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读不尽的人生-欧美小说史话(上)-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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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欧仁·苏的社会风俗小说《巴黎的秘密》在报纸上连载后一炮打响，于是，出版商约请大仲马也以巴黎为背景写一部当代题材的小说。大仲马接受约请后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搜集素材。他在巴黎警署退休的档案保管员珀歇写的回忆录里，发现了一份案情记录，它记述了拿破仑专政时代一个年轻鞋匠皮科的报仇故事，说的是巴黎一家咖啡馆的老板卢比昂和他的三个邻居，出于嫉妒跟刚订了婚的鞋匠皮科开了个恶意的玩笑，诬告他是英国间谍。不料皮科当即被捕入狱，从此音讯杳然。七年后他出了狱；由于同狱的一位意大利神职人员在临终前把遗产留给了他，他出狱后就变得很富有了。当他得知当年的未婚妻早已嫁给了卢比昂，于是就乔装化名进入卢比昂的咖啡馆帮工，先后杀死那三个邻居中的两人，并用了十年的时间，处心积虑地把卢比昂弄得家破人亡。但最后他在手刃卢比昂时，当场被那第三个邻居结果了性命。
大仲马敏锐地觉察到，“在这只其貌不扬的牡蛎里，有一颗有待打磨的珍珠。”他根据这个素材，构思了一个复仇故事的轮廓。然后，他又听取了在创作上和他多年合作的助手马凯的一些很有见地的建议，决定花大量的篇幅去写“主人公同那位美貌姑娘的爱情，那些小人对他的出卖，以及他同那位意大利神职人员一起度过的七年狱中生活”，这些引人入胜的情节。鞋匠皮科在小说中成了水手唐泰斯，故事的背景也改在了风光绮丽的马赛港。大仲马不愿意让小说中的冤狱发生在拿破仑的第一帝国时代，于是把故事的时间往后挪到了王朝复辟时代，让唐泰斯成了波旁王朝的冤狱的受害者。皮科的那几个仇人，则从市井平民变成了七月王朝政界，金融界和司法界的显要人物。
为了写作这部小说，大仲马去了马赛，重游了加泰罗尼亚渔村和伊夫堡。大仲马的脑海里，酝酿着一幕幕场景：少年得志的唐泰斯远航归来，与美丽的加泰罗尼亚姑娘梅尔塞苔丝举行订婚仪式；船上的会计唐格拉尔和姑娘的堂兄费尔南（即后来的德·莫尔塞夫伯爵），串通一气，写信向警方告密，诬陷唐泰斯是拿破仑党人；当时也在场的裁缝卡德鲁斯曾想阻止他们这样做，但终因喝得酩酊大醉而不省人事；在喜庆的订婚宴席上，宪兵突然闯进来带走了唐泰斯；代理检查官维福为了严守父亲的秘密，维护自身的利益，昧着良心给无辜的唐泰斯定了罪，把他关进伊夫堡阴森的地牢……
从伊夫堡，大仲马联想到当年曾在这里关押过的铁面人、萨德侯爵和法里亚神甫。法里亚神甫确有其人；他原来是葡萄牙神甫，早年来到法国，曾投身法国大革命的战斗。后来，他被以信仰空想社会主义的罪名，长期囚禁在伊夫堡的地牢里。他于1813年出狱后，到巴黎开了一家催眠诊所，作家夏多布里昂就曾亲眼见过他用催眠术杀死一只黄雀。但他的所作所为被教会视为异端，最终死于贫病交加之中。大仲马决定把这样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移植到小说中去。于是，唐泰斯在地牢中遇到了这位掘通地道和他相见的法里亚神甫。但在大仲马笔下的法里亚，已经变成一位集人类智慧于一身，为祖国统一而奋斗的意大利神甫，而且，他掌握着一个天方夜谭式的宝窟的秘密。也是这个法里亚，把唐泰斯造就成了一个知识渊博，无所不能的奇人，并且让他得到了基督山岛上的宝藏，成了家财万贯的基督山伯爵。
皮科的故事纯粹是个复仇故事。大仲马笔下的基督山伯爵，却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俨然是正义的化身。昔日的船主莫雷尔有恩于他，于是唐泰斯出狱后首先报恩，把这位濒临破产的好人从绝路上救了回来，此后又始终照顾他的儿女，直至最后把基督山岛的宝窟送给他们。旧时的邻居卡德鲁开始良心未泯，对唐泰斯的老父有所照顾，后来因为贪得无厌而谋财害命，甚至潜入基督山家中行窃并企图行凶，所以基督山对他是报恩于前，惩罚于后，赏罚极为分明。对唐格拉尔，费尔南和维尔福这三个仇人的复仇，大仲马用浓墨泼洒，细笔描绘，把他写故事的本领发挥得淋漓尽致。最后，这三个人破产的破产，自杀的自杀，发疯的发疯，都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小说在报纸上断断续续地连载了一百三十六期，历时近一年半。《基督山伯爵》成了马赛人的骄傲。马赛城有了基督山街、爱德蒙·唐泰斯街；伊夫堡和基督山岛亦成了旅游胜地。
从一个简单的故事框架出发，写出一本洋洋洒洒一百多万字的小说，并且在一个多世纪来风靡无数的读者，始终有其经久不衰的魅力，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中的奥秘自然也是值得探索一番的。
首先，大仲马是编故事的高手，有着一套布局谋篇的高招。大仲马在构思整部小说时，先顺着情节发展的脉络，安排下一连串最精采、最打动读者的情节，作为整个故事的高潮。譬如说，下半部写基督山分别对三个仇人报仇的故事时，大仲马就极尽其设计情节的能事，把“戏”做足，使情节的展开高潮迭起，精采纷呈。对莫尔塞夫，大仲马特意把他发迹的背景放在希腊，这样，作者的那支生花妙笔就不仅能放手去写美丽的希腊姑娘海黛，去重彩渲染迷人的东方情调，而且也安下了海黛与莫尔塞夫当场对质的这个“眼”。对维尔福的复仇，沿着两条情节线展开，一条是维尔福夫人的一次次下毒，另一条是贝内代托在法庭上承认自己是维尔福的私生子。唐格拉尔银行的破产、女儿的出逃以及自己落进意大利强盗的手里，也都是一些扣人心弦的“眼”。
一部长篇小说中，有了节奏紧张，大起大落的高涨，也必然会有节奏相对舒缓，主要起交代情节，连缀故事作用的所谓“弄堂书”。这些段落，如果让读者走了神，整部小说也还是得砸。大仲马在这一点上很显功力，他或是安排悬念，设置伏笔，仍把读者的胃口吊足；或是大故事套小故事，从故事篓拣精采的小故事来连缀大故事的情节；或是笔端透出幽默风趣的韵致，让读者调剂一下情绪，不致感到沉闷。
此外，整部小说充满了浪漫的传奇色彩。罗马的狂欢节。基督山岛的地下宫殿，强盗万帕的洞穴，都写得色彩斑澜，各具特色，把全书的氛围烘托得美妙而壮观。大仲马在小说中还不时穿插一些典故传奇，奇闻轶事，异域风情和大海、岛屿的景色描写。所有这些，也许就构成了陀思耶夫斯基所说的：“大仲马情趣”吧。
说到人物性格的描写，恐怕很难说那是这部小说成功的重要原因。但整部小说中塑造了几十个人物形象，它们毕竟还是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的。随着情节的展开，每个人物形象还是都有其轨迹可寻，或者按黑格尔的说法，都是有其各异的“情志”的。我国读者在读大部头的外国文学作品时，有时会在看了好些篇幅以后还弄不清那些长长的人名，或者把它们混淆起来，在看 《基督山伯爵》时，恐怕是不会有这种感觉的。这或许也可以作为小说人物形象鲜明而各异的一个佐证吧。
这部小说中，大约有一半篇幅是对话。这在大仲马是很自然的，因为写剧本可以说是他的看家本领。他笔下的人物对话，或是充满激情，以澎湃的热情来感染读者，打动他们的心，或是充满机锋，简洁明快而又丝丝入扣。大段的独白可以长达几页、几十页，但看了不致叫人生厌；最简短的对话可以短到只有一两个字。但由于往往出现在要紧关头，所以仍显得独特而精采。
《基督山伯爵》问世后的第三年，大仲马又把小说改编成剧本在巴黎上演，第一晚从傍晚六点演到半夜，演到爱德蒙·唐泰斯越狱为止，第二晚演完全剧。大仲马笔下精采的对话，居然使这种马拉松式的演出紧紧地攫住了观众的心，让他们看得如痴如醉，毫无倦意。
大仲马凭他高超的写作技巧，写出了一个奇特新颖，引人入胜的报恩复仇的故事，让人读来回肠荡气，觉得痛快淋漓。高尔基称赞这部小说是“令人精神焕发的读物”。
大仲马生活和写作的时代，是法国文学史上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等人，都可以说是他的同时代人。如果要把大仲马跟这些我们熟悉的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巨匠作个比较的话，也许可以说，大仲马是最擅长编故事的，他的那些情节扣人心弦、充满传奇色彩的小说，就可读性和通俗性而言是无人可以比拟的。但若要说小说的文学价值，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恐怕大仲马就难以与他们抗衡了。
亚历山大·小仲马 （1824—1895）是法国著名十九世纪浪漫派作家。他的代表作有小说《茶花女》、戏剧《半上流社会》、《金钱问题》、《私生子》、《欧勃莱夫人的见解》、《阿尔丰斯先生》等。《茶花女》是他的成名作。
小仲马是大仲马的私生子，从小受社会歧视、侮辱，因而他的作品都针对社会问题，揭露时弊。他思想敏锐，观察问题深刻，他最好的剧本都带有自传性质。《茶花女》、《狄爱娜·德利斯》、《半上流社会》、《私生子》、《放荡的父亲》都建立在回忆的基础上面。毫无疑问的是，玛格丽塔·戈底叶、德昂什伯爵夫人以及所有出现在舞台上的戏剧人物，他们不是肖像，而是提炼出来的人，非常明确的典型。
小仲马的作品大都是以妇女、婚烟、家庭为题材，或描写在资产阶级腐朽风尚毒害下沦落的女性，或表现金钱势力对爱情婚姻的破坏，或谴责夫妻之间的不忠。
小仲马二十八岁写出《茶花女》，结果一举成名。《茶花女》主人公玛格丽特，出身贫苦家庭，因为找不到生活出路，被迫沦为妓女，并染上了肺病。由于她聪明美丽，受到巴黎贵族和富豪的垂青，因此，她的生活也曾相当豪华。但是，资产阶级只不过是把她当作玩物。玛格丽特的内心充满痛苦。一个偶然机会里，她认识了贵族青年阿芒，他同情她的遭遇，他们真诚相爱并搬到巴黎郊外别墅居住。但由于社会地位不同，阿芒的父亲出面干涉，因为在那个社会，娼妓的低贱地位将毁掉阿芒的前程。阿芒的父亲趁阿芒不在来到别墅，以威胁恐吓和苦苦哀求，使玛格丽特断绝与阿芒的来往，她违心地保证不再见阿芒，并给阿芒写了一封拒绝爱情的信。阿芒不明真相，以为玛格丽特忘恩负义，便狠狠地骂了她一通。玛格丽特经过这次精神折磨卧床不起，最后，悲惨地离开了人间。
小仲马在《茶花女》里，以细腻的笔触，深情的语言，抒写了作为一个人的妓女的思想和感情、希望和绝望，揭露和控诉了贵族资产阶级的腐朽和伪善。那些掌握权力和财富的贵族们其实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他们是杀害玛格丽特的刽子手。当然，由于作者历史的局限性，不可能为茶花女找到正确的出路。
欧美批判现实主义小说 （上）
心理描写巨匠
——司汤达和他的 《红与黑》
司汤达（1783—1842）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的作品详尽而深刻地揭露了十九世纪法国复辟时期复杂的阶级矛盾。艺术上注重人物心理的刻画，通过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揭示出时代的本质特征。他的创作奠定了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础，对欧洲文学有深远的影响。
司汤达幼年深受具有启蒙思想的外祖父的影响，培养了对启蒙思想的爱好和对文学的兴趣，他很小就阅读了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等人的作品，对卢梭尤为崇敬，把他视为“思想最高尚，才能最伟大的人物。”
司汤达生前文名寂寞，发表过《意大利绘画史》、《阿尔芒斯》、《巴马修道院》等多部作品。其中，成书于1831年的《红与黑》是司汤达最杰出的作品，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红与黑》可以说是一部“真实”的小说。司汤达以《司法公报》上刊登的一个家庭教师杀害女主人的社会新闻为情节基础，进行艺术加工和情节拓展，注入自己对复辟时期法国社会阶级矛盾的认识，创作了《红与黑》这部具有浓厚政治色彩和时代特征的小说。作品原名《于连》，后来改为富有象征意义的《红与黑》。
小说以于连的生活经历为主要线索，广泛描写了复辟时期的社会生活，清晰地勾勒出一幅复辟时期法国社会的生动画面。
主人公于连是维立叶小城一家锯本工场主的儿子。他意志坚强、精力充沛、聪明活跃，爱好读书，他崇拜卢梭，接受启蒙思想家的自由平等和无神论思想。在一位老军医的影响下，他也崇拜拿破仑，羡慕拿破仑时代的自由气氛和青年人凭自己的才干青云直上的社会环境。于连在家受到父兄的压制和苛待，在社会上又受到统治阶级的歧视，从小就具有强烈的平民反抗意识和要求改变命运的愿望，他选择了个人奋斗的道路。若是在大革命时代，他一定会穿上军服，从而出人头地，但在王朝复辟时期，这条道路被堵塞了，他看到神父能拿到三倍于拿破仑大将的收入，就穿上教会服，想借此而往上爬，他背熟了一部拉丁文《新约全书》和墨士德的《教皇传》，作为向上爬的敲门砖，戴上虚伪的面具来适应社会，口是心非，言不由衷，把自己真实感情深藏起来，崇拜拿破仑，却在人前诋毁拿破仑，不信神，却装出一副虔敬天主的样子。
到德·瑞那市长家当家庭教师是他踏入社会的第一步，也是他理想幻灭的开始。在市长家里，出于对市长的报复心里和尝试胆量的冒险心理，于连与市长夫人发生了暧昧关系。德·瑞那市长夫人是个三十岁的少妇，端庄秀美，心地善良，结婚后她一直过的是无爱情的生活，德·瑞那对妻子不存在真正的感情和关心。于连的出现唤醒了德·瑞那夫人沉睡已久的爱情，激发了她对粗鄙庸俗的丈夫的嫌恶。共同的命运与共同的渴望把她和于连联系在一起，在想互了解和同情的基础上产生了爱情。然而，他们的爱情终于败露，于连不得不离开市长家，被迫进入阴森冷酷的贝尚松神学院学习。神学院内部派系斗争激烈，于连虽然事事处处小心谨慎，还是卷进了教派斗争中去。他又随去职的彼拉院长来到巴黎，当了德·拉·木尔侯爵的私人秘书，由于他才干出众，又能审时度势，得到了侯爵的赏识，曾担负起去英国向某“要人”口传机密的重任。木尔侯爵的女儿玛特儿小姐不满平庸的贵族生活和周围的纨绔子弟，叹息当今是“一个退化而烦厌的世纪”，缅怀富于浪漫气息的中古时代，她看中了意志坚强，带有平民独特气质的于连，木尔侯爵起初对这桩爱情暴跳如雷，后来也无可奈何。于连获得了德·拉·伟业骑士称号、二万零六百法郎收入的庄园和法兰西陆军中尉的军衔，初步实现了他的个人野心。正当他踌躇满志之时，贵族阶级和封建教会狼狈为奸，威逼市长夫人写了揭发于连的告密信，木尔侯爵因此取消了他和玛特儿的婚约。于连在激怒之下赶到维立叶小城，向正在教堂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