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 作者:皮亚杰(jean piaget)倪连生、王琳 译-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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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它的位置放在有机界的生命中去已经有成效得多，但不能忘记这样的情况：普通代数
并不“包含”在细菌或病毒的行为中。于是，剩下的问题就是要知道构造过程本身了。
我们看不出为什么这样思考问题是不合理的：现实的最后性质就是永恒的构造过程，而
不是把现成的结构积累起来。
13．结构与功能
现在有些人不喜欢用主体来解释问题。当然，如果把主体的“亲身经验”（experi
ences vecues）看作是主体的特性的话，那么我们承认自己就是这样的人。不幸的是仍
然有更多的作者，他们认为心理学家按定义说都是集中力量从个体体验的意义上去理解
主体的，那我们可以说并不知道有这样的心理学家。如果说，心理分析学家耐心地专门
研究个别病例，他们一次次地反复找到同样的心理冲突和情结来，那也仍然是因为要得
到共同机制的缘故。
在建构认知结构的情况下，不言而喻，“体验”只起到一个很次要的作用。因为这
些结构并不存在于一个个主体的意识中，而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些结构乃是存在于主
体的运算行为之中。还因为在达到有可能对于这些结构作科学思考的年龄之前，这些主
体是从来没有意识到过这些作为整体结构而存在的结构的。
所以很显然，如果要从主体的活动上去说明前面的构造过程的话，那么这个主体就
指的是认识论上的主体，也就是指在同一水平上一切个别主体所共有的机制而言，换句
话说，就是“平常”主体都共有的机制。这里所说的“平常”要随便是谁到这种程度：
使分析主体的种种作用的最有教益的手段之一是用方程式或机器去建立起“人工智能”
的模式，并且为这个模式提供一个控制论的理论，不是抽象地在它的结构方面（代数可
以提供这样的条件），而是要在它实际实现和功能起作用的方面得出各种必要和充分条
件来。
正是从这种观点来看，结构是与功能起作用以及在生物学含义上的功能不可分的。
有的读者也许已经看到，在把自身调整或自身调节作用包括在结构的定义里面时（第4节），
我们已经超越了全部的必要条件了。然而，每个人都承认，一个结构必然有一些组成规
律，结构是调整好了的。那末，结构是由谁或用什么来调整的呢？如果是由结构的理论
家来调整的，那末结构不过是形式上的存在而已。如果结构是“实在的”，那就会有主
动的调整；而且因为结构是自主性的，所以我们就要说到自身调节作用（第12节刚举过
自身调节的例子）。这样，我们又回到了功能作用的必然性上。如果事实强制地把结构
赋予主体，我们就完全可以给主体下个定义：主体是功能作用的中心。
但是，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中心呢？如果说结构是存在的，而且甚至每一个结构都
包含着自身调节作用，那末，把主体看成是功能作用的中心，是否又等于简单地把主体
归结为只起舞台的作用呢？这正是我们责备于格式塔理论的（第11节）。人们是否又被
拉回到了没有主体的结构，象某些现代结构主义者所梦想的那样呢？如果说结构仍然是
静止的，那么，不言而喻，当然就会是这样。但是，如果各结构之间意外地开始建立起
联系，而且不是用在封闭的“单子”之间的先天的和谐来建立的联系，于是，起联系作
用的器官就无可争议地又成了主体，而且只有在两种意义下有可能：或者，主体就成为
先验论中超经验的自我的“种种结构的结构”，或更简单地说，就是心理学的综合理论
中的“自我”（参阅让内（P。Janet）的第一本书，书名《心理自动机制》（L’automa
tisme psychologique），他的动力论已经引导他在功能和心理发生学的方向方面超越了
这些机制＇；或者，主体没有这样一种能力，而且在没有建立这些结构以前并不具有这些
结构，那就应该更加谦虚地、也更加适合现实地来说明主体的特性，把主体只看成是一
个功能作用的中心。
现在时间到了，我们记得，数学家的结构主义研究事实上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并
且跟心理发生学的分析竟有惊人的一致（虽则他们并没有想到过这些）：即是，在所有整
体的整体等含义上的“所有结构的结构”，是不存在的；不仅因为有已知的矛盾，而且
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就是形式化的限制（这种限制我们在第8节中已经归之于形式和内容
的相对性，我们现在看到它还在起作用，而且这实际也一样，这些相对性是取决于反映
抽象的各种条件的）。换句话说，结构的形式化，本身就是一种构造过程，当这些结构
在具体方面逐渐展开的平衡作用产生心理发生学上的衍生分支关系时，这种构造过程就
在抽象方面引导人们建立起结构的系谱学来（例如，从函数到群集，又从群集到有四个
转换关系的群，并且到各种网）。
在第12节里所提到的构造过程中，导致结构形成的主要功能（生物学意义上的功能）
是“同化作用”的功能，我们用它来代替在非结构主义理论的原子论图式中的“联想”
的功能。事实上，同化作用是能产生某些图式的，并由此产生结构。从生物学的观点看，
有机体在同环境中的物体或能量所发生的每一个相互作用里，就在顺应环境的同时把物
体或能量与自身的结构加以同化，同化作用是使有机体的种种形式具有恒久性和连续性
的因素。在行为的领域中，一个动作有重复的倾向（再生同化作用），从而产生一种图
式，它有把有机体自己起作用所需要的新旧客体整合于自身的倾向（认知同化作用和统
括同化作用）。因此同化作用是不断地建立关系和产生对应以及“应用”（或“贴合”，
即“applications”）等的源泉。在概念性表象的层次上，同化作用终于产生了这些普
遍性图式，即各种结构。但是，同化作用并不就是结构：因为同化作用只是产生结构的
种种构造过程的一个功能方面，它在每个特殊情况中都介入进来，但是迟早要导致产生
相互性的同化作用，也就是使种种结构相互之间联结得日益紧密的各种联系。
在我们结束这第12和第13节之前，不能不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并不是所有的作者都
赞同这样一种结构主义的，尤其在美国是如此。例如勃鲁纳（J．Bruner）就既不认为有
结构，甚至也不认为有运算，因为在勃鲁纳看来，结构和运算都沾染上了“逻辑主义”
的毛病，并不能表达真正的心理事实本身。然而，他相信主体有动作和“战略”（stra
tegies）（指决策理论的含义）：那末怎么能认为动作不能内化为运算呢？怎么能认为
“战略”是孤立的而不是相互协调成为系统的呢？另一方面，他想要在表象的不同模式
之间的冲突中去寻求主体认识进步的源泉：言语、意象和动作本身的图式。可是，如果
说所有这些模式中的任何一个都只提供了一个关于现实的不完全的、有时还是变形了的
幻象，那未主体怎么能使这些模式调和呢？除非他或者去参考现实的摹本，但这是不能
实现的，因为摹本不是单一指称的（而且为了摹写现实，就得要通过这个摹本本身以外
的办法来认识这个现实）；或者就只好去参考作为一切可以使用的工具的协调的种种结
构了。不过，言语本身难道最终不会起到这种构造者的特殊作用吗？乔姆斯基的结构主
义难道不可能用来使这一章里讨论的问题简单化吗？这就是我们现在应该要去衡量的事
了。
结构主义
第五章 语言学的结构主义
14．共时性结构主义
言语表达是一种集体制度。言语的规则是个人必须遵守的。自从有了人，言语就一
代一代地以强制性方式传递下来。现代言语的种种不同形式（或称为语言）就是由先前
的形式演变而来的；先前的形式又是从更原始的形式流传下来的。言语就是这样从未间
断地从唯一来源或多种始初形式而来。另一方面，每一个词指一个概念，它是词的意义。
最坚决的反精神主义者们，例如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甚至主张概念的性质要全
部归结为词的这个意义（更确切一些，布龙菲尔德说过，概念是不存在的：除了词的意
义之外，概念就什么也不是。这实际照样是赋予概念以存在和为概念下定义的一种方式）。
而且，句法和语义学都包括了一整套的规则；当要把个人的思想表达给别人或自己进行
内心表达时，个人的思维必须服从这些规则。
总而言之，言语是不受个人决定影响的具有数千年传统的传输者，又是任何人进行
思维所必不可少的工具。言语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构成了一个情况特殊的范畴。所以，
由于它的年代（远在科学出现的年代之前）、它的普遍性和它的权力，言语很自然地被
看做是有特殊重要性的结构的源泉了。在谈语言学家所理解的那些言语的结构之前，首
先让我们回忆一下，有一整个认识论的学派，即逻辑实证主义学派，他们把逻辑和数学
看成是构成一种普通句法学和普通语义学的东西；根据这样一种看法，我们在第二章里
所描写的那些结构，就只是些语言学的结构了。相反，我们已经把这些结构看作是一种
从动作的普遍协调出发的通过构造过程和反映抽象而得来的产物：从这第二种看法来看，
这样的普遍协调可以被应用到一切上去，在交际和交换的动作的协调中也会同样地看到，
因而在言语中也会看到。在这种情况下，语言学结构就同样地值得感兴趣了；但是语言
学结构和与所指意义有关的结构两者之间的关系，则是另外一回事。不管结论如何，语
言学结构和逻辑结构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一般结构主义来说，是一个根本性问题。
狭义的语言学结构主义的产生，开始于索绪尔（F。de Saussure）；他证明语言的过
程并不能归结为语言的历时性研究，例如一个词的历史，时常离说明这个词现在的意思
相差很远。其原因是除了历史之外，还有一个“体系”的问题（索绪尔没有用过结构这
个术语），而这样一个体系主要是由对于这个体系的种种成分都发生影响的平衡规律组
成的，在历史的每一个时刻，这些规律都取决于语言的共时性。事实上，在语言中起作
用的基本关系，乃是符号和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种种意义合成的整体，自然地形成一
个以区别和对立关系为基础的系统，因为这些意义相互之间是有联系的；而且还形成一
个共时性的系统，因为这些意义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可是，这种最初的结构主义固然主要地是共时性的（与十九世纪比较语法的历时性
观点相反，而且也与哈里斯＇Harris＇以及最近乔姆斯基的结构主义转换语法的见解相对
立），但因为有好些作者，即使不是语言学家，他们也从索绪尔的影响中汲取了他所主
张的结构与历史无关的观念，所以就有三类理由，应该认真地对这种共时性的结构主义
加以权衡。这些理由中的第一类理由是非常一般的，它关系到认为平衡规律相对于发展
规律而言有相对独立性这种看法：在这一点上，索绪尔从经济学上得到了一部分启发。
在他那个时代，经济学主要着重在平衡规律的研究（继瓦尔拉＇Walras＇之后是帕累托＇P
areto＇），而且事实上在经济领域里，危机能够引起一个与价值历史无关的价值的完全
大改变（1968年的烟草价格取决于当时市场的相互作用，而不取决于1939年或1914年的
价格）。这种考虑本来也有可能会从生物学本身引出来，因为，一个器官可以改变功能，
或者同一功能可以由不同的器官承担。
第二类理由（从事实上说，也许可以说是第一类）是要摆脱从语言学的外面来的种
种因素的愿望，只研究本体系的内在性质。
但是索绪尔结构主义的共时性特性的第三类理由，是和语言学所特有的一种情况有
关的。索绪尔对于这一情况曾经以非常系统化的严密性一再强调过：这就是语言符号的
任意性。语言符号是约定俗成的，与它的意义不具有内在联系，因而它的意义也是不稳
定的。所以，这就是这样一个原理：按照这个原理，表义符号在它的发音性质中并没有
任何一定能唤起被它表义的价值或内容的地方。这一符号任意性的肯定意见，已经由于
耶斯柏森（Jespersen）而减轻分量了；最近雅各布逊（Jakobson）又提出了疑问。可是，
索绪尔早已预先用他自己区分“根本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的做法，对这些反对意
见作出了回答；大体上说来，指明一个概念的词同它的概念之间的关系，要比这个概念
与它的定义或内容之间的关系来说少一些，这是无可怀疑的。固然语言符号有时伴同有
象征性（用索绪尔关于在“象征者”和“被象征者”之间的符号形式内容关系或相似关
系的含义），并且象班维尼斯特（Benveniste）所说的对于说话人本人来说，词似乎并
没有任何任意性（年幼儿童甚至认为事物的名字是实实在在地属于那个事物的：如人们
在看到了山而还没有发现它的名字之前，一座山就总已经先有它的名字了！），但不言
而喻，语言的多种多样本身，正好就证明了语言符号有约定俗成的性质。不仅如此，符
号永远是社会性的（在习惯上明确地或不明确地约定俗成的）；可是象征则如同在象征
性游戏或在梦里一样，可以是起源于个人。
然则，果真这样，那就很明显，语言学中的这种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关系，只能与这
两者在其它领域中的关系的情况不同；因为在别的领域中，结构不是表达手段的结构，
而是被表达其意义的事物本身（相对于表达意义者而言）的结构，也就是种种现实的结
构，这些现实本身，就包含有它们的价值和正常的能力。特别是一个常模本身，因为是
有强制性的，也就是说要用这种强制性来保持它的价值，它现在的平衡就要取决于它的
历史，因为这个发展的有区别性的特点，正好是要导向这样一种平衡（参看第12节）。
可是一个词的历史可以就是它的意义一系列改变的历史，除了要满足这个词所处的那些
一个个接着来的共时性系统的表达需要这一必要性之外，意义的各个改变之间并没有其
它关系。所以规范性质的结构和约定俗成的结构从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关系上来说，是处
于两种截然对立的情况。至于价值结构，则象在经济学里那样，它们处于一种中间地位：
若从生产资料发展的情况看，它们是与历时性相联系的；若从价值本身的相互作用来说，
则它们主要地与共时性相联系。
就在布龙菲尔德和他的合作者们发展一种主要是描写性的、建立在分布法上的分类
性语言学从而延伸了索绪尔的共时性结构主义的时候，这种共时性结构主义从音位学的
研究中找到了一些新的形式。直到那时候，“对立”的作用（一个类中的两分法）主要
只涉及到表意义者和被表意义者之间的关系，而到了特鲁别茨柯依（Troubetzkoy）时，
一个音位对立的体系被建立起来了，音素按照对立关系去定义；这个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