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的终结战争-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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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当我们回到乱云飞渡、兵火连绵的公元前四世纪末，中华大地上，战国时代齐国权臣“孟尝君”，正在倾齐国之物力军力，结连韩、魏两国，次第大举进攻南方的楚怀王，以及西方的秦昭王。一时间，战场捷报频频传来。孟尝君先生，被这些看似得志的喜讯陶醉着。
战国时期的格局，犹如当今时代的世界，任何一场战争，都不是单边、双边的事情。局部两国交锋，也将影响到全部诸侯世界的各国势力对比，所以，牵一发而动全身。你要想在周边挑起战火，扩充自身土地财富吗？先得想想，远在几千里外的其它大国（譬如齐、秦，或者譬如当今的美、英）是否能答应。获得它们的默许乃至支持，是发动周边战争胜利的前提，否则，即使打胜了，也无法维持战胜成果。
齐国的强臣孟尝君先生，深深地明白这一点。
孟尝君明白这一点，是从自身教训中总结出来的：十几年前，燕国发生“子之之乱”，齐国趁机北上，吞灭了自己这个北邻，立刻掀起国际轩然大波。韩、魏、赵，乃至遥远的秦、楚都不能容忍齐国独吃而坐大，纷纷出人出枪（近的出人、远的出枪），迅速组成多国干涉部队，把齐国从燕国被占领区逼迫出来，使燕国迅速复国，恢复旧有相对稳定的国际格局。
孟尝君想：齐国地处中华东极（山东省），从这个位置向北看是燕国，北吞燕国，事实证明，已经是撞了北墙了；向东又是大海，不能去（当时也许还不知道可以去日本吞土）。所以他只好把目光向南调整，瞄准了山东、江苏交界的淮北土地；以及西扫，视野中出现了与本国毗邻的宋国——河南省东部，一块大肥肉，正是齐国馋涎欲滴的对象。孟尝君遂下定了主意：西侵宋国、南扩淮北之前。行动之前，为了避免遭遇其它大国干涉，孟尝君决定先发制人，联合中原的韩魏两国，南下痛殴楚国，再连年屯兵攻打函谷关以图西秦。
孟尝君想迫使强大的楚国、秦国屈服之后，就可以从容吞下西邻的宋国了，慢慢消化宋国去——这就像日本国为了占领东亚地区并且从容消化这一地区，不惜主动对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本土，发动珍珠纲急袭，摧毁美国可以远程干预东亚的军事机器。这也像狮子先要怒吼着赶走靠上来“要分一杯羹”的鬣狗群，然后再美美地享受它爪子下按住的角马尸体。
只不过，孟尝君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他过高估计了齐国一国的实力。虽然他的战争计划一路顺利实施着：先是痛殴楚国，袭杀了楚将唐昧；继而攻破函谷关而凌逼西秦，迫使秦昭王割地求和，所以战场上捷报频传。随着当楚、秦两国兵溃气沮，躬身屈服，趁此良机，齐人顺利向邻国用兵，吞灭了西邻宋国。至此，孟尝君的前期判断失误现在暴露出来了。虽然孟尝君首先打击了秦、楚使之屈服，以便为自己创造灭宋良机，但是，以当时的战争 术和齐国国力，不可能真正彻底打垮秦、楚，，就犹如日本人的珍珠港袭击，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地彻底摧毁美国远程干预东亚的能力。齐国灭宋以后，立刻遭到“秦”（挨打但没死透）、赵、魏、韩、燕”五国大兵的联合干预。这五国部队组成联兵，以名将乐毅（就是孔明所自比的）为统帅，猛烈反扑，以干预齐国灭宋之事，直打到齐国本土。齐国一败涂地，几乎遭遇灭顶之灾，只剩三个城邑勉强维持没有亡国。齐国所吞吃的宋国，也不得不吐出来，从新被列国瓜分。从此，齐国一蹶不振，国
力大伤，东海路沉，再也不能爬上诸侯驰骋的战国大餐桌上，分一碟、两碟小菜。东极的齐国陆地消沉以后，中华大地唯西极的秦国为大。
孟尝君的失误有三个，一是判断失误，以为我们殴打了楚、秦，就可以完全避免楚、秦干涉我们灭宋（灭宋之时可能不受干扰，但灭宋之后也永远不被干涉吗？）。二是，灭宋动作太大，对后果估计不足。灭宋使得齐国领土剧增，导致诸侯国际振恐，担心齐国遂有接连鲸吞他国之实力与野心，于是疯狂以武力联合干涉，几乎致齐国于毙命（这就好比伊拉克曾一度战力名列国际第五，又掌握了大规模杀伤武器，使得美英振恐，非要图之而后安）。三是，齐国最初远征秦、楚，实则劳而无功，不但没能彻底摧毁秦、楚，也未能壮大自己。齐人攻楚、攻秦所拿下的城邑，齐国却无法从本土上来接收它们，只好送给地处中原的韩、魏两国——齐国的盟军。韩、魏两国就近接收城邑，狼吞虎咽，白拣了便宜。孟尝君这种“结好韩、魏，以齐、韩、魏三国攻秦、楚”，其实犯了“近交远攻”的战争路线图错误。按照这个错误路线，齐军在遥远的“攻楚、攻秦”战场上，所得不能并入本土，所失又是战士徒靡消耗，致使齐国国力疲敝，未来招架不住五国联军来打，几至丧国。孟尝君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把齐国拖向火葬场的。
秦国人总结了孟尝君的错误，得出两条教训：一是要“远交近攻”而不是相反，二是在“远交近攻”这条正确的“战争路线图”上推进时，要避免过激行为：不能突然一下子就吞灭一个国，而应该一小口一小口、一个城邑一个城邑地侵夺，慢慢壮大自己。正因为是一小口一小口的，不是很疼，从而避免了被列国诸侯蜂起而干预的“齐国式”的悲剧。秦人顺着这两条原则，一路向东稳扎稳打，慢慢蚕食，终于得志于六合，这都是后话不提。希特勒称雄于欧亚，也是走对了路线图：远交英、苏，近攻四邻。等英、苏感受到自己也被战火威胁时，已经来不及了。
如果齐国孟尝君当初能依照秦人的模式（或者希特勒的模式，都一样），远交近攻，从东向西蚕食着打，而不是瞎搞他的“近结韩、魏，以远攻楚、秦，乘楚、秦气沮而图宋”的跳来跳去的非理性的作战路线图（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才从纷乱的历史材料中摸索总结出他的这个路线图），也许成功一统天下的就是齐国。
由于愚蠢的孟尝君选择了错误的“战争路线图”，当他挥齐兵远攻自己无法接管占领的楚、秦边邑时，我国黄河以北的“赵武灵王”同志，趁此齐人无暇它顾的宝贵机会快速推进，向北实现了“开疆千里”的宏大功业，使一个原本地狭弱僻、百年挨打的黄河以北国家，一跃栖身于战国七雄的名列之上。
赵武灵王明白：“本国的开疆拓土必然将影响全部诸侯格局，从而遭受他国势力的干涉和绞扑。”这一铁的规律对赵国也适用。如果自己开拓北疆，图灭中山，势必被齐国所不能容忍，因为中山国是齐国的势力范围区。赵武灵王于是选择了最适宜的战争时机，当齐国大兵远征楚、秦，与楚人、秦人鏖战连年，胶着于中原的南线、西线战场上，徒然消耗着齐国国力的时候，赵武灵王趁此天赐良机，带着他“胡服骑射”的骁勇战士，出征中山并纳入囊中。
孟尝君徒有“战国四君子”之虚名，但他却葬送了齐国、便宜了奄奄一息的韩魏（吃了好些楚、秦城邑）、成就了北方的赵国，并且殴打了无辜的楚怀王，使得楚国从此消沉下去。孟尝君一计四失，再加上他专权于齐，终于被当时的齐国稷下先生“荀子”斥为“篡臣”，被我们嗤为“笨蛋”。
如此“笨蛋”怎么能当上齐国相国的呢？那全凭了他的出身好啊，家族世袭得官，“肉食者鄙”。孟尝君名“田文”，是齐王（田姓）的亲戚。他家里有很多钱（因为作为国君的亲戚，他爹被分封，封邑上积累了很多财富），既然家里有钱，孟尝君就养出一帮门客。这三千人帮他吆喝、邀名，满世界炒作，遂蜚声国际国内，从而让历届齐王觉得他不错，又是王族国亲，况且他爹也是当相国的，并且是长期专权的相国（仅凭这一条就可以使他 世袭个大官），于是让他也当相国，没的说了。总之，靠着血统高贵，以及上辈有权，下辈世袭，加上家里有钱，硬把他堆起来，就当了相国。
王亲贵戚当相国，譬如孟尝君，事实证明就是不行。更有才干的，还得是布衣卿相啊——如张仪、苏秦、范雎等等，他们靠着真才实学，在市场竞争环境中硬是脱颖而出，经面试聘用入仕官，靠才干提拔为相国（而不是靠着家族的肩膀举高了他而得官），当然立功立业，成就不俗。
秦国未来之胜利，就在于多用布衣卿相。而山东六国诸侯，分封制的传统绵久深重，积弊难改，国君不得不沿照传统，重用那些王族贵戚（如孟尝君一族）和世卿家族（世代为卿的卿大夫家族），并且分封他们以土地、城邑、军队，使得这帮人势力极大，可以上凌国君，削弱君权（如孟尝君父子之长期专权），同时还可以垄断政府肥缺，挤跑了市场上的人才（比如孟尝君世袭乃父官职，长期为相，别人根本就轮不到了）。王族贵戚和世卿家族里边的人，填充着政府的大小高位，把茅坑都占满了，社会上的能人贤士，哪还有机会当官一展雄才啊。而且这班子弟中没有多少英才，漫长的战国时期，中间知名的不过“四君子”四个而已——孟尝君还成了其中的较有能力者，则其它之碌碌平庸，斗屑之材，可以想见了。难怪后人称之做纨绔子弟，而“金玉其外、败絮其内”，又是刘伯温先生送给他们的美誉。
孟尝君死后，齐国出来个士人“田单”，挽狂澜于既倒，执齐国之政，算是布衣卿相，但是混了几年，还是被传统的王族贵戚及世卿家族，打跑了了事。分封制不彻底清除，这种现象就无可避免。
但是秦国，没有这么严重的积弊。自法家商鞅改革以来，秦国扫除了大批世卿家族，连同这些世卿家族得以繁殖的土壤——分封制，也被法家改革扫除了。分封制完蛋了，世卿家族少了，较少威胁王权，国内政治稳定，也给人才也腾出了地方，欲“国富兵强”而不可得，怎么会呢！
2。终结战争之胡服骑射
胡服骑射一
让我们回到公元前四世纪末，孟尝君那匪夷所思的、错误的“对外战争路线图”即将展开实施前的赵国吧。
当时的赵国人——距今2300年前——可苦了，当他们出远门，向北方出行，就有可能遇上游牧部族。于是他们必须按政府提醒走Z字形路线，尽可能保持移动的状态，因为移动的目标较少会遭到冷箭。如果他非得在一个危险区域停留，赵国人都知道选择最黑的地方，并且尽可能站在两样物体之间，比如，如果需要给马匹喂料，那么最好站在马车与喂马设备之间，并弯腰曲膝以降低身体高度。如果赵国人在一个空旷的地区遭到了游牧人的射击，他们都会倦缩身子以滚动的姿式离开，然后以最快速度的Z字形小跑，躲到附近藏起来，以求游牧的马队找不到他。
这些可恼的让人防不能防的游牧人，大号就是——“林胡、楼烦”，还有“东胡”。
当初，赵、韩、魏三家分晋，赵分得了山西的中部，以及河北省的南部邯郸地区。后来赵无恤又抢到了河北省中西部的代地。这样的居位，使得赵国与北部游牧部族相居为邻，即西戎、北狄，但这是一种泛称，他们细分成不同部族，生活在崇山峻岭和起伏不平的丘陵地带，更多是在广袤肥美的大草原上，常年从事放牧、狩猎，娴于骑射。这些部族到了战国时代，出没于赵国以北的被称为“林胡、楼烦、东胡”，史上合称三胡，分布于山西、河北境内各自的北部地区，向北直到内蒙古一线。这一地区土壤适合畜牧。
三胡经常纵骑南下，对赵国进行骚扰杀伤，掠夺财货。他们身着短衣、长裤，腰束皮带，脚蹬皮靴，头戴鸟翎，善于骑马射箭，且行动灵活，进退神速。放牧草原，策马狂奔，养成了胡人娴熟的马技和粗犷的体魄。“那些圆臀细腿的骏马驮着它们剽悍的主人风驰电掣地朝着草地上洒豆儿似散开的赵国战车扑去……”这是我们对三胡劫掠赵国北部地区、赵人反击的场面遐想。每当“三胡”骑士像一条断断续续被风吹皱的线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移动时，纵然号称“勇武任侠、放荡冶游”的赵人硬汉也望草兴叹，因为他们的作战服装是：宽领口、肥腰、大下摆、袖子长又宽（这是内衬），外面再加上结扎繁琐的笨重盔甲，基本上一个人整身厚厚地、臃肿得像个圣诞老人，何谈追蹈冲刺、游戏漠北呢。赵人在反击三胡入侵时屡屡吃亏。
而胡人从小练习骑射，所以精于剽掠。据司马迁说“儿能骑羊，引弓射鼠鸟”。三胡小儿骑着羊，弯弓射老鼠，不知道这是不是司马氏天才的想象。羊大约不是一种善于奔跑足以追逐老鼠的物种。但三胡壮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却是事实，他们装备轻便，骑术精湛，善于马上拉弓射箭。“风和渐减雕弓力，野迥遥闻羽箭声”。他们马上的武器也是青铜质地，事实上，早在商代晚期他们就有了青铜（略晚于华夏）。考古中发现了他们独具异彩的青铜装饰品和工具。但是他们的冶铜产量想来不高，在缺少青铜器的时候，就用皮革贮水，进行“石煮法”做饭。所谓水煮法，就是用大树皮折成船形（野兽皮也行），注满水，肉和野菜放进去。再在火堆上烤石子，石子热了，扔进这船水里，慢慢把食物烫熟。这是神农氏以前的吃法。石煮法适合做鱼，鱼比较爱熟。当然也可以作虾，就是饭馆里的“桑拿虾”，是很有古风的菜。
有时候三胡还用动物的胃装水，在胃里扔热石子，水开了，涮着羊肉吃，这是“兽胃石煮法”。都战国时代了，还有人这么吃饭，真是“千里不同雷，百里不同风”啊，真有神农氏的遗风啊。
三胡，如果可以视为视癣疥之疾，那赵人更大的心腹之患还是来自南方的华夏列强侵袭。
赵国开国初年，错误地选择了南下拓土的策略，急于与战国初期首强魏人争食于中原，导致魏人激怒。魏将庞涓作为报复，花了三年时间攻破赵都邯郸，赵国从此一直不振，积弱困守，无能为也。前中期的战国历史上，几乎没了赵国的影子。到年幼的赵武灵王在公元前四世纪下叶（325B。C。）即位，接手赵国时已是一个半死不活的国家。当时他是个小孩，叫做赵雍。他给他爸爸办丧失，却发现秦、楚、燕、齐、魏各派出精锐部队万余人来开追悼会。这个异乎寻常的场面给赵雍很大的不安，各大诸侯在炫耀武力的同时也窥测赵国的虚实，包括赵雍小孩的听政能力。稍有什么闪失，几大国就抢着把赵国变成小尾巴国算了。
好在赵雍是一位见识远大、很在气魄的君主。这表现在他当政第九年就继续损兵折将（哈哈）。当时“一怒而天下惧”的“大丈夫”张仪、公孙衍尚在，大搞“连横、合纵”对抗游戏的把戏。赵雍以一个半熟少年的身份凑热闹，参加了“大丈夫”公孙衍串连组织的第一次五国合纵攻秦之战。不料五国联合部队，初战失利。燕人、楚人见势不好，撒鸭子逃回本国。但是五国中的魏、韩、赵三国毗邻秦国，没处逃啊，遂相率退至中原河南的“成皋地区”集结，被追击前来的秦人逼迫，被迫驱动主力激战。所谓的主力——当时各国有常备军，拿工资，是为主力；每次战役还会专门临时征发士兵，自费前往，为国家无偿服兵役，是非主力。魏国的主力（即常备军）叫“奋击”，韩国的主力叫“材士”，赵国的主力叫“百金之士”（年薪一百斤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