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变态心理学研究-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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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来背了，奈何，奈何！”《生命沉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41页。
更不能不提到卢森堡这位德国工人运动和波兰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在她的《狱中书简》中所展示的大悲悯的情怀。她敬畏生命，从一只粪甲虫到一只蝴蝶，从一只土蜂到一只知更鸟，她都会无限深情地观察它们，关切它们，像亲人和朋友一样亲近它们，为它们经受的惨剧而悲愤、痛苦，而黯然神伤。她那般感动于青山雀的问候般的啼声。每次听到那“戚戚勃”的活像孩子嬉笑的声音，就忍不住发笑，并且模仿它的叫声来回应。她和它彼此就像亲爱的好朋友。
下面我们就摘录几段她的叙述：
“昨天我恰巧念到一段文章论及德国鸣禽减少的原因，是因为‘它们筑巢和觅食的天然条件都渐次被消灭了’，我念到这里，不禁痛心已极。我并不是为了人类不能聆听歌唱而难过，我是为了那毫无抵抗能力的小动物竟这样默默无声地不断灭绝下去而悲痛，我甚至要哭出来了。”
“我有时候有这种感觉，我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是一只什么鸟，什么兽，不过赋有人的形状罢了；当我置身于像此地的这样的一个小花园里，或者在田野里与土蜂、蓬草为伍，我内心倒感觉比在党代表大会上更自在些”，“在心灵深处，我对我的山雀要比对那些‘同志们’更亲近些。”
“去年春天，我从田野间散步回来，在一条空旷的僻街上行步，这时地上一小团黑黝黝的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俯下身去，看见一幕无声的惨剧：一只很大的粪甲虫，正仰卧在地上，用它的腿绝望地挣扎着，同时一大群小蚂蚁麇集在它身上，正要把它——活生生地吃掉！这景象使我感到恐怖，我拿出我的手帕来，着手把这些残忍的东西赶走。然而它们却是这样大胆、顽固。我不得不跟它们大干一场。等到最后，我把这个可怜的受难者解放了，远远地放在青草上面的时候，它的两条腿已经被咬断了，……我怀着痛苦的心情急忙走开。”
“最近来了这样一辆车，驾车的不是马而是水牛。这是我第一次在近跟前看见这种牲口。这种水牛比我们这里的牛更有气力，体格更健壮，它们的头是扁平的，角是平着往后弯的，头盖骨却和我们这里的绵羊相似。一抹乌黑，长着两只柔顺的大眼睛。这种牛产自罗马尼亚，是战利品……据赶车的兵士说，捕捉这种野兽很费力。但是更困难的是使这种过惯了自由生活的动物就范，利用它们驾车载重，要让它们懂得‘嘚——吁’的吆喝声，先得把它们鞭打得头破血流……此外，它们也已享受惯了罗马尼亚肥美的牧草，到这里却只能得到一点点微不足道的草料。这些牲畜被毫无怜悯地役使着，用来拖曳各种各样的货车，这样很快地就死掉了。——几天前赶来了这么一辆满载布袋的货车，车上的东西垒得这样高，以致这些水牛在进门时拉不过门槛来。赶车的兵士是一个残忍的家伙，开始用鞭杆粗大的一头，没头没脑地鞭打起它们来。他打得那么凶，连女监管也愤愤地责问他，他对这些畜牲究竟有没有一点怜悯之心。‘对我们这些人谁又怜悯过！’那个士兵狞笑一声回答说，一面更凶狠地鞭打着……这些动物最后还是拖动了，走过这个难关。但是其中有一头血已经殷殷渗出……牛皮是厚而且坚韧的，如今也居然给打破了。卸货的时候，这些动物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已经筋疲力尽了。其中那头淌血的，茫然朝前望着，它乌黑的嘴脸和柔顺的黑眼睛里流露出一副神情就好像是一个眼泪汪汪的孩子一样。那简直就是这样一个孩子的神情。这孩子被痛责了一顿，却不知到底为了什么，不知道如何才逃得脱这种痛楚和横暴……我站在它面前，那牲口望着我，我的眼泪不觉簌簌地落下来——这也是它的眼泪啊！就是一个人为他最亲爱的兄弟而悲痛，也不会比我无能为力地目睹这种默默的受难更为伤心了。那罗马尼亚的广阔肥美的绿色草原，已经失落在远方，再也回不去了！那里阳光普照，微风轻拂，和这里多么不同啊！那里鸟儿轻脆地鸣啭，牧人富有旋律的呼啸声也和这里多么不同啊！可是在这里——这个陌生的恐怖的城市，这阴郁的厩舍，这些掺杂着烂稻草的、令人作呕的腐朽的草料，这些陌生的、可怕的人们，以及这毒打，这从新的创伤涔涔流出的鲜血……
“啊！我的可怜的水牛啊，我的可怜的亲爱的兄弟，我们两个在这里都是那样软弱无力……”
在一段时间里，她经常为每天拖着包裹走到庭院来的水牛“痛哭流涕”；也为老云雀“在黄昏暮色和凛冽严寒中”觅食而心酸；更为小云雀因饥饿“发出那尖声的悲鸣”而“痉挛”。“每当我听见或看见这些时我就仿佛害了病似的”。还有“那欧惊鸟总是成天地在附近某处激动地啼叫个不停，一直叫得使人心烦了，可是如果它接连几日喑哑了，那么，我的心又不安起来了。担心它会遭到什么不测，我焦灼地等待它重新唱起它那无聊的调子，好让我知道它平安无事，这样，我在自己的斗室中通过千丝万缕直接而微妙的细丝和外面千百种大大小小的生物联系起来。这一切在我心中激起不安啊，痛苦啊，自我谴责啊种种的反响”。“为了它们，我的内心在远处颤抖着”。因为“我的内心”和“生物自然界息息相关——与人类则并非如此——这几乎成为一种病态了，也许这与我的神经质有关系”。
类似的描述，在《狱中书简》中随处可见，不一而足。这里只摘录了实在难以割舍的几段以见其一斑。
由这一斑已是见其对一切有生之物的悲悯之情，竟如此之深，她的确是“病”了。
一、变态表现之一：人我不分，物我一体 6 非对象性思维谈（1）
艺术创作中的这种推己及人及推己及物的心理变化，从思维方式上看当属非对象思维，艺术家是在非对象性思维中进行创作的。
所谓非对象性思维，就是把自己变成对象或把对象变成自己，亦即通过主客体融合为一而认识对象的一种认知或思维方式。它与对象性思维不同，对象性思维是概念性思维或理性思维，这种思维是将思维者和思维对象一分为二，在主客体之间作严格的区分，也就是将物对象化、概念化来认知事物。
但物一经对象化、概念化便失去物性，便不复保持其本色。这样认识的世界只能是死的僵化的世界而不是活的世界。活的世界须在生活中去体认，即置身其中去认识而不能用概念体系去把握。因为在活的世界中，我们接触的人和物是实在的具体的，其本质是体认出来的，不是冷静旁观出来的，“我是‘在世界中’来研究思考理解世界，而不是‘在世界之外’与‘世界相对’来将世界作为对象使之概念体系化”，此即所谓“置身题上者必先身入题中也”。
严格说来，真的世界、实际的世界并不是对象的世界、概念的世界，而是活的世界、体验的世界。人们都熟悉“红杏枝头春意闹”、“人面桃花相映红”这两句诗，诗中的“红”所描述和表达的就是“活”的“红”或“红”的活人，这就是人的体验，而体验是主客一体的。如果对“红”从概念上去理解，从《辞海》中找“红”的定义，再据以检查“杏”、“面”是否符合这个定义；或者对红进行光谱测定，光谱仪器将红的光谱测出来了，但实在的“红”、活的“红”却不见了。
不言而喻，“红”的这种“活”义是由主客融合而来。主客融合既是一种境界，又是一种认知方式。在这种认知方式中，人与世界的关系不是主客关系，而是更深切的感情关系、精神关系。就是说人凭情感而不是用概念性的分析去了解对象的奥秘。如对于人，仅靠理智的分析永远不能弄明白一个人的人品，只有感情的交接才能理解其内在的价值。我们都懂得“同病相怜”是什么意思，只有生过病的人才能理解他人之病，才可与病人作活生生的交流。而不是像医生那样作某种概念性的病理分析。要想通过一般性的概念来了解人是永远做不到的。有资料说，有些治疗精神分裂的最好医师自己就是或曾经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时至今日，科学家们终于认识到，人之所以不能完全了解自然界，可能是因为他没有把自己视为自然界的一个交感与共的组成部分。
与非对象性思维相反，对象性思维则是用概念使主客体分离，以概念将世界甚至也将人的心灵规则化、逻辑化。
不仅如此，概念还有一种遮蔽作用。柏拉图那个有名的洞窟寓言，客观上就寓有此意。这个寓言描写人类好像生活在洞窟中，面对墙壁，洞外的光将外界事物投影到洞内墙壁上，人透过墙上的投影而认识世界。这投影正象征着人类的名词概念。通过投影认识世界就是通过概念认识世界。人与世界之间有一中间物，人不能直接认识世界，只能透过这个中间物认识世界。所以概念对人的心灵是一种遮蔽和限制。爱默生说，人是“被自己的意识关进了监狱”是有道理的。人的精神如时时都背负着许多概念的东西，其心胸就难以广大空阔，其创造性也将被窒息。要想取得对事物的直接体认就必须排除概念的支配。尼采深刻指出：“我们认识世界是什么：要求绝对的无条件的知识就是要求没有认识的认识。”没有认识的认识即排除概念性的认识的认识，就是直接的体认。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也指出：“除妄得真，寂而息照，……艺术家之会心，科学家之格物，哲学家之悟道……莫不由此。”这种观点，可上溯到孔子的“四毋”，即“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不是空揣测，不全部肯定，不拘泥固执，不自以为是）其实旨就是破除成见、破除概念性思维之意。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切从零开始，无成见地去思考。当然这已是非对象思维的最高境界了。
一、变态表现之一：人我不分，物我一体 6 非对象性思维谈（2）
其实，一切本源性本体性的东西全靠这种非对象性思维去体认而不是靠逻辑推理，逻辑推理的实质是把人关在已知事物的圈子里，对人是一种限制。即使是推理，其出发点或前提也并非来自推理，而是某种更根本的由非对象性思维而来的东西。真正终极的东西是不能凭概念推理切近的，它不能成为思维的客体，本体是不可当做外界事物去推求的。认识或亲证真理的惟一途径是使我们的生活、心灵融会于一切对象之中。主客二元性思维不能把握终极价值，概念性认识总是将对象与自己分开，从一定距离之外去看它，所以概念是离心的，外向的，而终极的东西必须是我们置身其中的东西，超越于主客体关系的东西，无限地高于或融化于一切存在着主客体的东西。熊十力有言：“内心外物，分成两界对立，此于真理太悖，悟到心境浑融，方是实际理地”，“就真理上说，境和心是浑融而不可分的。”这是悟道之言。
非对象性思维是一种创造性思维。在任何一种创造性活动中都有这种思维存在。著名德国心理学家韦特海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他讲的是两个孩子打羽毛球的故事。两个孩子一个12岁，一个10岁，姑以A代表大孩子，以B代表小孩子。A发球很刁，B接不住，最后B扔下球拍说他不打了。A劝他继续打下去，B不同意。他那呆滞忧愁的面容，使A觉得遗憾。B为什么那么忧愁，显然是因为屡次失败而觉得自己是个受害者。A第一次发觉他打球的方法，他刁钻的发球对B来说很像是捉弄，不像是游戏，觉得对B很不公平。A自问非这样不可吗，怎样才能改变一方对抗另一方的状况？他提出：“我们这样玩，我们打来打去，不让球掉下来，看看能打多少，我们能坚持十次二十次吗？开始时发容易的球，后来可以越发越难。”B愉快地同意了。他们又玩了起来。游戏的性质完全变了，他们互相合作、配合，打得很起劲，A不再捉弄B，但他打出的球却越来越难接，他叫着：“这不好接，你能接吗？”充满通情达理的友好态度。后来他们又这样打过球，B的技术大有进步。肯定A也有很好的体验和新的发现。
很显然，由于A能设身处地地替B着想，不再将B作为捉弄对象。这个问题才得以创造性地解决，两个人由竞争的对手一变而为一个共同目标互相合作的伙伴，这正是非对象性思维创造出来的新境界。《创造性思维》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6页。
弗罗姆深刻指出：“无论是艺术家的创造性，还是手艺工人的创造性活动，在任何一种创造性工作中，创造者都把自己和他的材料融为一体。而材料则代表着外在于他的世界。无论是一位木匠做了一张桌子，还是一位金银制造商铸了一块玉宝，无论是农民种植粮食，还是画家作了一幅画，在所有各类创造性工作中，工作者和他的对象都成为一体。在创造的过程中，人将自身和世界结成一体。”《爱的艺术》工人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页。日本心理学家恩田彰说，在创造活动中，感觉成为创造对象这一点很重要，这样就可以“亲临其境地感受、体验它。例如，化学家想象自己变成了运动着的分子，自己亲身感受分子会遇到的情况”。另外，如果提出，“假如你成了兔子都会做哪些事”的问题，“就要考虑自己变成兔子时会做的事，这不是站在人类的立场上考虑兔子要做的事，而是以兔子的身份去考虑，所以往往有新的思想、观点出现。”依此类推，假如设计一台机器，这就要求设计者设身处地地“把人设想成机器的一部分”，“自己就仿佛是一种有魔力的小生物，为了制出具有预想性能的机械，必须以某种形式在其中‘工作’。”《创造性心理学》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8页。另一位日本心理学家高桥浩也持同样看法，他是这样说的：“当就某事物进行思考时，譬如就水壶考虑水壶，‘怎样处理这把壶’，一般的思考法是把水壶作为相对的思考对象加以处理，但是，如果把自己充做水壶本身，结果又会怎样呢？站在水壶立场上去思考，‘我是水壶’，‘希望怎样来对待我这把水壶’，‘作为水壶有何不满之处’等，结果一定会获得与迄今不同的创造性思维。”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这位心理学家曾经同某智囊团一块儿考虑过共同开发新的起重器。并亲自伏在地板上体验起重器该怎样启动。他想到“思考起重器首先要有辆小卧车”，他伏在地板上就是要当小卧车，这样，他就真的进入了“角色”，取得了小卧车的自我感觉。“难以想象的是，当你像上述那样动员全身参加，并把自己当成物品来思考问题时，在你头脑中会涌现出与单纯用脑子所想的完全不同的创见来。”《怎样进行创造性思维》科学普及出版社1987年版第120、53页。应该指出，“在发明机械的场合，把人设想成机械一部分，当然是不合情理的”，甚至还有疯癫之嫌，但是，“在创造活动中，不合情理的感情因素是很重要的”，“创造活动就在合情理与不合情理之间反复不断进行”。两者相比，“感情的非合理性因素比理智的合理性因素更为重要”。同①第155、158页。“感情与认识可以是相互合作的，并且感情有助于真理的发现。”马斯洛如是说。
一、变态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