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 作者:马社香-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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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很兴奋。重新读了主席在井冈山写的几篇文章《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对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感受更深刻了。”当时这是政治流行语，也是他们的心里话。
毛泽东感慨地说：“昨天散步回来想了很多。井冈山道路的探索是中国革命最关键的一步。为了创建这块革命根据地，不少革命先烈牺牲了。他们是一批有信仰有抱负的年轻人。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一个很好的同志，有智慧，能吃苦，在文家市决定进军路线的会上，就是他有力地支持我的提议，退入萍乡向罗霄山脉转移，芦溪一战牺牲了。
“三十一团党代表何挺颖，原是上海大学的大学生，北伐时就在警卫团任连党代表。三湾改编任第一团党代表，很年轻（1905年生）。”毛泽东那天在115房间谈到他在井冈山被撤职的经过，说：
“1927年12月，中央开了一个扩大会议，撤销了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还给湖南省委来了一封信，说我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撤销了我的前委书记。消息不灵通，传到井冈山成了开除了我的党籍。井冈山的同志火了，不服气，为我打抱不平，要向中央打报告。我劝他们不要写，撤职就撤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真被开除了党籍，我还是要干共产党的。井冈山同志听了我的话，很认真地说：‘开除了你的党籍，你就不能当党代表了，但师长总可以当得吧。’你们说井冈山同志对我好不好啊？
“1928年3月上旬，湖南省委派周鲁到龙市，他是个书呆子，说这里烧杀不厉害。传达了中央文件，撤销了前委和前委书记，成立了师委，由何挺颖当师委书记，我当了师长。我连师委委员都不是，但师委每次开会，都请我参加，并认真听取我的意见。你们说井冈山的同志对我好不好啊？”
王卓超回忆，毛泽东讲完这段话后，喝了一口水，汪东兴给他点燃一根烟，他猛吸了一口，继续说道，1928年两次下山接南昌起义的队伍，他都是以师长的名义去的。红四军成立后，6月恢复了前委，他重新担任了前委书记，何挺颖任红四军军委委员、第十一师党代表兼三十一团党代表。7月，他率兵前去迎接二十八团去了。8月，何挺颖同陈毅安还有朱云卿率领不到一个营的兵力打赢了敌人五个团，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后调任二十八团党代表，和二十八团团长林彪做搭档。1929年1月大余一战，何挺颖受伤牺牲了。
二十八团团长原来是王尔琢，红四军成立时，王尔琢任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是黄埔一期的，南昌起义时是叶挺部队七十四团的参谋长。入党很早，有勇有谋，在部队中很有威信。当年井冈山虽在角旮旯里，也是钦差大臣满天飞。周鲁走后又来了袁德生、杜修经，6月份带回了一个省委决议，要部队全部到湘南去。6月底，毛泽东在永新主持召开联席会议，决定部队不去湘南，要用红色武装保卫井冈山根据地。6月中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攻克炎陵县县城后，在杜修经的策动下回湘南。
毛泽东在永新听说后立即写信阻止，没有阻止住。7月下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打郴州，先胜后败，二十九团全部打垮，毛泽东带三十一团三营前去迎接，在桂东碰见二十八团林彪带的一营，决定重回井冈山。在返回井冈山的途中，二十八团二营营长袁崇全和党代表叛变，团长王尔琢前去追赶，士兵们一听团长喊话，都跟着回来，袁崇全从躲着的寺庙出来，掏出手枪打死了王尔琢，带着几个人逃跑了，叛变到刘士毅部去了。王尔琢和袁崇全是黄埔同学，听说两人关系不错，王尔琢才会毫不防备地去叫袁崇全。
毛泽东沉痛而感慨地说：“关键时刻，敌人是没有人情味的，残酷得很。当时二十八团第一营营长是林彪，第三营营长是肖劲，林彪比较会打仗，提拔为团长。”
1928年9月，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三营在遂川一仗中就歼灭了尾追在后面的敌五个营，打死了叛徒袁崇全，占领遂川县城。9月后，回井冈山。10月初，收复宁冈全县。在龙市召开了王尔琢追悼大会。毛泽东写了一副挽联：
一哭同胞，再哭同胞，同胞今已矣，留却工作谁承受
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念如何，得到平等便甘心
张子清参加过北伐，是秋收起义三团第三营营长，一直跟着主席从铜鼓打到浏阳，从文家市到三湾，部队改编仍任第三营营长。1927年10月在大汾遭到肖家璧的袭击，三营与团部失去联系。张子清带着队伍到桂东一带打游击，与朱德的部队取得联系。12月中旬带三营归队途中，参加了茶陵的战斗。他和宛希先坚决反对陈浩几个人带部队离开井冈山投降敌人。陈浩被逮捕后，张子清升任第一团团长，很会打仗，立场坚定，1928年春下山接朱德的部队，在炎陵县战斗中负了重伤。
主席那天说，井冈山医疗条件差，有一点儿药，张子清都先让给战士用，战士们流着眼泪留给张团长。他坚决不肯。这就是井冈山的官兵关系，比亲兄弟还要亲，还要真。人心都是肉长的。革命的理想和官兵一致，使整个部队团结得像一个人，艰苦奋斗。
（2001年7月27日王卓超口述）
1929年1月，红军下山，张子清为了不给部队增加负担，主动提出留在山上做辅助工作，调任红五军参谋长，1930年牺牲在永新。毛泽东那天充满感情地说：“张子清是一个非常好的同志，牺牲时也只有二十几岁（28岁）。”
三湾改编，一营营长员一民1928年就牺牲了。陈毅安接任，也是一个好同志，红四军主力下山后，他调任红五军副参谋长，牺牲在二打长沙的战斗中。接任张子清任三十一团团长的是伍中豪，原来是北京大学的一个学生，后考入黄埔四期，北伐中入党。秋收起义时是三营副营长，张子清当团长后，伍中豪任营长。毛泽东到桂东接二十八团，都是带的三营。1929年主力下山时，伍中豪任三十一团团长，1930年任红二军军长，不久牺牲在江西安福。还有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他是宜章富家子弟，长得很高大，也牺牲了。红五军在第三次反“会剿”中牺牲了不少好同志……
毛泽东说，一回到井冈山，脑子里就看到了他们一张张年轻的面孔，都是活生生的。他们都是有坚定信仰有牺牲精神的好同志，牺牲时都只有二十多岁呀！
当时主席吸了一口烟，继续说道：井冈山斗争说到底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枪杆子青年运动。井冈山斗争高举五四反帝反封建的大旗，进一步反剥削反压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五四青年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井冈山的斗争是伟大的，这些为革命牺牲的青年人是伟大的。
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
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得比我多。但报喜不报忧，这也是官僚和封建东西。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当然，像“二十三条”讲的，这里绝大多数干部包括党的高级干部还是个认识问题、教育提高的问题。怎样教育提高？
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我侄子毛远新在哈军工读书，他们那个学校高干子弟比较多，有些还是保送的。毛远新高中毕业时也被保送到哈军工，我不赞成，才又去考。考上了清华，第二年转过去。陈赓那时还活着，当校长。他们放假回家，黑龙江省委还请哈军工高干子弟吃饭，工农子弟就不请嘛！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和我们井冈山时期提倡的东西不一样。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承？
（2001年7月26日王卓超口述）
毛泽东的话语犹如黄洋界的泉水涓涓不息，又像井冈山龙潭的瀑布呼啸而下，汪东兴、刘俊秀、王卓超三人一阵阵惊叹，又一阵阵尴尬。毛泽东超凡的记忆令他们叹服，博大精深的思想又使几位一时难以体会。也可能毛泽东察觉了一二，滔滔不绝的话停了下来，喝了一口水，话题一转，说：“在为井冈山根据地牺牲的先烈中，还有被错杀的英烈，宛希先、袁文才、王佐等人，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们想过这件事没有？”
袁文才、王佐被错杀与井冈山根据地的两次丢失
毛泽东给在座者又出了一个难题。
汪东兴知道刘俊秀对这个问题关注比较久，袁文才、王佐都死在刘俊秀的老家永新，鼓励他带头“抛砖引玉”。刘俊秀摸了摸头说：“主席，我在苏区时就想这个问题，不明白的地方很多，譬如过去我一直不了解1929年1月为什么让刚刚到井冈山的红五军守山，红四军下山？怀疑这个决定和井冈山根据地第一次丢失有没有关系？”
刘俊秀敢说真话，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他用目光鼓励刘俊秀说下去。刘俊秀的夫人孙玉衡近年回忆，刘俊秀当时坦白地说，这些年上井冈山次数多了，经历的事情也多了，带着问题了解了一些情况，才知道这种怀疑站不住脚。
刘俊秀问毛泽东：“还记得宁冈大仓村附近大庙村有个叫苏兰春的年轻人吗？那里人都说毛泽东在他家里住过几天。苏兰春和袁文才比较要好，袁文才、王佐被杀后，他几十年一直在搜集这方面的材料，井冈山第一次丢失的原因搞清楚了。”
毛泽东用询问的目光继续看着刘俊秀，听着他的介绍：
1929年1月1日，红四军、红五军会师大会开后还不到一个月，湘赣敌军纠集18个团，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会剿”。1月4日，毛泽东在宁冈柏露村主持召开前委、特委、各县县委、团特委和红四、五军军委联席会议，决定：红五军和红四军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红四军主力“围魏救赵”，出击外线解井冈山之围。
刘俊秀说他去看过柏露会议的地址，是一个木行，叫横店，旁边有条溪水可直接运木头到茶陵等地。张平化也对他讲过柏露会议的基本情况。
张平化以炎陵县县委书记的身份参加了柏露会议。会上，红五军留下守山是毛泽东提出的，彭德怀会上提出过不同意见，后坚决服从命令。在毛泽东等人心目中，守山比较外线作战，是一个相对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的任务。1928年8月黄洋界保卫战，三十一团以不足一个营的兵力就打垮了敌人。红五军数月跋涉太辛苦了。
（2001年9月2日孙玉衡口述）
会后，袁文才被调任红四军参谋长。1929年元月14日，天上下着鹅毛大雪，红四军主力3600人离开了井冈山。那一年井冈山下了百年难遇的大雪，整整下了49天。
红四军下山不到10天，敌人就来到山下。宁冈驻了五六个团，斜源村驻了一个团。打黄洋界哨口。哨口工事做得很坚固，又是冰天雪地，敌人整整打了五天，打不进去，准备退兵。不料斜源村驻扎的敌团长，用80元银洋买动了经常捉石蛙的陈开恩，领兵走泸泉州小河道，没有冰冻，避过黄洋界哨口，下到小井。哨口红军不知敌人是从哪里上来的，抵挡不住，彭德怀只得率领红五军突围，去了赣南。王佐没有走，带着三十二团在山上打圈圈。小井伤兵措手不及，被敌人赶到田里，没有一个投降，全部被机枪打死，打漏的，被枪托一个个砸死。大井仓库的粮食，一粒都没有搬出，全被敌人放火烧尽。进剿的敌人在大小五井茨坪烧杀五六天后退走。
王佐百思不得其解，敌人怎么知道黄洋界背后有条小路？本地都很少有人知道，便到下湖子调查真相。了解到是陈开恩告密，王佐立即将他全家抓了起来，准备杀掉。王佐母亲出来求情，让留下一个陈家吃奶的婴儿。王佐怒目圆睁地说，陈开恩带领敌人对大小五井杀光、抢光、烧光，把几百号伤病员全部用机枪扫光，连一个婴儿都没留下（叫“不留种”），我不能留下这个坏蛋的儿子。王佐母亲再次求情：“孩子没有罪。”王佐想了想，最后没杀这个孩子。
（2005年12月26日王佐孙子王生茂口述）
1929年6月，彭德怀率领红五军在赣南和红四军会合后，听从主席收复井冈山的要求，率兵回来，在袁文才和王佐队伍的帮助下，恢复了井冈山根据地。彭德怀部队随之转移。
袁文才从红四军跑回来，王佐举双手欢迎，特委和宁冈县委一些人看法就不同了。陈正人在江西省委高级干部中说过这件事。刘俊秀要王卓超说一说。
王卓超生前回忆，刘俊秀将难题推给他，当时有点儿措手不及。陈正人在井冈山时期是遂川县县委书记，红四军下山后，他曾任湘赣特委常委，建国后又是江西省委第一任第一书记，想来他对这一段历史是了解得比较多的。陈正人当时怎么说的，王卓超在115房就怎么讲。
王卓超先请教主席，陈正人说快下山时，江西省委送“六大”决议到井冈山。“六大”决议中有个《农民问题决议案》，其中有这么两句话（大意）：对土匪要争取其群众，杀戮其领袖。接到“六大”决议后，主席找了几个负责人，先开了个会，做初步传达，逐段逐句地念“六大”决议。当念到上述这两句话时，袁文才、王佐也在场，他突然不念了，说“休息一下”。接着在小范围里开了个会，朱德、陈毅、彭德怀、谭震林、陈正人及永新和宁冈县委负责人参加。王怀和龙超清以前是袁、王的对头，在会上，主张杀。主席做了许多工作，最后，会议决定不杀袁、王。为了改造帮助两人，让袁文才跟随部队下山。王佐留下来协助红五军守井冈山。会上也决定宁冈县委负责人之一的刘辉霄（土籍人，和袁文才合得来）随部队走，何长工留下当宁冈县委书记。有没有这个事？主席肯定地点头。
袁文才后来随部队行动，在进军途中，却又跑回来了（刘辉霄也跑回来了）。陈正人认为袁文才怕随军行动生活艰苦，缺乏斗争的坚定性。
刘俊秀这时插话：听说袁文才回来是刘辉霄看到了“六大”文件这段主席没有读的话，两人一商量跑了回来。当时井冈山地区土籍和客籍矛盾比较尖锐，这些矛盾也反映到党内来，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永新县委书记刘真、王怀，后来担任边界特委书记的朱昌偕（1929年9月至1930年2月）都属于土籍，与客籍的袁文才不和。袁文才私自从前线跑了回来，特委这些人要开除袁文才的党籍，只有主席派到特委工作的特委常委宛希先不同意开除袁文才的党籍。
刘俊秀介绍，宛希先和袁文才、王佐比较投缘，关系非常好，坚持只让袁文才受了一个党内严重警告。这样，宛希先与特委之间的矛盾加深了。1929年秋，特委找借口将宛希先私自抓起来。宛希先抗议逃跑，被重新抓住，用铁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