第二部出版，中间过了十年时间，在这十年中，堂吉诃德已作为典型铭刻在大众的心中，在第一部中，吉诃德先生处处碰到误解，而在第二部中，却出现了与此相对照的情况：大多数和他谈话的人都准备帮他的忙。人们如此不厌其烦地用恶作剧来迎合他的疯狂，以至于他们似乎比堂·吉诃德还要疯狂，从而使第二部的虚构建立在第一部虚构所造成的现实的基础上，这的确是一种巧妙而独特的文学现象。正如美国评论家托马斯·曼所说：“这个构思是全新的，独一无二的；在世界文学中，我不知道还有哪一本书里出现过一个靠其自身的形象生活的虚构人物，他似乎是以自己名声的名声维生的。”
再如，堂·吉诃德这一典型被后世一些评论家和文学家抽象为“受名言支配生平”的类型，或者说是患了“文学病”的形象，即一种真诚专一的书呆子形象，对他来说读什么就要信什么，然而由此产生的他对现实的曲解却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现实的理解。西方一些评论家把许多描写“靠想象、幻觉存在”“受信念或名言支配”去生活、去奋斗的人物形象的文学作品，都归结为《堂吉诃德》影响的结果。著名的有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浮士德》（“从书房出发，用言词和行为较量，以积累的理论同生活的实践较量”），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其中的巴扎罗夫是一个“新式的虚无主义者，以一种真正堂·吉诃德式的狂热在现实中强行推行他的信念”），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先生外传》，司汤达的《红与黑》，甚至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 （“女性的堂·吉诃德”）等等。
《堂吉诃德》的思想与艺术成就是辉煌的、多方面的。但它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作者虽然揭露与批判了西班牙社会的黑暗，想要改变现实，改造社会，也看到了靠游侠骑士单枪匹马不能拯救社会，但他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解救社会的良策，只得把理想寄托在原始社会的“黄金时代”，“真正的骑士道”，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也是错误的。这是塞万提斯作为人文主义者的局限性，也是时代的局限性。小说中的一些情节描写和借堂·吉诃德之口发的一些议论，也表露出作者思想中的某些封建道德观念。比如，他赞扬浪荡公子堂费南铎的弃恶从善，这个依仗公爵桂冠和权势，欺罔好友，奸淫抛弃良家女子的贵族子弟，只因为他“毕竟有高贵的血统和大丈夫的胸怀”，经神父的说教，不到一日即变成心地善良而又“履行诺言”的公爵少爷了。堂·吉诃德的许多议论都宣扬了基督教义以及女子要保持贞洁等封建思想。
《堂吉诃德》作为一部早期的长篇小说，在艺术上自然存在着比较粗糙和不够完美的地方。整个小说的结构比较松散，尤其在第一部中，作者围绕着主要故事情节，又穿插了一些小故事，虽然对丰富作品思想，增强对社会的表现力，有一定作用，但总的来说它们与主要情节关系不大，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作品的整体感。小说的疏漏之处也比较多。比如，桑丘究竟见没见过“杜尔西内娅”，前后说法不一致；桑丘的灰驴是怎样丢的，小说第一版中并没有交代，第二版虽然补上了“灰驴被偷”一节，但灰驴被窃后桑丘仍然骑着驴的几处谬误仍没有改正；第一部第三十章说堂·吉诃德的宝剑被苦役犯偷走的事，前文并没有交代过；第三十七章说蒙面女人的那个“俘虏”，前文也没有提起过，显得实如其来；类似的疏漏还有一些。但这些不足与其伟大的艺术成就相比，不过是白璧微瑕。
理想与现实的二重变奏
——堂·吉诃德与桑丘
堂·吉诃德与桑丘是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着力刻划的两个典型人物，其性格复杂多面，内蕴深刻；两人形象既对立又相互补充，在某种程度上昭示着人类精神追求的两重困惑：“超越现实”？抑或“眷恋尘世”？因而在世界文学群像中占有重要地位，值得我们仔细品味。
堂·吉诃德的性格特征是矛盾复杂的，具有明显的多重性，其内在冲突又与塞万提斯的思想矛盾密切相关，似乎可以认为他的性格矛盾是塞万提斯的矛盾，是十六、七世纪西班牙现实的矛盾，也是人类精神的矛盾。
作为独特艺术形象的“这一个”，堂·吉诃德是在十六、七世纪的西班牙——资本主义获得了极大发展却尚未取得最终胜利，人本主义思想兴盛又与现实剧烈冲突——这样一个发展变化着的历史时期，试图恢复中世纪的骑士道及行为的“游侠骑士”；是一个读骑士小说入迷，满脑子幻想，把现实中的一切都硬行套入荒诞的骑士小说中去的“走火入魔”的疯子；是一个见识广博、豪情仗义、为实现理念而奋不顾身的勇士；是一个除骑士道外充满了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精神的思想家；是一个疯傻与理智、过去与未来、理想与现实、喜剧与悲剧集于一身的“多重人格”形象。
堂·吉诃德的主要性格特征是幻想狂。他本是乡下的小乡绅、善人阿隆索·吉哈达，但读荒诞的骑士小说入了迷，脑筋出了毛病，丧失了对现实的真实感觉，生活在虚幻的癔想中。于是他更名为高贵的堂吉诃德·台·拉·曼却，穿一身曾祖留传下来的破烂不全的盔甲，提着长矛，骑着一匹瘦骨伶仃的老马，模仿古代骑士去周游天下，“冒大险，成大业，立大功”，帮助被侮辱与受压迫的人。他处处以过时的骑士制度行事，处处模仿骑士小说中的英雄，疯疯癫癫，不断碰壁。在他眼中，到处有妖魔鬼怪，到处有奇境险遇，他把风车当作巨人，把羊群看成军队，把送葬的教士当作魔鬼，把理发师的铜盆当作骑士的头盔，把酒袋当作巨人的脑袋，他把一切都看作是行侠仗义的好机会，不分青红皂白，横冲乱杀。结果不但没有帮助别人解除苦难，反而给自己和人们都带来灾难。他把牧童安德瑞斯从主人的皮鞭下解救出来，自以为得意，扬长而去，害得牧童得到更加残酷的鞭打，气得牧童斥责他：“您要是再碰到我，尽管瞧我给人切成一块块，请您看上帝份上，别来救我帮我，还是随我倒霉去。凭我多么倒霉，总不如受您帮忙倒霉得厉害。但愿上帝诅咒您！诅咒世界上所有的游侠骑士！”他放走了苦役犯，苦役犯不仅不感谢他，反而将他们主仆二人毒打一顿，连桑丘的驴也给偷走了。他把送葬的教士打下马来，教士痛苦的哀叹：“我不懂您这个打抱不平是怎么回事。您害我折了一条腿……您为人除害，却害苦了我，叫我终身受害”。他闯了大祸，仍然执迷不悟。他还亦步亦趋地模仿骑士小说中的英雄，结果更是笑话百出。骑士小说中的英雄往往有灵丹妙药，堂·吉诃德也“依葫芦画瓢”，炮制出治伤的神油，主仆二人喝得肚痛如煎，上吐下泻，浑身瘫软，昏死过去。骑士的意中人都是娇贵无比的绝世美人，堂·吉诃德也为自己找了一位邻村的农家女，她壮硕无比、胸口长毛，而且心目中压根儿没有吉诃德先生，吉诃德先生却为她神魂癫倒，忧伤憔悴，饿着肚子终日叹息。为了表达他的爱情，堂·吉诃德隐居深山，一丝不挂，大翻跟斗。这些细节都表明了堂吉诃德是个幻想狂，尽管“挨够了打，走尽背运，遍尝道途艰辛”，依然顽固不化。他既看不清现实，又认识不到自己的力量，闯了祸而不肯认错，闹了笑话而不自悟，一味地凭着幻想蛮干下去，成为一个可笑又可怜的丑角。
堂·吉诃德又是一个善良、真诚的游侠骑士。他看到了当时西班牙社会的黑暗和罪恶，诅咒“这个可恶的年代”，“世道人心，一年不如一年了”。因而他要献身做骑士，济世救人，下一番万古流芳的大事业，其动机是善良的，愿望是美好的，态度是真诚的。他不辞劳苦，不畏艰险，反复向世人申述光复骑士道是当务之急，“不恢复骑士道的盛世是个大错”，游侠骑士不仅在古代重要，当代也必不可少，将来会永远需要。他自负受命于天，老天爷特意叫我到这个世界上来，实施我信奉的骑士道，履行我扶弱锄强的誓愿。”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原始社会的大同世界，那时没有私有概念，没有你争我夺，没有弱肉强食，所有的是平等、自由、共有的和谐美满与恬适。他对悠然自得的牧羊人侃侃而谈：“古人所谓黄金时代真是幸福的年代、幸福的世纪！这不是因为我们黑铁时代视为至宝的黄金，在那个幸运的时代能不劳而获；只因为那时候的人还不懂得分别 ‘你的’和‘我的’。在那个太古盛世，东西归公有。”那时候“真诚还没和欺诈刁恶搀杂在一起。公正还有它自已的领域；私心杂念不象现在这样，公然敢干扰侵犯。法官心目里还没有任意裁判的观念，因为压根儿没有案件和当事人要他裁判。”美好的黄金时代，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理想。这个公正和谐的乐园属于地面上的人世间，而不是中世纪骑士企求的天国。因此，我们不能不说堂·吉诃德正是他自称的真正的“贷真价实”的骑士，他所身体力行的骑士道与历史或骑士小说中所宣扬的那一套，是大不一样的。问题是他的真诚用错了地方，他的理想是“乌托邦”式的，他的行为方式是荒谬的。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