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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卡伦·霍妮_自我的挣扎-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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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述却与愿望的退缩的关系更为复杂:他有理由害怕任何具有较强烈愿望的人,因为那人会藉着自己那较大的决意而利用他,要他去做某事。如未经历过他自己的愿望或爱好,则当他真正追求爱好时,他将易感受到屈服于别人的愿望。举一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来说:有一个人被邀参加舞会,但举行舞会的夜晚,他与女友正有个约会,因此他觉得不该去参加舞会。后来他果真往赴女友的约会,却觉得他虽达成了她的愿望,但也愤恨她所运用的“强制”手段。一位很聪明的病人用下面这些话而将整个过程点化出来:“我们的天性是憎恶虚空的;当你自己的愿望平息时,别人的愿望就会冲入。”其实我们远可以附加上:不只是他们既存的愿望,而且连他们所宣称的愿望,或者他已外移到别人身上的那些愿望都会闯入。
  对强制的敏感,在分析中所造成的实际困难愈困难,则病人不只会愈消极,而且会愈具反抗的态度。他可能会对此心存长久的怀疑,以为分析者想要影响他,而将他塑造成预定的型式。这种猜疑愈大,则病人的惰性,便愈会阻止他去体会任何暗示,虽然他屡次地被要求这么做。因为分析者所施与的影响不当,所以他对于隐含地,或明确地攻击到他心理症的论点的任何问题、陈述或解析都会加以驳斥。进行这方面的分析仍旧是困难重重的,主要是因他之不喜欢冲突,而不长期地表现出他的猜疑。他可能纯然地觉得这些都只是分析者的偏见或嗜好而已,因此他不需扰乱他们,而弃之为无关紧要之事。譬如,当分析者暗示病人与他人的那种关系是值得检点的时候,病人马上就会警觉到,而私下认为分析者乃是想要使他变得合群。
  最后,憎恶改变伴随着退却而对任何事物感到憎恶,这在强度与形式上也各有差异。惰性愈显著,则他愈不敢冒险或努力以求任何改变。他不愿改变,情愿忍耐现状,不管是对于目前的职业、住所、佣人或配偶。他不会想到也许能够改善目前的情况。譬如,他也许可以重新布置他的家俱,争取更多的休闭时间,帮助他太太解决困难。但如果跟他暗示这些只会遭到漠视而已。除了他的惰性外,还有两种因素促成了这种态度,因为他少有期望,所以无论怎样,他改变的机会简直是微乎其微的。而且他还倾向于认为事情是不可改变的。人们都是这样的──这就是他们的性格;生活本是如此──它是命运。虽然他并不抱怨那种大多数人所无法忍受的情势,他对于事情的忍耐精神,看来常像是自谦者的殉难精神一样。但其相似处仅止于表面:他们仍起自不同的来源。
  迄今,我们提到有关“憎恶改变”的例子,都是关于外在方面的,然而这并非我何以将之列为退却的基本特性的理由。对于欲改变周遭事物所表现的犹疑态度,在某些情况下是相当明显的。但是在其他某些退却者中,相反的,主要的表现却是好动。就所有的病例而言,每位病人同样都是明显地憎恶内在的改变,几乎所有的心理症【参阅《自我分析》一书第十章《阻抗作用的处理》】患者都会具有这种特性,但憎恶通常是为了解决或改变特殊的因素而发生的,譬如,当分析者欲移除患者某种特殊的主要解决法中的因素时,这种憎恶的态度就会表现出来。对于退却型的病人而言,这同样是真确的。但由于不变的“自我”观念深深地根植于他的解决法之性质中,因此他反对在本质上改变自己,此种解决之特质乃是从积极的生活中、从积极的愿望、奋斗与计划中,以及从努力与行动中撤退出来。他认为一切都是不可改变的,这正反映出他对自己的看法,不论他对“演化”谈论了多少──或甚至于他明智地赞赏有关演化的见解。在他心目中,分析应该是在于揭露过去,他认为这么做应该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他的事情。他一开始就不了解分析乃是一种过程,在过程中我们可由常新的角度来处理问题,我们也可以了解常新的关系,发觉常新的意义,而直到我们获得分析的根源,而能改变他的内在情势为止。
  整个退却的态度也许是出自有意识的;在这种情况下,病人会将此种态度视为高超的智慧。但更常见的,就我的经验而言,病人大都未察觉出这种态度的存在,而只略知一二而已;因为他就不同的见解去看它们,所以他可能会以其他的说法去考虑它们。最常见的,他只察觉出他的“脱离关系”的态度以及他对强制(逼迫)的敏感。但当他对挫折有所反应之时,当他变得冷漠或倦怠、激怒、惊慌或愤恨时,我们便可藉观察而认识退却者个人的需要所具备的性质。
  就分析者而言,认识基本的特性,有助于迅速地衡量整个病情,当其中一种特性引起我们的注意时,我们就须找寻其余的特性;我们确可以合理地找到它们。像我一直小心翼翼所指出的,它们并非是一系列互不相关的特性,而是彼此密切交织的结构。至少就其基本成分而言,它们乃是一幅极具和谐与统一的图像,看来就像是被漆过了同一颜色一样。
  现在我们试图了解这幅图像的动力变化,它的意义以及它的历史。总结我们所指出的一切,主要在于说明“退却”乃是一种藉着从心灵内的冲突中撤退出来,以解决冲突的主要方法。乍见之下,我们可得到一个概念,退却者根本地放弃了他的雄心壮志,这就是他自己的常强调的,且易于将之视为系整个发展的端倪。就他在野心方面的明显改变而言,他的病历有时似乎也证实了此种概念。在年轻力壮时,他常做相当费力的事情,他也许极为机智,克服经济的障碍而为自己谋得了地位。他在学校也许雄心勃勃,在班上独占鳌头,而在辩论或某些进行的政治活动方面表现得高人一等。至少有一段时期,他比较活跃,而且对许多事情感兴趣,譬如,在那段时期中,他反抗传统、他成长、他想到将来要成就事业。
  接着,也常会跟着面临一段困厄的时期:焦虑、忧郁,以及失败,或因反叛的性格陷于因不幸生活情势所招致的失望之中。经过这段时期后,他生活的曲线似乎变平了,人们说他已变得能够“适应”且能稳定地从事工作,人们评论他青春地飞向太阳而又回至地面;他们说这是“正常的”过程。但细加思索,他却令人担忧。究竟他身上发生了什么变化?的确,人的翅膀可可因为经历一连串的灾祸与剥夺而被剪短,但我们要记住在这种情况下,环境并不是极其难厄困顿,而足以将一切归咎于它的,因此某些精神的压力(悲痛)必为此中的决定因素。然而这答案并不够令人满意,因为我们可以想起有好多人,他们虽然同样经历了内在的骚扰,但却能从中脱逃出来。事实上,此种改变既非是因为冲突存在的结果,也非冲突大小的结果,而是他已与他自己谈和的结果。已发生者乃是因他已尝到内在冲突的滋味,且藉自其中撤退出来以解决它们,他为什么要企图以这种方式来解决呢?他为什么只能这么做呢?这是他过去的历史问题(较晚的历史)。提到这点,我们必需先更清楚地了解“撤退”的性质。
  首先,我们先注意夸张的驱力与自谦的驱力间的内在冲突,在前三章中所讨论的这两种类型里,其中有一种驱力较为显著,而另一种则被压抑着。如果“退却”居于优势地位,则有关此种冲突的典型形象就大不相同了。夸张的倾向与自谦的倾向似乎都不被压抑,假使我们熟习他们的表现与含意的话,我们便不难观察并了解它们。事实上,如果我们坚持要将所有的心理症分类为夸张的,要不然就是自谦的话,则我们将无法决定退却的类型究竟该归于哪一类。我们只能说,不管就较趋近知觉或较为强烈的意义而言,通常当这两种倾向只有一种会较占优势。在整个种类中,其个别差异一方面乃依其普遍性而定,然而,有时二者看来却相当平衡。
  夸张的倾向也许表现于他极其崇高的幻想中──对于想像中他所能胜任的大事,或对于他的一般品行之幻想。此外,他常识识地觉得他凌驾于别人之上,而藉着夸张的尊严将之表现于行为之中。在他这种对自己的情感中,他易于变为他自傲的自我,他引以为傲之品性(这与夸张的类型成一对比)助长了退却。他自负于他的超俗孤立(与别人脱离关系)、他的“禁欲”、他的自足、他的独立、他对强制之憎厌、他之超乎竞争等等之上。他也可能相当了解他的要求,而能有效地维护它们,然而它们的内容都各自不同,因为它们乃是因他需要保护他的象牙塔而生生的。他觉得有权不叫别人闯入了他的私室,让别人不期望他的任何事物或打扰他,且可以用不着谋生或负责。最后,夸张的倾向也可表现于某些因基本退却所演化而来的继发发展之中,譬如他之力求威望,或他之公然反叛等都是。
  但这些夸张的倾向已不再构成主动的积极力,因为他已放弃他的野心,亦即舍弃了任何对有野心的目标之追求或对此种目标之奋斗。决心不去想它们,甚至于不想去获得它们。纵使他能做某些有价值的工作,但当他一着手进行时,也是怀着极其鄙视,或是违抗周遭之人所希冀或所赏识之事的态度。这就是反叛的类型之特征,他并不为了报仇或报复的胜利,而想做任何积极的或攻击性的事;他已抛弃为求真正征服他人的驱力;的确,与他之脱俗、远离别人的关系相一致的,他对于为成领导者、影响或操纵他人等这些念头真是厌恶之至。
  另一方面,如果自谦的倾向占了上风,退却者就会有低估自己的倾向。他们胆怯而且觉得自己并不怎么值得,要不是我们对于发展完备的自谦解决法了如指掌,那他们所表现的某些态度,我们可能会将其误认为就是自谦型所表现的态度。他们经常对其他人的需要表现得甚为敏感,而花费他们的大部分精力去帮助别人,或为众人的目的而效力。他们对于欺诈或攻击,常不加防卫,宁愿谴责自己而不愿指责别人。他们会过于要求自己别去伤害了他人的情感,他们也有顺从的倾向。然而,后者这种倾向却不像自谦的类型之因需要情爱而定,而是由需要避免冲突而定的。此外,他们还具有“恐惧”的潜伏情绪,这种“恐惧”乃是因惧怕自谦倾向的潜在力量而产生的。譬如,在他们的信念中会充满着恐慌的气息,要不是他们与别人保持疏远与冷漠,则别人势必会超过或全然地压服了他们。
  与我们对于夸张的倾向所了解的相同,自谦的倾向与其说是积极有力的驱力,毋宁说是一些态度而已。爱之渴求,可赋予这些驱力以热情的特性,但因为退却的类型决心不希冀或期望别人的任何事物,以及在情绪上不愿为他人所牵累,所以他遂缺乏此种渴求。
  现在我们已了解,从夸张的驱力与自谦的驱力间的冲突撤退出来的意义。当这两种驱力的积极元素被剔除后,它们就不再是相对立的力量了;因此它们不再构成冲突。比较目前已提过的这三种主要的解决法,我们就会发现,这三种方法都是在于希望藉排除其中的一种冲突,以达到人格的统合;在退却的解决法中,他企图固定这两种冲突力以求其统合,而且他也能如此做,因为他已放弃对荣誉的积极追求。虽然他仍旧必须是他理想化的自我(这意味着自负系统及其“应该”仍继续在作用着),但他已经放弃实现理想自我之积极驱力,亦即不在行动上真的去实现它。
  关于他的真我,亦会产生此种“固定”倾向,他依旧希冀成为他自己,但他除了遏制了发动力、努力、活生生的愿望与奋斗外,也对朝向自我实现之自然驱力加以遏制。就他理想化的自我以及真我而言,他始终强调实存的,而不重视如何去获得或是成长。但他之仍旧希冀成为他自己,使他得以保留某些情感生活上的自发性,就此而论,他比其他的心理症类型较不远离他自己。他对宗教、艺术或自然(即非人格的事物)具有强烈的个人情感,而且虽然他不许他的情感与别人有所牵连,但在情绪上仍能感受到别人及别人的特别需要。当我们将他与自谦的类型相比时,这种保留的能力会变得更形显著,同样地,后者非但未曾抑止积极而真实的情感,相反地,却会助长了他们,但在此他们已变为戏剧化且被曲解,因为他们全都是为了爱──亦即将自己让与或降服于他人;他希冀遗失自己的情感,最后再从与他人的兼并中寻求统一。但退却的类型却想要严密地将他的情感藏于内心中的私室,他厌恶那种与人合并的意念。他希望他是“他自己”,尽管他对此种真意,只是具有一迷糊的概念而已,且事实上,他并不了解它,且被它搞昏了。
  此种“固定化”的过程给予退却以消极或静止的特性。但此地我们必须提出一项重要的问题,对于这种以消极特性为特征的静止状况之概念,必会被新的观察所加强。然而,它适于整个现象吗?毕竟没有人能藉虚无(否定一切)而孤立的生活着,是不是我们对退却的意义之了解有所遗漏了呢?退却者是否也会外求某些积极的事物呢?会不惜任何代价以求取安宁?事实上正是如此,但那仍具有消极的特性。在其余两种解决方法中,除了为求统合性外,还具有一激发力──一种对积极事物强而有力的渴求,此种渴求赋予了生活的意义:其中一种是对征服的渴求,而另一种则是对爱的渴求。在退却的解决方法中,是否也可能同样具有对某些积极目标的渴求呢?
  当这类问题在分析进行中产生时,专心聆听病人自己所必须谈到的事项,将是有所助益的。通常他会告诉我们某些我们并不十分了解的事,我们要更密切地注意这种类型的人是如何注视他自己的。我们已了解,就像别人一样,他也会将他的需要合理化且加以修饰,因此这些需要会完全呈现为一种优越的态度,但是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做一个区别。有时很明显地,他会为其需要而佯做藉口。譬如,他说他因超乎竞争之上,所以才会缺乏奋斗力;或以他之较视卖力实行的工作,而来解释他的惰性。当分析继续进行时,常不用对这些“荣誉化”作更多的说明,而自然会告消逝。但另外有一些,则因为对他具有明显而真实的意义,所以不像这些这么简单地就被舍弃了。所有这些都是有关于他对独立或自由的谈论。事实上,退却之基本特性,若从自由的观点来看亦属合理,任何更强烈的“依附性”都会缩减他的自由,任何需求同样亦会减少他的自由,因此,他势必依赖这些需要,而这些需要也易于使他再依赖其他事物。如果他专力于某一追求,则他必定无法自由地去做他所感觉兴趣的事。尤其他对“强制”之敏感,会变得更为明显;他希冀自由,因此他无法忍受压力。
  于是,在分析中讨论到此一主题时,病人便会立刻采取强固的防御。希冀自由不是人类的天性吗?当每个人因受压力才行事时,不都会变得无精打采或漠不关心吗?他的亲戚或朋友,不会因永远要做那些别人所期望他们做的事而感枯燥无味吗?分析者是想要驯服他,压迫他变成一种模式,而使他变成像是一列无法分辨的房子之中的一间吗?他憎恨“统制”,他决不逛动物园,因为他无法坐视那些被关在笼内的动物,他只想做那些当他愿意做时他所愿意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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