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7-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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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超人”就不是那么神秘而多义了，他无非就是那“另一种人”，即伟人和天才，是一种古老文明的“后裔”，即具有悲剧精神的人。
所谓“另一种人”，尼采是相对于平庸的人而言的。也就是说，在尼采看来，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优等人，另一种是劣等人。优等人是强者，伟人，古老文明的后裔，理当成为劣等人的主人，而劣等人只能作为他们的奴隶。在他的眼里，劣等人都是一些“庸众”、“畜群”、“过剩的人类”。在他看来，“平庸的人就像群畜一样，他们提不出多少问题，也没有良知”〔21〕。这样的人对于世界来说，完全是种负担，理当消灭干净。所以，尼采特别颂扬战争，颂扬凯撒和拿破仑这样的人物。
由于把人类简单地分为优等人和劣等人两类，所以尼采主张等级制和贵族制，以及“自然的奴隶制”。不过，他的等级制是很有特色的，既不同于印度的种姓制，亦不同于西欧的封建制。而且他也不同意柏拉图“金银铜铁”四等级的说法。在他的理想社会里，只有两个等级：主人种类和奴隶种类。他的社会结构和公式非常简单：“发号施令者就是发号施令者，服从者就是服从者。”〔22〕
由于主人种类是“古老文明的后裔”，是天才和“超人”，所以尼采主张应该给他们充分的自由和特权，这种人，既可为自己立法，又可为他人立法。在他们身上，权力意志同法是一体的。他们怎么行动，都是高贵的，合理的，人们无权对他们要求什么，更不可用群畜道德去规范他们。
要求强者不表现为强者，要求他不表现征服欲、战胜欲、统治欲，要求他不树敌，不寻找对抗，不渴望凯旋，这就像要求弱者表现为强者一样荒唐。〔23〕
尼采的政治哲学的宏旨是为了“改善”人类，培植高等种族以便使他们成为“地球的主人”，并认为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地球的命运”。于是，他的民族主义的褊狭情愫也就显得高尚起来。在此“崇高”的目的之下，他要求“庸众”为“主人种族”作出牺牲，即“完美化就在于产生最强有力的个人，占绝大多数的群体将成为他的工具”〔24〕。他甚至认为，为了这一目的，战争是最佳的实现途径。拿破仑等人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们善于利用“庸众”的牺牲来成就自己的事业。
人们在凯撒和拿破仑这样的天才那里可以感到他们“索然无味”的艰苦劳作，为此就要有人的牺牲。假如有一线可能，那么高等人的未来就位于这个轨道上：既要承担重大的责任，又不因此而折毁。〔25〕
正因为尼采所考虑的是“地球的命运”，忧虑的是德意志民族如何才能成为“地球的主人”，所以他对于公民的自由与权利问题非但不予考虑，而且极力予以批判和诋毁，因为他的民族主义的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是水火不容的。自由主义保护的是“庸众”，是尼采眼里“过剩的人类”；而尼采的民族主义则恰好相反，他不但要奴役“庸众”，还要让他们在地球上消失掉。所以，他对近代以来的平等、自由、权利、民主、博爱等等理念，都深恶痛绝。其对基督教和传统道德之批判，亦是出于此种目的。比如，他认为基督教的最大要害乃在于“幸福的大门始终对低贱者和穷人开放”。〔26〕又如，他反对宗教和世俗道德的博爱思想，就在于他认为：“人类不是目的，超人才是目的。”〔27〕
总之，尼采的哲学看似谈人生，谈价值，谈哲学传统，但其用意却全在于德意志民族的兴衰荣辱，在于他那极端的民族主义关怀。他的哲学旨趣并不在哲学本身，而是借助哲学为德意志的军国主义服务。他用“铁锤”作哲学的思考，但这把“铁锤”所要砸碎的真正对象却是他眼中“剩余的人类”。虽然“铁锤”所及，旧的价值大厦发生动摇，但这只不过是尼采的前提性工作，他的哲学是为政治学服务的。因为价值不予重估，德意志民族就很难如尼采所愿：回到英雄时代，以及由此而成为“地球的主人”和主宰“地球的命运”。
从此意义上看，尼采实在算不得伟大的哲学家。
注释：
〔1〕刘小枫《尼采的微言大义》一文发表后，引来张远山的商榷文章《废铜烂铁如是说》。张文亦有可取之处，但并未把问题说清楚。
〔2〕尼采：《看哪这人》，此书收入《权力意志》一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3～54页。
〔3〕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0页。
〔4〕〔5〕〔6〕〔12〕〔13〕〔15〕尼采：《悲剧的诞生》，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53～154、158、157～158、115、25页。
〔7〕马基雅弗里：《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83页。
〔8〕霍布豪斯：《形而上学的国家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7～18页。
〔9〕〔10〕〔20〕尼采：《偶像的黄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8、60、107页。
〔11〕〔21〕〔22〕〔24〕〔25〕〔26〕〔27〕尼采：《权力意志》，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20、633、625、215、618、376、137页。
〔14〕〔18〕《哲学与真理——尼采1872～1876年笔记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166～167页。
〔16〕康德：《判断力批判》下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5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60页。
〔19〕〔23〕尼采：《道德的谱系》，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40、28页。
纳税人、选举权及其它
——兼答喻权域
？ 肖雪慧
喻权域的《反驳肖雪慧，何须用新招》（载《书屋》2001年第2期，简称《反驳肖》），一来指责我发表在《书屋》2000年第6期的文章《喻先生，请另出招吧》（简称《喻先生》）中“断章取义”、“断字取义”，“歪曲对方论点”，二来在重申反对“政府为纳税人服务”这一提法时不仅再次决然否认间接纳税者的纳税人身份，还在纳税人概念的性质上以及纳税与选举权的关系等问题上表达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看法。前者事关我的批评文章所指喻权域观点的真伪，后者关系重要的理论是非。无论为了我个人以及曾刊登我文章的《书屋》杂志的名誉，还是为了辨明理论是非，我都必须就这两方面作出回应。但要澄清我的文章所指喻权域观点之真伪，需要做大量引证对照，为了避免过多占用《书屋》的宝贵篇幅，我将这一部分内容全部删去，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天涯之声”和“问题与主义”等网站上我的个人文集中查看全文。此处只就理论问题进行辨析。
一、“纳税人”概念的政治性
据喻权域说，我在批评他时“采用了两个不诚实手法：一是偷换命题，把政治学中的‘纳税人’偷换为税务学中的‘纳税人’；二是对喻权域列举的论据假装没看见。”所谓“不诚实手法”和“假装没看见”之说不值得认真。重要的是“偷换命题”之说中隐含了一个前提，即：存在着与政治学中的“纳税人”不相干的“税务学中的‘纳税人’”。然而，他未加证明的这个前提，不仅大成问题，而且与后面一连串似是而非的断语一起干扰着人们对“纳税人”概念本身具有的政治含义的认识，从而阻挠着人们的纳税人政治意识的觉醒。
纳税人乃国家行使征税权的一方当事人，因而纳税人概念的性质与国家征税活动的性质是紧密关联的。而征税权历来就是统治权的重要内容，甚至说它是核心权力也不为过。征税所涉的一切问题，如征税目的、征收方法、税率高低、如何支出……则从来就直接的是政治，而且是政治斗争的焦点。首先为这一点提供了证明的是人类宪政发展史上那些具里程碑性质的重大事件和文件。在历史上，促使英国朝宪政民主体制发展的《大宪章》、《权利请愿书》、《权利法案》等宪法性文件，它们都是在反对国王征税权的斗争中产生的，在内容上，征税问题占据了重要地位。例如，使英王约翰被迫签署大宪章的那场贵族与王权的冲突就因约翰随意征税而爆发，而征税必经被征者同意则正是大宪章确立的一个基本原则。八十多年后，爱德华一世在贵族反对派要求下再次确认大宪章的法律效力，并签署补充条例《无承诺不课税法》，规定国王未经同意不得以“紧急需要”为名征税。对此，丘吉尔有如下评价：“十七世纪以来，英王都想增税，但爱德华的让步开创了一个先例，而且在国王受议会约束的道路上迈了一大步。”〔1〕而查理一世正是因为践踏上述原则，任意征税，导致与国会的战争，并因此而作为“人民公敌”上了断头台。三十多年后，在由上述文件确立的原则基础上，英国经不流血的革命确立了议会民主制。
北美人坚信“纳税而无代表权是暴政”。还在独立战争前，赋税问题就是北美爱国者与宗主国之间整个斗争的中心点。独立战争更是直接起因于宗主国的课税和干预。《独立宣言》在历数英王罪恶时，“他不得我们允许就向我们强迫征税”便是重要的一条。后来制定的宪法则多处涉及对征税权的限制。
在法国，路易十四在建立绝对君权时以种种免税特权对贵族和教士进行收买和驯服。贵族和教士的免税特权以及对外战争这双重原因则导致对平民的苛征。正是给少数人的免税特权和对平民的苛征埋下了大革命的种子。而1787年路易十六要求通过举债和增税计划导致与高等法院持续冲突，这就直接引发了大革命。著名的《人权宣言》和其后的若干份宪法中，都贯穿着对征税权的限制和确立租税平等原则。
以上事实表明，赋税问题既是历史上重大政治斗争的焦点，也是宪法性文件所确立的宪政内容。在当代民主国家，赋税的政治重要性更加突出。竞选中，税收问题一向是最敏感的政治问题之一，增税或减税一向是政治角逐者要打的一张牌，而对这张牌的使用稍有不慎，就会导致败北。至于议会，作为各种政治力量进行斗争、达成妥协或共识的场合，税收提案一向是优先讨论的。国家征税所具有的强烈政治性，本身就使得国家政权和纳税人作为征税活动的双方，其关系彻头彻尾是政治性的。至于征税活动的当事双方，不仅国家政权的政治性是不言而喻的，纳税人的政治性同样不言而喻。别的不说，仅征税目的和方式就预设了国家政权与纳税人之间关系的政治格局，从而预设了纳税人的政治地位：是为了全体国民的福利，且在取得国民同意的前提下依法征税，还是为了权力顶端的挥霍和野心而任意征税；是政治上强大的力量强加于弱者的掠夺性课税，还是按公平负担原则课税，表明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关系以及置身其间的国民的地位。而对纳税者来说，纳税目的乃为着使政府有财力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而绝不是要花钱给自己锻造锁链，或者花钱请人高踞于自己头上作威作福。所有这些，哪一点与政治脱得了干系？与征税活动及双方当事者的政治性相应，税法历来属公法范围，这对于纳税人的政治属性也是一个证明。可见，根本不存在什么与政治性无涉的所谓“税务学中的纳税人”。
鉴于征税活动以及与之不可分的纳税人概念的政治性，我不明白喻权域那个与政治学中的纳税人相对的“税务学中的纳税人”究竟是什么意思。但翻开我国谈税收管理的书，我发现，那上面是把纳税人限定在与税务机关发生直接关系的自然人和法人的狭小范围内的。比如1994年中国审计出版社出版的《新编纳税与会计处理》认为：“所谓纳税义务人是指税法上规定的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简称纳税人。”如果要找什么税务学上的纳税人概念，这倒可以算得上。但这不正是喻权域所理解的纳税人吗？啊，不！事实上他理解的纳税人比这还要狭隘得多：只指交纳个人所得税的人。至于我，无论在批评喻权域的文章中还是此前专论纳税人权利的文章中〔2〕，都明确反对这种缩小纳税人外延的说法，并揭露这种说法的作用是使我国普通人被长期遮蔽的纳税人身份继续被遮蔽，从而继续在国家政权和人民的关系上制造蒙昧。尤其在我国以流转税为主而不是所得税为主、流转税额很高但却不透明的不合理税制下，缩小纳税人外延的说法更不公正〔3〕。想想喻权域对我国绝大多数国民的纳税人身份的否定吧！想想被他否定掉纳税人身份的还有被沉重赋税和多如牛毛的费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广大农民吧。说到农民，不能不顺便说说，作为一个宣布走民主法治之路的国家来说，我国对农民的税收政策落后到了很不体面的地步。对生存资料免税，是在人类宪政思想萌芽时期就受到尊重的原则，这一原则至迟在二十世纪得到各国广泛认同。美国大法官庞德在《普通法的精神》一书中告诉我们，早在 1338年，英国皇家税务官因扣押了一头牛引起返还财产的上诉，结果原告胜诉。在谈到债务问题时又指出，美国许多州盛行宅基地豁免法，某些州，用以养家的薪水、农民的牲畜和工具享有完全的豁免法。这是庞德问世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作品中介绍的情况。而我国至今对农民征税一律按全年收入的5％征收。且莫说实际远远超出这个比例，即使征收额控制在5％，这个固定比例也极不公正。因为它既未考虑农民的贫富差异，也未考虑对维持生存的那部分收入的豁免。近年来，贫困地区农民负担甚至有加重趋势。许多地方，那些年收入不足维持基本生存需要的农户是躲不掉村、镇干部的上门追讨骚扰的，至于把无钱交纳的农民家中的牲畜牵走、粮食扛走这种夺走生产、生存资料的事，也不鲜见。但我国税法并未给遭此命运的农民以防御手段。好了，还是回到纳税人概念政治属性的辨析上吧。
喻权域承认的“纳税人”只是交纳了个人所得税（简称“个税”），并“能提出纳税收据”的人，在我国，也就是税务机关要直接与之打交道的那极少数人。喻权域自己承认，他们不到成年人的5％。而另外那95％以上通过各种方式承担了税负的人，在他眼里不是纳税人。如果这样的认识出自我国税务人员，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因我国税制缺陷而只限于同负有直接税义务的人发生业务关系，习惯上只当这部分人是纳税人，而不像西方发达国家的税务员要同所有公民发生业务关系。喻权域局限于大有问题的中国税制下的税务员的业务眼光，否定 95％以上承担了税负的人的纳税人身份。这本身就很可笑，但他偏偏还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并毫无根据地宣称，交纳个税者才是纳税人是西方政治学说和宪法、选举法中的“纳税人”。他大概以为把这个说法安到西方政治学、宪法、选举法上面，这就叫“政治学中的纳税人”了。而当我把通过消费等方式担了税的人视为纳税人时，揭示出了普通人被遮蔽的纳税人身份，并在此前提下揭示了两个重要的政治学问题：一是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应是作为纳税人整体的人民与公仆机构的关系。我指出：“在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上，‘纳税人’概念强调了政府及其工作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