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8期-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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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正所谓“难者不会，会者不难”，这些对我来说就跟说家常一样，易如反掌，因为我对满人的这套风俗习惯和历史沿革还是很熟悉的。所以工作量虽然很大，一部《清史稿》有48大本之多，但工作一直进行得很顺利，发现并改正了大量的错误，如《清史稿》中居然把宋朝人的、日本人的著作，甚至对数表都放了进去。经过点校，《清史稿》和其他各朝正史都有了准确、通行的本子。
　　《王钟翰学述》（王钟翰著，姚念慈等整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里，则有另外的记录，王钟翰说，有一回启功对他说：
　　五礼的吉、嘉、军、宾、凶中，我也许知道其中一小部分，哪能什么都知道呢？
　　启功还“感慨说”：
　　我们虽然从事清史研究有年，在某些方面也许多少有些一知半解，但就整个清朝一代300年全面来说，叫我们来干这项工作，是很不合适的，而我们实在也干不好。
　　记录这些话后，王钟翰又说“启兄所云，实是通人之论，我也深有同感。”
　　按王钟翰的记忆，启功负责《清史稿》的“志”的点校，则启功后来《启功口述历史》中所言（“我对满人的这套风俗习惯和历史沿革还是很熟悉的”）应是实话实说。如果王钟翰记忆无误、记录准确，那么，启先生前后对同一事的不同态度　（前者“谦卑”，后者“自信”）的变化，细加考究，也许是很有意思的，至少可以表明，在不同的年代里，启先生这样的曾被划作“右派”、“文革”中又被当成“准牛鬼蛇神”的老知识分子，其精神风貌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还有的事，启先生本人即有不同的记录。举一个例子。在辅仁大学时，有一次，启功作诗写溥心畲故居恭王府的海棠，有句云“胜游西府冠郊堙”（海棠常称西府海棠，“西府”是海棠的品种之一）。启功拿给陈垣校长看，另一位“同门”（柴德赓）也在。这位“同门”说“恭王府当时称西府呀？”《启功口述历史》里接下来说：
　　陈校长仍不说话，又用手朝他（引者按：指启功的那位同门柴德赓）一指，柴德赓马上意识到又出错了，脸都红了。但是启功在写于1980年6月的《夫子循循然善诱人》（载《《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三联书店1982年6月出版》一文里，却是这样写的：
　　……老师（引者按：指陈垣先生）笑着用手一指，然后说：“西府海棠啊！”这位“同门”说：“我想远了。”
　　这两处的记述就有比较大的差别，不知该以哪一处的记述为准？
　　像上述两条记录的差别，记录整理者也许该在书中加按语以作出解释。
　　从《启功口述历史》一书的编辑来看，也许还可以加一个附录，譬如启先生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上的《北京师范大学百年纪念私记》一文，就可以作为附录，可跟正文对照阅读。《启功口述历史》“院系调整”一节里，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北师大中文系有位教授“专赳李长之先生”：
　　……有一位教授，虽不是党员，但比党员还党员，成了当时的“理论大师”。他现淘换一些马列主义的词汇标签到处唬人……他的学问是很有功底的，也深通义理之学……他专魁李长之先生……
　　这段历史对过来人，当然很清楚，对其他人就未必了。《北京师范大学百年纪念私记》对这位教授则有指向更明确的表述：
　　当时中文系师生许多划为右派，只有刘盼遂先生读书多，记忆强，虽没划右派，但口才较拙，上课后在接着的评议会上，总是“反面教员”，谭丕谟同志最受尊敬，王汝弼先生常引马列主义，学生也无话可说，他在批判别人时常给他们加上一些字、词，被批的人照例无权开口……
　　再譬如，《北京师范大学百年纪念私记》里说，“文革”结束后，“原来的系主任还有时根据苏联专家留下的理论，说只要把书教好，不需要什么‘科研’。他带的硕士研究生不许做论文，而学校制度已然规定要通过论文。学生只得拿着论文请旁的老师为他看”。而在《启功口述历史》“院系调整”一节里，对这位“原来的系主任”则有指向更明确的表述：“师大初建时（引者按：指1952年前后院系调整时的北师大）任副系主任（引者按：当时仅一位系主任，一位副系主任）后来又担任过主任的那位教授”。
　　举这两个例子只是想说，把启先生以前写的有些文章，作为这部书的附录，恐怕也是有些意思的。
　　最后给这部书的整理工作，再提一个小小的意见。这部书，从头至尾，直到整理者赵仁硅教授写的《后记》，均无启先生口述时的时间和地点的明确准确的记录，只在《后记》里笼统提到一句“启先生在九十一岁高龄的时候……为我口述了他的经历”。这对于口述史学来讲，也许是不太够的吧。


陈琼芝和
　　新世纪版《鲁迅全集》很快就要问世了。它的编委之一陈琼芝，却在2005年　6月26日因癌症去世，没有能够等到新书的出版。
　　为了出好《鲁迅全集》，有不少人都出了力。陈琼芝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人。
　　我是因为参加《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才同她相识的。1980年2月，我从湖南人民出版社借调来京。她是从延边大学借调来的，比我早几天到京。那时，从外地借调来京参加这一工作的，还有东北师范大学的蒋锡金先生，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包子衍兄，华东师范大学的郭豫适兄和陈子善兄，上海大学王自立兄，厦门大学的应锦襄大姐和庄钟庆兄以及苏州大学的徐斯年兄等许多人。我们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林辰先生，以及陈早春、张伯海、李文兵、何启治、王永昌、殷维汉诸兄，还有赵琼大姐，在鲁迅著作编辑室主任王仰晨兄的带领之下，一同工作：开会讨论每一条注释，上图书馆和报库查找资料……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的。借调人员的住宿和吃饭都在社里。每天午餐，食堂里坐得满满的，晚餐呢，本社的同人都回家了，食堂里只有这些借调人员就餐。这样，就给了我们不少接触交谈的机会。
　　我被借调来京，我想是因为事实上我早已在参加这一工作了。我出版过一本《鲁迅传略》，后来又把《鲁迅全集补注举例》的稿本寄给冯雪峰先生看过。冯雪峰先生和孙用先生就把我介绍给王仰晨兄。那时，鲁编室正在着手准备新的《鲁迅全集》（十六卷本），他们很认真，鲁迅的每一个单行的集子，都先出一个“征求意见本”，深红色的封面，我们习惯地叫它做“红皮本”。不知道这红皮本每种印了多少，发送给哪些人。我是每种都收到了的，也给每本都写了意见。这样，他们才决定借调我来京的吧。
　　琼芝参与这事却比我早，也比我深。我是开始于给“红皮本”提意见，她却是参加了“红皮本”的制作的。《二心集》的“征求意见本”，书上注明：“本书注释者：吉林省开山屯化纤浆厂工人理论组、延边大学中文系”。在延大中文系，承担这一工作的，主要是琼芝和她的学生章新民。动手之前，他们先到北京等地作了些调查和访问，访问了冯雪峰、冯乃超等好些有关人物，还把收集到的材料编印了一本《二心集研究资料》。至于工人理论组云云，则是那时的风尚，每一本“红皮本”上，都标有一个工农兵理论组，置于某大学中文系之前，以显出工农兵管上层建筑的权威。注释这事，专业性很强，学养稍差的人就不易做好。这些工人理论组微的，我想大约只是“路线把关”，保证所有注释都符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所以在各本“红皮本”的许多注释中，都大讲什么“儒法斗争”之类。特别是每一篇的“题解”，更把鲁迅说成是一位路线觉悟非常高的作家。
　　应该庆幸的是，等到我们着手编发书稿的时候，上面已经决定不以“红皮本”为工作的基础了，另外准备了一种打印本作为工作底本。“题解”这一项取消了，注释也增加了一些具体的材料，减少了一些评论性的字句，工人理论组的贡献保留下来的不多了，大体上也就是后来读者在1981年版中看到的那个样子了吧。
　　我是担任第六卷的责任编辑。琼芝担任的是第七卷的责任编辑，包括《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这两个集子。那时每一卷有一个定稿小组，几卷同时分头进行。我不了解第七卷定稿小组的工作情况，但是从最后的成品来看，恐怕谁都承认，比起第一个注释本（1956年至1958年出的十卷本）来，在注释方面以第七卷的进步最大。举一个最极端的例子，《集外集》附录《（奔流》编校后记》十二篇，十卷本只作了十二条注，分别注明本篇见于某月某日出版的《奔流》某期，十二条注文共占篇幅一面，涉及文章内容的实质性注释是一条也没有。而1981年版的十六卷本呢，本篇作注174条，注文共约一万七千字，约占篇幅十八面。当然，这一进步首先是定稿小组的功劳，出版社准备的工作底本有一个较好的基础。其中也少不了担任责任编辑的琼芝的—份劳绩，至少，她的工作量就比前面的那一位大得多了嘛。
　　第七卷按预定计划发稿之后，王仰晨兄又给琼芝追加了一项任务，请她编《全集》的索引，即第十六卷。现在有电脑检索，做索引是很容易了。那时可没有用电脑。琼芝先要将资料抄在卡片上，再一张张来编排。这件工作必须在前面十五卷最后付印的清校出齐了之后才能开始做，却又必须和前面的十五卷一起开印，一起出书，时间是很紧的。琼芝以她过人的细心和责任心完成了这一工作。这索引至今我还常常在用，给我便利不少。在多年的使用中，我只遇到了它的一处错误。
　　这部十六卷本的《全集》，在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的前夕出版了，在学术界颇获好评，荣获首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我们参加过这一工作的人都很高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又渐渐感到这个版本还有所不足了。在1981年之后，陆续出现了鲁迅的一些佚文佚信，出现了一些相关史料，更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新的研究成果。学术界认为编印一部新的《鲁迅全集》的条件已经成熟，完全可以出一部比　1981年版收文更完备，校勘更谨严，注释更精当的新版本了。琼芝和我，也都是这个看法。因此，我们也应邀参加浙江编印《鲁迅全集》的活动了。出版管理部门没有批准这个选题，于是缩小范围，改出《新版鲁迅杂文集》。
　　琼芝为浙江版《新版鲁迅杂文集》做的是《三闲集》和《二心集》这两本。她做得很用心。在校勘和注释这两个方面，都取得了比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更好的成绩。像注释《“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提到的藏原惟人的时候，她是写信给日本东京大东文化大学的横崛豁教授（她的大学同学），才查问到其生卒年的。举此一例，也可见她的认真了。
　　后来新闻出版总署决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着手出版修订新版《鲁迅全集》，并成立了以石宗源署长为主任的鲁迅全集修订工作委员会，和以聂震宁社长为主任的编辑委员会。琼芝和我都被安排为编委，出席了2001年6月在八大处宣传干部培训中心开的第一次大会。分配具体任务的时候，我还是承担了第六卷的校注工作。曾经希望琼芝也分担一些工作，但是这时她已经发现癌症，正在治疗，因此就算了。她对我说，她给浙江做的那两本花了不少心血，其中有些成果是新版《全集》应该采用的。当她收到浙江寄来的样书之后，即提出赠送一部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参考。具体主持新版《全集》编注工作的李文兵兄也想早点看到浙江出的这本书，有一天打电话给她，说要去取这书，她正好要出门去医院，当即约定，她把书带到医院去，由我陪着社里的侯群雄兄去医院找她，把书取来。
　　我不知道即将出版的新版《全集》中究竟采用了多少琼芝的校注成果，这要等书出了之后才能看到。有几条我想必会完全采用的。例如《三闲集》有广篇《皇汉医学》，从最初的单行本起，一直到后来的历次《全集》，标题都是用的双引号，琼芝将它改为书名号。这是篇书评，这里当然以用书名号为是。文中提到“合信氏医书”，各版《全集》对此均未加注释，琼芝注道：
　　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今译为本杰明·霍布森，英国
　　伦敦会传教医师，一八三九年来华，先后在澳门、香港、上海等地行医。曾撰
　　写关于解剖、内外科和接生方面的书籍多种。
　　正文在这里接着还有一句按语“（案：益指《全体新论》等五种）”，以前的各版《全集》都没有“等五种”三字，这三个字是琼芝根据鲁迅1929年10月22日致江绍原信中所说意见添上的。
　　《三闲集——书籍和财色》一文，十六卷本注张竞生和“第三种水”，是这样的：
　　张竞生　广东饶平人，法国巴黎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北京大学教授。著有《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等。一九二六年起在上海编辑《新文化》月刊，一九二七年开设美的书店（不久即被封闭），宣传色情文化。“第三种水”指女性性生活中的分泌物。张在所编《性史》一书中曾论及“第三种水”。
　　琼芝的注文是这样：
　　张竞生（1888～1970）原名公宝，广东饶平人，哲学家、性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曾留学法国，获巴黎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开设西方哲学史、性心理学等课程。著有《美的人生观》、《记忆与意识》、《第三种水》等，编辑有《性史》第一辑，是我国提倡性教育和节制生育的先驱之一。“第三种水”是他首先使用的一个术语，指女性在性高潮中的分泌物。顺便说一句：1981年版应该是可以注出张竟生的生卒年的，可是没有注。
　　《二心集》里的《译本序》，中有一句：“这书所注的本子，是日本外村史郎的译本。在先已有林柏先生的翻译”（十六卷本第四卷第264页）。这以前的两种《全集》也都是这样印的。对于林柏其人和他的这个译本的情况都未作注释。琼芝据《二心集》的初版本将“林柏”改为？林柏修”，并加注：
　　林柏修应作林伯修（1889～1961），原名杜国库，又名杜守素，广东澄海人。哲学家。早年留学日本，后参加左翼文化运动，任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机关刊物《中国文化》主编。翻译有普列汉诺夫《艺术论》、《史的一元论》，著有《先秦诸子思想》等。
　　这条新加的注文，不足之处是没有注明他的这个译本的版本情况。重病使她没有精力去查找这本书了。李文兵兄决心写好这条注释，终于在国家图书馆找到了这本书，因此在注文里对于它的版本情况作出了确切的说明。而且发现：书上的译者署名就是“林柏”，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全集》改用林柏这个署名了。可见写出一条好的注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像新版增加的这条注文，就是经过陈琼芝和李文兵两位的努力才完成的。
　　可以预料，即将出版的十八卷本《鲁迅全集》，比原有的各版都将有一个很大的进步。作为编委之一的陈琼芝虽说没有分担具体的工作，她还是以独特的方式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两年前，当郭永玉博士把他的将近六十万字的有关人格心理学的博士后出站报告