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面人-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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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必应。这样他们就会把我们当成自己事业中的盟友。
　　从70年代中开始，东德开始训练非洲国民大会的游击队员。这属于军事合作范围，而不是谍报合作，由AGM（国安部长工作小组）和肖尔茨将军主管。两批人数在40到50之间的非洲国民大会的战士在位于东德乡村的一所党校接受了训练。不隶属于外国情报局的东德军事谍报机构负责安排他们的行程。不用说，他们的行程属于机密。一般经坦桑尼亚或安哥拉飞伦敦，然后换乘东德国家航空公司的飞机飞东柏林。我们的人觉得，这是一条摆脱南非谍报机构监视的最佳路线。事实证明果然如此。
　　非洲国民大会的人员在东德接受军事训练的消息始终没有走露过。70年代末我才了解到这一情况。当时南非共产党主席斯洛沃通过东德党中央请我们帮助培训少量的非洲国民大会反谍报人员。他解释说，非洲国民大会内部有可能会混人南非政府的特务。而他们对反谍报一窍不通，无法建立一支反谍报队伍防止渗透。昂纳克办公室把斯洛沃的信转给了我们，信上批有一行字：“总书记已经同意。”
　　柏林外的波茨坦有一所隶属于国家安全部的法律学院。我们在该院的一个特别系为8至10名非洲国民大会成员提供了培训。建立这所学院是我们情报局想出来的主意。它有多种用途，都与国家安全部有关。退休的谍报官员在此讲授各种课程，从基础国际知识到反谍报技能。在一位从反谍报局借调过来的将军的细心指导下，这些非洲国民大会的学员学习如何发现潜在的鼹鼠，如何迷惑敌人并将他们抓获，同时又不暴露自己。
　　培训班每隔3到5个月办一期。我们向他们介绍了敌方谍报机构采用的种种手段以及审问心理学。这些南非学生学起来如饥似渴，恨不得把一切都记在脑子里。培训内容还包括了一些马克思一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学员们非常客气地表示，这不是他们前来培训的目的。此时我们已经通过这类合作摸到了一条基本规律；把我们的世界观强加在合作伙伴身上是不明智的。我们本来期待着通过与非洲国民大会建立联系，有朝一日能够使我们派往国外的间谍披上合法的外衣。具体设想是，我们可以先派他们去南非，然后在我们当地谍报人员的帮助下改换身份。1988年前后这种办法刚刚开始有点眉巳因而无从得知它是否行得通。
　　在思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恐怖分子提供援助的问题时，尤其是法国领事馆和拉贝勒夜总会被炸事件，任何与此有牵连的人都无法回避个人的责任或罪责。死者并不是在争取自由的战斗中倒下的战士。他们既不同意我们的世界观，甚至也不同意我flJ高度重视的安全理论。这类袭击，如1993年一个恐怖主义团体爆炸世界贸易中心的行为，显示出一个人不管出于什么动机与恐怖分子打交道时应负的责任。然而这些都是事后之见。我们与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和其他类似组织的合作是一个复杂的政治谋略的组成部分。我个人参与了这一谋略的制定，对此要负个人的责任，而且也深知这一点。开展这类合作是东德领导人的旨意，它们与过去卷入第三世界的活动一样，也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冷战期间，双方在这场无所不用其极的冷酷的对峙中也曾怀有一些良好的愿望。审视我们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活动以及和许多人视为恐怖组织的关系时，我希望我方的良好愿望能够留下一点痕迹。·我们不应因卢蒙巴、切·格瓦拉、阿连德、拉宾以及千千万万只有亲属才记得的受害者洒下鲜血而却步不前，而是应该从曼德拉当选为南非总统以及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握手言和中汲取力量。
　
第十四章　虎穴
　　就道德而论，东西方的谍报机构都属于灰色范畴。他们手段卑鄙毒辣，所作所为常常有违人伦。鉴于这一行的特点，一中央情报局的处境似乎颇为不利。为了不违背美国宪法中的有关规定，它不得不装出遵照民主程序办事的样子，不管这些宪法条款是否与谍报工作有关。无论政治家如何朝思暮想，任何谍报机构都不可能是民主的，也不可能随时敞开自己的大门，任人审查而不影响其工作。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花费了大量时间准备文件和工作总结报告以应付其他部门的质询。政治家和报界会怎么说始终是他们不能不防的一个因素。
　　我们这一方犯的错误恰恰相反。虽然我们也要向各级领导提交报告和文件，也就是说，我们的谍报工作要受到一定的监督，然而真正意义上的监督是不存在的。我国领导人的地位极其虚弱。为此，凡与威胁到他们地位的潜在危险有关的情报他们都想要，至于怎么搞到这些情报他们毫不在乎。昂纳克惯于在他极力拉拢的西德政治家面前甜言蜜语说，东德谍报机构已接到指示，不对他们搞谍报活动。一回到东德，他马上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这些人的材料，而且强烈地暗示，这方面的情报以后多多益善。
　　我在书首讲述了与中央情报局反谍报人员打交道的一段亲身经历。我感觉，他们让人相信中央情报局内没有鼹鼠的劲头比找到鼹鼠还大。1985年哈撒韦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上称：“中央情报局核心部门从来没有发现过有苏联间谍。也许这些特务隐藏得很深，躲过了我们的眼睛。但我对此表示怀疑。”此后不久，两年前因吸毒和小偷小摸被中央情报局开除的霍华德叛逃到苏联，把中央情报局莫斯科站的谍报活动告诉了克格勃。直到一位克格动高级官员尤尔琴科叛逃到美国后，霍华德的事才败露。如果咬文嚼字的话，哈撒韦的话倒也没错。霍华德向苏联人告密时已经离开了中央情报局。可他的保票未免打得过于绝对。我见过这个哈撒韦。此人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工作认真负责的谍报官员。我内心思忖道，为什么他甘于粉饰中央情报局的弱点呢？我有一种直觉。哈撒韦担心名声已经不佳的中央情报局经不起新丑闻的折腾了。
　　中央情报局为推翻卡斯特罗搞的未遂政变以及在中美洲的种种莽撞活动，使它在保守党和自由派人士中威望大跌。我们在华盛顿和纽约站的谍报人员对美国70年代和80年代谍报机构的评价表明，它的威望远远不及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谍报人员因此士气低落。任何一位管理学专家都会指出这一点。在公众眼里，中央情报局不仅行动诡秘，而且管理无方。前一种看法对于一个庞大的谍报机构来说很正常。而后者的恶名任何一个谍报机构都背不起。谍报机构是心理不稳定的地方。其内部心态很快会反映到工作人员的行动上。有关叛徒艾姆斯的报道表明，中央情报局内存在着一种极为强烈的自我厌恶情绪。艾姆斯不仅不喜欢自己所在的单位，而且鄙视它。苏联的叛逃人员恐怕就没有这种感觉，例如戈尔迪夫斯基。他们变节常常出于意识形态或个人方面的原因。虽然他们对克格勃内部的黑暗面看得很清楚，但并没有因此失去对它的敬畏。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情况才有了变化。
　　艾姆斯不是中央情报局雇用的第一个庸人。70年代时，美国有一个间谍，化名蒂勒曼。他的任务是结识访问西德的东德外交官、商人和学者，并从中发展间谍。应该说，中央情报局利用这些东德人出国访问的机会拉他们下水的想法并不坏。这比在东德境内搜集情报风险小多了。1973年，我们着手对中央情报局在波恩外的谍报活动进行了一次详尽的调查和分析。通过监视在鸡尾酒会、体育俱乐部、酒吧和咖啡馆以及其他公共场所什么人主动找东德出国人员攀谈，我们很快拟出了一个中央情报局谍报人员名单。其中就有蒂勒曼。
　　1975年，蒂勒曼已完全定居波恩。我们查出他的真名叫福尔肯。而他和中央情报局还被蒙在鼓里。起初我们只是派人跟踪他，看他找什么人接触，从而弄清他想搜集哪方面的情报。慢慢地我们开始用自己的人诱他上钩，向他提供了一些无足轻重的秘密和假情报。目的是将美国人的反谍报工作引入歧途；使他们无法摸清我们的真实意图。可怜的福尔肯信以为真，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发展了这么多了解情况的东德人当特务。一次他对一个密友炫耀说，因为他工作出色，中央情报局给他晋级加薪。国家安全部内的反谍报机构听说后忍俊不禁。福尔肯得到的大多数毫无价值的情报就是由这个部门的高级官员杜撰出来的。
　　识别在波恩的中央情报局人员简直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我本人一向要求部下发展潜在对象前必须精心准备，具体做法上要循序渐进，不露声色地接近对方。中央情报局的人可好，总是明目张胆地拉拢我方人员。我们诱其上钩的人常常抱怨说，这些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对东德的经济困难十分无知。由于他们对东德的情况一知半解，我方人员很难决定用什么样的假情报牵着他们的鼻子走。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特工的素质极差，工作毫无章法。我国领导人不禁担心美国不再重视东德。
　　后来我们才知道，有关东德的重要数据美国是通过设在西柏林和西德的电子监听站得到的。鉴于美国需要的大部分有价值的情报可以通过截获无线电波得到，中央情报局仍派一些无能之辈到处嗅来唤去有点让人费解。不过我本人的体会是，再先进的技术也无法取代优秀的谍报人员和他们做出的判断。中央情报局内肯定有人同意我的看法，尽管他们自己成绩不佳。你可以窃听一次电话的谈话，但如果不熟悉谈话的背景的话，很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一张卫星照片可以显示那一瞬间导弹的准确位置，而隐藏在司令部里的内线却可以告诉你这些导弹移向何方。技术情报的弊端在于：它基本上只有情报，没有分析。它只能记录下已知事实，而无法预测未来。间谍却可以刺探关于各项计划的情报，分析政治军事形势，弄清各种文件和谈话的具体背景。干这一行的人都知道，一位谍报官员平时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埋头于浩繁的资料堆中寻觅丁点儿金子。过分依赖技术手段搜集情报也许会有双倍的收获，而为此需要筛选的数据量肯定会相应增加3倍。虽然技术谍报手段的作用会日益增大，并将取代昔日由人冒极大风险做的部分工作，但它永远不可能完全取代间谍。一个谍报机构的成就来自它的成员，而不是它拥有的花里胡哨的高技术手段。
　　80年代末，我们已确知，东德境内的所有中央情报局的特务要么被我们变成双重间谍，要么从一开始就是我们的人。他们根据我们的指令，向美国人提供经过仔细筛选后的情报或假情报。我们是通过中央情报局内主管东德的官员霍华德了解到的这一情况。中央情报局将福尔肯召回总部，奖励他在东德工作成绩卓著时，他俩见过面。霍华德从福尔肯那里得知，中央情报局在东德境内只有6至7名间谍。这几个人全部是我方布下的诱饵。日后中央情报局自己也证实了这一点。东德垮台后，它坦承以前在东德的特务都受国家安全部的操纵。
　　1987年至1988年期间，霍华德访问了东柏林，并向外国情报局主管他的官员详细介绍了中央情报局的活动以及它所侧重的东德军事设施和研究机构。此时他已住在莫斯科，受到克格勃的保护。从他这里我们第一次得知，中央情报局有一个名单，上面列有东德经济界和学术界的知名人士。如果他们中间有人申请访美签证，美国国务院的领事部门会把他或她的名字转给美国的谍报机构，然后输入一个巨大的数据库里。此人访美期间，受到监视的电话、传真或电传中只要出现此人的名字，地方当局都会录下音，然后交给中央情报局加以分析。东德因搞窃听和特务活动臭名远扬。然而由于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跟美国人比，我们在这方面自叹弗如。
　　美国谍报机构体制上的弱点之一是，它极易受到政治压力。艾姆斯一案突出反映了这一点。近几年来，中央情报局局长一职有点像是一支职业足球队的教练，一个赛季没打好就被一脚踢开。这纯粹是做给人看的，为的是使公众觉得改换了门庭。几年后，新换上的人又被斥为无能。任何一个谍报机构都不可能靠这种办法改进它的工作。发生重大叛逃事件或内部有敌人间谍时，尤其需要保持领导班子的连贯性。我从来不认为大批撤换人员就可以解决问题。
　　施蒂勒叛逃后，我只建议撤换他的顶头上司一人。无论是我还是国家安全部部长都没有受到要我们辞职的压力。我们辞职又有什么好处？还不如大家留下来齐心协力找出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办法。顺便提一下，我觉得中央情报局的人好像从来没有坐下来认真研究过如何亡羊补牢。中央情报局里的有些部门，尤其是主管苏联部门的谍报活动简直让人替他们捏一把汗。倘若霍华德叛逃后中央情报局在其内部进行彻底调查，或许可以早一点发现艾姆斯。
　　遇到像艾姆斯这样的事曝光，谍报机构如果屈从无知的政客的压力撤换首脑的话，对自己毫无好处。我内心深处一直很同情海伦布罗赫。因为蒂德格的叛逃，他这个西德外国谍报首脑被迫下台。此前任联邦宪法保卫局局长的海轮布罗赫接管外国情报局的时间并不长。他同西德新总理的某些顾问（尤其是金克尔）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蒂德格事发后，他成了替罪羊。其实问题出在他的前任用人不当，而且情报局内缺乏一项谍报机构应有的严密防范措施。
　　冷战时期我与美国人是冤家对头，最后竟以与哈撒韦会面这一古怪的结局收场。我任东德外国情报局局长的33年里，美国一直是一个遥远而且充满敌意的国家。我们仿效苏联同事，用“头号敌人”这个词形容美国。在莫斯科眼里，因而也在我们眼里，美国是一切帝国主义邪恶的发源地。但我个人对美国并不怀任何恶意。当然，对麦卡锡参议员的疯狂反共活动以及中央情报局在拉美地区干的坏事，我不仅知道，而且深恶痛绝。不过因为从小在一个开放的国际环境下长大，我没有像许多社会主义者那样患上愚蠢的反美狂热症。我对美国的了解源于羁旅莫斯科时从美国朋友那里听到的情况，在柏林当广播电台记者以及采访纽伦堡审判时的亲身经历，外加每日必读的西方报刊。当然，我是带着厚厚的意识形态滤色镜阅读这类报刊的。我的工作就是驳斥西方报道中的种种政治观点和结论，并尽可能令人信服地为针锋相对的苏联立场辩护。因此我与像菲希尔这样的美国朋友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隔阂。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他作为艾森豪威尔参谋部的上尉军官常来柏林。我俩重逢后分外高兴。然而双方都有互不信任之感。
　　我对美国人的政治思想、意图和忧虑的认识主要来自于两位美国人。他们是我吸收的首批美国间谍，始终没有暴露身份。虽然今天这两人已经作古，我仍无意在这里说出他们的真名，权且以化名称呼。一个叫马勒（“画家”），另一个叫克拉维尔（“钢琴勺。两人均出生在德国，年轻时参加过共产主义运动，而且都是犹太人。在纳粹的白色恐怖下，他俩从德国逃到美国，并在这里读完学业。一个成为经济学家，另一个当了律师。由于他们是德育，专业知识又对口，两人双双被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录用。50年代初麦卡锡参议员掀起迫害浪潮时，战略情报局被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