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面人-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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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陪同随时竖起耳朵，捕捉着我们说的每一句话。我们忍不住跟主人开了个玩笑。一天晚上，我回到下榻的小楼，几个同事捧着鲜花和伏特加酒迎了上来。那瓶酒还是他们途中在莫斯科停留时买的。原来这一天是我的生日。来古巴后一直沉浸在亢奋状态中，早把生日忘到脑后。同事们却记在心里。不过即使没忘，我也不想声张，害怕让古巴人知道了而为我正式庆祝一番，没完没了地祝我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我们几个人喝了几杯伏特加酒后各自上床就寝。第二天，警觉的翁贝托缠着我们问昨晚为何事庆祝。我装出一副面容严肃的样子，郑重地告诉他，东德刚刚成功地发射了它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众所周知，只有一颗人造卫星，还是苏联人几年前发射的。翁贝托对我的话深信不疑，取来一瓶酒和几个酒杯，就东德的航天项目发表了一篇有分量的讲话，表示它标志着古巴与东德关系的一大发展。至于为什么会是这样，他则含糊其词。
不过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么重大的消息他一点没听到，我们又是怎么知道的呢？我让他保证绝对保密后解释说，我们是通过一台特殊微型收发报机得知卫星上天的消息的。收发报机小到可以装进口袋里，功率却大到可以接收发自东柏林的讯号。我给这一根本不存在的收发报机起名为“戈戈风”，并告诉轻信的翁贝托，这台收发报机存在本身乃属于最高国家机密。世界上仅有这一台，目前仍处在测试阶段。翁贝托指天发誓，决不告诉任何人。
他只保了一天的密。第二天晚上，在古巴内政部长举行的宴会上，所有人都向我们打听有关东德的最新消息。我回答说，在古巴难得听到国内的消息。在座的人意味深长地沉默了片刻后，皮内罗脱口问：“不是有戈戈风吗？”我不得不告诉在座的人，这是跟翁贝托开的一个玩笑。此后，可怜的翁贝托落了个戈戈风的外号。
天长日久，我与皮内罗的交情越来越深。早期颇为稚嫩的古巴外国谍报机构迅速成长壮大起来。凭着我与古巴上层领导人的老关系，有时可以把我们的人藏在古巴。作为报答，我为皮内罗采购他所需要的窃听、解码和特殊摄影器材。1973年智利阿连德总统遇害后，皮诺切特将军疯狂捕杀左派人士。我们协助智利朋友逃到古巴。昂纳克的女儿嫁给了一个智利人，因此东德挺身而出，帮助智利的反对派人士。昂纳克喜欢看到东德向处境困难的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当时智利和其他拉美国家一片白色恐怖。军人极右政权大肆迫害左翼人士。向这些国家受到迫害的人士伸出救援之手得到了东德青年人的支持。可以毫不夸大地说，70年代东德援助拉美国家的举动使它赢得了人心。
皮内罗还向我讲述了切·格瓦拉离开古巴前他俩最后几次交谈的情况。切·格瓦拉对苏联决定从古巴撤出核导弹以结束危机的行为失望至极。“切以为他可以在其他国家重演古巴的胜利，从而为我们减轻压力，”皮内罗说，“可古巴的情况十分特殊，不同于其他国家。他走之前我们大家就看到了这一点。”1967年格瓦拉在玻利维亚遇害时，还有一位年轻的东德姑娘塔玛拉与他同时罹难。塔玛拉的父母从德国移居到阿根廷时，她还是个孩子。一次她作为翻译陪同一个东德青年代表团访问古巴，之后未经允许留在古巴，爱上了格瓦拉，并与他一道踏上了最后的征途。这段爱情加革命的故事使她成为东德青少年心目中的偶像。塔玛拉死后，我的副手提醒我，我们第一次访问哈瓦那时曾见过她一面。在古巴内政部入口处，他曾停下来与一位身穿军装的秀美姑娘交谈了几句。她就是塔玛拉。此后不久她即和切·格瓦拉一起出走。我猜测当时皮内罗正在帮助格瓦拉做好去玻利维亚的准备。不过我在古巴期间，从来没有人向我提过格瓦拉。古巴人已经学会遵守谍报工作的第一要义：任何人不得知道不该知道的事。
劳尔给我的印象与皮内罗和巴尔德斯截然不同。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举止沉稳，有政治家风度。劳尔不像一些同事那样爱感情用事，而是从战略的角度冷静地分析古巴的处境。我从来没有听他暗示过疏远苏联或是流露出对苏联的失望。所有古巴同事中，只有劳尔最守时，每次约会总是准时到。古巴人一般做不到这一点。劳尔的朋友常拿他的守时习惯开玩笑，称他是普鲁士人。流亡墨西哥期间，劳尔潜心研究马克思理论和军事原理。每逢会客时，乐于向人显示自己熟知共产主义理论问题以及军事知识，尽管古巴与苏联和东欧远隔千山万水。
1985年，应尼加拉瓜内政部长博尔赫的邀请，我从古巴前往马那瓜访问。访问期间，宾主共庆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革命胜利6周年。尼加拉瓜人把政治上的解放、人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成功地融入到政府的方案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论是古巴人还是尼加拉瓜人，为了改变自己的国家付出了重大的牺牲。两国人民的革命精神令我感动不已。在东德时，经常听到周围人们对现实牢骚满腹，怨天尤人。在这两个国家却极少听到有人发牢骚，至少在那个年代里。我非常羡慕那些靠自己的力量取得革命胜利的国家。我深知，东欧各国人民对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占领他们的国家，强迫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政府始终心存怨恨。
古巴人回访东德时，我们始终为他们的安全提心吊胆。卡斯特罗喜欢出国访问。随着国内公务日趋繁重，访问千里迢迢之外的友好国家令他感到心旷神恰。当然，热情奔放的古巴人的休息概念与我们这些北欧人大相径庭。卡斯特罗访问东德期间，负责他及代表团其他成员安全的警卫人员一想起那通宵达旦的饮酒作乐就不禁心惊肉跳。尤其是古巴人常常邀请陌生人，通常是在东柏林留学的漂亮的古巴姑娘到住地一同聚会。我听说一次卡斯特罗拗不过陪同他的东德官员，佯装上床睡觉。待四周无人，偷偷溜出房间，顺着下水道爬到楼下，跑到其他聚会地点继续狂欢。此事发生后，我们考虑最好还是想个办法，晚上让我们的客人玩得更尽兴。有人提议邀请东德电视台芭蕾舞团的女团员同古巴人一道联欢。果然，此后再没有出过事。每次听到古巴人奔放的生活返事，我都不禁感到自己生活的贫乏，每天像所有德国人那样，只知道尽忠职守，埋头工作。
我们与尼加拉瓜的合作远远不及与古巴的合作。古巴人常向我们抱怨说，马那瓜简直像个筛子，什么秘密也保不住。尼加拉瓜革命胜利后的最初日子里，不管什么人，只要参加过武装斗争就被政府当做自己人。得到美国人支持的反政府武装猖獗一时。原因之一就是尼加拉瓜安全部门审查制度松松垮垮。我们在职务最稳定的安全官员中寻找可以共事的伙伴。也许是意识到了自己名声不佳，这些人与我们打交道时极为诡秘，坚持在室外，而不是内政部大楼里会晤。
我方为加强尼加拉瓜安全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为它训练总统和各部部长的保镖。这几乎成了东德国家安全部的一个看家宝。东德保镖质量之高举世闻名。拉美和非洲国家纷纷邀请我们派专家为他们训练贴身警卫。一般来说，我们是有求必应，巴不得有这样一个机会既可以帮助处境困难的盟友，又无需卷入他们国内的治安工作。此外，我们还提供了少量的技术援助，如特殊洗像和放像器材。每次我们回访时，主人都十分骄傲地将精心保养的这些器材拿出来给我们看。送给非洲国家的物资的下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
我们全力以赴相助的国家是智利。1973年9月智利军人发动推翻阿连德总统的政变时，东德在圣地亚哥没有任何谍报人员。两年前，我关闭了情报局在智利的据点，派驻当地的两个人也被撤回。不过我们并没有因此两眼一抹黑。年初时，我们情报局曾警告过阿连德和共产党领导人科尔瓦兰，一场军人政变迫在眉睫。可他俩以为智利军队有着服从文职政府的长期传统，不会插手政治，把我们的话全当耳旁风。我们是从西德谍报机构那里得到这一消息的。西德人在智利树大根深，对反叛分子和中央情报局的企图了如指掌。
圣地亚哥市内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人民团结阵线”的部分领导人来到东德使馆避难。他们中间最知名的要数智利社会党总书记阿尔塔米拉诺。此前，东柏林已断绝了与智利的外交关系。这意味着，由东德政府出面交涉这条路已经走不通。然而昂纳克此时渴望扩大东德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增加在国际上的影响，因此决心帮助智利社会党人逃出虎口。昂纳克的女儿嫁给了阿尔塔米拉诺的一位同事。对他来说，逃亡的社会党人的生死存亡不仅有着战略意义，而且牵动着个人情感。
一场惊心动魄的大营救于是揭开了帷幕。一批最优秀的东德谍报人员从东柏林风尘仆仆赶到智利，分别查清智利各机场、瓦尔帕莱索港口以及与阿根廷接壤的公路过境点的边防检查情况，并临时在阿根廷制定了一项外逃方案。逃亡人员藏在构造特殊的汽车里被偷偷送出国。这和帮助东德人逃到西德采用的办法没什么两样。陆上边防站突然加强过境检查后，这种办法风险太大成frJ又改换手法，让东德货轮改道去瓦尔帕莱索港停靠，将部分逃亡者藏在水果和鱼罐头的麻袋里运上船。我们花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才把阿尔塔米拉诺救出智利，经阿根廷来到古巴，然后赴东柏林。
我们在智利的营救活动并没有逃过美国谍报机构的眼睛。沃格尔与美国人讨价还价后用苏联关押的异己作家布科夫斯基换回了被捕的科尔瓦兰。智利阿连德的教训对古巴人刺激很大。劳尔·卡斯特罗告诉我，智利政变后，哈瓦那的领导人紧张万分，扩大了全民防御体系。同时，他和卡斯特罗不再一起外出，或是在同一公共场所露面。
昔日的古巴给人以希望。今天人们却心灰意冷。回想这一切，令人无比感伤。1985年我重访古巴时已感触颇多。那次访问距我第一次踏上这个国家的土地已相隔20年。所到之处，商品匮乏，经济凋零。古巴人民对未来悲观失望，言谈中流露出孤立无援之感。“如果美国人入侵我国，现在有谁会帮助我们？”一位古巴高级谍报官员愤愤地说。他的话一语破的。莫斯科背上了阿富汗这个沉重的包袱。戈尔巴乔夫对西方世界的开放政策意味着古巴得不到什么实质性的援助。我搭乘的飞机临近哈瓦那时这回中途没有突然迫降纽约一阵苦闷和失望涌上心头。现实生活中的共产主义似乎与我青年时代的理想越来越远。1945年，我正是怀着这一理想返回德国。而包括卡斯特罗在内的政治家的一厢情愿与普通老百姓每天看到的现实差之千里。戈尔巴乔夫的上台曾给人带来一线曙光。我默想，也许莫斯科的这一变化会有助于古巴和尼加拉瓜找到新的办法，克服它们因比邻美国的不利地缘政治位置而面临的困难。
哪里想到，戈尔巴乔夫新路线的结果是古巴的彻底孤立和桑地诺阵线在尼加拉瓜的失败。实际上莫斯科已不再管拉美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危。克里姆林宫第一次明确表示，它接受并尊重美国的势力范围。戈尔巴乔夫刚上台时，我以为今后的气氛会更加宽松，会有更多的个人自由，从而给古巴的社会主义制度带来新的生机。结果是大错特错。
我最后一次访问古巴是1989年春天。当时东德国内问题成堆，已令我焦头烂额。许多问题在古巴也可以看到。我们两国都拒绝了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政治开放和经济改革的路线。看到货架上空空如也的商店前排起的长龙，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无法想象卡斯特罗政权可以支撑下去。然而历史却跟我们开了一个大玩笑。几个月后土崩瓦解的却是东西方分析家一致认为比古巴稳定得多的东德。莫斯科拒绝向昂纳克提供长期庇护。曾向受迫害的智利社会党人伸出过救援之手的昂纳克被迫流亡智利，并于1994年5月26日在那里去世。
环顾四周，社会主义的理想纷纷破灭。在智利，阿连德的民主社会主义被埋葬在血泊中。古巴革命后建立的多元化社会和种种创举曾令我耳目一新，如今也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一个专制政权。我半是好奇，半是痛苦地关注着卡斯特罗试图靠自己的力量改革振兴古巴的努力。苏联甚至连装装样子表示支持都不肯。卡斯特罗一定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在古巴问题上，我和在世的最伟大的德国作家京特·格拉斯的看法完全一致。他写道：“我始终反对古巴实行的不切实际的社会制度。然而今天这一制度行将灭亡之际，我看到除了巴蒂斯塔外，没有另一种制度可以取代它时，又决定支持卡斯特罗。”
第十六章 末日
1980年，波兰成立了以瓦文萨为首的独立的团结工会。整个东欧阵营为之震动。比邻波兰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感受尤其强烈，担心波兰局势的动荡会殃及自身。波兰工会在民运中的带头作用令波兰共产党上层坐卧不安。工人罢工后，波兰共产党再也无法自称代表所有劳动人民了。
70年代末，根据外国情报局提供的准确情报，我们了解到波兰社会不满情绪日益蔓延。瓦文萨圈内有我们的耳目。波兰最著名的知识分子米赫尼克身边也有人向我们通风报信。不过波兰与东德谍报机构之间的关系始终别别扭扭。即便我们告诫波兰当局有可能爆发骚乱，他们也听不进去。
眼看地平线上乌云密布，东柏林的国家安全部及与波兰接壤的东德各省国家安全局分别成立了关于波兰问题的特别工作组。对外国情报局来说，当务之急是摸清支持团结工会的西方政府、政党、谍报机构以及诸如工会之类的民间组织的真实意图。波兰谍报机构的同事请我们帮助监视流亡海外的波兰人组织，尤其是位于慕尼黑的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和在巴黎办的《文化》杂志。波兰骚乱最严重的时候，我们征得波兰内政部的同意，直接在波兰国内搜集情报，并制定出种种宣传方针，积极引导波兰国内的舆论。同时，我们还掌握了西德谍报机构内负责波兰海外人士部门所从事的种种活动，从而可以针锋相对地予以还击。
然而我们预先发出警告也好，波兰政府加强对人民的防范也好，均于事无补。团结工会是一个崭新的组织。东欧各国持不同政见者过去一向认为，任何改革必须以保障经济和社会稳定为前提。团结工会却反其道而行之，罢工工人处处与政府作对。后者显然心虚胆怯，步步后退。1981年12月雅鲁泽尔斯基在全国实行军管只不过延缓了局势的恶化。
1981年，我萌发了退休的念头。一来事业上已功成名就，二来1972年签署的基本条约步履蹒跚，成效甚微。昂纳克成了又一个死抓住权力不放的年迈领导人。有人劝我竞选中央委员，继而争取进入政治局。然而在这种气候下，我无意寻求政治上的进一步发展。再说米尔克会不遗余力阻挡我。我把这一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