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的终结战争-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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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将“达子”收容齐国残兵败将，狼狈向国内退却。
乐毅战胜济西之后，其它诸侯联军都不欲随同深入齐境再战。因为，其中秦、韩两国，与齐远隔千里，没有接壤，得地难守。于是乐毅乃厚赏秦、韩军，遣其归国。赵国与齐有接壤，乐毅部署赵军进略河北省的齐赵交界之地。而魏国对齐国本土也没有兴趣，而是惦记着自己东邻的宋国，于是乐毅分遣魏军转向东南，略原宋属各地，并且防备楚对齐派出援军。
乐毅部署停当，自己率燕军，孤军渡过济水浮桥，向齐国内地进发，长驱直入，追击败兵。燕国大夫“剧辛”反对乐毅冒险，剧辛说：“齐大而燕小，依赖各国的协助打败齐军，已经是燕国的福气了。从燕国的长久利益考虑，应该赶快攻取齐燕边界地区，以扩展燕国领地。只求深入不占土地的作法，无损于齐，无益于燕，空使燕齐结下深怨，会后悔的。”
乐毅说：“齐泯王夸耀自己的武功，遇事不与群臣商议，政令暴虐，百姓怨恨（未必这么严重）。如今我们乘齐泯王初战大败之际，深度进攻，齐人必乱，可一举占领齐国。如果失掉战机，待齐泯王发觉自己的错误，改恤下抚民，那就不好对付了。”遂带领燕军，孤自深入，对齐人穷追不舍。
乐毅一直抵达山东中部，逼近临淄地区。齐国败将“达子”，退守临淄以西的壁垒——“秦周”，企图保守临淄。达子要求多发赏金以鼓励士气，齐泯王不肯（可能也是更年期症状使然），结果一战又是大败，达子战死。乐毅大兵直趋临淄城下。所谓乐毅“率天下之兵，大战一，小战再，顿齐国”，就是这回事情。大战一，就是济西大战，小战再，就是秦周之战。秦周之战，是乐毅率燕人独立作战，燕人也算是战力不俗的啊。燕国人可能由于地处北方而身体蛮悍，张飞每每大叫：“燕人张飞是也”，可能燕人是个光荣彪悍的词，可以借之吓唬敌人。
不过，在其它的史料上，乐毅的武功就没有这么显赫。首先乐毅没有参加诸侯联军从西边发起的“济西大战”，而是独自带着燕军从北方而来。苏秦为了配合北边乐毅的进攻，劝说齐泯王把主力调往西边的济水防范诸侯联军，遂使齐国北方出现空挡（其实在更早的时候，齐泯王攻宋，由于兵力不够，就已经征发北部民众，北方防守虚弱了）。接着，苏秦两次请令，带领齐兵北上抗燕，自然是出工不出力，故意被乐毅杀得两次大败，接连丧地，导引燕兵南下，直抵临淄。
两种说法不知谁是谁非，如果是后一种说法成立的话，乐毅不过是因人成事，白拣了苏秦的功劳。
不管是从西来，还是从北来，当燕军直抵临淄，兵临城下，城中已是一片慌乱，齐泯王等人，只想着逃跑了。苏秦登城一望，燕军的旗帜如林，戈矛耀眼生光，不由得心头阵阵高兴，多少年辛苦经营，在敌国的心脏里战斗，总算有了结果，报答了燕昭王的知遇之恩，为燕国复仇破齐，迎来了黎明。于是转身回到自己的府第，清理来往的密件，准备一火而焚之，然后溜之大吉。
正这时候，齐闵王犹如从梦中惊醒，意识到五年以来，深受了苏秦的欺骗，搞得自己国破兵残。苏秦口口声声说是担保燕人忠于齐国，如今燕人就在城下叫嚣呢！齐泯王当下就派兵包围了苏秦的住宅，进行严密搜查，许多来不及销毁的密件，正冒着青烟，人赃并获，还有什么说的。
齐闵王下令，对苏秦处以车裂（五车分尸）的酷刑。古今历史上罕有其匹的纵横大家、为了燕国利益矢志不渝、冒着生命危险长期奔走运筹的地下工作者、国第一名成功的著名王牌间谍、曾经佩“燕齐”两国相印、带“燕齐赵”三国武安君封号的孤胆英雄——苏秦，死在奏凯前夜，未能迎接胜利的明天。
苏秦同志死了。他从一个“穷巷掘门、桑户卷枢”的社会下层人物，赖刺股苦学而成名，凭着带剑封侯的豪情、世上少有的辩才，穿梭驰骋于三晋和燕齐之间，终于促成五国攻齐，弱齐强燕，出色地完成了自己间谍使命。可谓英豪起于贫寒，布衣多奇俊之士。
苏秦纵横外交，给我们留下印象很深的是他的往来信件。他运动诸侯王公，表情达意，传递信息，全靠这些信了。苏秦的信，按照当时的习俗，是写在木板上的，叫做“牍”。这个牍是一尺或两尺见方的木板（所以尺牍就是书信的意思）。在这个木板上除了可以写信，还可以画军事地图。所以地图也叫版图，画在板上嘛！（细长的竹简就不行了，上边没法画地图——除非只画一条不拐弯的河）。
信写好了，还要拿官印蘸一蘸墨汁，盖上去——这是最早的印刷术。墨汁是现成的，写信都要用墨汁。用毛笔沾着墨写，而不是拿刀子刻，所以也有砚台。
盖了章，就需要装信封了。但是没有信封（有信封也装不下这大木板啊）。于是古人有办法，另拿一块木板盖在这木板上（当然要盖在有字的那一面），这就等于密封了！除非特异功能人士，是看不到里边的字的。
两个木板脸对脸捆好，为了防止邮递员在路上私拆，捆木板的丝绳在打结处还要压上封泥，封泥上边再扣上官印——就万无一失了。这种封泥现在也有人收集，不贵，才几百块钱一个，不过当时一分不值。
两块木板捆好了，封泥也有了，再写上收信人地址姓名，这信就可以送出了。怎么送出呢？诸侯各国相通的国道上除了走商旅、走军队，还走信邮。国道两旁有驿站，接待出行的官员、军队以及递送公函——俩木板儿。民间老百姓的信就没这待遇了，只好让熟人出门的时候，顺便把你的木板捎走就行了。
政府发布的公告，也是写在木板上的，譬如要捉拿逃犯或者征召贤人，把木板挂在街市路口。
竹简是不同于木板的。信写在木板上，书籍却是抄在竹简上。竹简一条条的，在每一条竹简上，譬如可以抄《孙子兵法》的一些句子，然后把这些竹简编成一串，卷起来，装在皮套里保存，就是书籍了。叫做简策。
苏秦那些秘密信件——写在木板上的，都是绝密资料，在苏秦死后，被他的追随者辗转传录，后来汇编成简策，供纵横家们学习。苏秦也就开启了一门特殊的学科——纵横学。他本人著有《苏子》31篇，约占纵横家著作总数的三分之一，可惜散失不传。但是直到汉朝，还有苏秦的部分书信抄本传世，也就是马王堆里边的帛书，写在丝帛上的了。
在丝帛上写字，比“简策”好。简策用手拿着沉，搬家时候也沉重。简策一旦脱散了丝绳，就乱了，哪句在哪句前边就不知道了。帛书不会。苏秦的战国时代，也有帛书，现在早腐烂，只有一件出土：半米见方，上有九百多个毛笔写的墨字，非常难得，但是你看不到它，因为已经被盗卖到美国去了。
总结苏秦同志的一生，他的外交脉络是这样的：先是离间齐秦关系，又破还齐赵邦交，具体过程是这样的：他先说服齐泯王取消与秦人互约称帝的计划，并促使齐国倡导“五国合纵”攻秦，导致齐、秦关系破裂。继而苏秦劝说齐泯王取消对李兑、孟尝君的画饼（封邑）承诺，彻底撕裂了齐与三晋关系。最后，苏秦煽动齐泯王三次伐宋，并亲自为伐宋一事扫清外部势力的干预，最终促使齐国吞宋而自壮，严重违逆了秦人意愿，更使得齐秦关系严重激化。终于秦人先出声于天下，赵人随之，魏韩继起，五国合纵攻齐，齐人大困。这就是苏秦“弱齐强燕”的总过程，是在公元前288年－284年这短短几年完成的。这中间的过程极为委婉曲折，国际形式风云诡谲、错综复杂，也更衬出苏秦的高超深邃。
在外交中，苏秦揣测列国，详熟列国的史地、经济、文化和军事。他交游广泛，“遍事三晋之吏”，沟通能力极强，与李兑、韩徐为、孟尝君、韩珉等权贵都有密切交往，尤其对列国当权人物的思想心态，作到了如指掌，深得有关国君的敬重。苏秦洞悉列国之间的恩怨厉害关系，利用矛盾、调动矛盾，为我所用，遇事常设想三种对策以供权衡抉择，“上不可则行其中，中不可则行其下”，可谓深谋远虑。
苏秦的纵横外交与张仪的欺诈外交，性质不同，不可相提并论。张仪说楚怀王，靠的是撒谎蒙骗，耍流氓伎俩，纵然得逞，终非光明正大，不足为训。苏秦运用的则是公开的外交手腕，虽从事间谍活动，但未尝以诈谋胜，而是以理取信，保持了纵横家本色。正如他后来对燕昭王所说的“且臣之说齐王，曾非欺之也”。并且苏秦始终忠于燕国利益，不负燕昭王的嘱托，正所谓“以百诞而成一诚”。
以理取胜和以诈欺人，不只是外交手腕的表现，实质上是人品的反映。就这一点来说，苏秦远在张仪之上。
苏秦纵横外交、强燕弱齐的结果是打破了秦齐两极左右天下的格局，齐国从此一蹶不振，客观上为秦国统一全国扫除了一大障碍。苏秦也算是为中国的统一作出了一点儿贡献。
苏秦推动的纵横学，后来绝种了。但那种纵横捭阖、东挡西杀的意气，却成为一种文学流派的风格。司马相如、李白、陈子昂这些后来的豪逸文人，都自号纵横家，学纵横术，行文于是笔意雄奇，驰骋自由，铺排壮阔，汪洋而下，大有纵横家驰骋列国，舌战百万兵的意气。史学大家“司马迁”的文章，也有纵横奇气（这跟他大量抄了纵横家的教科书《战国策》进入《史记》有关）。后来的苏轼，更是干脆号称其祖上就是苏秦。苏轼行文“翻空易奇，层出不穷，皆能自圆其说”，也有纵横家意气。
司马迁也好，李白也好，苏轼也好，这些人有个共同点，就是个性放达，不苟流俗，轻看传统道德、主流文化，即苏秦所谓不行“自复之术”，所以他们出现在世人眼中，往往离经叛道，不像传统的中国人。于是，纵横家大约基本可以成为新新人类的代名词。如今，周杰伦唱的歌，也有纵横家意气啊。
我们再说说苏秦死的那个地方吧——临淄市，市是农贸市场。当时做小买卖的不是像现在这样散落在街道两旁商店里，而是有固定区域，跟居民区分开，叫做市——我管它叫“农贸市场”。一般大都市都有不止一个这样带围墙的农贸市场。
“市”内店铺林立，按行业分成许多肆，井然有序，有卖金的，有酤酒的，有贩茅的，有卖马、卖兔的、卖履者，还有卖卜的，屠狗的，都在这里谋生活。里边很吵闹，有钱人家都不住在它周围，市井小人才住在这里。市有围墙，四周有市门，每天一太早就有许多顾客站在市门外，一到开门，立刻“侧肩争门而入”，以求得到自己所需要的商品。
市内有官员负责收税，“市长”官最大，管理着这个市。当然“市长”现在连整个城都管着了。但以前只管农贸市场。
除了做买卖，这个市还兼做杀人的法场——所谓的“弃市”，就是杀之于市，与国人共弃之。伍子胥的爹、秦国的商鞅、如今的苏秦和未来的李斯等等，都是在这种市场里被杀了示众。“市”是教育群众，娱乐群众的地方啊。现在你去逛商场，是看不到这样精彩表演了，更没有五马分尸可看。
有城、有市才叫城市。这个格局延续了好几千年。但是从宋代起，市场改成沿街布设，不再单独成块了。武大郎就是站在街边卖炊饼了的。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小商小贩到处活跃的情景，跟现在差不多了。
苏秦之死十三
马克思说，资本家为了30％ 的利润，可以铤而走险。所以商人脑子灵，属于不安分阶层，在法家盛行的秦国，遭到长期压制（法家的中心思想就是君权强化）。但是在齐国这里，商人得到人们艳羡，这是从前商人出身的管仲（就是诸葛亮所自比的）所定下的传统。
齐国有个想得到金子的人，到农贸市场卖金子的人（鬻金者）那里，抓住金子就夺了过来。“市长”（农贸市场的）把他抓起来，问他：“人都在这里，你就抓取人家的金子，这是为什么？”他回答说：“我根本没有看见人，只见到金子罢了。”这是齐国人拜金的写照，也证明了黄金放在市场里待售，可以与一般青铜货币兑换，攒足了金子可以回家去保值，或者购买值钱的什么大物件。（以前，本坛一位网友论认为当时的“金”不是黄金，是青铜。非也！我想，齐国的这哥们不会跑到农贸市场来是抓青铜吧，那还不如直接去卖农具的摊儿上抓把青铜铲子。）
苏秦刚到齐国的时候，也向齐泯王赞扬说：“临淄富裕殷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赌博踏鞠。临淄大街，车轴互击（堵车），人肩互摩，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而扬。”一派商业繁荣城市的奢靡自在景象，和西部咸阳秦国人艰苦朴素、节制娱乐的农经社会，相映成趣。
（顺便说一句，“踏鞠”就是踢球，国际足联的“布拉特”，因此认定：“足球发源于中国”。倘如此，固然可以以手加额、奔走相庆了。不过鲁迅又说：“唐宋的踢球，久已失传，一般的娱乐是躲在家里彻夜叉麻雀。”那又要气沮了。）
不管怎么样，临淄城作为东方大都会，大城周长14公里，小城周长7公里（接近北京西城区面积），代表了齐国商业的兴盛发达，如果未来是“齐始皇”统一中国，那中国可能走上一条农商并重的路子，而不是大秦朝的重农抑商。
可惜的是，我们齐国这位唯一有资格能当“齐始皇”的人，如今正在像一张给风兜着的废纸，惶惶地出逃在路上。他就是齐泯王，一贯好大喜功，如今如丧家之犬。
在齐泯王的身后，乐毅已经攻占了临淄，尽取“齐宝”，所谓齐宝，就是国家级收藏的奇珍异宝、财物祭器，尽输送于燕国。然后烧毁齐国宫室、宗庙（宫室是齐泯王家族住的，宗庙则是姜子牙或田氏齐王祖先在天上住的）。乐毅是通过焚烧齐国临淄的西门——雍门而攻进来的，这也是攻城最常见的手段。临淄这个歌舞升平七百多年的大都会，哪里见过这样的兵戈，就拿这个雍门来说，它是一个著名民俗娱乐场所，春秋时代著名女歌星“韩娥”就曾在此门下办演唱会，表演歌技，余音三日不绝。诸种史料证明，乐毅在临淄犯下烧杀抢劫之大罪，连他在自己著名的《报燕王书》中也承认：珠玉财宝车甲珍藏尽收入于燕，连大吕这种体积庞大的钟，也搬到了燕国宫台上，真是巨细靡遗。这位诸葛亮所第二自比的人，成为诸葛亮第一自比的管仲的罪人。
国破财亡的剧痛折磨着齐泯王，他身边的人陪着他向中原北部的卫国逃避，同时感受到了齐泯王的更年期症状，由于情绪大起大落而急遽显著。
中原北部的卫国是个不争气的国家，地点在河南濮阳，从战国初年起，就沦为魏国的附庸国。卫国国君采取夜郎自小的策略，把自己从公爵贬为侯爵，又进一步贬称为君（类似武安君、孟尝君这类封君了）。这种“千万别把我当人”的自残做法，确实保证了卫国国脉的长久，据说后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