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伦·霍妮_自我的挣扎-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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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之特性”一章内讨论）
他应该最为诚实、慷慨、体贴、正义、威严、勇敢、公正。他应该是个完美的情人、丈夫、老师。他应该能忍受一切，应该喜欢每一个人，应该爱他的父母、妻子、国家；他不应归属于某一件事或某一个人，没有一件事会与他有任何重要的关系；他不应觉得被伤害，他应该永远安详与平静。他的生活应该是永远快乐的；他应该超越快乐与享受。他应该是自发的；他应永远控制他的情感，他应该认识、了解与预知每一件事物，他应该能立即解决他自己的或别人的每一个问题。只要一发觉困难他就应该能克服它，他应该永不疲劳或生病。他应该随时能找到职业，他应该能在一小时内做好必须二、三小时方能做好的工作。
这简短的说明，约略地表明了“内心指使”的范围，并留给我们一个虽然可得到粗略了解但却仍是相当困难或胶着的自我要求的印象。如果我告诉病人他对自己的期望过度了，事实上，他时常会毫无疑虑地觉察到这点；甚至可能早已知道了。通常他还觉得对自己期望过多比过少还好。但谈及对自己过高的要求并不显示出内心指使的特性，在密切的检点下，这些要求当可明显地减除，他们乃是重复的，因为他们都是由于病人觉得必须要将自己转变为理想化的自我，以及他深信他必能这样做所造成的。
首先最吸引我们注意的，就是他常会不愿“实现”的可能性，这些现实情况遍布于所有为求实现自我的驱力上。这些要求中有很多是人类所无法达成的，它们纯粹是属于幻想的，虽然个人本身并无法察觉出来。然而，一当他的期望面临“关键思考”的真相时，他就不得不去认识它们，比种智觉即使能够改变什么，也是不多的。就如一位医生，他也许十分清楚他自己除了九个钟头的业务与广泛的社交生活外，再也无法从事精深的科学研究了；但当他想要减少一种或他种活动的企图失败后，他却仍继续按着以前的方式过活，他认为他不应该受到时间与精力上的限制，这种需求远比理智还强。举个更微妙的说明吧：有一次，在分析晤谈中，有位病人感到十分沮丧，她已经跟一位朋友谈过这位朋友错踪复杂的婚姻问题。她与她先生是在偶然的社交场合下认识的，虽然她已经过了好几年的分析，而且对于两个人彼此间的关系也已认识得更为清楚了，对于所曾遭遇的心理纷乱现象，都已有相当的了解，但她仍觉得她应该在过去的时日就已经告诉那位朋友婚姻是否稳固。
我告诉她，她对自己做了任何人都不可能实现的期望，并指出当一个人开始要清楚地了解在某种情况下与此有关的因素之前，必先要搞清许多存在的问题。结果，我所告诉她的困难，她大都了解了，但她依旧觉得她应该具有一种可了解所有困难的第六感。
其他对自我的一些要求，本质上也许并非是幻想的，但却表示了一种完全不顾情况的态度，因为这样，要求就可被达成。因此，很多病人期望立即结束他们的分析，因为他们自觉十分聪明，这些人的推理力，事实上可能经常会阻碍了分析的进行。对此有价值的乃是病人的情感力量，他们行为的率直与他们的自我负责。
这种欲求轻易成功的期望，不只发生于整个分析的过程中，而且同样与个人本身所有的内省有关。例如，认识了心理症要求，对他们而言似乎就好象要他们革除要求一样，因此需要耐心的分析；只要产生要求的那些情感需要依旧存在，则要求将永远长存者──但此种需要却为他们所忽略了。他们相信他们的智力应是至高无上的动力，于是接踵而来的失望与沮丧势必成为无可豁免的了。同样，一位具有长期教书经验的教师，也许会坚持着认为写篇有关教学法的论文应该是容易的。但是文字无法由笔尖流露出来时，她也会对自己感到极度的嫌恶。她已经忽视了或抛弃了下列与此有关的问题：她有某些事项要说？她是否已将经验化为具体有用而系统化之正确陈述？即使答案是肯定的，一篇论文仍是意味着一种系统化地陈述或表达思想的诚实工作。
内心的指使正像极权国家的政治暴行一样，表现出极度无视于个人本身的精神情况──不顾他所感觉的与他目前所做的。譬如常见的应该之一就是一个人应该不曾感到被伤害过；任何人都会发觉达到此种绝对（不被伤害）要求乃是极其困难的。究竟已经有多少人或现在有多少人觉得自己毫无焦虑，或十分安详以致于不曾感到被伤害过？充其量这只能是我们奋斗的一种理想；一个人若能真诚的采取此一计划，那他必定会积极而耐心地去研究我们潜意识理为求防护的要求，研究我们错误的自负──或简言之，研究在我们人格中使我们易受攻击（变弱）的每一因素。但是，一个觉得不应受到伤害的人，他的心目中并不具有如此具体的一套计划。他只是给自己定下一条“绝对”的法则，而否定或无顾他所具有的弱点。
我们再考虑另一需求：我应该永远是聪明的、富同情心的与助人的。我应该能软化犯罪的心。事实上，这也并非全属幻想。很少人会像维克多·雨雷：“Les…Miserable”一书中的牧师，能成就他的精神力量。对于我的一位病人，这位牧师的形象对他而言便是一种重要的象征，他觉得她应该像他。但此时她却没有那位牧师对待犯人的态度及能力，她有时表现仁慈，因为她觉得她应该仁慈，但实际上他心中并没有仁慈的感觉。事实上，她觉得任何人的所作所为并非全是善行，她经常恐惧某些人会欺骗她，每当找不到东西，她就以为是被偷了。还未了解它，她的心理症已经使她变得十分以自我为中心而且专注于一己之利──这些原本是被一层强迫性的谦逊与良善所掩蔽着。那时她会愿意去了解自己的这些困难进而去研究它们吗？当然不会。这也是一个盲目制造定则的问题，只能导致自欺或偏颇的自我批判。
为了说明“应该”的惊人盲目性，我们必须再提出一些较不紧要的目的。然而，只要从“应该”在荣誉探求中的根源，或其为将自己改变成理想自我的作用来看，必可发现一项事实：“应该”所由生之前提乃是对自己而言无不可能之事。果真如此，现存的情况当然不需去检点。
当一倾向在“针对过去之要求”表现得最为明显，心理症患者的孩提时期，不只对于说明影响心理症之进行是重要的，而且还可由此而发觉他现在对过去逆境所持的态度。这些与他被对待的善恶较无关系，主要系由他目前的需要而决定。譬如，如果他已发展出一种为求优美与光辉的普遍需要，他就会使他的孩提时代满布金雾。要是他强压抑住他的情感，他就会觉得他需要他的父母，因为他应该爱他们：要是他平常不对自己的生活负责，则他可能将他所有的困难归咎于父母。这种伴随后者而来的报复心理，也许会转变而公然地表现出来，或是被压抑下去。
他最后可能走向相反的极端，表面上为自己担当一些荒谬的责任。在此种情况下，他也许已知道威迫性的与阻止性的早期影响的所有冲突，他所自觉的态度相当客观而且似乎是合理的。譬如，他可能会指出他的父母之所以依他们自己的意思而行，乃是迫不得已的，病人有时也会奇怪自己为何不会感到任何愤恨，其实不感愤恨的理由乃是此处所吸引我们的“同愿性的应该”，虽然他知道他被冒犯，此事足以压服其他任何人，但他应该毫无受害地去克服它。他应该早已具有内在的力量与坚忍的精神，而不让这些因素影响他。因此，这遂证明了一开始他就在做无益之事，换言之，他真的能胜任此种场合；他会说：“确实地，那是伪善与残酷的渊薮污池”但接着他的洞察力却变得模糊了：“虽然我无助地面临这种环境，但我应该早已就能克服他们，一如百合之出于沼泽。”
如果他真能对他的生活负起真正的责任，而不负如此虚假的责任，那他就试着做种种不同的思考。他会承认早期的影响真能以不利的方式改变他，而且他会发现无论他的困难起源为何，都会阻碍他目前及未来的生活，因为这样，所以他最好要振作他的力量以克服他们。事实上并非如此，他只是将整个问题置于完全幻想且无益的层次上，而一味地需求他不应已被此所影响。同一病人，在后期能反转他的处境，进而确信自己并未完全被早期的环境所征服，这乃是进步的征兆。
“回顾性的应该”不只表现于对孩提时期的态度方面（此种“应该”带来了虚伪的责任，以致徒劳无用）。譬如，有个人始终不渝地觉得，他应已藉着坦诚的批评而帮助了他的朋友；而且他应该将他的孩子抚育成人，而不让他们变得神经质。我们确实都会遗憾在这些方面我们是失败了，但我们可检讨失败的原因从而学得改善。我们必定会知道，由失败时所发生的心理障碍或困难看来，当时我们确已尽力而为了。然而，对于心理症患者而言，已经尽力而为并不令他感到自慰，因为他认为在某些奇迹出现的情况下，他应该会做得更好才对。
同样地，了解目前的任何缺点，对于那些被专横的“应该”所困扰的人是无法忍受的，无论困难是甚么，它必须迅速被除去，除去困难的方法个个不同：一个人愈生活于想象中，则他将愈易摆脱这种困难。因此，有一个病人发现自己有追求超乎王权的权力的强大驱力，而且知道此种驱力是如何在她的生活中发生的，一到隔天她却确信：现在此种驱力已全属往事了。她不应该被权力所奴役；因此她不再渴求。就这些经常发生的“改善”，我们知道这种为求控制与权力的驱力，只是表示在她想像中所具有的一种魔力罢了。
有些人试图藉着绝对的意志力来除去已知的困难，在这方面，人们的确能够收到异常的结果。譬如，我想起了两个年轻的女孩子，他们虽觉得不应惧怕任何事物，但其中有一位却很怕夜贼，于是她强迫自己睡在一间空屋里，直到她不再害怕为止。另一位，如果碰到水不够清澈就不敢游泳，因为她觉得可能会被蛇或鱼咬到，而她却强迫自己游过一鲨鱼群集的海湾。这两位女孩都利用此种方法以压服他们的恐惧；他们不正是显示了必要的作法，是在于使自己得到协调（合作）？但，事实上对夜贼或蛇的恐惧，乃是一种普遍而较为深藏的恐惧的最明显表现。其实这种隐伏着普遍焦虑的情绪并未因她所采取的“挑战”法（压服恐惧之法）而略有改变，固然表面上可不能再恐惧，但因解决法未触及病根，而使得焦虑愈被深埋着。
在分析中我们能够观察到，当他们一发觉自己的弱点时，意志力的机器是如何以某些方式并动着的。他们下定决心并试着去维持预算、去与人们相处或变得更武断或更宽怀。这是好的，只要他们同时同样会去关心并了解他们的困恼的含义与来源。但不幸地，这种关心却是少得可怜。就仅是第一步，更了解所有的特殊障碍的范围，可能就令他大为不快，这真与他们那种欲使障碍消失的激昂驱力相反。同时，因为他们觉得藉意识的控制应该足以征服它，所以细心解决障碍的过程，等于是承认自己的柔弱与败绩。当然这种人为的努力早晚必会减除的；因此，这种困难是极少会被控制的。所确信的乃是困难（或障碍）已秘密地被驱策，而且继续以一种更隐匿的形式出现。分析者自然不应鼓动患者有此种努力，而应该去分析他们。
大部分心理症的障碍，甚至于对最艰辛的努力控制也会发生抗阻作用。意识的努力对于抗忧郁、抗工作上根深蒂固的禁忌、或抗耗费性的白日梦简直是一筹莫展的。大家都会以为那些在分析中已得到某些心理方面的认识的病人，对这种结果都相当清楚。然而思想之清晰并无法影响“我应该能够克服它”的看法，结果他会因更忧郁而诉苦……等等，因为显而易见的除了他原有的痛苦感觉外，他缺乏了万能的感觉。有时分析者可在开始时了解这个步骤，而防患于未然。因此一个已显露出有白日梦症状的病人，当她详细地揭穿了它是如何诡谲地影响了她的大部分活动时，她会开始了解它的害处──至少了解它是如何耗竭她的精力。下次她会因为白日梦仍旧存在，而感到有点犯罪感与歉意。了解她对自己的需求后，我个人相信要人为地中止那些需求既不可能又不明智，因为我们可以确信那些需求在她的生活中也具有重要的功用──这我们会渐渐了解的。她感到病情好了不少，于是告诉我她已决定中止这些白日梦，但因为她过去未能如此做，所以她觉得我必定会厌弃她。她过去已把对自己的期望投射在我身上。
许多在分析中所发生的失望、暴躁或恐惧的反应，主要是由于病人感到无法立即除去困扰的问题，而非由于病人已经发觉到困扰自己的问题所致（正如分析之易于如此假定）。
因此，内心的指使虽然对维持理想的形象而言，比其他方式更为根本，但像其他方式一样，目标不在于真实的改变而在求迅即的与绝对的完美。他们力求使缺点消失，或力求使其出现，一若得到一特殊的完美之物似的。就如上例，如果内心的需求被外移时，这就显得特别清楚。于是一个人的现实状况甚至于他所诉苦的一切，都变得无关紧要，只有能让别人看到的方能使他产生强烈的忧虑：在社交场合中的手抖、脸红、别扭。
因此，“应该”缺乏对真正理想的道德真诚，譬如，在他们掌握中的人们，无法为迈向更诚实而奋斗，但却被驱策去渴求“绝对”的诚实，这总是何其遥远的，大约只能由想像中获得吧。
充其量，他们只能完成一种行为主义的典型，就如Pearl Buck在《女人阁》一书中所描述的吴夫人的性格一样，这是一个典型的女人，她似乎永远在实行、摸索、思考正当的事情。这种人的外表不需说，是最虚伪的，当他们突如其来地显示出恐惧街症或机能性心脏病时，他们自己便感到无比的昏乱。他们会自问，那怎么可能呢？他们已完美地支配了自己的生活，已是班上的领导者、组织者、结婚伴侣或父母亲的典型。最后，他们必定会遭遇无法以平常的方式过活的情况
况，则他们的平衡性便大为混乱了。分析者在逐渐熟悉病人极度的精神紧张后，会大感惊异；只要他们并未遭到大障碍，则他们仍可维持正常的举止。
对于“应该”的性质我们感觉出的愈多，则我们愈能清楚地了解，“应该”与真实的理想或道德标准间的差异并非是量的差异而是质的差异。它是弗洛伊德最重大错误中的一项，大体而论，他将内心的指使（他已经发现到这类的现象而且将之描述为超我）当作是道德的组成元素。但实际上，首先他们与道德问题的关系就不太密切，为求道德充实的“指使”，在“应该”中确实是担任了显著的角色，因为道德问题在我们生活中是重要的。但我们不能将这些特别的“应该”与其他的分开，很显著的，其余的通常系由潜意识的自大而定，如“我应能避免掉星期天下午的交通拥挤”或“我应该不经辛苦的训练或工作就学会绘画”。我们一定还记得有很多需求显然地都缺乏道德的托辞，其中有“我应该能逃避任何惩罚”，“我应该永远胜过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