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7-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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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诵诗”《炸吧，炸吧》，谴责美军的正义行为，嘲讽中国政府“长期抗战，最后胜利”的虚妄，奚落“蒋介石”“永远”不能收复失地，只能“陪着宋美龄，老死在重庆了”（古按：这些作品发表的出处，还需进一步查实）。纪弦对这些事实一律不认账，他在前后写的两种回忆录中辩解道：“抗战期间，我没有从过军，当过兵，开过枪，放过炮，也没有杀死过一个敌人。但是我也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国家民族的事情。1942年，我从香港回到沦陷区的上海，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在这几年之内，我从未写过一首‘赞美日本空军轰炸重庆’的诗，我也从未写过对于我们先总统蒋公有所大不敬的一字一句。”他认为1944年自己倒是写过一首抗议“陈纳德飞虎队误炸上海市中心区，毁屋伤人”的诗，但说原诗遗失，另又说不出发表刊物的名称和时间，因而这种辩解是无力的。
有历史污点的作家
从上述纪弦的抗战经历中，他无疑参加过一些汉奸文化活动，写过少量歌颂汉奸和诋毁盟军的作品，与那些恪守民族气节，敌我界限分明，洁身自好的爱国作家有本质不同。他属于民族立场歪斜、民族气节亏败、正义观念沦丧的大节有亏的作家。对纪弦来说，在汪伪政权任科长及秘书等职，作鼓吹“大东亚共荣圈与和平文学”演讲，拿汪报津贴，为汪报积极撰稿，应主动承受别人对自己的批评和批判，而不能认为当年置身于沦陷的国土，是迷惘、惆怅的阴影笼罩着自己而迷了路，更不能因当时国民政府没有追究、到台湾后情治单位也没过问，便骂批评过他的人为“文丑文妖”。另方面，对文学史家来说，要严格区分“文化汉奸”与不分敌我是非、亲近日伪、参加过汉奸文学活动与写过汉奸作品的作家的界限。鉴于纪弦写的汉奸文学作品在他诗作中不构成主流，作品数量也极少，他亦非汉奸政权要角或汪伪文坛的头面人物，因而不应再去“补划”他为文化汉奸。从这个角度看，纪弦在新出的回忆录中说“我绝非汉奸！绝非汉奸！”倒是对的。但我们还要补充一句他“大节有亏”，以说明他有过不光彩的昨天。
但这并不影响他后来为台湾诗坛开一代诗风的贡献，更不能因为他在抗战期间一度亲近“大东亚文学”，而否定他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别的题材的作品和对现代诗的探索乃至对整个中国诗坛的贡献。当然，更不妨碍别人在他米寿这时，在遥远的太平洋彼岸向他献上“祝你生日快乐”的颂歌，以及《纪弦回忆录》三卷本众多的史料价值，还有他写的《你的名字》等作品堪称绝唱，为海峡两岸众多选本所青睐。
参考文献：
沈子复：《八年来上海的文艺界》。
杨之华：《新文艺思潮的起源及其流变》，《东方文化》创刊号，另收《文艺论丛》，第1～16页。
史方平：《纪弦、路逾与路易士的汉奸活动》。
陶亢德：《东行日记》，《古今》第34期（1943年11月1日）。
纪弦：《从1937年说起——纪弦回忆录之一片断》，台北，《文讯》1984年2月，总第7、8期。
纪弦：《晚景》，台北，尔雅出版社1985年5月版。
杨一鸣编：《文坛史料》，昭和十九年（1944年）11月7日印刷。
刘心皇：《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徐乃翔、黄万年：《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纪弦：《纪弦回忆录（三卷）》，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1年12月版。
御座下的孤独背影
？ 慧 子
满清王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是凭了金戈铁马的纵横驰骋，八旗子弟的骁勇善战，所以一直被人认为是缺少文化素养、缺乏文化浸润的民族。对于汉族几千年的灿烂文化来说，满人只能算是门外汉。
一次偶读满族贵族纳兰性德的《饮水词》，即被他那首《忆江南》中深深的忧伤所打动：“昏鸦尽，小立恨因谁？急雪乍翻香阁絮，轻风吹到胆瓶梅。心字以成灰！”词人描绘了一幅栖鸦已落、暮色笼罩、断肠人临风小立的伤心图画。满族诗人纳兰性德的词风直追李后主，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纳兰性德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由此出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纳兰性德原名成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隶属满洲正黄旗，不过，他的始祖却是蒙古人，原姓土默特，后来土默特氏灭了纳兰部，占领纳兰部领地，遂以纳兰为姓。纳兰氏属海西女真叶赫部。在十六世纪中叶，叶赫族成了海西女真的一面旗帜。1593年，叶赫部领袖纳林禄率领海西女真各部三万人马向努尔哈赤发动进攻，但努尔哈赤英勇善战，设下圈套，一役便将海西女真诸部打得七零八落。纳兰性德的高祖金台什，在战斗失败时自焚而死。后来随着满族诸部的融合发展，努尔哈赤纳金什台的妹妹为“妃嫔”，纳兰氏生下了皇太极。直到清兵入关时，曾为臣虏的纳兰氏变成了显赫一时的贵族，统属于由皇帝直接指挥的正黄旗下。
纳兰性德的父亲纳兰明珠是一位权倾朝野的官僚，康熙二十一年被任命为太子太傅，后晋升为太子太师、武英殿大学士。
纳兰性德生于钟鸣鼎食之家，自幼过着一种锦衣玉食的生活。他十七岁时就读于太学，十八岁时即中举人。十九岁那年，因病未能参加殿试。纳兰性德在二十二岁时，第二次参加进士考试，这一次他考中二甲第七名，康熙授予他三等侍卫之职，后来荣升为一等侍卫。
在我的印象中，御前侍卫个个都是飞檐走壁、武功不凡的高手，武侠小说中描绘过的“血滴子”更是令人恐怖，不料堂堂御前侍卫竟能写出至柔到情的词来。在他的侍卫生涯的几年中，纳兰性德一直都在康熙身边左右奔忙。康熙几度南巡，纳兰性德伴其左右，与皇帝一同顾盼江山，不知有多少人都把这种机会看成是一种无限的荣宠，并且终生为之奋斗。清代名士高士奇出身寒微，卖字为生，后来经纳兰性德父亲的推荐，做了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经常跟随侍卫们一起当差，写出了“身随翡翠从中列，队入鹅黄者里行”的诗句，一副小人得意的忘形之色溢于言表。
但是纳兰性德这位贵胄公子却对“侍卫”这一职位并无兴趣，他虽然得到过皇帝无数次的赏赐，却不甘心把自己的生命消磨在这个尊贵而又碌碌无为的位置上，做皇帝御座前的小摆设。他苦于仕宦漂泊，厌恶金阶伫立的侍卫生涯，在一首《忆秦娥》中，他曾直抒胸臆：“长漂泊，多愁多病心情恶，心情恶，模糊一片，强分哀乐。拟将欢笑排离索，镜中无奈颜非昨。颜非昨，才华尚浅，因何福薄。”
纳兰性德也曾把目光投向恬淡脱俗的生活，渴望能与爱妻长相厮守，过一种平淡的日子，但这平常的日子对他来说，却是不能，“人在官场，身不由己”，他只能在“山一程，水一程”的羁旅之中，写下“聒碎乡心梦不成”的凄凉诗句，只能在妻子身亡后蘸泪写下令人伤怀的悼亡诗：“鸳瓦已新霜，欲寄寒衣转自伤，见说征夫容易瘦，端相。梦里回时仔细量。支枕怯空房，且拭清坫就月光，已是深秋兼独夜，凄凉。月到西南更断肠。”在支枕难眠的秋夜里，他与爱妻已是生死两岸，只能凭借想象的翅膀，勾画出爱妻在另一个世界里为他赶制寒衣的情景，读罢令人断肠。
身处名利场中的纳兰性德是一个至情至性的人，他不仅忠于爱情，而且更重友情，他不重门第，广交寒门布衣不肯媚俗之人。凭借文化人格的相互吸引，他与朱彝尊、顾贞观、陈维崧等文化名士结为至交。
江南名士吴兆骞在江南科场泄密案中受到牵连，被发配到黑龙江的宁古塔。吴兆骞的故友顾贞观将他写给吴兆骞的那首一字泪千行的《金缕曲》拿给纳兰性德看，性德看罢十分感动，声泪俱下。他知道顾贞观是一个情真义重的人，决心对他的朋友假以援手，但他同时还知道官场的盘根错节，营救朝廷流放的罪人关系重大，所以答应顾贞观以十年为限。顾贞观一听就急了，他对纳兰说：“人寿几何？请以五载为期。” 顾贞观这一催逼，倒显出了典型的书生气，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的我们，没见过这样求人办事的，且不说我们见不到像纳兰性德那么大的官，即使能见到，人家不摆官架子已是我们平头百姓的幸运，如何敢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求，也不让人家研究研究？纳兰性德倒真是拿自己的好友没有办法，谁让他那么喜欢文化人呢？
一贯不参与政治斗争的纳兰性德为了朋友，只好恳求他的父亲、位极权重的武英殿大学士纳兰明珠，终于在康熙二十年使得吴兆骞在有生之年得以生还，这在流人之中，实在是难得的幸事。
纳兰性德身处康熙年间，适逢大清盛世，却常作兴亡之声：“江南好，城阙尚嵯峨。故物陵前惟石马，遗踪陌上有铜驼。玉树夜深歌。”明王朝故都金陵的败落，使得诗人发出了感怀兴亡的慨叹。书写兴亡，本是历代文人的本事，在每一次改朝换代之际，总是要有一些遗老遗少们站出来感叹兴亡。但纳兰性德却与洪癉、孔尚任等人的境遇不同，因为他一直处在统治集团的中心，却总是“愁似湘江日夜潮”。
人在繁华处，却作兴衰言，不知道诗人是不是对在他身后二百年的列强瓜分早有预感？能在别人沉醉的时候醒着，在别人麻木的时候痛着，这就是诗人的品质。
康熙二十四年，纳兰性德在跟随皇帝南巡后回到京师，五月间突染重疾，一病不起，1685年5月，年仅三十一岁的纳兰性德溘然长逝。在他身后留下的只是三百四十二首《纳兰词》。
透过数百年的沧桑，我们重新审视纳兰性德，他已不再是皇帝的侍卫、权臣的儿子，而是对待爱情至纯至真的容若；是对待朋友至情至义的容若；是在翡翠丛中、鹅黄队里最为苦无知音的容若；是在名利场中最不屑于弄权的容若。
当围绕在他身旁的繁华如云烟般散尽之后，诗人终于回归于诗人的本身。王座之下，他的背影始终都很孤独，因为这是诗人所必须承受的命运，所有献身于文化的人，没有人能够逃得过这种宿命。
我看电影（三）
？ 王 怡
《子夜的太阳》
一个出身中下阶层的男爵，在他只有八岁的时候，蹲在河边看见前来视察灾荒的国王，一个人远离侍卫，孤零零地站在河水泛滥的岸边。这个男孩感受到了国王的寂寞，他对自己发誓，长大以后要到国王的身边，去帮助他。国王的队伍离开后，小男孩把一块石头放进鞋子里，坚持徒步走回家去。
他以这种方式和国王一起受难。以这种方式企图接近那个在他眼里伟大的灵魂。
这是君主制下最美丽的一个瞬间。
多年以后当小男孩成为男爵，成为国王身边的第一侍卫。他的信仰轻易地被一场肮脏的赐婚击得粉碎。他离开国王，离开世俗的生活，成为一名隐居苦寒之地的教士。他从一种信仰之中跌落，在另一种信仰之中，将一块更大的、更为尖锐的石头放进了朝圣者的鞋子。
塞吉士修士以后的命运，已激不起我的关注。这部影片让我陷入沮丧，像是一块石粒被塞入了大脑，我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喃喃自语，并不断发问：在一个既没有国王、又没有上帝的时代，我的信仰还会朝往哪一个方向？
辛亥革命以后，信仰的可能性，究竟是被打开了几种，或者是被堵住了几种？有哪几种，我们可以一一数出来吗？
一位女子在雨夜里前来诱惑塞吉士修士的那一段，像极了伯格曼的影片。让我想起他的《处女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金斯基在片中还是那么美丽。
《少年郁达夫》
“五四”诸位大家中，自然是郁达夫值得香港导演一拍。因为《沉沦》里面，有自慰，有偷窥，还有女人的裸体。
大家都当《沉沦》是自传体，所以在苏门答腊被日本宪兵杀害之前，郁达夫便在影片中讲述了自己早年留学日本的那一段故事。民族主义与个体欲念的纠葛，是这部影片企图而无力把握的。“我没有资格恋爱吗”？这是郁达夫对日本友人的呐喊。当一个人的青春期不幸与国家的存亡之秋相重叠，谁是有罪的，谁的欲念和谁的振臂高呼，才是正当和高尚的前途？
那个回国抗议袁世凯的学生代表，不过令人想到西儒约翰逊的名言：“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当那个和日本女人结婚、有了孩子，因此被爱国者们耻笑的留学生决定回国帮助革命时，郁达夫骂了他。达夫说：对国家而言，你不过是四亿分之一，但对你的妻儿，你却远远不止三分之一。戴眼镜的留学生说，如果大家都这样想，那还有中国吗？
谁更理直气壮？谁需要更大的勇气？萨特曾经讨论过二战时一个法国青年面临参军卫国还是奉养老母的两难问题，他认为这是一个纯粹的个人主义的困境，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他进行选择或者对其选择进行指责。我看到这里，想起胡适先生在谈及“五卅”学生运动和示威游行时，他也引用易卜生的话说：“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就好像在大海上翻了船，最要紧的是救出我自己。”
胡先生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个人主义”，是达致“国家主义的惟一大道”。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个“道”，究竟是作为终极目标的“道”，还是作为途径和路向的“道”呢？中国哲学中这个最高范畴的“道”，其实就标明了目标与手段的合一。
在香港电影《鹿鼎记》里，韦小宝听师父陈近南说，吴三桂是所有汉人的仇人。这厮居然说，那我已经给天下人报了仇了。皇上将建宁公主赐婚给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而我，早已把建宁公主的肚子搞大了。
那个戴眼镜的留学生也可以这样说的，我干我的日本老婆，就是在干革命。
《青 蛇》
当法海审视苍生，目睹世人的蝇营狗苟，他用悲悯与藐视的口吻说出了这部电影里的第一句台词：“人！”
当他感应到蜘蛛精在云中作法，疾疾而走，法海飞身赶去，用同样的口气给犯罪嫌疑人定了性：“妖！”
这个虚拟世界的阶级结构就出来了：神—人—妖。
我就想到刘宾雁早期的名篇《人妖之间》。谁是人，谁又是妖？法海这样的执法先锋和贝利亚一样的清洗者，那种超越众生之上的裁量权又从何而来？当蜘蛛精求告无门，百年修行被法海收走，法海强调说：“妖就是妖。”
这句话并非简单的同义重复。“妖就是妖”的意思就是血统论。无论你如何向善苦行，异端就是异端，反革命始终是反革命。休想混进革命者和统治者的队伍。
蜘蛛精和白蛇、青蛇都毁在这种血统论下。血缘的身份被革命一举洗刷后，在崭新的权力身份与官僚制下，年轻的遇罗克写下这样的句子：“任何经过个人努力无法达到的权力，我们一概不承认。”
对于蜘蛛精和白蛇来说，这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