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面人-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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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口，两人双双被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录用。50年代初麦卡锡参议员掀起迫害浪潮时，战略情报局被斥为左派知识分子的老窝。不无讽刺的是，斯大林借口菲尔德与战略情报局有染，于1951至1953年期间对捷克、匈牙利和东德几个国家的共产党人进行了血腥的迫害。根据我听到的关于菲尔德的情况，我可以肯定他根本不是什么间谍，而是一位天真的理想主义者，出于帮助反法西斯主义阵线的目的才一直同战略情报局保持联系。不过他的例子表明，斯大林和贝利亚以他为借口在东欧国家搞清洗的翻云覆雨的手段是多么的卑鄙无耻。
在这种气氛下，我们的许多谍报官员都不敢沾美国人的边儿，担心日后会落个误入美国人圈套的罪名。可我们迫切需要了解美国人的想法。通过马勒早年在纳粹德国上学时的一位同学，我们与这位经济学家搭上了线。他俩同是一个犹太人抵抗团体的成员，曾策划过在一次纳粹展览会上搞爆炸。该团体的大部分成员被逮捕，其中35人被杀害。马勒设法逃到美国。他的朋友被关进了集中营，侥幸活了下来，如今是东德金融部门的一位高级官员。通过他，我们结识了马勒。当初是想利用马勒在战略情报局工作时建立起的老关系。
结果发现，马勒在美国的路子更广。这些关系对我们一样有用。他思想深刻，有独立见解，仍视自己为共产党人。华盛顿不少身居要职的人都是他的朋友。应我们的请求，他带着一封杜勒斯的介绍信径直到美国驻西德大使馆登门拜访大使和驻柏林的美国使团长。最有价值的是，他向我们介绍了当时任西德德意志内部关系部长（即与东德打交道）的莱麦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他是外国报社驻柏林的记者）与一些谍报机构的关系，从位于法国和瑞士境内的谍报机构一直到俄国谍报机构。我从来没有拿莱麦尔这方面的材料做过文章。不过在我保险柜里有一份他签过字的与克格勃合作的保证书。马勒很有钱，从来不要我们付给他工作报酬，只肯接受我们报销他用于工作的开支。他把这项工作比喻为暴露西方的阴暗面。
马勒主要搜集欧洲地区的情报。克拉维尔虽然派驻德国，却对美国国内谍报机构的情况十分熟悉。他是一个逃到美国的学法律出身的德国人。起初他在美国当律师，后来加入了战略情报局。目睹西德境内的纳粹战犯逍遥法外，他内心愤愤不平，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历史学家透露了他了解到的内幕。我们答应永远对他妻子保密后，他才同意为我们工作。他的妻子是西德人，用他的话说，与东德不共戴天。克拉维尔并不拒绝我们给他钱，而且用这笔钱在瑞士建了一栋房子，准备退休后住。纽伦堡审判期间，他是检察官的助手之一，为起诉德国钢铁大王克虏伯的案子做准备。当年希特勒在政治上的崛起正是靠了克虏伯雄厚财力的支持。战时纳粹战争机器也是因克虏伯的支持才得以运转。克拉维尔担心纳粹主义在西德悄然复活，所以答应帮助我们。看到昔日的纳粹分子战后纷纷回到司法、产业和金融部门官复原职，他感到忿然。
克拉维尔的犹太血统对他的政治观点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他将审判克虏伯一案以及以色列审判艾希曼一案的全部经过整理成一份厚厚的材料交给了我。从他身上我第一次看到了父亲的影子。父亲当年从人道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深受自己是一名犹太血统的德国人的影响。克拉维尔还是大名鼎鼎的记者李普曼的朋友。李普曼与肯尼迪家族关系密切。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举行首脑会议前，李普曼和克拉维尔聊天时告诉他，肯尼迪准备在这次会议上持强硬立场。克拉维尔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我们。我们又转告了莫斯科。至于是否对这次会谈产生了影响，我不得而知。在这次首脑会议上，结果赫鲁晓夫的态度比美国人还要强硬，令肯尼迪猝不及防。
我极为重视从外国记者和专栏作家那里得到的消息。他们常常比西方外交官消息更灵通，观点也不那么僵硬。过去几十年里，我们曾试过在英美记者中发展耳目，可一直没有得手。为我们做事的都是德国记者，而且大多来自不甚重要的报社（我们觉得直接在东德的记者中发展间谍不妥。不过东德通讯社和各家报社在国外的分社社长一般需要同我们驻外使馆中的谍报人员通报情况）。我不像反谍报机构的首脑，并不反感外国记者在我国各地跑来跑去。我觉得，早期搞的那一套骚扰外国记者的做法弊多利少。这批外国记者很有可能个个是间谍。我们应当设法用假情报迷惑他们，牵着他们的鼻子走，而不是把他们气跑。
70年代初东德在国际上获得承认后，直接了解美国的情况比过去容易了一些。在我们的协助下，柏林的洪堡大学和外交学院分别设立了美国研究系和美国室，其负责人均听从国家安全部的领导。不过我们深知美英两国反谍报机构（分别为联邦调查局和军事谍报5处）的厉害，向这些国家派遣间谍时格外谨慎小心。
就谍报价值而言，我们把英国划为二类国家。主管英国的处同时还兼管法国和瑞典。我们有几名特工通过西德在爱丁堡的领事处成功地混入英国。爱丁堡的领事处比西德驻伦敦大使馆审查得松。不过鉴于我国政府希望与伦敦搞好关系，尤其是考虑到我们与美国的关系极易受到超级大国政治的左右，这些非法谍报人员很少有人长期潜伏在英国。国际大赦组织是我们渗透的目标之一。米尔克认为它是一个搞颠覆活动的组织，梦寐以求地想派人打入其中，探明它是通过什么渠道得到有关苏联和东欧国家内部消息的，可一直没有得手。我们没有花费气力刺探英国的情报还有一个原因（东德驻英国大使馆内外国情报局谍报人员的活动除外），波恩有我们的耳目。从70年代中开始的大约10年里，我们通过在西德外交部任政务参赞的布劳博士可以看到西德掌握的一切有关英国的情报。他是我们在西德外交部内最出色的耳目之一。布劳娶了个日本妻子。以后他被派到驻日本使馆工作，继续向我们提供有价值的情报。
一直到70年代初，哈尔斯坦主义主宰了西德的外交政策。波恩拒绝承认任何给予东德外交承认的国家。因此，东德与美国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正式交往。我们在美国本土上的谍报活动主要是增加对美国科学技术的了解。这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联邦调查局对付可疑的外国人很有一套，只是手段粗暴了些。由于我们在美国没有大使馆或任何其他代表机构，一个想在美国定居的东德人马上会引起联邦调查局的注意。因此，派人去美国事先一定要周密策划，具体实施上格外谨慎，以免把我们的人白白送入虎口，成为报复性驱除对象。冷战期间，互相驱除对方驻外人员的做法成了东西方关系中的一个特点。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成功地用冒名顶替的办法在美国安插了少量非法谍报人员。也就是说，他们的履历都是仿照实实在在的人伪造的。其中有的人已经作古。这样可以防止美国谍报机构随意抽查时发现他们顶替的人其实并不存在。而我们这些间谍冒充的人都是确有其人，只不过是两人顶一个名字。他们必须在一个审查不严的第三国先取得合法身份。通常我们选择澳大利亚、南非或拉美国家。在这样的国家住上两年后再移居美国，以免引起怀疑。我们还指示他们刚到美国后暂时不要急于发展任何人。有时我们开玩笑说，等到这批人站稳脚跟后，我们早已忘了他们是谁，或他们的任务是什么了。
这种做法的一大弊端是：它很容易被70年代末西德反谍报机构成功采用过的侦查手法识破。美国谍报机构通过一套甄别办法找出了一些特点，如单身男子，中等年纪，在不同国家改换过职业等。这些因素凑在一起可以大大缩小侦查范围。我们潜入美国的不少谍报人员就是这样被发现的，其中包括极富潜力的间谍之一吕蒂希。1979年他被捕后，同检察官达成了认罪辩诉协议，把了解的我方情况向美国人全盘托出，换取从宽处理。吕蒂希的叛变后果尤其严重。潜伏美国前，他曾是东德谍报机构里的一名主管特案的官员。我们对他十分信任，先安排他在汉堡安下身，在当地一家国际搬家公司找了份工作。此后又走关系将他调到纽约。他在美国主管我们一些处境极为困难，随时有可能暴露的谍报人员。此外，他还利用工作之便告诉我们美军的运输路线，并发展了一些耳目，把美军和物资的调动情况泄露给我们。
1979年，在一次美国和西德谍报机构的联手行动中，吕蒂希被捕。他出卖了负责传递东柏林指示的一个西德人的名字和地址。更糟的是，他告诉西德人及美国人，东柏林可以通过最近在古巴架起的一台发报机向潜伏在美国的间谍单向发报。研制一台具有如此敏感功能的发报机花费了我们几十年的时间。它大大改善了我们在全球范围的通讯联系。
冒名顶替手法的另一大缺陷是：派一对夫妇潜伏国外十分罕见，因为同时编造两个人的假身份极其困难。我们一般只派单身男子，指望他们娶个美国妻子，改善自己的移民地位。可在西德运用的得心应手的罗密欧手法到了美国却屡屡碰壁。情报局内主管美国的头头向我解释说，80年代末时，美国妇女已非常解放，不肯轻易结婚。而且她们好像还有一种本领。我们这些男间谍跟她们交上朋友后常常会良心发现。从谍报工作的角度看，这种心灵深处的仟海却是一场莫大的灾难。有些人未经允许就向妻子或女友透露了真情。按照规定，只有俩人爱得难舍难分时，我们才允许对恋人讲实话。到了这一步后，她们心甘情愿接受自己丈夫或男友的双重身份。美国是一个盛行忏悔的国家。受此风影响，我们潜伏在美国的很多人不禁吐露真言。对这些人，我们只能断绝关系。他们大多在假名下继续生活在美国，从事当初我们为掩护他们的谍报活动而为他们找的职业。
吕蒂希被捕后，我决定撤回在美国的所有谍报人员。这意味着在美国的谍报工作需要从头开始。驻美大使馆和联合国代表团内的谍报人员除外。我怀着沉痛的心情下令召回很有潜力的间谍。有一对夫妇已在美国住了5年，在密苏里大学为几位从事科研和教学的教授当助手。还有一位与吕蒂希情况差不多的单身特工。
至于我们情报局在驻美使馆里的人，他们的工作收效甚微，费用却十分高昂。根据我们的经验，美国联邦调查局对东欧国家的外交官监视得极严。他们很难有机会发展间谍或是和没有戒心的知情人拉关系。尽管我们在使馆里的谍报人员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由于美国人视我们为极端危险的人物，仍布置了大批人马对我们驻外使馆人员的活动严加监视。我担任情报局局长期间，始终未能通过这一途径与消息来源保持联系。我们情报局在华盛顿使馆和联合国代表团里的人员为此主要把注意力放在保护东德外交官不受敌人的拉拢，检查美国是否在使馆内安装了窃听器，确保秘密交谈不被窃听，等等。东德外交官也向国家安全部的反谍报部门反映情况，但绝不是什么洞悉了美国真实意图的石破天惊的消息。偶尔，驻华盛顿大使馆里的谍报人员会向我们汇报一些旁听到的里根或布什总统的只言片语，参议院里的逸闻趣事或是某个产业大王的真知灼见。诸如此类的消息，通常过几天在报纸上也可以看到。
我们始终没有找到在美国开展谍报活动的感觉。苏联人对普通美国人的心理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因而同美国人打起交道来更加得心应手。可苏联人仍认为，我国地处欧洲前沿的战略地位以及比邻柏林美占区和西德的地理位置，使我们在渗透美国方面具有一些有利的条件。从50年代开始，克格勃请我们帮助搜集有关“头号敌人”的情报，并监测美国与西德的关系以及在西德内的活动。虽然我们在美国本土上的谍报工作收获甚微，然而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们在家门口的西德发展了一批可靠的情报来源。60年代反战运动以及反传统的社会思潮风靡一时。这对我们在欧洲的美国人中间发展间谍极为有利。此外，深受青年知识分子喜爱的政治哲学家赫伯特·马库塞的作品也起了作用，如《单维人》。美国在西德的驻军雇用了大批美国人，此外还有一个人数庞大的外交使团。这些人都是潜在的发展对象。而且根据盟国签署的柏林市地位协定，大多数美国人可以自由出人东柏林，不会因去东德受到任何怀疑。
美军在海德堡的司令部是我们的首要目标之一。同在这里工作的人拉关系也很容易。英国人和法国人在海外服役期间通常缩在本国人的小圈子里。而美国人却喜欢交际。遇到不熟的人请他喝酒吃饭，聊聊美国人在欧洲的生活感受，一般来者不拒。我们还发现，美国人喜欢贪便宜。苏联人干起这种事来比我们老辣得多。他们认为，美国人答应为一个外国人做事常常是受到物质上的诱惑，即使他们自己很有钱。我们注意到，美国谍报人员拉拢东德人与中央情报局合作时，往往一上来就以优厚报酬作为诱饵。而我们发展间谍继续打政治信仰这张牌。有时也利用人的报复心理。当两者都不奏效时，或者发展对象显然就是冲钱来的时，我们才用金钱这一招。
通过一个名叫耶尔德勒姆的土耳其人，我们使用金钱手段收买了几个人。耶尔德勒姆是美军在柏林基地的汽车修理工，在修理厂干活时经常与技术专家在一起调侃。谁挣多少钱都瞒不过他的眼睛。聊天中大家流露出自己憧憬什么样的汽车。据此他可以请到哪个人对自己的收入尤其不满，有可能出卖情报捞点外快。通过他的引见，我们认识了美军中的几个潜在人选。
耶尔德勒姆介绍的这些人没有一个可以与美国国家安全局内从事电子谍报活动的专家霍尔相比。美国政府对这一通讯机构严加保密，甚至指示其工作人员否认它的存在。国家安全局的人开玩笑说，该局的英文缩写（NSA）是“没有此局”的意思（英文中“没有此局”的缩写也是NSA）。倘若能够渗透到这个局里，收获之巨可想而知。耶尔德勒姆挑中霍尔是因为霍尔对美元贬值造成生活水平下降满腹牢骚。他建议我们试试这个人。
霍尔在位于托伊费尔斯贝格的柏林地面站工作。我们称它为美国的大耳朵。该地面站建于西柏林附近的一座山顶上。山顶上的房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部毁于战火，因而有“魔山”之称。专家认为它的地理位置尤其适于接受电磁信号。美国人给它起了个不疼不痒的名字，叫柏林地面站。其实它是美国在欧洲的电子监听心脏。各种先进的侦听天线如蛛网密布，触角一直伸到东德与西德交界的地区。该站共有1300余名高级技术人员截听无线电和电话通讯。他们对截听到的内容加以分析后分成不同种类，然后将其中有价值的情报转给美国和北约当局。华沙条约国的侦听活动根本无法与此相比。因而对苏联来说，对抗西方电子侦听的最佳办法是尽可能了解西方的侦听手段，然后想出反侦听的对策。
认识霍尔前，我们通过托伊费尔斯贝格里的几条内线多少知道一点该站的内部建制。它的成员包括美军第6912电子安全小组和英军的第26信号股。但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