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 作者:皮亚杰(jean piaget)倪连生、王琳 译-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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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转换作用之上，尤其是要保证这个结构有自主性的自身调整性。可是，怎样就能
从随便什么“形式”以这样的方式组成“结构”呢？当问题是逻辑学家或数学家的抽象
结构时，那是逻辑学家或数学家通过“反映抽象”（参看第5节）从这些形式中抽绎出来
的。而在现实世界中，则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形成过程，把形式引向结构和保证这些结构
有内在的自身调整作用：这就是一个平衡作用过程。在物理领域里，这种平衡作用就已
经把一个体系定位在它潜在的功的整体之中（参看第9节）；在有机体的领域里，平衡作
用保证生物在各种水平上达到体内平衡状态（参看第10节人在心理学的领域里，它说明
智慧的发展情况（参看第12和13节）；在社会领域里，它也会起到类似的作用。事实上，
如果人们记得，任何形式的平衡都包含一个组成一个“群”的潜在的转换体系，如果人
们能够区分各种平衡状态和作为达到平衡状态的过程的平衡作用，那末这个过程不仅说
明种种调节是这个过程的各个阶段，而且说明这些调节作用的最后形式是运算可逆性。
所以，认知功能或实践功能的平衡作用，包含了为解释理性图式所必须的一切东西：一
个调整好了的转换体系和一扇面向可能性的门户，这就是从有时间性的形成作用过渡到
非时间性的相互联系的两个条件。
从这样的观点来看，这个关于决定社会先干智能还是智能先于社会的问题就不会提
出来了：因为集体的智能，就是在一切“协同运算”（Co．operations）中发挥作用的
那些运算相互影响而得到的平衡了的社会性。同样，智慧并不先于心理生活，也不是作
为它所产生的种种效应之中的一种简单效应：智力是一切认知功能的平衡的形式。而智
能和有机生命间的关系（译者按：智能（intellect）指用概念思维的能力，或称悟性〕
也是属于同样的性质：如果人们不能说任何生命过程都是“智慧”的，我们却能够赞同
很久以前达西·汤姆森（D’arcy Thomson）研究形态学（《论生长与形式》（OnGrowt
h and Form＇，这本著作和其他矿物学方面的研究一样，都曾对列维…斯特劳斯早期思想
有过影响）的转换作用时所说的，生命就是几何学；今天我们甚至可以断言，在很多方
面，生命就象一台控制论的机器、或一种“人工智能”（也就是普遍智慧）在工作。
但是依照这种看法，人的精神自身永远相同，如列维…斯特劳斯本人所说，“象征功
能”的永久性就是它的明证，那末人的精神又成了什么呢？我们承认我们并不了解，如
果人们把这种精神看作是一个由许许多多永久性图式合在一起的汇集，这种看法为什么
就要比起把精神看作是一种仍然开放的、连续不断的自动构造过程，其结果更受人尊重。
坚持符号功能的观点，人们在接受索绪尔对符号和象征的区分时（我们感到比皮尔斯＇P
eirce＇的区分要深刻），人们不就已经可以想到，从形象化的象征到分析性的符号，就
已经有了演化吗？这就是在卢梭论及比喻的原始用法的一段文章里的含义；列维…斯特劳
斯在谈到“推论思维的初始形式”时曾用赞许的口吻引述了这段文章（见《图腾制度》
第146页）。然而，说“初始”就是意味着有后续，或者至少有几个水平了；而如果说
“野蛮人的思维”在文明人中永远存在，其水平要比科学思维低级：然则分列等级的不
同水平就意味着在形成过程中有不同的阶段。人们特别要问，列维…斯特劳斯在《野蛮人
的思维》一书里记载的那些美好的“原始”分类，它们大概不是没有否定的“应用”的
一个成果，而是在运算意义上的“群集”的成果吧？
在关于这种“自然”逻辑的整体是什么这个问题上，我们对于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
主义和列维…布留尔（Levy…Bruhl）的实证主义之间原则上的总的对立是相当清楚的。但
是，列维…布留尔在他的遗著里收回了他的观点。在我们看来，这正象他在初期著作里似
地，同样是走得太过头了。并没有“原始思维”，但也许的确有一种在前运算水平意义
上或在仅有的几种具体运算开始时的一种有限水平意义上的（参见第12节）前逻辑。
“互渗”（participation）是一个富有意义的观念，如果我们不是把“互渗”看成是一
种不管有什么矛盾和同一性的神秘联系，而是一种在幼年儿童身上经常看到的处在类与
个体中途的关系的话：如我们在桌子上投下一个阴影，对于4…5岁的孩子来说，就认为是
“树下面的影子”或黑夜的影子，不是用包含在一个普遍类里的方法，也不用直接的空
间转移方法（虽则受试人有时因为没有更好的解释，会这样说），而是通过某种在一些
物体之间直接“焊合”的方法；这些物体，以后在一经懂了规律之后，就会或者分解开
来，或者合成为同一类。即使在这种“互渗”关系中我们只看到一种“类比思维”，它
作为双重意义上的前逻辑，即先于明确的逻辑，和为这种明确逻辑的制订作准备，也还
是有其意义的。
无疑，列维…斯特劳斯所描写的亲属关系的体系，表明有着一种进步得多的逻辑的存
在。不过，尤其对于人种志学家来说，这当然不是个人发明的结果（如泰勒＇Tylor＇说的
“野蛮人哲学家”的发明），只有集体的长期酝酿才能创造出这样的成果来。所以这是
关于“制度”的问题，而且对于语言学结构来说也是相同的问题，语言结构的能力是超
过说话人的平均能力的。如果集体自身调节概念或集体平衡作用概念具有一点儿意义的
话，那么很明显，为要判断一定社会的成员是属于逻辑［水平〕还是属于前逻辑［水平］，
单参照他们已经结晶了的文化成果是不够的：真正的问题是把这些集体工具的整体利用
到每个人生活中的日常推理里去。然而，这些工具很有可能大大地高出于这个日常逻辑
水平。列维…斯特劳斯使我们想起了土人在亲属关系的体系中精确地。‘计算”出隐含的
关系的情况。但是这些还不够，因为这个亲缘关系体系是完成了的，已经调节好了的，
又具有特定的意义；而我们想要看到的，则是个人的创造性。
所以，就我们来说，我们相信，只要对于不同社会的成员，无论成人还是儿童，关
于他们运算水平（第12节里说的含义）的精确的研究还没有系统地做出来之前，问题还
是不要先下结论。然而，这些研究做起来很难，因为做这类研究，要求对检查运算的技
术要有良好的心理学素养（用自由谈话的方式而不是用测验的标准化形式，并不是所有
的心理学家都具备这种修养的），而且还要有足够的人种学知识和能够对受试者的语言
有充分的掌握。我们知道的这种尝试不多。有一项尝试是关于澳大利亚著名的阿龙塔人
（Aruntsa）的，结果似乎表明在形成守恒概念上（把一定量的液体倒进不同形状的容器
中的守恒性），有系统性的落后；但是，仍然可以通过学习掌握这个概念。通过这个特
殊例子，似乎表明已经达到具体运算水平的初级阶段。但是这里还得要检验命题运算
（如组合系统等），尤其要从这些观点来研究其他社会。
至于结构的功能方面，只要我们承认有一部分自身构造作用，那就很难撇开这个问
题。如果各种效用因素不能单独用来说明结构的形成过程，它们就等于提出了某些问题
来，要这种形成过程为它提供答案，因而结果就使形成过程和答案接近起来了（参见第1
0节瓦廷顿的思想）。另一方面，一个结构按照社会中出现的新需要而改变其功能，这也
是常见的。
总而言之，前面的这些说明，没有哪一点使我们要怀疑列维一斯特劳斯所作分析的
积极方面，特别是结构主义的方面。上面这些说明的唯一目的，只是要把他的这些分析
从光辉的孤立状态之中引出来，因为，人们在一开始就把自己安放在完成状态之中时，
也许忘掉人类活动本身在认知方面是最有特征的性质：人类与许多动物类不同，动物只
有在物种改变时才能有改变，而人却能在使世界改变的同时改变自己，能在建立自己的
结构时使自己成为结构，并不是由于非时间性的宿命从外界或内部消极地接受这些结构
的。智慧的历史不是一份简单的“成分一览表”：智慧是一束转换，这些转换同文化的
转换或象征性功能的转换不能混为一谈，而是远比这后两种转换开始得早，而且产生这
后两种转换；如果理性的演化不是没有理由的，而是由于在逐渐同外界环境相互作用中
不得不具有的内在必然性的缘故而发展的，理性终于还是从动物或人类婴儿的水平演进
到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种学的水平了。
结构主义
第七章 结构主义和哲学
20．结构主义和辩证法
在这一章里，我们将只提到在进行结构主义研究时所引起的两个普遍性问题。人们
可以把这一研究中所引起的问题的单子无限地扩大，因为这种列举的方式已经成了一时
时尚，新近的哲学家再没有不跟着走的；这一时尚的新颖性，使人淡忘了这种方法在科
学领域里的陈旧性，因为在某些哲学里科学是容易被忽视的。
1．我们的两个问题中的第一个显然是不得不研究的。因为，在人们专心致志于结构
的研究而贬低了发生、历史和功能的情况下，当所研究的不是主体本身的活动时，这就
必然要和辩证思维的种种中心倾向发生抵触。所以，看到列维…斯特劳斯在他的《野蛮人
的思维》一书里差不多用了整整最后一章来讨论萨特（J。P。Sartre）的《辩证理性批判》
（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我们认为这是很自然而且又很有教益的。对
这场争论在这里加以检讨，在我们看来也是肯定非做不可的，特别是因为我们感到，争
论的对立双方似乎都已经忘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在各种科学本身的领域，结构主义
总是同构造论紧密联系的，而且就构造论而言，因为有历史发展、对立面的对立和“矛
盾解决”等特有的标记，人们是不能不承认它有辩证性质的，更不用说辩证倾向与结构
主义倾向是有共同的整体性观念的了。
在萨特所运用的辩证思维里，其主要构成成分是构造论以及构造论的推论历史决定
论。关于这第二点，列维…斯特劳斯除了在上文中已经讨论过的对历史的总的批判之外，
还很有道理地特别指出萨特的思想说不通，因为他把中心放在自我上，或一个“我们”
上，“但一面又谴责这个‘我们’只是一个自我的二次幂，它的本身对于别的‘我们’
又是严严实实地封闭的”（《野蛮人的思维》法文本第341页）。不过，在萨特那里，这
些并不是辩证法的产物：它们只是一种存在主义的残余，它是仍然带有哲学性质的辩证
法还没有能够去掉的一种存在主义的尾巴。反之，在科学思维领域里，辩证化过程本身
就含有使各种看法发生互反关系的意思。至于构造论呢，我们采取与列维…斯特劳斯的异
议相反的立场，把它保存下来，但是有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的保留，即萨特（除了极个
别的例外情况外）认为构造论是哲学思维的特权，与科学知识不同，而且他对科学知识
的描绘几乎完全是从实证主义及其“分析”方法借用来的。然而，不仅实证主义不是科
学，它只给了科学一个系统地歪曲了的形象，而且如梅耶森经常指出的，在哲学上最主
张实证主义的学者都只限于在他们作品的前言中声明他们这样的信仰，而当他们阐发他
们的经验分析和他们的解释性理论的时候，他们的做法与这个学说主张的常常几乎是相
反：所以，如果我们指责他们没有意识到、或有认识论意义上的错误，这是一回事；但
是如果我们不再把他们的科学工作同实证主义相提并论，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这样说了之后，可以看到，列维…斯特劳斯在辩证理性和科学思维之间所建立的联系，
虽然更为正确一些，但是从对于科学思维的要求来看，仍然留有一种令人不安的不足，
必须把辩证过程所占的地位，恢复到比列维…斯特劳斯似乎希望赋予它的还要重要的位置。
而且，看来很清楚，如果说列维…斯特劳斯把辩证过程多少有些低估了，这是由于他的结
构主义是相对静止的或反历史主义的，而并不是因为有了一般的结构主义倾向的缘故。
如果我们对列维…斯特劳斯确实理解的话，他是把辩证理性看作是一种“一直在起构
造作用的”理性的（见《野蛮人的思维》法文本第325页及以下各页），但是有“勇敢”
的含义，就是说，它建造起一座座的桥梁，向前迈进；这与分析性理性相反，分析性理
性是为了理解而分解事物，并且主要是为了检验。但是，说“辩证理性……不是别的东
西，而就是分析性理性……只是在分析性理性上加了点儿东西”（第326页），我们根据
这样一个补充来说，并不是要强词夺理；这个补充的意思，几乎就是要把后者所缺少的
创造功能或进步功能给予前者，而同时又把验证的主要工作为前者保留下来。当然，这
种区别是本质性的，同样当然的是，并不存在两种理性，只有理性可以采取的两种态度
或两类“方法”（用笛卡尔赋予这个词的意义）。但是，辩证态度所要求的构造，不仅
是要在我们无知的深渊之上“建造一座座便桥”，这个无知的深渊的彼岸在不断地向远
处伸展（第325页）：这种构造过程还假定有更多东西，因为时常就是构造过程本身，在
同种种肯定结合起来时产生种种否定，接下去在共同的“矛盾解决”中再得到它们之间
的协调一致。
这个黑格尔或康德的模式并不是抽象的模式或纯概念的模式，否则它就会既不能使
科学也不能使结构主义感兴趣了。只要思维努力背离虚假的绝对性，这个模式就表现出
思维不可避免的步骤。在结构的领域里，这个模式相当于一个不断重复的历史程序，巴
什拉（G。Bachelard）在他最优秀的著作之一《非的哲学》（Laphilosophie du non）里
曾描述过这个程序。它的原理是，一个结构一经被构成，人们就对结构中能表现本质的
或至少是必要的性质之一给予否定。例如，作为有交换律的古典代数学，从汉密尔顿
（Hamilton）开始人们就创造了一种无交换律的代数学；欧氏几何学又被非欧几何学配
成了对；以排中律为基础的二值逻辑，则有布劳威尔（Brouwer）否认这个原则在无穷集
合情况下的价值而用多值逻辑来补充，如此等等。在数理逻辑结构的领域里，这就几乎
成了一种方法：有了一个已知的结构，人们就企图用一个否定的体系来建造出各种互补
的体系或不同的体系，然后人们把它们汇集成一个复杂的整体结构。在格里斯（Griss）
的“没有否定的逻辑”里，一直到否定本身也这样地被加以否定。另一方面，当问题是
要决定，象在有限的基数和序数之间、在概念和判断之间等等的关系之中那样，究竟是
系统A导致系统B，或者是相反系统B导致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