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伦·霍妮_自我的挣扎-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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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决不逛动物园，因为他无法坐视那些被关在笼内的动物，他只想做那些当他愿意做时他所愿意做的事。
让我们先来讨论他的某一些论据，而另一些则留至以后再谈。从其论据中，我们了解了自由对他而言乃是意味着“为所欲为”。分析者由此而观察出一缺漏处，因为病人常会尽力地去冻结他的愿望，所以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所希冀的事物，而至一无所为或一事无成。然而，这并没有阻挠了他，因为他在基本上仍认为自由乃是不受他人的干涉──不论是人们或法规。姑且不论何种因素使得此种态度变得如此重要，他一定会防护此种态度，直至最后防线。姑认他对自由的概念乃是消极的──只是为求“逃避”之自由，而非为求“建设”之自由，但它对他而言，具有一种其他解决法中所没有的吸引力。自谦者相当畏惧自由，因为他需要依附与依赖别人。夸张型的人，因为渴求各种征服或胜利，而有轻视此种自由概念的倾向。
我们如何能说明自由的这种吸引力呢？它是因何种内在的需要而产生的呢？它的意义何在？为了了解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回顾那些直到最后才利用“退却”的方法，以解决问题的人的早期病历，在这些人的病历中，我们可以发觉到，他们孩提时代常碰过一些过于强烈而且无法触摸的妨碍性势力，使得他们无法公然地加以反叛；还有，家庭环境逼得紧，情感上过于关切，也使得他无法发展其个性，这势将压服他们。另一方面，他们可能会较不愉悦地接受感情，譬如有位父亲，过于注重自我，而无法了解小孩的需要。他苛求小孩去了解他或给予他情感上的支持。或者，他们可能有位情绪不定的父母，有时候感情横溢，有时却会无缘无故地大发脾气，责备他们、鞭打他们。总之，必有一种环境要他们去满足某些明确的或隐含的要求，此种环境不顾他们的个性而吞噬了他们，且从不曾对他们的人格发展有所激励。
因此这种小孩，会长期或短期之内，感到忧戚不宁地处于无效地企图获取情爱与关心，以及愤恨周遭的束缚这两种情境之间。于是他藉着从他人中撤退出来，以解决此一早期的冲突；藉着拉远他自己与别人间的感情距离，以免使冲突发生作用。他不再希冀别人的情爱，也不想与他们战斗。于是他不再被与他们对立的情感所烦恼，而能与之和平共存。此外，他藉着撤退到自己的世界里，而后在全然被阻碍且被吞噬的情势中，拯救出他的个性。因此他早期的与人脱离关系（离弃）不只赋予他统合性，而且具有最为重大的积极意义：保持他内在生活的完整。免于奴役之自由带给他内在独立的可能性，但他必须更加地遏制他为别人服务或反抗别人之情感；他也必须退回他之需要依靠他人，以完成自己的一切愿望与需要：他天生地就需要谅解，需要分享经验，需要情爱、同情与保护。然而，这具有更深远的含意，它意味着他必须自己保有他的喜悦，他的苦痛，他的悲伤；譬如，他常可怜且失望地努力以求征服他对黑暗、对狗的恐惧，而不让任何人知道他的这番努力。他（不自觉的）训练自己不仅不能表现出痛苦，而且还要真正地不感觉到痛苦。他不希冀同情或帮忙，不只因为他怀疑他们的真实性，而且因为即使他可暂时获得他们，他们却已成了恐吓的束缚之紧急信号。他格外抑制这些需要，他觉得有必要不让别人晓得任何有关于他的事，以免他的愿望受到挫折，或一变而成为需要依赖别人的工具，他觉得只有这么做才有安全感。他开始收回一切的愿望，退却过程的特征，也于是乎开始发生。他仍旧知道他很喜爱外套、小猫、或某些玩具，但他却不能这么说。但由于他的恐惧，渐渐地他也开始感到，如果自己一无希求便会较为安全，他真正拥有的愿望愈少，他置身于退却中就会更为安全，而任何人也就更难于支配他了。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谈的这种景像，仍不是退却本身，但它却包含了退却之所由生的胚芽。即使情况仍旧一无所变，但却为将来的成长埋下了重大的危机，我们在不与人们亲近或摩擦的真空中，是无法成长的；同时情况也无法保留于停滞状态，除非是适宜的环境使它转好，否则这种过程将依其自己的动力而发展，且呈现出恶性循环，就如我们在其他的心理症发展中所发现的一样。为了维持“脱离关系”的情势，他必需抑制他的愿望与奋斗，然而愿望的收回具备了双重作用。它会让他变得更不依赖别人，但同时也使他变得更为柔弱；它会消减他的活力，而且损毁他的方向感。他较不必反抗别人对他的愿望或期望，他必须加倍地对任何势力或干扰予以戒备，引用哈利·克塔克·苏利文的佳句：他必须“精制自己欲用来远离别人关系的机械”。
早期发展的主要加强因素，都来自于心灵内的过程。驱使别人追求荣誉之需要，在此亦发生作用，如果他能将早期的“脱离关系”的态度贯澈始终，则此种脱离会除去他与别人的冲突，然而他的解决方法之可靠性，须视他愿望之是否真实收回而定，在年幼时此种过程是变动不定的；它尚未发展成为决定性的态度。那时追求心思的宁静对他而言远不是首要的，他仍旧想从生活中得到更多的东西，譬如，当他受到强烈的引诱时，他又会陷入亲密的关系中，因此他的冲突便很容易被勾起，同时他也需要更多的统合。但早期的发展不但使他被分割，而且使他远离自我、缺乏自信，因而感到对实际生活一无所备。他只在与别人维持安全的感情距离时，方能与人相处；如果他陷于密切的交往中，则除了会因畏缩战斗而遭到障碍外，还会受到抑制。因此，在自我理想中，他也被驱使去找寻这些需要的答案。他也许会真的企图去了解野心，可是由于自身的许多理由，当他面对困难时，他却易于放弃追求。他理想化的影像主要是将既成的“需要”荣誉化，它是自足、独立、沉默寡言的平静、免于欲望与感情的自由、禁欲以及公平之混合物。“公平”对他而言，乃是“不许诺”与“不侵犯”任何人权利的理想化；而较不像那些富攻击性的类型，是报复心的荣誉化。
与此种影像相伴而生的“应该”将他带入了新的险境之中。虽然他原本就须保护他内在的自我以抵抗外在的世界，但现在他又必须抵抗这种极其可怕的内在暴行。如果如何，端视他所保卫生的内在活力的程度而定；如果它够强烈，而且他潜意识地决心保卫它，则他依旧能维持某些内在的生命力，虽然只能靠牺牲而加强我们一开始所讨论的那些限制──即只能牺牲而从积极的生活中退却出来，或抑制他那趋向实现自我的驱力，如此才能保住这种内在的生命力。
并无临床证据可以指出，这种内心的指使比其他类型的心理症来得更严厉或迫切，其差异乃在于因为他急于需要自由，所以在内心的指使下，他会更感烦苦。他一方面会试图藉着将内心的指使外移以应付它们（内心的指使）。因为他对攻击有所禁忌，所以他只能以消极的方法这么做，这意味着他人的期望或他对之方面的感觉，需要具有命令式的性质在内，即绝对地被遵从。而且，他确信如果他无法应允人们的期望，则他们将会冷酷地攻击他。本质上，这意味着他不只已经将他的“应该”外移，而且也将他的自恨外移了。别人就像他因无法满足他的“应该”而攻击自己那样尖刻地攻击他，而且，因为这种对敌意的预测是“外移作用”的表现，所以它无法用相对的经验来补救。譬如，他已长期感受到分析者的那种耐性与体谅，但却仍置身于监禁之下，于是他会觉得如果他公然地反对分析者的话，则分析者必会随时置他于不顾。
因此他对外在压力原有的敏感性便会大大地增强了，现在我们可以了解，为何外在的环境所加予的压力是如此微乎其微，而他仍会继续受到外在的逼迫。此外，他将他的“应该”外移后，虽然减除了内心的紧张。但却给生活带来了新的冲突。他应该允诺别人的期望；他不应该伤害他们的情感；他必须平息他们所预想的敌意──但他也应该维持他自己的独立。这种冲突可在他待人的那种双重矛盾情感中显示出来，在许多变化中，它是一种顺从与违抗的奇妙混合物；譬如，他很礼貌地允诺一项要求，但却会忘记了它或者拖拖拉拉地实现它。此种遗忘可能会造成相当的障碍，因此他只能藉着记事簿，记下他的约会或所该做的事，才能使生活有条不紊。或者，他表面上可能会付诸行动，以顺从他人的愿望，但心里却会故意地要破坏这些行动，而毫不自知。譬如，在分析中他遵守了明显的规则，如准时或说出自己的心意，但对于所讨论的事项却毫不加以吸收或了解，因此分析工作遂变得徒劳无功了。
这些冲突在他与别人的交往中，势必会形成一种压力，有时他会觉得这种压力极其严重。然而，不管他是否察觉到此种压力的存在，它必定会迫使他产生从人＊中撤退出来的倾向。
他对别人的期望所表现的消极反抗，在那些未被外移的“应该”中也会产生；单单他觉得他应该做某些事这一念头，通常就足以使他变得无精打采。这种潜意识的罢工态度，如果仅限于他根本就不喜欢的活动上，如参加社会交聚会，写信或付账，则无关紧要。但是他愈极力地消减个人的愿望，则他所做的事不管好、坏，必会愈表现于某些他应该做的事上：刷牙、阅报、散步、工作、用餐、或房事。于是事事都会受到消极的抵抗，而造成广泛的惰性。因此，活动只限于一小部分，要不然就是在压力下进行某些活动。于是他变得不精进、无成就、容易倦怠，或苦于长期的疲劳之中。
在分析中，当这种内在的过程变得清晰时，就会发现那两种维持此种过程的因素，只要病人不求助于他的“自发精力”，则他会完全了解此种生活方式是浪费的，而且是令人不满意的，但仍不了解那种改变的可能性，因为如同他所感觉的，要不是他努力驱策自己，则他简直无法做事。另一因素存在于他的惰性所扮演的重要作用中。他精神的麻痹，在他心目中已转变成一种无可改变的痛苦，他利用它以避免自责与自卑。
对于怠惰的不当鼓励亦因其他的来源而告增加。正如他用“固定”（停滞）冲突以解决冲突的方法一样，他也尝试使他的“应该”停止作用。于是他试图逃避“应该”所带给他的困恼情势，这乃是他避免与别人交往，以及他对任何事物不具追求的另一个理由。他遵行他潜意识里的座右铭：只要他不做任何事情，他就不会违犯任何“应该”或禁忌。有时他会认为任何追求都必会侵犯到他人的权利，因而藉此将这些“逃避”予以合理化。
在这许多方面，心灵内的过程仍继续加强了那种“脱离别人的关系”的基本解决法，因而逐渐制造了牵累，这构成了退却的景像。如果不是有着存在于自由的吸引力中那些积极的元素，则此种情况是不易治疗的，因为他们少有改变的机动。此种积极元素较占优势的病人，通常会比其他人更密切地了解内心指使的害处。如果情况顺利的话，由于他们实际所受的奴役，他们会很快地认出内心的指使，而且明确地攻击他们。的确，此种意识的态度本身并无法驱散他们，但就逐渐克服他们这一点而言，它是极有助益的。
现在若就保存统合性的观点，以回顾退却的整个人格结构，则某些观察将都相符合且深具意义。首先，真正与人脱离关系的人，其人格的统合性，总会引起敏捷的观察者之注意力。虽然我个人如今总算了解了它，但以前我仍不了解它乃是此种结构之内在的以及核心部分。脱俗的、退却的人们可能会不务实际、怠惰、不能干或难以交往，因为他们对于有力的影响因素以及密切的交往，总是加以大胆地反抗而且小心翼翼，但他们的中心思想与情感多少还具有着基本的真诚与率直，这是无法被权力、成就、谄媚或“爱情”的诱饵所贿赂或收买的。
此外，在维持内在统一性的需要中，我们可认出基本特征的另一决定因素。首先我们发现逃避与限制被用以求取统合性，接着我们又发现他们也被为求自由的需要所决定，但至此仍尚不知其意义何在。现在我们已知道，他们需要具有免于牵累、影响（或势力）、压力的自由，需要具有赋于野心与竞争的自由，以保护他们的内在生活，使免于肪脏与污＊。
我们也许会感到困惑，病人并不会谈及此一重要的问题。事实上，他在许多间接的方式中，已表明过他希冀保留“他自己”；他恐怕经由分析会“丧失他的个性”；分析会使他变得像别人一样；分析者会根据他自己，根据分析者的模式而塑造他。分析者时常会不完全了解病人以上所吐露的这些话之含意。这些含意间接地表明了病人想要保留他实际的“心理症的自我”，以及理想化的崇高自我。而且病人确切地表示出他要防护他的现状。然而他之强调做个他自己，也表示了他焦切地要保存他真我的统合性，尽管他仍无法详细说明此种坚持的理由何在。只有经由分析，他才能理解这项古老的真理：为了找寻他自己（他的真我），他必须丧失他自己（他心理症中的荣誉自我）。
由于这种基本的过程，因而产生了三种迥然不同的生活形式。第一种，永久的退却（退却以及一切退却所引起的情况），始终一致地被实行着。第二种，自由的吸引力将消极的反抗转变为更积极的反叛：亦即反叛的类型。第三种，败坏的过程会较占优势，而导致肤浅的生活。
第一种形式的个别差异，对于夸张的倾向或自谦的倾向何者占优势而言，系与由活动中退却出来的程度有关。不管他们与别人之间所筑成的情感距离有多远，有些人仍旧能为他们家人、朋友或为那些工作上与他们相交往的人做事。而且，或许因为他们的无私，所以他们时常能给人较有效的帮助；与夸张的类型及自谦的类型相比，他们并不期待太多的报偿，与后者相反的，如果别人将他们之乐意帮忙误为是个人的情爱，而且除了给予帮忙外，还想要更多时，则将会大大地触怒了他。
不管活动是否遭到了限制，很多这类型的人都能做他们的日常工作，虽然它因违抗内心的强烈惰性做事而常被觉得是一种压力。一当工作已累积不少，需要主动地为了什么或是为了反抗什么而战时，这种惰性就会变得更加显著。做例行公事的动机通常是混杂的；除经济需要与传统的必要外，姑且不论他们退却的特性为何，通常还存有一种对别人有益的需求。此外，日常工作也是一种消除他们那种“无用”感的工具。他们常常不懂得该如何利用空闲，与他人相处对他们而言简直就是一种压力，因此毫无愉悦可言。虽然他们喜爱孤独，但却毫不精进。甚至连读书都可能碰上内在的阻抗作用，因此他们专求不用费力而有益的活动，譬如他们做梦，听音乐，或享受大自然。虽然他们大都不了解他们对于“无用”所具有的潜伏恐惧，但他们自己会不自觉地去安排他们的工作，以减少空闲的时间。
最后，惰性与伴之而来对于例行工作的厌恶可能会较占优势，如果他们的经济困顿，则他们可能会偶而外出谋职，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