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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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统一,是随著交通的进步而进步的。即(一)各地方的往来频繁。(二)(甲)大都会,(乙)大集团的逐渐发生。用学校教授的方法,收效必小。因为语言是实用之物,要天天在使用,才能够学得成功,成功了不致于忘掉。假使有一个人,生在穷乡僻壤,和非本地的人永无交接,单用学校教授的形式,教他学国语,是断不会学得好,学好了,亦终于要忘掉的。所以这一个问题,断不能用人为的方法,希望其在短时间之内,有很大的成功。至于言文合一,则干脆的只要把口中的语言写在纸上就够了。这在一千年以来,语体文的逐渐流行,逐渐扩大,早已走上了这一条路。但还觉得其不够。而在近来,又发生一个文字难于认识的问题,于是有主张改用拼音字的。而其议论,遂摇动及于中国文字的本身。
拼音字是将口中的语言,分析之而求其音素,将音素制成字母,再将字母拼成文字的。这种文字,只要识得字母,懂得拼法,识字是极容易的,自然觉得简便。但文字非自己发生,而学自先进民族的,可以用此法造字。文字由自已创造的民族,是决不会用此法的。因为当其有文字之初,尚非以之代表语言,安能分析语言而求其音素?到后来进化了,知道此理,而文字是前后相衔的,不能舍旧而从新,拼音文字,就无从在此等民族中使用了。印度是使用拼音文字的,中国和印度交通后,只采用其法于切音,而卒不能改造文字,即由于此。使用拼音文字于中国,最早的,当推基督教徒。他们鉴于中国字的不易认识,用拉丁字母拼成中国语,以教贫民,颇有相当的效果。中国人自己提倡的,起于清末的劳乃宣。后来主张此项议论的,亦不乏人。以传统观念论,自不易废弃旧文字。于是由改用拼音字,变为用注音字注旧文字的读音。遂有教育部所颁布的注音符号。然其成效殊鲜。这是由于统一读音和统一语音,根本是两件事。因语音统一,而影响到读音,至少是语体文的读音,收效或者快些。想靠读音的统一,以影响到语音,其事的可能性怕极少。因为语言是活物,只能用之于口中。写在纸上再去读,无论其文字如何通俗,总是读不成语调的。而语言之所以不同,并非语音规定语调,倒是语调规定语音。申言之:各地方人的语调不同,并非由其所发的一个个音不同,以至积而成句,积而成篇,成为不同的语调。倒是因其语调不同,一个个音,排在一篇一句之内,而其发音不得不如此。所以用教学的方法传授一种语言,是可能的。用教学的方法,传授读音,希望其积渐而至于统一语言,则根本不会有这回事。果真要用人为的方法,促进语言的统一,只有将一地方的言语,定为标准语,即以这地方的人作为教授的人,散布于各地方去教授;才可以有相当的效果。教授之时,宜专于语言,不必涉及读书。语言学会了,自会矫正读音,至于某程度。即使用教学的方法,矫正读音,其影响亦不过如是而止,决不会超过的。甚或两个问题,互相牵制,收效转难。注音符号,意欲据全国人所能发的音,制造成一种语言。这在现在,实际上是无此语言的。所以无论什么地方的话,总不能与国语密合。想靠注音符号等工具,及教学的方法,造成一种新语言,是不容易的。所以现在所谓能说国语的人,百分之九十九,总还夹杂土话。既然总不密合,何不拣一种最近于国语的言语,定为标准语,来得痛快些呢?
至于把中国文字,改成拼音文字,则我以为在现在状况之下,听凭两种文字同时并行,是最合理的。旧日的人视新造的拼音文字为洪水猛兽,以为将要破坏中国的旧文化,因而使中国人丧失其民族性;新的人,以为旧文字是阻碍中国进化的,也视其为洪水猛兽;都是一偏之见。认识单字,与年龄有极大的关系。超过一定年龄,普通的人,都极难学习。即使勉强学习,其程度也很难相当的。所以中国的旧文字,决不能施之成人。即年龄未长,而受教育时间很短的人,也是难学的。因为几千个单字,到底不能于短时间之内认识。如平民千字识字课等,硬把文字之数减少,也是不适于用的。怀抱旧见解的人,以为新文字一行,即将把旧文化破坏净尽。且将使中国民族丧失其统一性。殊不知旧文字本只有少数人通晓。兼用拼音字,这少数通晓旧文字的人,总还是有的。使用新文字的人,则本来都是不通旧文字的,他们所濡染的中国文化,本非从文字中得来,何至因此而破坏中国的旧文化,及民族的统一性?就实际情形平心而论,中国旧文化,或反因此而得新工具,更容易推广,因之使中国的民族性,更易于统一呢?吴敬恒说:“中国的读书人,每拘于下笔千秋的思想,以为一张纸写出字来,即可以传之永久。”于是设想:用新文字写成的东西,亦将像现在的旧书一般,汗牛充楝,留待后人的研究,而中国的文化,就因之丧失统一性了。殊不知这种用新文字写成的东西,都和现在的传单报纸一般,阅过即弃,至于有永久性的著作,则必是受教育程度稍深的人然后能为,而此种人,大都能识得旧文字。所以依我推想,即使听新旧文字同时并行,也决不会有多少书籍堆积起来。而且只能学新文字的人,其生活和文字本来是无缘的。现在虽然勉强教他以几个文字,他亦算勉强学会了几个文字,对于文字的关系,总还是很浅的。怕连供一时之用的宣传品等,还不会有多少呢。何能因此而破坏中国的文化和民族统一性?准此以谈,则知有等人说:中国现在语言虽不统一,文字却是统一的。若拼音字不限于拼写国语,而许其拼写各地方的方言,将会有碍于中国语言的统一,也是一样的缪见。因为(一)现在文字虽然统一,决不能以此为工具,进而统一语言的。(二)而只能拼写方言的人,亦即不通国语的人,其语言,亦本来不曾统一。至于说一改用拼音文字,识字即会远较今日为易,因之文化即会突飞猛进,也是痴话。生活是最大的教育。除少数学者外,读书对于其人格的关系,是很少的。即使全国的人,都能读相当的书,亦未必其人的见解,就会有多大改变。何况识得几个字的人,还未必都会去读书呢?拼音文字,认识较旧文字为易是事实,其习熟则并无难易之分。习熟者的读书,是一眼望去便知道的,并不是一个个字拼著音去认识,且识且读的。且识且读,拼音文字是便利得多了。然这只可偶一为之,岂能常常如此?若常常如此,则其烦苦莫甚,还有什么人肯读书?若一望而知,试问Book与书有何区别?所以拼音文字在现在,只是供一时一地之用的。其最大的作用,亦即在此。既然如此,注音符号、罗马字母等等杂用,也是无妨的。并不值得争论。主张采用罗马字母的人,说如此我们就可以采用世界各国的语言,扩大我国的语言,这也是痴话。采用外国的语言,与改变中国的文字何涉?中国和印度交通以来,佛教的语言输入中国的何限?又何尝改用梵文呢?
语言和中国不同,而采用中国文字的,共有三法:即(一)径用中国文,如朝鲜是。(二)用中国文字的偏旁,自行造字,如辽是。(三)用中国字而别造音符,如日本是。三法中,自以第三法为最便。第二法最为无谓。所以辽人又别有小字,出于回鹘,以便应用。大抵文字非出于自造,而取自他族的,自以用拼音之法为便。所以如辽人造大字之法,毕竟不能通行。又文字所以代表语言,必不能强语言以就文字。所以如朝鲜人,所做华文,虽极纯粹,仍必另造谚文以应用。契丹文字,系用隶书之半,增损为之,见《五代史》。此系指契丹大字而言,据《辽史·太祖本纪》,事在神册五年。小字出于回鹘,为迭刺所造,见《皇子表》。
满、蒙、回、藏四族,都是使用拼音文字的。回文或说出于犹太,或说出于天主教徒,或说出于大食,未知孰是。见《元史·译文证补》。藏文出于印度。是唐初吐蕃英主弃宗弄赞,派人到印度去留学,归国后所创制的。见《蒙古源流考》。蒙古人初用回文,见《元史·塔塔统阿传》。《脱卜察安》,《元秘史》。元朝人最早自己所写的历史。即系用回文所写。后来世祖命八思巴造字,则是根据藏文的。满文系太祖时额尔德尼所造。太宗时,达海又加以圈点,一种符号。又以蒙文为根据。西南诸族,惟倮儸有文字,却是本于象形字的。于此,可见文字由于自造者,必始象形,借自他族者,必取拼音之理。
文字的流传,必资印刷。所以文字的为用,必有印刷而后弘,正和语言之为用,必得文字而后大一样。古人文字,要保存永久的,则刻诸金石。此乃以其物之本身供众览,而非用以印刷,只能认为印刷的前身,不能即认为印刷事业。汉代的石经,还系如此。后来就此等金石刻,加以摹拓。摹拓既广,觉得所摹拓之物,不必以之供众览,只须用摹拓出来的东西供览即可。于是其雕刻,专为供印刷起见,就成为印刷术了。既如此,自然不必刻金石,而只要刻木。刻板之事,现在可考的起于隋。陆深《河汾燕闲录》说,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勅废像遗经,悉令雕版。其时为民国纪元前一千三百十九年,西历593年。《敦煌石室书录》有《大隋永陀罗尼本经》,足见陆说之确。唐代雕本,宋人已没有著录的,惟江陵杨氏,藏有《开元杂报》七叶。日本亦有永徽六年唐高宗年号。民国纪元前一千二百五十七年,西历655年。《阿毗达磨大毗婆裟论》。后唐明宗长兴三年。民国纪元前九百八十年,西历932年。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是为官刻书之始。历27年始成。周太祖广顺三年。宋代又续刻义疏及诸史。书贾因牟利,私人因爱好文艺而刻的亦日多。仁宗庆历中,民国纪元前八百七十一至八百六十四年,西历1041至1048年。毕升又造活字。系用泥制。元王祯始刻木为之。明无锡华氏始用铜。清武英殿活字亦用铜制。于是印刷事业,突飞猛进,宋以后书籍,传于后世的,其数量,就远非唐以前所可比了。此节据孙毓修《中国雕板源流考》,其详可参考元书。商务印书馆本。
第十七章 学术
学术思想,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看似虚悬无薄,实则前进的方向全是受其指导。中国是一个学术发达的国家。几千年来,学术分门别类,各致其精。如欲详述之,将数十百万言而不能尽。现在所讲的,只是思想转变的大略,及其和整个文化的关系。依此讲,则中国的学术思想,可分为三大时期:
(一)自上古至汉魏之际。
(二)自佛学输入至亡清。其中又分为(甲)佛学时期,(乙)理学时期。
(三)自西学输入以后。
现在研究先秦诸子的人,大都偏重于其哲学方面。这个实在是错误的。先秦诸子的学术,有两个来源:其(一)从古代的宗教哲学中,蜕化而出。其(二)从各个专门的官守中,孕育而成。前者偏重玄学方面,后者偏重政治社会方面。《汉书·艺文志》说诸子之学,其原皆出于王官。《淮南要略》说诸子之学,皆出于救时之弊。一个说其因,一个说其缘,都不及古代的哲学。尤可见先秦诸子之学,实以政治社会方面为重,玄学方面为轻。此意,近人中能见得的,只有章炳麟氏。
从古代宗教中蜕化而出的哲学思想,大致是如此的:(一)因人有男女,鸟有雌雄,兽有牝牡,自然界又有天地日싔等现象,而成立阴阳的概念。(二)古代的工业,或者是分做水、火、木、金、土五类的。实际的生活影响于哲学思想,遂分物质为五行。(三)思想进步,觉得五行之说,不甚合理,乃认万物的原质为一个,而名之曰气。(四)至此,遂并觉阴阳两力,还不是宇宙的根源。因为最后的总是惟一的,也只有惟一的能算最后的。乃再成立一个惟一的概念,是即所谓太极。(五)又知质与力并非两物,于是所谓有无,只是隐显。(六)隐显由于变动,而宇宙的根源,遂成为一种动力。(七)这种动力,是颇为机械的。一发动之后,其方向即不易改变。所以有谨小、慎始诸义。(八)自然之力,是极其伟大的。只有随顺,不能抵抗。所以要法自然。所以贵因。(九)此种动力,其方向是循环的。所以有祸福倚伏之义。所以贵知白守黑,知雄守雌。(十)既然万物的原质,都是一个,而又变化不已,则万物根本只是一物。天地亦万物之一,所以惠施要提倡汎爱,说天地万物一体,而物论可齐。论同伦,类也。(十一)因万物即是一物,所以就杂多的现象,仍可推出其总根源。所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此等思想,影响于后来,极为深刻。历代的学术家,几乎都奉此为金科玉律。诚然,此等宽廓的说法,不易发见其误缪。而因其立说的宽廓,可以容受多方面的解释,即存其说为弘纲,似亦无妨。但有等错误的观念,业已不能适用的,亦不得不加以改正。如循环之说,古人大约由观察昼夜寒暑等现象得来。此说施诸自然界,虽未必就是,究竟还可应用。若移用于社会科学,就不免误缪了。明明是进化的,如何说是循环。
先秦诸子,关于政治社会方面的意见,是各有所本的,而其所本亦分新旧。依我看来:(一)农家之所本最旧,这是隆古时代农业部族的思想。(二)道家次之,是游牧好侵略的社会的反动。(三)墨家又次之,所取法的是夏朝。(四)儒家及阴阳家又次之,这是综合自上古至西周的政治经验所发生的思想。(五)法家最新,是按切东周时的政治形势所发生的思想。以上五家,代表整个的时代变化,其关系最大。其余如名家,专讲高深玄远的理论。纵横家,兵家等,只效一节之用。其关系较轻。
怎说农家是代表最古的思想的呢?这只要看许行的话,便可明白。许行之说有二:(一)君臣并耕,政府毫无威权。(二)物价论量不论质。如非根据于最古最简陋的社会的习俗,决不能有此思想。见《孟子·滕文公上篇》。
怎说道家所代表的,是游牧好侵略的社会的逆反思想呢?汉人率以黄老并称。今《列子》虽系伪书,然亦有其所本。此凡伪书皆然,不独《列子》。故伪书既知其伪之后,在相当条件下,其材料仍可利用。此书《天瑞篇》有《黄帝书》两条,其一同《老子》。又有黄帝之言一条。《力命篇》有《黄帝书》一条。与《老子》亦极相类。《老子》书(一)多系三四言韵语。(二)所用名词,极为特别。如有雌雄牝牡而无男女字。(三)又全书之义,女权皆优于男权。足征其时代之古。此必自古口耳相传之说,老子著之竹帛的,决非老子所自作。黄帝是个武功彪炳的人,该是一个好侵略的部族的酋长。侵略民族,大抵以过刚而折。如夷羿、殷纣等,都是其适例。所以思想上发生一种反动,要教之以守柔。《老子》书又主张无为。无为两字的意义每为后人所误解。为训化。《礼记·杂记》:子曰:“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张,文武不为也。”此系就农业立说。言弛而不张,虽文武亦不能使种子变化而成谷物。贾谊《谏放民私铸疏》:“奸钱日多,五谷不为”,今本作“五谷不为多”,多字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